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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六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创作团队正式确定，张艺谋最终从众多国内外候选者中被北京市奥组委挑中，正式出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总导演。消息一出，大哗，人民群众在网上进行激烈的辩论，犹如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所言：十个人中有八个人反对，然而，如果再问这十个人：“如果不用张艺谋，你觉得谁比较合适？”这时候又会有八个人说：“不知道。想来想去，现在还真的没有什么人能够替代张艺谋。”
这非常有意思。
我认为民众的这种心态折射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现在，我尝试在这里对这一现象做一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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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我曾经写了一篇《张艺谋的难题》，对刚刚上映的影片《有话好好说》表示不满意，期望张艺谋从过度的形式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并认为张艺谋应当在题材上选择更有人性深度的小说来改变和拍摄电影，尤其是那些关注现实（比如那场革文化命的“革命”运动）的题材。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张艺谋还没有拍摄《活着》，或者说我还没有看到《活着》，所以我才对张艺谋有了上述近似于苛刻的要求。我在看了盗版光碟《活着》以后，就感觉对张艺谋的责备有些不公平——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部影片都堪称经典。也正是这部影片不能在国内上演的命运，使得我在对张艺谋的期待中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体谅——谁都有难处，张艺谋有张艺谋的难处。
后来，张艺谋拍摄了《英雄》，说实在的，我的失望达到了顶点。我觉得这部影片反映的已经不是他的难处，而是他解释世界的方式方法出现了重大失误。慑于强力的胁迫，你可以不拍摄深刻反映现实的作品（就像《活着》那样），但是你犯不上去做令人厌恶的谄媚，显然，他通过《英雄》的主题在思想艺术上都走得过于遥远了，观众对于张艺谋看法的惊天大逆转，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我仍旧在想：张艺谋有张艺谋的难处，而且这是无法说出的难处。所以，我没有写任何文章贬抑张艺谋，我期待他的下一部作品。后来看到了《我的父亲母亲》，我认为这是一部没有什么亮点的作品，而《一个都不能少》则显示出这个伟大导演和善美好的内心情怀，是一部在艺术上精雕细刻的佳作。这说明这位伟大的导演心中并没有泯灭对思想、感情和艺术的感觉，我们有理由期望他拿出更好的作品。
接下来，我看到的就是《十面埋伏》了。坦白地说，《十面埋伏》是一部没有任何思想艺术性——我不认为所谓的艺术性能够脱离思想而存在，所以我也就不认为那些优美的画面真正构成了艺术之美——的平庸之作。这部作品的导演意识平庸、趣味平庸、演技平庸，简直到了让人为张艺谋汗颜的程度。这部作品在民众中引起的批评，虽然有相当的情绪成分，却也不能不看到，张艺谋的形象遭遇到了空前的损毁，一些人不再对张艺谋抱任何幻想。人民群众的这种看法被某些无知的娱乐界记者的情绪性提问和报道得到了超乎实际的夸大，某些部分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变形，那段时间，张艺谋一定非常不愉快。
当我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感觉到最近开拍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准备讲述什么故事的时候，我再一次感觉到了失望，预感到了张艺谋不可能通过这部片子改变形象，张艺谋正在沿着他目前选定的路走下去，也就是说，我最为担心的张艺谋的悲剧最终将不可避免，这就是：一个天才导演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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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针对那么些人反对张艺谋出任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总导演，而又提不出由何人取代张艺谋时，正确地指出，这是因为能够被人挑选的人太少了。为什么太少？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在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之时，我们的文化建设严重滞后了。假如我们的艺术也像经济建设一样蓬勃发展，有无数大师级的人物可以供我们选择，我们就可以不选择张艺谋了，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更合适的人。但是今天，我们只能选择张艺谋。
我认为白岩松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这就带来了一个直接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让张艺谋成为了张艺谋？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究竟是什么东西毁灭或者限制了这个人的天才？
我们的话题就要说得远一些。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开展，文学艺术也出现了真正的春天，出现了《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编剧）等一大批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戏剧、诗歌，如果这种势头得到正常发展，中国文学就会走出一条与世界文学大致相同的发展之路：批判现实主义兴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入现代主义，真正进入人。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对文学艺术严格的意识形态管制，使这些优秀作品受到了来自官方的限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不看到它们也的确夭折了健康的文学潮流。在一种强力干扰下，文学开始调转到另外一个非常不健康方向，这就是远离国内的社会现实，对外国文学（尤其是拉丁美洲文学）进行形式主义的模仿。在这场运动中，我们的文学批评家起了一种消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犹如我在长篇小说《沉默的河》（出版时改名为《当青春成为往事》）“后记”《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中所言，一种好的文学必定是与时代最先进文化和思想并驾齐驱的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自己的独有品格的——深刻反映那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把人物命运全部放到社会舞台上来进行展现。