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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到台湾去和台湾出版界的朋友洽谈合作事宜，顺便礼节性拜访与我们有合作关系的琼瑶女士。那次旅行带给我的感受颇多，甚至多于我去德国、法国等“异域”国家——毕竟，台湾地位独特，而且是我们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说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我们也随时准备跃马横枪去拯救同胞的地方。用不着我来描述，读者也能够想象我看到真实情景所触发的感受，所以我不准备说这个。
我想说一说其他一些方面的东西。
台湾同行周到地安排了我们的行程，这样，我们就有了接触台湾不同出版机构的机会。台湾那时候已经在使用目前风行大陆的轻型纸，出版的书籍装帧都很漂亮，让人爱不释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台湾经济类图书很昌盛，有翻译介绍的，也有本地学者撰写的，这或许与台湾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有关。我没太在意台湾作家的文学作品，偶尔看到几部，感觉很肤浅，像是高中生读物；而他们翻译作品的语言已经与大陆有了差异，尽管很多，也不能使我感兴趣，所以这方面的印象几乎是空白。
接待我们的台湾同仁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令人愉快。所谓接待，当然很大程度是事务性的，所以我们虽然先后与多家出版社同仁一起饮茶洽谈，但都是带有礼仪性质，真正深入的交谈——或者说有学术意义的交谈——很少很少，一种无形的东西遮挡着我们。有一次聊到了两岸关系，双方都发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议论和感叹，我从台湾朋友那里听到最有意味的话是：“大陆那么大，为什么不放我们一马？！”意思是：为什么非要把台湾统一过去嘛？！而这又是我们作为大陆普通老百姓不能回答也无法回答的问题，所以，朋友的感叹也就仅仅是一句感叹，没有下文。
拜访琼瑶，就连朋友间这种气氛也没有了——我们没有见到琼瑶，接待我们的是琼瑶女士的丈夫平鑫涛先生还是她的一位公子，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当时琼瑶电影和电视剧正风靡大陆，琼瑶俨然大师，好生了得，所以，当我置身于琼瑶有形和无形的巨大资产面前的时候，有一种被压迫被排斥的感觉，就好像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乡村人来到城里的大户人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很难有深入的交谈，所以关于这次交往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记忆。
我们曾经乘坐火车从台北出发，沿着环绕台湾岛的铁路线到了花莲、台中、台南等地观光。观光者，走马观花也，更很难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上的交谈，就像镜中观花、水中望月一样，你是无法触摸到社会与人的切实质感的。所以，尽管有一次台湾之行，台湾离我却依旧遥远，就像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一样。
由于遥远，它对于我也就不那么重要，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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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出版界在西方学术读物出版上比大陆敏感和快捷，台湾学者的学术著作的视野也比较开阔，但是这些读物中我很感兴趣的却又常常是我们作为党和国家的出版单位不能引进的，这就造成了一种遗憾，觉得有一种东西有意无意阻隔着我对于台湾的认识，我甚至想，假如我们交往的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合作伙伴，而是认真思考问题的作家和学者，又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这仅仅是一种想望，不仅仅是外力，你自身的视野、质量和地位也决定着这种想望无法变成现实。那么，间接的了解又如何？我拜读过走红大陆的柏杨、李敖等人的作品，不喜欢，甚至可以说很不喜欢，不喜欢他们的治学风格以至于文风，我觉得它们过于情绪化，缺少一种学术的严谨和深度，而我又很不了解台湾其他学者和作家的作品，这样，台湾也就继续离我很远。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我有了更多接触西方尤其是我从未去过的美国的思想成果的机会，我看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大海，在这个背景下，台湾也就愈加显得遥远了，它甚至淹没在了庞大丰富的西方思想图景之中。
但是，海外华人的文学创造却始终为我所关注，我甚至曾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了一套《海外华人作家文学经典》丛书，收纳了十位作家的长篇小说，说实在的，我不觉得这些作品有多么精彩，总的感觉是气象不大，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心理积淀，所以很失望。这套丛书销售得也不好。
很难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龙应台的，我想一定是在大陆宽松地公开出版她的作品之后。给我最初的感觉是，龙应台也和琼瑶、柏杨、李敖一样首先在商业意义上获得了成功——有一年在西安的全国书市上，我曾经远远看到龙应台坐在一张桌子前面为读者签名售书，场面颇为热闹。或许正因为如此，对龙应台的了解和赞赏最初得自于她的文字，是她的文字带领我去领悟她的思想。
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女性作家如此令人叫绝的文字！
那是隐含在柔软之中的刚强，是从平凡事物中体察出来不平凡的超常感悟力，是一颗敏感心灵的细微颤动，是一个深刻灵魂在旷野上的呼告，是由于意识到美而对于丑格外厌恶的人的呐喊，是思想因为思想而忧郁而痛苦的呢喃……她具有用温文尔雅的方式讲述钢铁一般坚硬的思想的才能。当你体悟到这些的时候，打动你的也就绝不仅仅是文字了，你必须注意到这个人的灵魂状态，因为它的内容远远大于形式，它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形式，它就作为灵魂站立着，站立在它认为应当坚守的地方。
