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北京大学酝酿了一次变革，内容主要覆盖教育、人事，变革所带来的一整套新的思想、感情、规则、道德必将扩展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将深远长久。变革的力度之大使大多数人不免在惊愕中默默注视。但不管它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得多。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大多数人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数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建筑也同样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这次变革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
然而，事情依然会显得模糊不清、混乱一团，尤其是在考虑到下一步会怎么走的时候。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大学的伟大，起初是建立在一种罕见的、几乎不可思议的美德和幸运的结合之上。他在幼年和青年时期，习惯于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甚至战斗，他从各处折取胜利的桂冠和虽败尤荣的赞誉；在他逐渐进入老境，有时他仅凭威名也能使人慑服，但他却极力追求平静、舒适的享受。时光迁移，这些天生的光辉却被普遍存在的一些人的行为玷污和破坏了，他们不考虑自己的荣誉，也不考虑大学的庄重，肆无忌惮地干下了许多罪恶和愚蠢的勾当。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在其百年来的传统中所实践的，乃是精神贵族式的学术教育，这在中国所有的大学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对这一点，我们不必讳言。这种根据传统而来的历史氛围依然稳固、强大。在这样的尴尬处境下，对于北大所特有的精神氛围来说，这场改革意味着什么呢？所面对的精神困境又是怎样的呢？
一. 为何要改革？
如果把众多平庸之辈无疑在大学扮演重要角色这个事实，归咎于教授团体或者教育主管人的失败，这是不公正的。这样的现象是人类合作、特别是若干组织间合作的规律中所必然会有的。但是，对“为何要改革”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依然是：不改不行了！的确，如果你对北大的每个教师和学生都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无怨恨又无挫折感吗？自然，每个人都会回答说：“我只为我自己的事业活着。”但至少就一般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情。不单单在北大，几乎所有当前高等教育制度下的中国大学都存在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年青人在大学谋得一个教席、以及他随后的晋升，大都取决于机遇，而非才干。一个讲师、更不用说助教，他是否能升任正教授，甚或当上学术机构的首脑，纯粹受着机遇的左右。在这里，运气当然并非惟一的决定因素，但它确实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还有哪个行业，运气在其中发挥着如此巨大的力量。即使是刚入校的学生都可以立刻看出：许多人不应该有那样的命运，他们的才干不在话下，却无法在这种难以捉摸的遴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职位。有关的教授，无论他多么慎重、多么端正，他都有可能偏爱自己的学生；院系的首脑或者资深人物、乃至行政干部可能因为一些
与才干无关的考虑、甚至一时的冲动或者奇想，而决定把一些年青人引上大学教师的命运和担当；当随后发现自己的选择乃为错误之时，除了在内心遭受或轻微或沉重的悔恨的谴责之外，他们事实上根本无法再把这些年青人领会更适合他们的道路上去了。大学青年老师的处境就是这样：一旦职位到手，谁都无法让他离开。当然，他出于谨慎不会提出任何“要求”，但他大可以怀有一种正当的期待，只要工作若干年后，他便会拥有某种至少是道德上的权利和资源，让别人对他有所考虑。在这样的遴选制度下，最令人奇怪的倒不是错误频繁发生，而是尽管如此，正确的任命仍占据着相当的数量。但无论如何，一个想从事学术的大学青年教师必须认识到他面前的任务的双重性。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质，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反之亦然。大学教师几乎谁都不喜欢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那很少是让人愉快的经历。在无数的个人感受和事例中，毫无例外都存在着真诚的愿望，要让纯粹的客观标准起决定作用，要让合格的人选通过竞争脱身而出。
二. 北大2003改革的与众不同之处
