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出身于一个不怎么景气的贵族家庭，用时髦的话来说，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如果将他的家谱一直往前追的话，他的家族和相当多的英格兰贵族家庭一样，曾经有过那么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从祖辈以来，伟大的约翰•丘吉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被人民拥戴为救星，后代当中有一个被封为马保罗夫公爵，此后又有一个被封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子。
再往后，他的家族中还有人同征服者威廉一世并肩作战，一起著称于世。但在温斯顿出生之时，英格兰已经在议会改革方面完成了一系列大的动作，显示出与时俱进的风范和紧迫感。动作之大可从其结果来判定：选民人数从一百万增至四百万，那些有其名无其实的腐败选区遭到了清洗，并根据商业和土地利益的要求重新作了调整。这可能是导致温斯顿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温斯顿经常听人称其父为保守党的“老一伙”）的政治生命短暂并且不怎么光彩的更深刻原因。据说，有人问起伦道夫勋爵所倡导的“保守党民主”究竟所指为何，其父答曰：“说实在的，我也不清楚。”当人问起勋爵他能把手中的权力坚持多久的时候，答曰：“六个月，我希望。”众所周知，这恰好也是古罗马人民所能容忍于独裁官的最长期限。真实的情况是，在这个期限到来之前，勋爵就仓皇交出了权力。
一般而论，对于一个政治家所能取得的成就来说，部分是由于其出身，部分是由于其天赋，部分是由于其所受的教育。假如没有某种天赋——杰出的天生能力，并伴有利用这种能力的气质——他就不可能构想出其伟大计划或实现这些计划。假如出身不好，他的机会就会大受限制，其成就的特点就会大为不同。假如没有教育，也就很难指望他认清楚他正在从事的事业的性质。就出身而论，我们将会发现，伦道夫勋爵留给温斯顿的与其说是一笔可贵的遗产，倒不如说是一个包袱，人们一般也认为，他有义务重振家族的辉煌，而父亲并不能给他提供什么支持，父亲几乎没有理会过温斯顿，直到伦道夫勋爵因梅毒去世那天，父亲在儿子的心目中仍然只是一个“遥远和理想化”的形象。正如温斯顿在他后来的《生死战》中所说：“名人通常都有不幸的童年。早年生活环境的重压、苦难的创痛、轻蔑和嘲讽会唤起明确的目标和坚韧的天赋，没有它，伟大的行动难以成功。”当温斯顿长大成人之时，他终于为能够摆脱家庭的阴影、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而长出了一口气。因此，在温斯顿的大业中，天赋和教育就不可避免地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古罗马，人们习惯于称呼那些并非出于名门、而是凭借本人成就在仕途创造杰出的人为“新人”，我们也可以恰如其分地这样来称呼温斯顿。
我们一般所谓的教育在温斯顿身上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毋宁说在著名的贵族学校哈罗中学，他所接受的教育更激发了他不随潮流的独立天性。他曾在校报《哈罗人》上发表文章尖刻攻击这所学校的“阴郁气氛”以及各种管理方式的“陈旧丑陋”。尽管温斯顿是匿名“真理”发表的这篇东西，校长还是怒气冲冲地把温斯顿叫到自己的房间：“由于《哈罗人》中的文章是匿名的，我不会追查是谁写的。但如果更多同样性质的事情出现，我会忍痛鞭打你以尽我的职责。”校长的这段话使温斯顿意识到了写文章要用真名的重要性。当温斯顿后来真的因此遭受了一段鞭打之时，他告诉惩罚他的人：“我将会是一个比你伟大的人，”这句话的代价是他又挨了两个耳光。
很明显，少年时代的温斯顿已经表现出独立、躁动、顽强、挑战的性格。他周围的贵族子弟认为他是一个自我吹嘘、偏执傲慢的无赖。他则以咆哮回敬他们：“有一天，当你们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我会成为伟人，并将你们踏得粉碎。”在哈罗，温斯顿走的是自己的路。1892年12月，也就是温斯顿从哈罗毕业之时，有人注意到温斯顿没有吃例行的“告别早餐”就匆匆离开了哈罗，一个人坐着马车去了火车站，他急于摆脱那些老师们曾强加于他的专横的约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温斯顿走上了履行他的诺言的历程——成为一个伟人。
