康德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是其三大批判著作，也是其全部哲学著述中意义最为特殊和重大的巨著。正是这部巨著开始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哲学革命，改变了整个西方哲学前进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整个批判哲学体系以及往后的全部哲学研究工作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也正是这部巨著，成了康德哲学对后世直到当代西方哲学方方面面的经久不衰的深刻影响的最本原的源泉。人们常说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源泉”①，是“认识论和形
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②，人们在这样说时，心目中首先想到的和所指的毫无疑问就是康德的这部巨著。因此，英国的著名康德哲学专家、《纯粹理性批判》第四个英译本③的译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一书的作者康蒲·斯密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十分正确地宣称：“《纯粹理性批判》是哲学史中转折点上的一部经典著作”④
《纯粹理性批判》的完成不是一朝一夕，甚或三年五载之功。它是康德从1770年起长达11年之久的潜心研究、上下求索、反复尝试、千锤百炼和呕心沥血的成果。它初版于1781年，再版于1787年，第二版对第一版的某些部分做了重大的修改，甚至重写。后世研究康德哲学的学者，有的推崇和强调第一版，有的推崇和强调第二版，但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都一致同意必须把两个版本结合起来研究，不可有所偏废。所以，后来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单行本，无论是德文本或其他文字的译本，一般都是把两版的异文全部包含在内的合刊本，并在栏外注明版次和页次——以A代表第一版，以B代表第二版，A、B之后的数字则指该原版的页码。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贯彻始终的根本指导思想或一条主线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由此可见，《纯粹理性批判》的使命是为真正的、作为科学的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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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② ②施太格谬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页。
③迄今有五个《纯粹理性批判》的英语全译本，它们依次是：F．Hay-wood本(1838年)；J．M．D．Meikle John本(1855年)；Max Mtfller本(1881年)；N．K．Smith本(1929年)；W．S．Pluhar本(1996年)。
④ 康蒲·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第2页
上学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而这样性质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属于一般形而上学，但本身并不就是形而上学，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入门”、“初阶”或“导论”。由于康德把只涉及知识的先天要素即先天的知识形式而不涉及对象的一切知识都称为先验的知识，所以他认为“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一种研究应称为“先验的批判”。①这种先验的批判属于先验哲学，“它是先验哲学的完备的理念，但还不就是这种先验哲学本身。”②
《纯粹理性批判》全书除了序言和一个总的导言外，分为“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前者占全书约4／5的篇幅，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讨论人类认识能力中的先天要素；后者讨论在这些先天要素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形式条件。人类认识能力由作为接受性的直观能力的感性和作为自发性的思维能力的理性这样两类原则上不同而又彼此联系的认识能力构成，因而“先验要素论”就区分为讨论感性的先天要素的“先验感性论”和讨论(广义的)理性的先天要素的“先验逻辑”。由于人类的思维能力有知性、判断力和(狭义的)理性这样三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联结的环节，因而“先验逻辑”就区分为讨论知性和判断力的先天要素的“先验分析论”(“真理的逻辑”)——其中讨论知性的先天概念(范畴)的称为“概念分析论”，讨论判断力的法规即知性的先天原理的称为“原理分析论”——和讨论理性的先验理念和先验幻相的“先验辩证论”(“幻相的逻辑”)。
第一版序主要阐明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确定一般形而上学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和规定其源流、范围和界限。第二版序主要阐明对理性进行批判所遵循的“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这一“哥白尼式变革”原理的来源、内容和意义。
导言提出了全书的总纲：纯粹理性批判的总任务是要解决“先天综合判断”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而又扩展了知识内容的真正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并将这个总问题分解为如下四个依次回答的问题：数学知识如何可能?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倾向如何可能?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