数十年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主要大学都在默默从事摧毁校内的不公平现象。这些措施中，有的得到高度赞誉，有的则泥牛入海。总体上，它们不成体系，却包含了一系列零碎、细致的关于如何纠正过失、改善品行、增加收益、甚至如何经营校办企业、如何养鱼之类的条例。每个大学都希望能日日改进校园的规章、大学的性格；这些努力不论如何微弱和不完备，却都是值得赞美的；许多时代以来长期存在的恶习，在这样的改进策略之下，至少得到了缓和、甚至遏制。但在其中，我们很少能看到那可以留待后人的一位立法者的统一观点和不朽的气质。
以北大为例，如果我们抽去蔡元培时代和当今时代的主管者之间的时间距离，就会发现，这两个时代因为人的不同而产生了强烈的对比。现时代的人们都在尽力奔忙，在众多改革举措中显示出惊人的积极性和洞察一切、管理一切的欲望，而在这一切背后所掩饰的只是自己的虚弱；在蔡元培时代，谦虚之下隐藏着强大；那个时代的人们自称是大学的仆人，和同伴完全平等，但他的意志却必定会通过师生的共同声音成为全大学的法令；在他的穿着、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头衔和他的全部社会生活职能上，他都始终是一个普通北大人的责任形象；但在他的内心，却活跃着一个伟大立法者的强大而忠诚、令人不得不服从的灵魂。
2003的这次改革将怎么走下去、走到那里？对此，我们现在似乎只能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十分才打开它的翅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一举措无疑引发了人们内心的广泛震撼，而这种震撼作用的发生在其他大学仍是步履艰难。北大第一个清晰地看准了事态发展的要求，而其他大学只在犹豫不决的探索中感到这种要求。在其他大学为摘取并汇集改革的枝叶而焦头烂额的时候，北大此举似乎是要直击根系所在。北大敢于说出别人还只敢想的东西；别人尚在模糊的远景中梦幻的事物，北大却不怕今天就付诸实施。北大2003改革举措表现出了决策层统一的决心、统一的立法精神，这可能就是其与众不同之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作为。老一代人不管其才干如何，至少就其资历而论，已经在大学取得难以撼动的地位，2003变革举措将正教授按照美国方式转为终身教授，这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对这一事实的认可；北大此举令人震撼之处莫过于将竞争和人才流动机制引入以讲师和副教为主体的年青一代。这一举措的直接意义就是：把学术生涯从安稳的“铁饭碗”直接转化成一场危险的赌博。如果青年教师在这些改革举措之下，就自己的学术生涯请教前辈教授，对他给予鼓励几乎会引起难以承担的责任。在美国，年轻人的学术生涯通常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他首先被任命为“助教”，在他面前有一条漫长的“终身教职轨道”等待着他，他必须在完成这段漫长的“终身教职轨道”之前，超负荷地工作，将自己的创造力尽量、甚至超水平地爆发出来。在这段时间内，他必须有足够的维持生计的能力，而同时他一点都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如何。没错，在美国，年轻人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在大学的官僚体制内一开始便有薪水，但这薪水相当微薄，一般不比一个半熟练劳动力多到哪里去；尽管他看上去是以一份稳定的职务为起点，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但他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不管他有什么想法，如果他负有期望，他得日夜作这样的心理准备，他必须在学术生涯开始的相当长时间内承担如履薄冰的命运。我有能力做好！我必须做好！在美国，这是年轻人在选择学术生涯时，必须首先在内心里加以确定的两项起码前提条件。
北大2003举措表现出了和美国相同的趋势。就象所有参与自由市场竞争的企业一样，在这一改革举措之下，北大也出现了相同的发展，即，“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青年教师完全依赖大学配备给他使用的工具。这样一来，他对大学的依赖就同公司职员对经理的依赖没有不同。大学负责人信心十足地认为大学就是“他的”大学，处在他的掌握之中。而青年教师的职位就如同公司职员、甚至无产阶级的地位一样，常有朝不保夕之虞。
家长会怎么说？家长终生辛劳无非要把孩子送入大学。尤其是当孩子进入北京大学的时候，家长内心自然是不顾一切地渴望孩子能从最优秀的教师那里，接受最良好的教育。但北大新一代立法者自身也应当清楚：一场严厉变革必定要面临重重困境。当今中国的各个大学，互相隔绝，各行其事，所采取的办法和观点各不相同，人们并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爱他们，只是因为这些办法和观点对他们合适和便利而已。各个大学互相观望，互相渗透，互相了解，互相模仿。每个主要大学又都对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其他大学还未见更完美的东西。