作为一篇评传，很难对温斯顿的这段经历给出确定的估价。但就其日后的大业观之，我们有理由作如下推测：少年时代的温斯顿已经知道或者意识到了旧式的英国教育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把美德和德行本身当作目的——的弱点，而这种东西仅仅是以对古老生活方式的偏爱为基础而存在的。对温斯顿来说，这种传统德性与其说是教育的结果，还不如说是通过赞扬和惩罚而强行灌输到贵族中去的。如此产生的感情是经不住诱惑的，因为除了对这种德性自身的信仰之外，这种德性没有其他的基础。在哈罗，温斯顿总是极力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或者随意作出最卤莽的大胆行为，作出少年英雄主义的壮举。有两次玩游戏时，他铤而走险，从几十米的高处跳下，几乎丧命。另有一次温斯顿跑到风鼓浪动的湖中游泳，“几乎已经丧了命”。他对自己的愚勇有一个现成的解释。此前，他曾被同学打过来的板球吓得跑到树后面躲起来，他为自己的“怯弱”感到羞愧，决心不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他在体质上不具备传统英雄的特征，但他迫使自己扮演这一角色。“我最大的野心就是急切获得勇敢的名声。”温斯顿叫喊着。在他的小说《萨佛罗拉》中，他虚构的英雄萨佛罗拉问道：“你渴望勇敢的声誉吗？”回答是：“你必须拿你的生命冒险。”
他确实也这么行动了。温斯顿并不仅仅满足于勇敢的行动，他也想要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勇敢，并为之喝彩。他带家里的女仆游览哈罗中学就是一个例子，要知道，在当时，甚至没有几个学生敢于让自己的母亲拜访哈罗。我们不禁怀疑：在后来作为政治家的道路上，温斯顿会不会以同样的手法，为自己建造一座人为的“林肯式的小木屋”呢？但不管怎么说，在温斯顿的童年生活中，这为名叫埃佛雷斯特的女仆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温斯顿的父母。她非常慈善和细心地劝戒并照顾了童年时代的温斯顿，从她病重到死去期间，少年温斯顿为她花去了所有的积蓄。死后，她墓地里经常出现的花束相信也是温斯顿所为，因为她在世之时唯一可能的亲人只有温斯顿。她是感激温斯顿的，在同样的意义上，温斯顿也是感激她的。这种相互感激的场面在温斯顿谢去首相职位后再现了：英国的普通人民感激温斯顿，他带领英国走过危难；温斯顿也同样地感激英国人民，不管他的行为如何不可理解，也不管人们如何挑剔于他，人民都从来没想过放弃温斯顿。
很难说温斯顿是不是个民主主义者，但他的努力的确证成了弥尔顿式的德性的伟大和眼光的锐利——“为英国人民声辩！”“或许是愚蠢，”温斯顿后来承认，“但我的冒险是为了得到最高的奖赏，听说没有绝对勇敢和绝对高贵的行为。所以，没有这条通道，情形就会完全不同。”
显然，荣耀和勇气并不是温斯顿引以为然的东西，而是他想加以证明的东西。他实际上是建议贵族们别再为美德而追求美德，而是为报偿而追求美德，就象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39篇中所说：政治家所追求的乃是“不朽的名声”。恰恰是考虑到温斯顿的政治家之旅，我们也不禁猜测，他是不是通过让人们首先注意到威胁到德性的各种可能的诱惑，而尽可能地预防这些诱惑的威胁呢？但严肃的问题依然存在：温斯顿显得更象是一个腐蚀者，而不是改革家！就象一位讽刺诗人所刻画的那样：
“这个红头发的家伙，脸色苍白，尖刻又刺人，眼睛里闪烁着轻蔑的光芒，死后到阴曹，也要被冥后推回阳间。”
事实上，温斯顿在英国政坛一直也没能改变人们对他的这种印象——“一个放大了的顽童”。或许，他根本就不打算改变人们的印象。克莱门汀，他的妻子，曾以首相夫人的身份劝告他说：“政治家的行为当让常人容易理解。”温斯顿对这一劝告表现出十足的恼火。无论如何，温斯顿是要坚持他自己的道路了。他以吉本的话作为他青年时期的小说《萨佛罗拉》的结尾：“历史……不过是记录人类的犯罪、愚蠢和不幸。”但一个值得关注的情况是：温斯顿在哈罗时候，最喜欢或者说唯一喜欢的科目正是“历史”。《萨佛罗拉》没什么文学上的价值。小说采用了闹剧式的结构，人物特征不足采信，对话虚假做作。但他说出了温斯顿的一切：他对辉格党的信仰、从国外回来建立民主、对政治全力以赴、赤裸裸的野心、对修辞和演讲力量的陶醉，——“他的激情、他的情感、他那与七千听众交流时的真正的灵魂；它们互相激励着。”