龙应台颠覆了我对台湾作家的印象，她像一个异类，一下子突兀在了我面前。对于我来说，她既不属于台湾也不属于大陆，她属于中国，比大陆和台湾的任何作家都更属于中国，这个台湾人比任何人更接近我心目中那种中国人，那种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的中国人，这句话的意思是，龙应台的精神质地具有中国传统文人那种典雅、深刻和不屈不挠的特性，这种特性虽然在大多数时间里无法与现实世界相协调，但是它世所罕有的贵重金属的性质决定了它的价值，它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支撑。
开始关注她，开始关注她的作品和她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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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很多事，看到和听到了她对很多事的反响，读了她很多文章。
我突然觉得，这个人其实一直就在我们身边，用她的眼睛看这个世界，重要的是，她看到的世界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如此相像，她说出来的观感与我们内心的见解如此贴近……她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把台湾变成了我所置身的世界的一部分，台湾对于我变得极为具体，我甚至看到它每一株草木，闻到它所有气味，听到它任何声响，甚至比我十年前乘火车环绕台湾岛游历看到闻到和听到的还要清晰。
这时候你就会想到，地理学意义上的距离实际上并不是距离，无论台湾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它值得你去珍重，它就会进入你心中，在那里找到一个神圣的地方，你将会用整个心灵去呵护它的存在——希腊如此，俄罗斯如此，德国如此，法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相反，如果有一种东西充斥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竭尽全力喧嚣着热闹着，那么，它所引起的将不是你对它所存在的空间的认同和亲近，即使你置身其间也会与它距离遥远。你可能很想亲近那个地方，但是它对于你距离遥远。一个不具有精神价值的事物，不管它多么强大，您也可以认为它与你没有任何关系，对于你的精神存在来说，它是无，是不存在。
可悲的是我们别无选择地生活在“无”中间，在“无”中显示出的精神存在往往会陷入到荒诞的境遇之中，以至于我们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进入到了卡夫卡的世界？当我们站在冰雪之中遥望远处那个可望不可及的城堡，看到那里发出昏黄灯光的时候，我们仅仅是一个土地测量员，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哪里才是我们想要去或者应当去的地方。
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的灵魂被“距离”弄得支离破碎，我们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当台湾伴随着那个人出现在我们心灵图景之中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觉得振聋发聩。
台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变得无比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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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龙应台既未谋面又无来往，她当然不知道有一个人一直在把她作为能够倾谈的朋友，但是她应当知道，犹如我者珍重她的人不计其数。这是因为，思想是通过思想而成为实在的，而实在未必非要具有通常意义上的形式，我把这种现象视为社会学的一种规律。也正是因为自古以来有这样一种规律在，历史才坦言，思想无法被遮蔽，它像江海一样无所不在，它将义无反顾地完成表面上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沟通，前后左右都是如此。
我们说这个世界很不完美却依旧值得留恋，值得为它做事，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孤单，这个世界并不吝啬，我们总是能够在饥渴之时得到甘露。在这个意义上，越是孤独的人越不孤独。
我常常想，如果没有哈耶克没有波普尔没有罗尔斯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也常常想，没有龙应台没有生活在台湾的那个人生活会是怎样的情景？那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情景。如果我们接受笛卡尔的观点，认为世界因为被意识而存在，我因为思想而存在，那么反过来也可以说，是我们赋予了哈耶克波普尔罗尔斯龙应台以价值意义，我们珍重于他们的也正是我们经由思想而思想到的东西。
这是相互寻找的结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涉足出版工作不久，曾经到一座城市向一位年轻女作家为刊物组稿。这位年轻女作家的母亲是年老女作家，所以那个家庭在我的感觉中似乎是庞大社会建筑中一块优质砖石。这不是一种好的感觉，这种感觉会部分地丧失你对即将拜访的人的敬重，果真，当我走进这个只有显赫红色家庭才能够享有的独门独院时，脚步似乎不是那么坚决。
接待我的是年轻女作家的母亲，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很著名的女作家。坐下来交谈，我感觉我与之交流的是一个女革命者而不是作家，因为这位著名作家现在已经不写东西了。不写东西的著名作家也深知著名作家头衔的份量，所以她执拗而热情地向我推荐她丈夫的一部长篇小说。让人沮丧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推荐的这个人。出于谨慎，我翻阅了一下这部七十多万字的文稿，马上意识到如果把这样一部用文字堆砌的垃圾背回出版社，我的编辑生涯基本上也就结束了，所以我必须进行殊死抵抗，用委婉，用善良，用诚恳，用所有能够打动人并且让人怜悯的手段，阻挡可怕的事情发生。然而女革命家就像在刑场上面对敌人一样立场坚定，视死如归。正在相持，年轻女作家回来了。