正当人们思想尚在犹疑，并开始想从旧轨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之时，北大一举而割断与往昔的联系，践踏旧习俗、屏弃古风尚，挣脱传统偏见、乡愿精神、民族成见和信仰统治，在人们普遍的感受中宣布真正的办法只有一个，不随时空而改变，并宣称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而且应该施行真理。但无论如何，如果把2003举措看作是巨大变革、甚至革命，北大则绝不是革命的制造者。北大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在自身中发现了什么东西，而在于它在它所推动的那些人中间所发现的东西。北大并没有在它内部或者周围散布什么革命种子，它只是培养已经存在、并且必然要破土而出的种子；北大决非创世的上帝，而是破晓的曙光。
另一方面，也无可怀疑，尽管这些举措有他技术上的优点、以及对文化、政治和教育本身的深远影响，但是它的主导精神却与北大的历史氛围不和。无论就表象或真实情况而言，在大型的自由竞争的大学企业，其首脑和标准的旧式教授之间都被一条非同寻常的鸿沟分离开，他们甚至在心态上也是如此。北京大学新一代立法者们所要面对的为北大所特有的历史氛围，构成了这次改革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三．立法者的精神和方式
在北京大学的辉煌时代，教师和学生构成了校长的追随者群体。这个群体明白，惟有通过真正地、集体地扎根于中国大学的本质当中，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唤醒，才有可能使这个群体摄取到力量。这些大学的领导者们，惟有当他们首要地、并且时时刻刻地都追随一种无可撼动的精神使命之时，中国大学的本质才能获得属己的清晰、身份和权力，也正是这项精神使命，它在中国民族精神的命运上面按下了这个民族的历史的烙印。大学的本质功能之一就是为本国的居民廓清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问题，有可能的话，还应当为一个信仰进步的民族提供进步的灯塔，并且在恐慌时代，矫正任何误导性的大众宣传，使歪曲事实者丧失信誉。
对于这项精神使命，我们是否有所了解？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问题仍然无可避免：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们是否真正地、集体地扎根在中国大学的本质当中呢？这个本质是否真的具备塑造大学存在的权力呢？当然具备！不过只是在人们充分地对这本质有所意愿的时候。但谁人会希望怀疑这一点呢？一般来说，大学首要的和本质的特征寓居于他的“自我统治”之中；应当捍卫这一点。然而，这样一项对“自我统治”权的认取，它所要认取于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地、充分地考虑过呢？或者，我们是否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呢？
自我统治意味着自我确立自己的任务，并且就实现这项任务的方式和手段进行自我决断，以使我们自己成为我们应当所是之人。但是，这些身处中国民族精神的最高学府的教师和学生群体，是否知道自己是谁？如果没有最强韧、最坚决和最艰难的自我考察，人们是否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呢？
有人会说：“是的，我们都愿意把立法者们看作是一位伟大而英雄的国王；但是真不幸！我们的幸福时光早已结束，我们不幸的时代已不允许我们逞英雄或进行伟大的壮举了。立法者们勇猛的性格可能适用于我们先辈们所处的幸福时代；但目前的形势所需要的不是一位王者般的立法者，而是一位能管好我们家财的最后一点残余的谨慎的管家。”
另有人会说：“你说得没错，今日之北大乃是一具没有头颅的躯体；一个没有法规，只有地方官的小共和国。校长、教授可以作为一些高贵的称呼、辉煌的偶像，显得光芒万丈；但他们全无指挥能力；也没有一个人听从他们的指挥：每个院系都有各自的君主，每个君主都只顾自己的利益。有什么样的口才和强制可以把这些如此不和、如此敌对、又如此盘根错节的力量团结到一面旗帜下、团结到大学的精神之下呢？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秩序？如何能维持他们的纪律和训练呢？谁来担负如此庞大一支队伍的吃饭问题呢？谁能懂得他们各自不同的语言、或指导他们的各不相同、互相不容的利益和习惯呢？然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才需要英雄般的立法者。”
无论如何，管家也好，立法者也好，在把自由竞争的企业原则引入大学的时候，都应当清楚，大学改革的任何工作都只有以利他主义、而非利己主义为基础才有可能。今天的改革所产生出来的任何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使未来的后代受益，而非这一代人自己受益。严酷的事实使我们无法相信除了严酷的斗争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无法想象和平与幸福会在未来的墓地等待我们这一代人。变革的工作不能、也不可能以对幸福的乐观主义期望为基础。
对大学来说，变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让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于学生，当我们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的时候，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在将来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应当是大学变革的全部工作的基石。我们所渴求的并不是培养丰衣足食之人，而是要培养那些我们认为足以构成我们人性中伟大和高贵的素质。