摆在萨佛罗拉房子里的书正是温斯顿读过的书：《金银岛》、《所罗门王的宝库》（他读了十二遍，据他表妹说，温斯顿相信里面的情节都是真的）、格兰特的《美国内战史》，他还大本大本地背诵弥尔顿、麦考莱的诗歌和散文；当然，也少不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萨佛罗拉是个烟鬼，喜欢马球，不喜欢跳舞（温斯顿也一直对跳舞的意义何在表示无法理解，这一点常被人引为笑谈）。在紧要关头，他却打瞌睡（这一点也反映出温斯顿后来对斯大林和苏联所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迟钝），早晨他躺在床上看信。“象许多高度兴奋的人一样”，萨佛罗拉渴望赞美和同情。他是一个孤独的人，很少有亲近的朋友。受情绪沮丧的困扰。他对早死有强烈的预感。他的宗教观“仅仅是规则的大杂烩；很少重复，几乎不可理解，从没人研究过。最后，他希望他能象绅士那样履行职责。”萨佛罗拉非常勇敢，甚至在面对炮火时也不计后果：“我向命运挥挥帽子，”他叫喊着。关于萨佛罗拉的家庭背景，我们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出身高贵，受到他那慈善而忠诚的保姆的照顾。书中没有提及萨佛罗拉的父母。
这是一个佛洛伊德的故事吗？这恐怕不好多说。不过有一点很清楚：萨佛罗拉，一个魅力十足的演说家，一个有超凡本领的民粹主义政治家，是个被无情地驱使着走向命运的人，他的命运是在危难时刻挽救国家，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这就是温斯顿在青年时代虚构的世界。这一世界几乎完整地溶入温斯顿日后的经历当中。在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温斯顿获得议员的席位，他准备超越他小说中想象的英雄。
到目前为止，或者就我们的直接分辨能力而言，温斯顿在仕途上的最大推动力量和支撑力量来自他的辩才。辩才似乎是他的第二天性，他的议会辩论中所具备的魅力十足，以至于有人抱怨说：“不是丘吉尔在支配言辞，而是言辞整个主宰了丘吉尔。”也就是说，辩才似乎成了他的第一天性。就其演讲所表现出的说服力和煽动力而论，正如一位作者所指出的，他“足勘最伟大的演说家之列，丘吉尔是英国的德摩斯提尼，德摩斯提尼是雅典的丘吉尔。”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温斯顿的谈话都充斥了感染力。比如：在谈到对拉丁文的厌恶时，他说：“除了写写字母之外，别指望我做更多的事情。”当目睹无吃无住的贫民四处游荡时，他希望议会重新考虑谷物的分配办法，他的开场白是：“同胞们，跟肚皮争辩确是一件难事，因为它没有耳朵。”在一次公众集会上的演讲结束之后，他嘟囔着说：“真是奇怪，说服三万人比说服一个人还要容易。”（不过我记得，这句话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有一字不差的记载，记忆力确实是温斯顿值得引以自豪的另一项本领！）在他第二次掌管海军事务时，一位勋爵的子弟经人引荐前来求职，温斯顿看了之后就先说话了：“他由喉管一直到下身，全部献给了大肚皮，这么一副身材怎么能为国家效力呢。”对另一个大事吃喝的纨绔子弟，他说：“请允许我深表歉意，我不能和一个牙床比心房还灵敏的人共事。”（我们怀疑，温斯顿是不是在兑现他在哈罗中学时的诺言呢？）战争期间，温斯顿深为德军将领的能力所慑服，而对蒙哥马利，他评论说：“除非给他十三个军团，否则他不敢往前移动。”
但无论如何，温斯顿深知，作为一个“新人”，他在议会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他的言词能否说服选民、他的见解能否打动选民，或者说得不好听一些，取决于他能否讨好选民。至少，温斯顿明白，在说服与讨好、甚至撒谎欺骗之间，没有一条固定的、人人可分辨的界线。在《马尔巴勒》中，温斯顿记载说：“上院的第二次辩论引出了马尔巴勒在议会上最让人难忘的表演。尽管他已知道什么是应该干的，什么是他想干的，但他的辩论是变化多端的。象在战场是一样，他确实很快地改变了方向，在他的对手面前张开了一个策略网。他使坦率为虚假服务，而且，假装不情愿地脱口说出了全部真像，他使他的攻击者犯下了十足的、莫名其妙的错误。在一种不可能是完全装出来的感情冲动下，他透露了战争政策。他不仅引起了反对党的误解，也引起了整个上院的误解。同时，他在引起国外敌人产生误解方面也起了作用，因为这次辩论是公开的。因此，他按照自己的想象为正确的战略和共同的利益而行动。他的斗争环境使他习惯于不断地为了朋友本身的利益而欺骗朋友，为了敌人的痛苦而欺骗敌人。但是，他在议会辩论这一陌生的环境中构思并完成这一特殊策略的速度和从容不迫，向我们展现了他狡猾但却善良的灵魂深处的某些隐秘。”
