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的周年，一个最容易与“记忆”相连的日子。后人的“纪念活动”，往往撷取被纪念者的一些部分而“发扬”之，其实也多少修改了历史记忆。然而记忆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惟多在无意有意之间而已。“五四”周年从来纪念不断，有人甚至以为纪念对象已被“放大”太多，有人则觉得“五四”精神并未被真正理解，大约也都各有所本，各见其所见。与“五四”相关的人物，亦多有类似命运，被想念、遗忘；赞颂、责骂；仰慕、厌弃；享受不同待遇，而其所凭藉的本相，反可能迷离恍惚，有时或也不过是捕风捉影的“摹拟”。胡适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90年前，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所谓梦想，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西哲和中国先秦诸子的长处，就在敢于作乌托邦式的理想。实际上，“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很多人早年的乌托邦式理想，后来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对于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的胡适来说，他也一辈子都在“梦想作大事业”，并且的确做到了。
至少从留学时代开始，胡适梦寐以求的就是为祖国造新文明，后来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表述为“再造文明”（包括物质与精神），此即他毕生一以贯之的志业。胡适希望“折衷新旧，贯通东西”，对内实行半自由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新型计划政治，以解决社会民生的基本问题；复因内政的改良而使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进而解决对外问题，达到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最后通过“物质上的满意使人生观改变一新”，将中国建成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这一大目标，到他撒手仙去之时，恐怕自己也不会相信是很成功的。
不过，胡适常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诩。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当年的开风气之功，已足名留青史；其实际的成就，也有目共睹。以他爱引的那句话“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来说，自从胡适回到中国，这“不同”是明显而实在的。
从长远看，胡适最持久的成绩或在于大力提倡和推动我们今日正在使用的白话文。在可预见到的将来，白话文大概也不会被取代。书写和口语的差异，或使当代人的沟通产生困难；变动不大的文言，却能弥合异代间的鸿沟。文言被迫淡出书写领域的功过，也许还要较长时段的检验才更清晰。但无论如何，以白话“统一”书写和口语，可说是近于“书同文”的“三代以下一大举动”了。
而胡适更多的遗存，似乎还是在当下的推动，不论思想还是学术，政治还是文化。
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时，连老辈梁启超也追随参与，并与胡适竞开国学书目。吴稚晖则以为，胡适基本是个纯粹的“文章士”，而梁启超还可能有事功方面的贡献，故明确指出，国学书目一类事“止许胡适之做，不许梁卓如做”。吴氏公开讽劝梁启超放弃整理国故，而致力于提高中国的物质文明。虽然他的实际指谓，仍只是希望梁启超多说与“造机关枪”相关的话，最多也不过“议政”而已。
但吴稚晖因此提出了一个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却有些意思。他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吴氏显然同意立功胜于立言的传统观念，主要从事功一面看人物的历史地位，并似将事功定义为参与和影响实际政治。不过，如果把事功的界定放宽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在“苏文熟，吃羊肉”的时段，东坡的社会影响虽表现为诗文，又何止于诗文。
基本上，在皇帝也希望作之君作之师的时代，士人想要立功立言兼具，是很自然的。这样的思路显然一直传承到民初，胡适在留学时“讲学复议政”的愿望，就是一个明确的表述。从个人的自定位和世人的期许看，胡适未必仅是吴稚晖眼中的“文章士”，大概是个介于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人物。他那震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建立起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一个全新的典范”。而该书开风气的作用还不止于中国，罗素就认为其英文本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
然而此书出版不过数年，在多数人还在追摹仿效之时，对西学有了较深认识的傅斯年已很直率地做出了与他人不同的判断，他对胡适说：“先生这一部书，在一时刺动的效力上论，自是大不能比的；而在这书本身的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先生的小说评居先。何以呢？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已经有不少汉学家的工作者在先，不为空前；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损益之处，更难得绝后。”这话很多人未必同意，但傅先生所谓“一时刺动的效力”超过其“长久价值”，大致也说?了这本书树典范开风气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52年说：“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似乎他也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他接着说：“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在东摸摸，西摸摸。”到1958年更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今天我几乎是六十六岁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件憾事！”这样一种对自己专业认同的含糊，或暗示着在具体专业特别是哲学史方面贡献不是特别大，然而其涉猎的广博，却又少有人能及。