正是从这种职责出发，我们自问：当今北大的变革阶层是否成熟到可以成为大学的领导人物？就今天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在等待和期盼之中。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具备成熟建制的现代大学，其起源并不是单纯由所谓西方的市民阶层自身来缔造的，而且在大学的开篇之时，君临全大学的恺撒式人物没有半点市民气。但现在，难道我们还没有看到，在北大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丑态百出，让人们觉得无地自容？那些尚未堕落到与宵小之辈同流合污的人，早已忍无可忍地看够了知识侏儒们令人作呕的表演，这些表演充斥于这所大学历来的种种高论当中，也充斥在民间和公众对大学的态度当中。北京大学开篇时的那种气吞万里、威震全民族的声势，对我们这一代已经成了太耀眼的阳光，照得市侩知识分子群不知所措，迟迟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北大市侩知识分子从上到下的这种侏儒气并非由经济原因造成，也不象人们常常错误认为的那样，是由于利益败坏了道统，因为所谓利益政治在其他国家的大学并不下于北京大学。北大知识分子群落之侏儒气的真正原因，是这个阶层历来的、甚至是天生的布尔乔亚性格。在北大，早已落魄了的市侩知识分子小圈子，总喜欢自作多情地津津乐道以往历史上的某些业绩，而某些焦虑万分的人甚至真会被他们所迷惑，以为他们是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后裔！但实际上他们远比他们自己想象的要无足轻重得多，因为他们既没有半点行动魄力，也没有丝毫的民族激情，而这两者恰恰是北大幸福时代的灵魂所在。一些落魄文人只是小有政治手腕的可怜虫，他们根本缺乏一个有志于领导权阶层所必须具备的强烈权力本能。
须知“十年树木，百年数人”，耽误了一百年的工作，不可能用十年时间就补上。对北大新一代立法者来说，头等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即使他们有心补上这方面的课程，现在是否为时过晚呢？但不管怎么说，北大此次变革举措已经向人们表明：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被变革者的外部生存环境，而是变革阶层的政治素质；从具体的变革措施中，我们也能感觉出：目的也不再是以往所要考虑的要使每个人都幸福，而是要达成大学精神的再次联合和塑造。北大新一代立法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任由人数日多的半吊子社会政策家们（恕我如此称呼）齐声叫卖陈芝麻烂谷子，将更不利于补救百年来缺失的课程。同样不能让人忍受的，是那种让人说不出有多难受的小市民的软心肠态度，不管他多么温乎乎地富有人情味。
北大的新一代立法者必须达到一些要求：法律的用语对每个人都能够唤起同样的观念。
当年，法国宰相黎赛留同意，一个人可以向国王控告大臣，但是他同时规定，如果这个人所控告的事情并不重要的话，就应加以刑罚。这就必然阻止一切人将对大臣发起的有意攻击，因为一件事情重要与否完全是相对的；对一个人重要的事情，对另一个人可以是不重要的。法律的体裁要精洁简约。古罗马《十二铜表法》是精简谨严的典型，是“必要的诗歌”，小孩子都能把它们背诵出来。《查士丁尼法典》是繁冗散漫的，所以人们不得不加以删节。法律的体裁要质朴平易。东罗马帝国的法律是完全没有威信可言的；立法者们被弄得象修辞学家在讲话。当法律体裁臃肿的时候，人们就把它当作一部浮夸的著作来看待。
四．变革的精神难题
2003年，北京大学以任何大学都从未尝试过的巨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它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它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大还是要小，目前来说，谁都难以分得清、问得明。但我深信，北大仍将从传统中继承大部分的感情、习惯和思想，新一代立法者们甚至也是要依靠这一切来推进变革，他们不可避免地将用过去的砖瓦建造未来的大厦，不管他们是不是情愿这样做。这次令人瞩目的变革，无处不在北大自己和各个大学的内心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概念、以及一种变革与改良的朦胧希望；但谁都猜不透这场变革应该是什么样子。
对新一代立法者来说，下面的问题是应该记在心里的：这场变革确实象人们所感到的那样异乎寻常吗？它确实那样锐意革新吗？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他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它的深远效果是什么？它具体摧毁了什么？它具体创造了什么？而对大多数人有利益牵扯的人来说，这可能只意味着一次转瞬即逝的地方性事件，只消从中渔利就可以了。基于这种思想，人们密谋策划，多方准备。猎物既然在前，人们便争夺起来，既相互分裂，又相互接近。人们对情况不甚了解，又抱着万种希望。惟独忘记的是这场变革对大学精神将带来的影响、以及它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复杂纠葛：