无疑，马尔巴勒的这次表演交织了马基雅维力的难题：政治家是民主的敌人，还是民主的朋友？如何界定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呢？以及我们最直接关心的问题：马尔巴勒是温斯顿吗？显然，掩饰不可能成为道德准则；不过，对崇高事业中的掩饰和一般的欺骗不加区分的道德，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徒劳地寻找善恶界线的自由主义，就象我们今天经常做的那样。温斯顿事实上承认：在他的智虑中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德性，从其在心灵中的至高地位出发激励其他美德。在政治当中，他违背诚实的道德要求，以最终捍卫更高的东西，他不认为单纯的道德是最高的德性。
在古罗马，恺撒的辩才同他的武功同样著称；奥古斯都也可入当世大演说家之列；后来的撒贝留斯，虽然以“沉默”为主要手段，但根据塔西佗的记载，他必要时的演说也勘称华章；而到了暴君尼禄，则只能企求他的老师塞涅卡为他写讲稿，而他的任务就是念稿子。在英国，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制，也许能把大量良才吸收到国家的立法机构当中，但你无法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招摇过市。英国人自己也看惯了他们国会的活动，遇到拙略的发言能耐心听下去。他们甘心忍受这种病痛，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无法根除的。但国会的辩论因为其听众之广，激活并不断刷新着全民族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感觉，也使普通人具备了虽然模糊但不可或缺的政治判断力。同时也在不知觉中，加强了公民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和缺少了这些东西的国家相比，在英国，人民和国家之间洋溢着远为活泼的气象。
关于辩才，正如普鲁塔克所评论：“一个不愿默默无闻、投置闲散的人正可利用这一工具，来完成一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高贵的事业。”温斯顿来自一个小地方，生活方式上还具有很浓的乡土味道，就径直投身到于茫无边际的英国宦海之中。当时的英国政坛正处在一场不易为人察觉、但却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当中，象他父亲那样的“老一伙”，那种维多利亚式的卫道士基本上已是昨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新生的一批现代政客。这些人的背后都有党派利益作为支撑。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派系利益的代言人。而温斯顿不属于任何派系，没有可为之辩护的集团利益。他单枪匹马、仗义执言。这反而使他获得了最令人佩服的力量，加强了他思想的作用，加重了他言辞的分量，尽管也惹恼了或者得罪了不少的权贵。
现在该是回到前面所提出而未加处理的问题的时候了。温斯顿的这种行事方式，对于英国人的政治生活血脉来说，他显得是一个腐蚀者，还是一个改革家？他是民主的朋友，还是敌人？马基雅维利指出，在任何一个共和国当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品性，君王爱荣耀，而人民爱安全。从外部的观点来看，用这个结论来形容温斯顿一生的事业再恰当不过了：和他想象中的英雄萨佛罗拉一样，他以他超凡的个人能力拯救国家于危难时刻，他比萨佛罗拉更卓越的一点在于：他成功地把人民从狭隘的私人和商业圈子中拉了出来，将之领入战争的宏阔和严肃的场面，或者拿卢梭的话来形容，温斯顿成功地通过战争将英国人民由“自然人”塑造成“公民”。他提供给人民安全，而他获得的报偿是一个杰出政治家、甚至是一个伟人的称号。在他高龄之际，人们甚至用荷马形容奥德赛的诗句来形容温斯顿：“才智仅在他一身，其余的人只不过是飘忽的幽灵。”马基雅维利进一步指出，由于荣耀和安全这两种品性的不同，所以，在王者和人民之间是可以达成一项交易的（makeadeal）。那么，上面的问题就可以用下面的方式加以表述：温斯顿，作为一个政治家，是不是在和人民达成这样的交易——拿安全换取荣耀呢？