从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的全面批判看，他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领域。自他“暴得大名”以后，几十年间“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发挥、商榷、批评或反对，在众多领域里，亦如余先生所说，“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然而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呢？我想，有没有他的哲学史、文学史和小说研究等“诗文集”固然大见轻重，即使没有这些，胡适仍然是那个“胡适”。
胡适一生不忘作一个觇国之士，终其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认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故反对“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不仅在北洋时期鼓吹“好人政治”，也曾试图以其具有特定含义的“中国文艺复兴”包容新当权的国民党，长期徘徊于诤友和诤臣之间。尽管其事功远不及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心态上却相当接近他们。他那“为国人导师”的自定位及其始终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使他常能从大处着眼；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时代的声音，说出时人想说而未曾出口的话，故能对社会产生“一时刺动的效力”，实际也就创造了历史。
或可以说，胡适既因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开了风气，又因种种原因与时代疏离。不过，他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他给“中国文艺复兴”下的定义，即“一种自觉的尝试”。就像他在《尝试歌》所说的：“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使如此已无愧。”他毕竟已经实践了其“实验的精神”，何况还有那么多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成功！
可惜这位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的思想家，虽然最希望为人理解，恰又最不容易理解。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别人选的《胡适文选》后说：“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选他文章的人当然是愿意并认真读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适看来，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与读者的关系到老也还是隔膜的。
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胡适的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说，胡适“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他论学论政的文章讲话，是在对中外老少新旧各种人“说法”，但别人却未必知道他具体的言论是对哪一具体的听众说法。由于收发者心态不是同时，视点不相接近，则说者自说自话，听者各取所爱，就发展成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了。
与晚年的胡适过从较多的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说话“有高度技巧”，在此范围内，他又是“有啥说啥”。这是他积多年与胡适接触经验的甘苦之言。正因为如此，对胡适所说的话就不能全从字面看，而必须仔细分析，才可以从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说啥”的真意。
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
研究人物者自然都想还原其本相，但究竟何为本相或真相，其实不太说得清楚。有的研究者自信甚强，以为通过所谓“科学”的研究可以了解研究对象到超过其本人的程度。对此我实在有些存疑，盖不论什么外在内在的因素增添了身在山中而不识真面目的可能，每个人大概还是自己最了解本人。正因为了解自我，所以或有不欲人知的主观努力（或谓掩盖），研究者能从其立身行事之中探索到一些其不欲人知的部分，已甚难得；进而能对研究对象有所谓“同情之了解”，尤大不易。若云认识其人超过本人，多少恐有些“以不知为不有”的倾向，或不过凸显研究者的大胆敢言而已。
进而言之，对历史人物“真相”的把握捕捉，还有一个“形似”还是“神似”的问题。两者之中，后者更难，即王安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也。然而不论“形似”还是“神似”，都仅到“似”的程度；能似，就不简单。对史学来说，很多时候重建出的人物究竟是否“似”尚难以判断，遑论所谓“真”。在这一前提下，或不妨尝试先寻求呈现历史?物的丰富面相，即尽量重建传主“已确立形象”之余的部分；若能于固定的典型“象征”之外，“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以“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写实亦兼写意，重构出传主人生经历的丰富，说不定反能因此而趋向于接近其“本相”。
闻一多在写杜甫时曾说：
数千年来的祖宗，我们听见过他们的名字；他们生平的梗概，我们仿佛也知道一点；但是他们的容貌、声音，他们的性情、思想，他们心灵中的种种隐秘——欢乐和悲哀，神圣的企望，庄严的愤慨，以及可笑亦复可爱的弱点或怪癖……我们全是茫然。我们要追念，追念的对象在哪里？要仰慕，仰慕的目标是什么？要崇拜，向谁施礼？