第一． 大学在人员的事实构成上是个小社会，在这里，可以找到几乎同大社会同样多的差异和阶级。在北大的早期发展中，人们在这个巨大的团体内部仍可以看到某种一致精神。它使整个团体遵循某些固定的规则，按照某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治理，并维系全体成员的某些共同思想。2003的变革举措无疑对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的一致精神造成了冲击。在47条措施中，特别突出的是对国外大学文凭的强调、以及对本土甚至本校文凭的削弱。这事实上并不是自由竞争机制，而更象是配额制；海外文凭的配额增加，本土文凭的配额相应缩水。进一步，这势必会造成“海归派”和“本土派”之间的摩擦甚至嫉恨。更让人关心的是，这些举措将教授转为终身的同时，又把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讲师和副教阶层抛入如履薄冰的境地，这个阶层必须承担变革所带来的竞争失败的全部风险，必须在刻苦工作的同时为承担命运的无常变迁作好准备。就学生的普遍感受而言，在北大这个庞大的集团中，教授阶层往往只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大学、对青年教师的影响，也丧失了对学生的影响。教授阶层因富足和安全而自我孤立于有见识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之外。它认为自己始终忠诚于先辈的榜样。但他们没有注意到，当他们模仿先辈的榜样时，他们却背离了先辈曾达到的目标。在从前，教授这一职称确实是精神影响力和社会权利的主要来源；但在那个时代，教授是有学识的，他们还能把向往学识的青年和学生召唤到身边，构成他们的追随者群体。但是现在，许多有学识的人并不是教授，许多教授也不再有学识。表面强大的人，只足以引人憎恨，却不足以抵抗仇恨的侵犯。尤其是在涉及利益和荣誉的分割问题时，只有基础稳固、实力雄厚的权威才有可能使用巨大的利益和荣誉。当学识的实在内容已被抛弃，还想保住学识的外表便是玩弄危险的把戏；生气勃勃的外表有时能支撑衰弱的躯体，但最常见的是，躯体最终被压垮。
第二． 北大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追随者群体，在几代人中一直是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以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层的雄壮气质。企业竞争和人才流动机制的引入，将使他们一下子在世俗事务中变得俯首帖耳，只要能保住饭碗，他们将屈从于任何人。然而在当初，他们却是国民中最有独立性的团体，而且惟有这个团体拥有人们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现在，他们必须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学会服从一种外来的权威和压力。这样的人可以说只有一种联系可以把他维系在大学，那就是薪水。砍掉这个联系，他对大学便不再有任何特殊归属。在大学这块他偶然来到、并且随时都有可能离开的地方，他象一个陌生人那样生活着，大学里几乎没有任何与直接利益无关的事情可以触动他。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他只辨别什么对他有利，什么对他有害，其他则无关宏旨。在大学公共生活中，他最自然的状态将是漠不关心。一个身为学生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既有这样的情感和思想，便不能不使整个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在触及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变得软弱无力。
第三． 文史哲三系是北大传统最深厚的团体，拥有人文教育的担当。无论什么样的变革措施出台，我们都可以设想，在这个团体内部及其周围，旧风尚仍会在新思想当中保持活力。在改革措施的压力下，它们无疑将对自己比对大学公共事物更加关心；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荣誉时，它们将始终表现得顽强不屈，并把这种精神传给所有接近他们的人。
没错，文史哲事实上早已完全堕落，不复具有它们的原始风采了。但是想想它们曾经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浓缩出了许许多多代人才得一见的天才，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天才的耻辱和荣誉也就是大学本身的耻辱和荣誉；通过他们，我们对人性的尊严的意识便会大为提高。而那些包罗宏富的作品，仍然通过对人、对神、对历史的正确信念，无比美妙地指引着人的意志、净化人的心灵、坚定人的理解。改革措施的介入将使它们更为孤独地存在于大学的世界当中，它们将对当局、和世风日下的平均校园环境，暗怀着更为深刻的敌意、甚至仇恨。它们将在形式上变得极端富有依赖性，但内心的自由感也将因此也变得更为尖刻、更为狭窄、更为暴躁、更具有攻击性。它们将在不可避免的奴役感和传统的自由感之间遭受折磨，并在这种折磨当中，将已经没落的人文教育继续下去。与大学、乃至民族公共生活的脱离，将使文史哲各系的年青学子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已经死亡的抽象知识上、或者干巴巴的历史片断上。学生们只是在他们毫无生气的手中死抓住前人留下的财富，却完全没有继承下来前人赖以创造并增进这笔神圣财富的精神；学生们也在阅读、在赞美，但他们懒散的灵魂全无能力思考和行动。在数代人的时间中，没有产生一部可以用来提高人类尊严的作品；没有在前人的思想体系中增加一个新观念；没有一篇文史哲作品，由于它本身的风格或情调的优美、具有独创性的想象、甚至极为出色的模仿，而得以逃脱被人完全遗忘的命运。一代代耐心的学生轮番成为毫无创见的下一代的教条主义老师。