先验感性论阐明，只有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能力(接受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去整理由自在之物刺激感官而引起的感觉材料，才能获得确定的感性知识，空间和时间的先天直观形式是数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和条件。
先验逻辑的导言阐明感性必须与知性结合，直观必须与思维结合，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即自然科学知识，因而必须有一门不同于形式逻辑的先验逻辑来探讨知性的结构及其运用于经验对象时的各种原理，包括这种运用的限度。先验逻辑立足于知识与对象的关系，即知识的内容，而不是单纯的思维形式，这标志着辩证逻辑在近代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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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12即B26
② A14即B28。
先验分析论(真理的逻辑)中阐明了知性的先天概念和先天原理是自然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根据和条件。在概念分析论中，通过对知性在判断中的逻辑机能(形式逻辑中一般判断形式的分类)的分析，康德发现了知性的十二个(对)先天的纯粹概念即范畴；通过对范畴的“先验演绎”则阐明了，知性从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出发，运用范畴去综合感性提供的经验材料，这是一切可’能的经验和经验对象之所以可能的条件，从而证明了范畴在经验即现象的范畴内的普遍必然的有效性。原理分析论主要阐明了知性指导判断力把范畴运用于现象的法规：判断力是用普遍(规则)去统摄特殊(事例)的能力；范畴运用于现象必须以时间图型为中介；通过时间图型把先天感性要素统摄于范畴之下所产生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知性的先天原理，亦即判断力的法规。依照范畴表，．知性先天原理的体系由“直观的公理”、“知觉的预测”、“经验的类比”和“一般经验思维的公设”所构成，而经验的类比中的“实体的持存性原理”、“按照因果律的时间相继的原理”和“按照交互作用律(在空间中)并存的原理”是作为自然科学的最根本的基础的三条最普遍的原理，也就是自然界(作为现象)的三条最普遍的规律。知性的先天原理只是对现象有效，对超越现象的自在之物或本体则无效，严格划分可知的现象和可思而不可知的本体的界限是“纯粹理性批判”的最根本的要求。
先验辩证论(幻相的逻辑)主要阐明了理性不可避免地要超越现象去认识超验的本体，由此产生的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些先验的幻相，而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康德在这部分的导言中指出，理性这种推理的能力由于要从有条件者出发通过推论去认识无条件者，这种自然倾向就成了先验幻相的来源和所在地，即它把由于推论的主观需要而产生的有关无条件者的概念看作了有客观实在的对象与之相应的实体概念了。先验的理念就是理性关于这类无条件者(如灵魂、世界整体和上帝)的概念，这样三个先验的理念起着一种为知识的经验认识提供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以引导其不断前进、并达到越来越大的统一的调节性(范导性)的作用。纯粹理性的辩证推论就是理性力图运用只对经验、现象有效的范畴来认识上述三个无条件者即超验对象的推论，这样的推论相应地有三种：关于灵魂作了含有“四名词”错误的“谬误推理”，关于世界整体陷人了由两组截然相反的判断彼此对立冲突的“二律背反”，关于上帝则推出了一些无客观实在性的“先验理想”。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属于先验幻相的假知识而已。
先验方法论首先阐明，纯粹理性的经验使用虽然有正确使用的法规(知性的先天原理)，但其理论的(思辨的、先验的)使用却投有法规可言，因而必须对其先验使用的方法(从定义出发的独断论方法、从正反两方争辩并互相证伪的怀疑论方法、还有假设和让明的方法等四个方面)加以“训练”，确立一些“消极的”规则，以限制纯粹理陛扩充到可能经验之外的倾向，从而为建立一种有关经验或现象的“内在的’’自然形而上学准备了方法论的原则。其次阐明，与纯粹理性的理论的使用相反，其实践的使用则是有正确使用的法规的，这就是道德法则；那些理论理性所不能认识的超验的对象如自由意志、灵魂不朽和上帝，可以成为实践理性所追求的对象，因而对它们有“实践的知识”，即信念或信仰，这就为人类道德生活和幸福的和谐统一从而达到“至善”提供了前提，这就说明一种超验的道德形而上学是可能的。此外，康德还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出发，说明了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的总体构成(以“批判”为导论，以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为主体)，特别是自然形而上学的总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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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理性批判》在国内已有四个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仁源本，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后由商务印书馆续印)的蓝公武本，1983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本，1991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卓民本。胡译本是康德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白有其意义和作用。但这个本子只包括1787年第二版的内容，缺少第二版中删去了的1781年第一版的内容；且由于对康德的哲学术语和概念缺乏深入切实的理解，译文在不少地方欠准确；译文表述上虽然用的是当时的白话文，但也已陈旧而不合现代汉语的习惯。蓝译本译于1933年一1935年，直到1957年才刊行，自那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它是中国大陆惟一正式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全译本，流传颇广，不少对康德哲学有兴趣的人都是通过这个译本来了解这部著作的主要思想及其全貌的。