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藏骚乱和奥运圣火传递遇到的挫折，中西方之间的种种复杂情绪和情结，最近一段时间在全球各地发酵，从而也在双方人们的心灵深处种下了某种不健康的种子。

在中国大陆，西藏爆发骚乱后，不少民众指责外国传媒报道偏颇，掀起一股批判西方传媒的热潮；有内地网站除要求封杀CNN的北京奥运报道权、经济制裁德国、限制德国电视台采访奥运外，并发出要求政府“与英、法两国断交”、“封杀西方一切在华利益”、“杯葛欧洲游”等激烈言辞。

在西方，圣火传递风波有演变成一场“民间反华运动”的趋势；民调显示，70％受访美国人认为，当年将奥运主办权交给中国是“错误的决定”，而十一个月前支持北京办奥运的则有44％，反对的只有39％。

有一位笔者熟识的在法留学生在给笔者的电邮里这样写道：“随着火炬在巴黎的三次熄灭，心中对西方媒体和民众仅存的好感也随之熄灭了。对于留学生整体这样的感受，我是觉得遗憾的。”

双方精神世界的深层问题

必须承认，此次中西双方发生的冲突，既不同于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西官方层面的冲突，也不同于1998年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后中国民众仅针对美国及其官方的群情激昂，而是正在演变成为在中西双方民间社会之间的第一次集体误解。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今天，中西方之间重新出现情绪的严重对立，不但是一件令人遗憾，而且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此次西藏和奥运风波，分别涉及中西双方各自在思想传统一些自身也尚未理清的困惑，也涉及中西双方过去几年面对北京奥运的不同心理期待，再加上中西双方这几年本来就面临中国崛起的新课题，所有微妙心态和情结，都借着此次的西藏和奥运风波得到了总爆发。

针对西方的问题，笔者之前曾有评论，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知识界具有互相交织的多重情结，其中包括:西方知识界长期的批判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居高临下；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西方对原始文明的热衷和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仍存在巨大的差异。

如果说西藏问题只是西方知识界和民间在对华认知上的一个侧面，那么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彷徨，则是这次风波的更深背景。七年前北京获得零八奥运主办权时，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全球尚未清晰化；过去七年北京奥运申办的七年，恰好就是中国崛起由朦胧走向清晰，而且也是对全球构成重大心理挑战的七年。

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中国历史缺乏理性主义和批判主义传统，更缺乏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洗礼；因此伴随经济迅速崛起现实的，是民众心灵世界的荒芜和未开垦，这种情形十分类似十九世纪中下叶的一些崛起大国。过去七年，是中国迅速和崛起发展的七年，也是中国国内从自信到膨胀的七年，更是中国和西方关系日渐错综复杂的七年。

中西方对北京奥运的不同期待

2008奥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折射出双方在预设立场和期待值方面完全不同的指标。七年前，当西方世界认同中国获得零八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其对中国的内心期待是：中国在未来七年里能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演变，以致于符合奥运的普世价值。但对中国来说，举办奥运从来就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演变的契机，而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力迅速崛起的重要机会。

与此同时，东西方文化的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导致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巨大差距，对中国来说 －－借用中国官媒的语言－－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办奥运，目的就是与全世界人民一起高高兴兴地庆祝这一全世界的体育盛事；再加上中国刚刚进入崛起期，因此有意将北京奥运办成"历史上最好的奥运会"，由此折射崛起期的膨胀情绪。但西方世界的衡量标准却非如此，而是中国是否会如二十年前的韩国，通过奥运走上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之路；再加上西方面临中国迅速崛起，本来就正经历一个极其艰难的心理调适期，因此各种情绪和反应就更难以理清。

过去七年，双方虽有内在分歧，但均在遮遮掩掩的过程中走了过来；现在，奥运举办在即，从西方的眼光看，中国毫无政治演化的迹象和意愿，因此对华自然失去耐心；而从中国的眼光看，西方完全不领中国人民的盛情和好意，竭尽挑剔之能事，因此自然倍感委屈，继而对西方产生极度愤怒。

风波后：双方需要反思和对话

在这种情况下，就短期而言，寻求双方理解的前景是暗淡的；但就长期而言，此次风波其实正好使双方的深层情结从深层浮上表层。若双方能借此机会不但对于各自在政治文化对话方面的思维和期待作一些反思和调整，而且也对各自思想传统乃至现实政治领域里的一些东西作一些反思和透视，也许对于未来的中西互动会有相当的好处。

对西方知识界而言，首先需要反思的是：西方传统的批判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为什么在面对中国崛起和西藏的问题上，居然会轻易让位于简单的情绪化思维？在西方面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撇除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色彩，是否仍残留着过去数百年遗留下来的种族主义和西方文化秩序的集体傲慢？

这些问题即便对西方一流的知识分子而言也不容易回答，对普通民众就更是如此。但相信西方过去数百年积累、发展和成熟的自由主义、批判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将有助于西方的知识精英以理性而非感性与情绪，回归到事物的最核心和最深层的要素。

若西方有一流的学者和知识精英能在主流媒体发出这样的反思，相信假以时日，可以一定程度上逐渐影响和平衡西方的公众舆论。而在这方面，华人世界也需要有一些通晓西方的学者，与西方学者一起，对这场风波背后出现的西方精神和思想世界里的困惑一起展开反思，从而形成东西思维的撞击和视角的互换。

对中国而言，积重难返的问题需要逐渐面对和解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反对西方的傲慢不等于反西方，更不等于全盘反对西方的价值观。中国的民众，切忌将这场反对西方傲慢的风暴演变成百年前义和团运动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