第四． 如果说文史哲是没落贵族，那么随时代风潮而起、又无特殊贡献的新立院系则是假贵族。它们往往也表现出真贵族的那种骄傲与抗拒精神，但这种精神背后只不过是小团体的利益和权利罢了。为了小团体的利益，每个成员都会站在舞台上，舞台确实非常小，但灯火通明，台下始终有同样的观众，他们时刻准备报以掌声，要不就喝倒彩。这些假贵族小团体中的教师和学生，和传统的北大精神毫无关系，两者互相感到不可理解；两者只是在私生活中有偶然的相遇，但双方不是朋友，不是敌人，而只是陌生人。让我们描完这幅图画。我们注意到可能发生的情景是：整个大学被分割成无穷无尽的片片块块。在这些阶级和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的相互摩擦中，北大所固有的虚荣心将变得更强、更敏锐，而作为一名北大人的正当的自豪感、使命感却被遗忘。没错，这些分立和冲撞大多数一直就存在，但在以往，其成员在处理好各自的事务以外，不断地与所有其他人相聚，以共同照看大学的公共生活和普遍精神。而此后，他们将有可能变得完全闭关自守；有关大学精神的活动将逐渐减少，每个小团体都只图私利。若事不关己，则高高挂起。
学生们呢？既然大学本身的一致精神和共同传统已经丧失，他们就向其他地方寻找出路。国际接轨将以不恰当的方式给学生的心灵打下烙印，所谓“留美预科班”一说的真实程度将日益加剧。至少目前，学生们已经变得如此相似，只要变换一下他们的位置，便无法再认出他们。
五．北大精神——自由、民主及其难题
那些仔细研究过北大历史的人，从书本中已经能够看出北大内部产生并发展了两种主要激情——对自由的酷爱、对民主的酷爱。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它们也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在一段时间中，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反复多次，却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肤浅而易逝。在另一段时期中，对平等的酷爱占据着人们内心深处。它随着事件的变化，不断改变面貌，缩小、增大、加强、衰弱。对过去的北大，对它的法律、弊病、偏见、苦难、伟大，若无清晰透视，就无法理解这场变革的意义。
北大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来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者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越这一水准；这个大学的本性经久不变，人们在他诞生之时就可以为他勾画肖像；同时，他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得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他常常象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的时候，他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他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他就准备走到天涯海角，无所畏惧；他的性情桀骜不逊，有时却适应专横的统治，而不适应正常的自由；今天他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他又俯首帖耳；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线纱就能牵着他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他就再无法控制；他总是使他的领导者上当，领导者不是过于怕他，就是怕他不够；他从未自由到决不会不受控制，也从未被控制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他适合从事许多事情，但最出色的不多；他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实力和光荣；他长于想象，而非耐心；长于天才，而非常识；他适合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合集中能量完成这些规划；他是最光辉、最危险的大学，天生就有所追求，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叹息；时而使人怜悯，时而让人恐怖。但他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
请问世界上哪里还有过这样一所大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