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还很寒酸，突然看到一个长发披肩、身着紧身制服、足登长筒皮靴的女郎，我很惊愕，不相信这位就是年轻女作家。然而她就是年轻女作家。年轻女作家似乎凭本能就知晓了母亲在做何种努力，干脆地对我说：“没有稿子，我最近没有稿子。”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心里竟然同意她的这种说法——我实在找不到眼前这个人与文学的连线，不相信这个人就是给许多文学评论家提供饭碗的那个人。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当初是怎样从那里脱身的了，但是我记得离开那个隐没在街巷深处的院子时的轻畅感觉，因为我最后还是抵挡住了女革命家和年轻女作家的强力推荐，把那部可怕的作品留在了那里。
在小编辑和大作家之间，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足为怪，今天为什么要说到这件事呢？这是因为从这件事当中，我产生出一种深刻影响了我对当代文学见解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与文学并不沾边的所谓著名作家在写作所谓的著名作品，这些作品的共通特点就是基本上不是文学，仅仅是一种利用文学进行意识形态图解的读物，或者虽然远离意识形态却也远离了人远离了生活的轻薄无聊之作。
将近三十年以后，当年那位年轻女作家更加著名，成为文学主流的翘楚者，成为国内文学奖项的获得者，评论家饭碗的提供者……所有这些我都不认为有什么不正常，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人都在想方设法获得承认，千方百计攫取自己所想望的位置，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我的感慨仅仅在于：所有文学事件的发生，所有结帮拉派式的小圈子行为以及丧失基本道德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的评论者的鼓噪，正在造成一个可怕的现实：犹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所评价的那样，中国当代文学充满了垃圾。
既然强力者和文学家都本能地恐惧着思想，思想当然就会远离我们而去，这种状况如果向下一代延伸，必然导致大面积思想荒芜，犹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
我们正在接受这种惩罚。
对于一个伟大民族来说，还有比这种惩罚更为严厉的惩罚吗？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发现一个与我们同种同宗却不在一个天空下生活的人居然关注着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这当然不能不使我们对那个人和那个地方刮目相看，所以在这里我还要重复一遍——台湾对于我变得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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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龙应台“武功盖世”，是中国第一思想者，我不这样认为。
如果我们深入到大陆那些值得敬重的思想者中间，我们会发现许许多多煌煌大者在像龙应台那样思想着。大陆绵延不绝的思想脉流从来没有中断，即使在极为严酷的年代，也有人冒死做着他们认为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大众不知道而思想者知道的人的名字——因为那是他们选择的生命的一种形式，他无法逃离。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度，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民族，将近六十年风雨居然没有改变具有高贵灵魂的人的品性，这真是一件让人惊叹的事情。这些人不是用汗水，而是用鲜血和生命延续着中国文学和学术的辉煌，他们的作品幸运地在网上流传，但是他们不会被高贵的评论家评论，不会进入主流，甚至于因为深刻而无法被出版，或者因为被出版而给出版者和作者招致灾难，但是，它们所构成的辉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抹杀，总有一天——也许要等很久很久，在历史得到条件进行最后言说的时候——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真正的文学史在文学史之外，真正的思想史在思想史之外。
这也是我在《历史和历史的最后言说》中表述的观点：我们面对很多历史的解释，但是这些解释在很多种情况下并非可靠，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史解释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它自身尚需被解释，它又怎么能够准确地解释历史呢？一个小小的水滴有什么资格和能力解释烟波浩淼的江海呢？
不要以为水滴反映了太阳的光辉它就是整个世界，它远远不是，即使它自己这样宣称也不是。历史不容纳杂质，所有需要被荡涤的都将被荡涤。水滴之于历史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瞬间，瞬间不是永恒，永远不是永恒。
我们需要历史的最后言说，我们在等，历史也在等。我想，龙应台也在等，不同的是，她可以作为旁观者讲述她的观感，我们却只能把自己淹没在现实人生当中体验痛苦与孤独；她无论如何都在活着，我们中很多人包括那些煌煌大者，却正在由于无法抗拒自然规律如强力所愿完成生命过程……这是一种悲伤的对比。
这种对比决定了我们不同的状态：对于龙应台来说，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探索出自于信仰，是她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它则是生命本身，如果我们不依仗着它而站立，我们就会像很多人那样轰然倒地。
好在我们与龙应台能够在同一个基点上发言：就精神存在而言，我们属于一类，这个类别在时间和空间中彼此没有界限，它们也不会在时间和空间中消失于无形，它遍布整个世界。
所以我才说，有了龙应台，远处那个岛屿对于我变得重要了。
（2008-3-5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