由于“看不见祖宗的肖像，便将梦魂中迷离恍惚的，捕风捉影，摹拟出来，聊当瞻拜的对象——那也是没有办法的慰情的办法”。所以，他所描绘的诗人杜甫，虽不敢说“这是真正的杜甫”，却可以说是他“个人想像中的‘诗圣’”。
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一方面，往昔的追忆需要一个可知可见的具象，否则难以寄托；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仰慕和崇拜的凭藉其实只是一个想像的摹拟物。中国古人对此有很深入的思考，所以不重偶像（此用其本义），而多以牌位表出，是很典型的“写意”。但后来终抵挡不住人情的需索（或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渐出现画像雕塑一类“写实”之物，现已基本取牌位而代之了。然而恰因“写实”物品多系晚出，反蕴涵着较多的想像，未必就比“写意”的牌位更接近实在。
有时候，“写实”之物甚至真如闻先生所说，不过是捕捉梦魂中迷离恍惚的影子而已。《梦溪笔谈》曾记唐明皇梦钟馗捉鬼而命画工吴道子图之，道子“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居然极肖明皇梦中所见，“上大悦，劳之百金”。这就是一个捕捉梦中之影的“实例”，其作品究竟算是“写实”还是“写意”，还真需要费心斟酌。惟梦不易说，说即难免痴人之讥。偏向科学者如胡适，就以为做梦都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则明皇所谓“卿与朕同梦”，或其作底子的“生活经验”相近乎？
今日科技的力量给史家以极大的帮助，胡适的容貌、声音都有记录而可亲近，但是他的性情、思想和“心灵中的种种隐秘”，仍不能不遵循论世知人的取径，据史料和想像以重建。
胡适处在一个新旧中西杂处交错的时代，他自己也是一个由传统的士蜕变出的现代知识分子。而且他身上还有“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同时存在。在小至家庭爱情和大至民族国家走向这样一些问题上，究竟是取中国的还是西洋现代的态度，恐怕他自己也常常犹疑踌躇吧。被视为“西化派”代表的胡适，到底是一位激烈反传统的世界主义者，还是一位具有深切民族主义关怀的人物？这两种有着明显反差的胡适形象就像一座冰山，那水平线下面更广阔的民族主义关怀甚少为人所注意，而其水面反传统的形象却长留在人们记忆之中。
再加上胡适不仅向往特立独行，又好与各方面周旋。他那过人的“修养”工夫体现出非常明显的“超我”对“本我”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胡适承认其“好名”，所以能爱惜羽毛。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超我”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正如陈源所说，他给自己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应该说的话，做那个“胡适”应该做的事。然而他每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都增强了他“超我”一面对“本我”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
另一方面，胡适虽一心想“作圣”，又不时要“率性”，甚或试图在“率性”的方向上“作圣”，以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观其一生，正是依据父亲胡传总结出的做人道理，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真孔子的态度，虽不能至，仍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前者是有意的，后者是无意的。
然而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大、变得快、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用朱自清的话说：“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胡适很早就认识到近代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所以他一向注意随时调整自己与所处时代社会的位置，不愿给人以落伍的印象。
胡适晚年还记着康有为曾对他说：“我的东西都是二十六岁以前写的。卓如以后继续有进步，我不如他。”梁启超自己也曾比较说：“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或许胡适自己是介于康梁之间的：他总想继续进步，处处像梁；而其主要的“东西”，亦皆早年所成，又更近于康；其所著常是半部未完之书，正凸显其亦梁亦康的一面。
不过，胡适形象最不可或缺的还是他一向“宁可失之忠厚”，真正是贯彻终生。他最后一次讲话曾说及自己因言论而被“围剿”，但不忘表示“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讲到此已动了感情，声调开始激?，几句话后突然煞住，显然是心脏病发作，但仍挣扎着含笑与人握手，努力不要让人和他一起不愉快。终因心脏不支，仰身晕倒，从此再未醒来。我们当然知道他确实生气，但仍委婉出之，含笑携手。后人若只看见那开头的生气，忘掉了临去的微笑，实在是看轻了胡适之！
也许，后人最好的纪念，便是同样报之以微笑。傅斯年曾论耶稣说：
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
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
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了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
就影响的广狭来说，以胡适比耶稣，或有些“拟人不伦”（傅先生是把耶稣看作人类之一的）。若不以功业论，则胡适秉承的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真精神，正如傅先生所说，“终是人类向着‘人性’上走的无尽长阶上一个石级”。我们能不向此长阶上的一个石级报以微微一笑，在
这微微一笑之中，想像你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
（按傅诗原句为“证明你的普遍而又不灭的价值”，冒昧易一词，谨此说明。2006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