但这个译本的最重要的缺陷就是译文用的是文言文，这是现代读者一般难以接受的，使用起来也极为不便。牟译本的译者评注是一大特色，但译文所使用的近乎半文半白的文字和对康德哲学术语的个人色彩较浓的译法也偏离了一般读者(特别是大陆读者)的习惯。韦译本的初稿于1962年译出，直到1991年才经曹方久教授等人校订整理 出版。这个本子是用现代汉语译出的，对康德的某些术语、概念虽有译者异于通常的译法，但仍明白易懂，所加注释也有益于增进理解，从而使康德这部艰深难读的著作对于中国读者初次有了可读性，这是我国康德译事中明显的进展。但是，包括韦译本在内的所有这些译本的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它们都不是从德文原本而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最多仅以德文版本作参考，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英译本的限制，难以摆脱英译本的种种缺陷，如行文与德文原本 出入较大，错漏较多，译意不明确和欠准确，甚或与德文的原意相 左之处也不鲜见。显然，从英译本转译而来的译本很难令有志于 进一步学习和了解康德哲学的中国读者们满意，更不用说满足对 康德这部巨著作深入研究的人的迫切需要了。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译本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五个中译本，它不同于前面四个译本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从德文原本直接移译过来的。这个译本从最初的尝试到最终的脱稿经历了差不多近十年的时间。
1993年到1995年，我和邓晓芒教授计划共同撰写一部逐章逐节解说康德这部巨著的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①。这样性质的著作不可避免地要有大量的原文引述。鉴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现有几个中译本的情况，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引文均须从德文原本重新译出”。这个决定是有基础的，因为负资提供《指要》初稿的邓晓芒当时已经翻译出版了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两部著作，具有这方面的翻译经验。尽管这样，重译引文的决定仍然大大增加了我们撰写《指要》一书的工作量。不过，这个最初的尝试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从德文原本译出《纯粹理性批判》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加真切地领会到了翻译康德此书的那些冗长、复杂、晦涩难懂的文句的困难和艰辛，但同时也增强了我们有朝一日能够把这部巨著较忠实地翻译出来的信心和信念。
这样的机会不久就降临了。1997年初，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女士约请我们编写一个“康德读本”，在确定这个读本的内容为康德三大批判著作的选本后，我们决定所选部分全部从德文原本重新译出。当时的想法是：“对于康德三大批判著作译本的现状，学术界和青年学子们都深感遗憾。如果这个选本仍1日利用现有的译本，那是绝对不会有丝毫改善的。因此，我们决心走一条费力的、可以说是自找苦吃的道路，要求这本书的全部译文都根据德文原著重新译过来。”经过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部直接从德文原本译出的40万字的《康德三大批判精粹》②，其中《纯粹理性批判》部分占了全书的约1／2篇幅。
《精粹》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它立刻为一些高校指定为研究生的教材。许多青年研究者和学术界老专家都迫切希望我们能在《精粹》的基础上译出三大批判的全本，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全译本。一位西方哲学专家在得到《精粹》后随即在来信中向我们提出了“一点想法”，颇具代表性：“对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这一极其重要的经典著作，迄今我国尚无从德文原文翻译过来的全译本……现在二位先生既然已经精译了约一半多，何不乘胜前进，将它全译出来，以填补此项空白而满足我国学界之迫切需要! 这无疑将是一项里程碑意义的更伟大的历史贡献，此乃后学们衷心仰求于二位先生者。”另一位专家也在《读书》上发表评论说：“两位作者既已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完成了一部《精粹》选本，曷不再接再厉，提供给读者三部完整的批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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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杨祖陶、邓晓芒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初版，人民出版社2002年再版。
②《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芒编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
版。上述引文见“编译者导言”第32页。
③见《读书》，2003年第3期，何兆武文：《重读康德》
学术界同仁对于得到从德文原本直接译出的《纯粹理性批判》全译本的这种渴望，对于我们的这种厚望和信赖，我们能够无动于衷而淡然置之吗?何况通译康德三大批判著作实在也是我们长久以来的心愿，甚至是多年来我们视为不可推卸而应勉力承担的一种职责。我们的想法得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样，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不惜投入更大的精力和更多的时间，连续奋战，力求尽快地完成这一巨大的系统工程。自《精粹》交稿后，又经过三年的努力，现在终于胜利在望了。在这期间，我们先送出了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的译稿①，目前《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的译稿也都脱稿，相信不久就可以全部与广大读者和学术界同仁见面了。此时此刻涌上我们心头的，可以说是一种比《精粹》交稿时更为巨大更为深沉的“完成了应负的一项使命的愉悦感”!