拉丁美洲文学固然植根于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近代思想对于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换一句话说，是欧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图用全新的方式对这种观察做出反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在身边的神奇的现实。“魔幻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外加的形式归纳，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宣称自己为“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仔细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阿斯图里亚斯、略萨、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鲁尔福、亚马多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积极涉入社会现实的作家，有的干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我们的文学艺术当时的处境实在不怎么好，一方面是严酷的政治高压，一方面是作家无法遏止的创作激情，于是，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对社会现实的严重关切、对社会政治的深刻探索、对人性深度的精微刻画等构成拉丁美洲文学精髓的东西，就被人们的妥协与胆怯过滤掉了，留下来的就仅仅剩了形式，一种近乎于随意的文学涂抹。貌似深刻，远离现实，被作为皇帝的新装而欣赏，评论家的鼓噪使得新装显得更加华丽……这次对拉丁美洲文学的模仿和借鉴，是一次基本上丧失内容或者说抛弃了内容的形式上的冲击，它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却逃避和抛弃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其后果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爆炸”，反而由于轻率地玩弄技巧大规模地失去了读者，文学的神圣光环被文学自身的骄狂和漫不经心熄灭了。中国文学的最后一点生气,就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喧嚷中演变为一声叹息,最终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在连续不断的对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管制当中，毁灭的不仅仅是文学，更可悲的是一代最有才华的作家被毁掉了——现在再来看一看，当年那些挥斥方遒的人，还有几个人仍旧在原来的精神基点上坚守着自己的文学高地？我们看到的是堕落，是妥协，是文学艺术原野的满目疮痍，是无法被称之为文学的荒草，是喧嚣与原野之上的仅供消费的所谓文化。没有了思想，没有了精神，所有应当直立的东西都趴伏了下来。张艺谋作为艺术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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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面：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一个饥饿的人将无暇顾及安全，一个处在不安全状态下的人将不能去想爱与被爱的问题，一个得不到爱也无力爱人的人（往往是人格不健全的人）也就无法做到自尊，一个不能自尊的人将不具备任何条件实现自我……这就是说，在这五种需要之间，任何低一级需要都是上一级需要的基础。
作家和艺术家不是超人，他们必须在这个梯阶上确认自我，并最终做出选择。一个感觉不安全、感觉不到社会之爱、感觉不到自尊的作家和艺术家，首先选择的将不是最高一级的实现自我的需要，一定是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那个崇高的“自我”，那个“自我”所寻找的目标，就这样让位给了更实际的选择，于是，作家和艺术家最终成为犬儒主义者就会成为无法避免的事情，尤其是当这些作家和艺术家看到那些拒绝成为犬儒主义的人落得悲惨下场的时候。
我们来看张艺谋。
张艺谋试图摆脱宿命，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说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黄土地》（尽管他仅仅是这部电影的摄影）、《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正是他独特的讲话方式，但是他很快就会发现这里面包含着巨大的危险：安全的危险，不能被承认的危险，被驱逐出主流的危险……而张艺谋从天性上来说有不是一个把实现自我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所以，他只能选择妥协。他小心谨慎地回避着或许会给他带来灾难的东西——思想；他将自己的巨大才华溶解到了对形式美的追求之中；他在得到身份的同时丧失了身份；他在创造现实的时候丢掉了真正的现实……结果，那个在我们心中无人能够替代的张艺谋就变得越来越陌生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以至于在最近我们只能看到他远去的背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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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悲剧，但是这不仅仅是张艺谋的悲剧，这是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家普遍的悲剧。在普遍的悲剧之中，我们没有权利指责某个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我们更不应当指责张艺谋。事实上，张艺谋和所有文学艺术家一样，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了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英雄义士。在我看来，张艺谋已经做得很好，尽管他令人遗憾地出任了悲剧的主角，他已经尽力了，你不能再要求他什么了。
本来，一个伟大的民族在伟大的复兴当中，应当伴随着伟大的文化和精神的复兴。由于某种短视而导致精神的贫困，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后果，要比物质的贫困更加严重而影响深远。我们目前遭遇到的事情的确让人唏嘘——当你被韩国的电视电影作品感动的时候，当你听说他们正在征服中国观众的时候；当你从宫崎峻的系列动画影片中感受到真正的人性，感受到爱和对人的深刻反省得时候，你将不仅仅是感动，你可能会为我们的文学艺术如此苍白而痛惜。如果你再把眼光放宽广一些，进一步看到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等与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干瘪、萎缩甚至于完全缺席的时候，你就将不仅仅是痛惜了，你会痛心疾首，会觉得有一种东西在击打你的灵魂——不，不应当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民族，不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仅仅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链条，将来的人将在没有我们存在的情况下确定他们对于我们的存在的观点，但愿他们能够给出至少不让我们感到过于尴尬和羞耻的评价。
（2006-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