三大批判著作的译稿，无论是其选本(《精粹》)，还是三个全译本，都来之不易。它们的完成首先要归功于译者邓晓芒译出的初稿和最后的订正定稿。他是在电脑中译出初稿的，要在电脑中以这样的速度直接从德文原本译出三大批判著作的初稿，没有对康德哲学的深厚理解，没有娴熟地掌握德语，没有精通现代汉语表达功能的功夫，没有沉下心来为学术而学术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是无从谈起的。每当我接到初译稿的样稿时，我都为能如此直白地译出难懂难译的康德式文句，仿佛是(借用一位评论者的话)康德在用现代汉语道白自己的哲学思想似的，而感到一种异常的惊喜和慰藉，赞叹有加。但是，由于一种挥之不去的对康德、对学术、对读者也对译者负责的心态，我又不得不根据德文原本，参考不止一种英译本(特别在校订《纯粹理性批判》译稿时是如此)和中译本，再三推敲，用铅笔(这原是为了便于译者对校者的意见作取舍或变通)对初稿进行了逐一仔细的校订，以致(诚如译者在《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序”中所言)“在初稿上用极小的字体校改得密密麻麻，几乎要把原文都淹没不见了”。每当我把校订完的译稿交给译者时，我都感到有一种内心的不安，我真不知道他在电脑中将如何根据校订的样稿进行最后的订正和定稿，留给他的显然不是一件轻松自如的工作，做起来也许比他直接翻译起来还更加不易。这时我也出现过下次再不这么挑剔的念头或决心。可是当我执笔校订新的初译稿时，却又鬼使神差地一头栽了进去，什么念头和决心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仍是“积习难返”，以致结果依然如故。在这么多年的合作过程中，我的这些彼此矛盾的心态就这样周而复始地交替着。现在，面对即将全部竣工的庞大工程，无论我怎样高兴、兴奋乃至激动，我都无法去掉心里由于过分执着而加给译者以过分负担的那份歉意。最后还要说明的是，为每一部批判著作编制词汇译名索引和人名索引的繁重工作，也是由译者单独一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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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
这部《纯粹理性批判》的翻译所依据的主要是德文《哲学丛书》第37a卷，Raymund Schmidt编，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汉堡1956年版，1976年重印(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Hrsg．yon Ray—mund Schmidt，Verlag yon Felix Meiner，Hamburg 1956，Nachdmck1976)，这个本子所收录的各家各派知名康德专家的大量校订意见对研究和理解康德此书大有帮助。此外还参照了普鲁士科学院版《康德著作集》第3、4卷，柏林1968年版，及《康德全集》著作部分，第3、4卷，柏林1911年版(Kants Werke，Akademie T,extausgabeⅢ．1V，Berlin，1968；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Hrsg．von derKoniglich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and Ⅲ．IV．Berlin，1911)；《哲学丛书》第37卷，Theodor Valentiner编，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莱比锡1919年版(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Hrsg．von Theodor Valentiner，Verlag von Felix Meiner，Leipzig~1919)；英译本参考了康蒲·斯密本(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1ated by Norman Kemp Smith，收入《西学经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校译所依据的主要是阿底克斯编注的《纯粹理性批判》(Immanuel Kants 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mit einer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Hrsg．Dr．Erich Adickes，Mayer&Mulller,Berlin，1889) ； 还参考了米勒的英译本修订第2版 ( Immanuel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s．F．Max Maller．2d．revised ed．Macmillan，New York，1924)，和普鲁哈尔的最新英译本(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s．Werner S．Pluhar，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e ?Indianapolis／Cambridge，1996)。此外，在翻译和校订过程中还参考了蓝公武和韦卓民两位先生的中译本，得益于这两个译本、尤其是韦译本处甚多，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康德的著作，特别是《纯粹理性批判》以文字晦涩、语句复杂、概念歧义繁多著称，我们的译文也受到我们的德语水平和对原著义理的理解水平的限制，疏漏、不当甚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一切方式的批评和指正，以便改进。
杨祖陶
2003年6月于珞珈山
原载（德）康德 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纯粹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