荣耀，或者如汉密尔顿所说的“不朽的名声”是不是温斯顿所要追求的最高的东西呢？或者，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荣耀是不是最高的东西呢？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前文已经指出，荣耀和声誉只是他想证明给别人的东西。所以，问题依然存在：是什么在驱迫这位政治家走向命运？是什么把他童年时代的独立、躁动、挑战的天性和不可遏制的想象力，塑造成了勇敢、果断、沉着、创造性、坚韧和不可遏制的远见呢？或者说，是什么把一个领袖塑造成了一个政治家呢？
温斯顿的演讲既优雅而又雄壮，愉悦而又令人振奋，滑稽之中寓有严肃，简练而富有战斗性。正如柏拉图评论苏格拉底时所说，他外表给人一种粗犷、卤莽、放荡不羁的印象，但内心却充满的真挚之情。在哈罗中学的时候，温斯顿再三恳求之下终于得到了一次和父亲正经谈话的机会，根据各种传记和他的自转，这好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伦道夫勋爵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谈论的主题是高尚和善良。父亲的口气是格言式的训诫，他告诉儿子，如果一个人尽可能兢兢业业，为自己以及家庭取得充裕的生活必需品，并适当地顾及邻人和路人，那么他的行为就是足够高尚和善良的。父亲显然低估了儿子，儿子的谈话使他吃惊，温斯顿反击说：但是，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懂得如何领导别人，并使他们都生活富裕，各得其所，这个任务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惊人的事情。与父亲相反，温斯顿显然并不把培养自身的高尚和善良视为和统治他人不同的另一项伟大任务。他对统治他人的热心也意味着，他相信自己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自身修养的任务，至少对少年时代的温斯顿来说，他已经感觉到了什么是高尚和善良，更进一步，他已经模糊地触摸到了智慧。这是一场旧式绅士和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和伦道夫勋爵一样，我们显然也无法确实理解小温斯顿的这些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既然永远不会有切实的答案，那我们还是抛开这个问题吧。
温斯顿的话令我们多少想到了色诺芬在《家长》中的叙述，在那里，色诺芬正确地指出：在对自由和自愿的人民的统治当中，存在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超越人之本性的，并且的近乎神明的。
智慧就其本身而言乃是一桩神奇的事情。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没有什么智慧能高于教出一个仁慈的王者这样一门智慧。最使柏拉图感到幸运的莫过于对城邦护卫者的教育，这个护卫者超越于城邦所有的其他人，但这种卓越并不体现在财富、珠宝、家族、服饰以及大批的扈从上面，而仅仅是体现在智慧上面。因此，普鲁塔克就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对一个共和国来说，没有什么能比装备一个王者的心灵更能造福于人的了；相应地，也就没有什么能比一个贫乏甚至邪恶的王者心灵为害更甚的了。一句话，一个王者如果能知道自己是个王者，这可能是尘世最大的幸福了。温斯顿做到了这一点。或许我们应当把温斯顿所取得的这些智慧归功于他在印度的那段“闲暇”时光，因为我们发现，他正是利用的这段闲暇饱读了大量书籍，其中包括了上述的作家。但这样的答案太不可靠了，而且我们依然不能确定：是什么促使他进行这些阅读。这或许就是色诺芬所说的那些“超乎人性，近乎神明”的东西吧，或者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天赋”吧，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再次抛开这个问题。
不过，关于温斯顿在印度的经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印度，他直接认识到了帝国：那是一个在英国统治之下的享有特权的缤纷世界，与之相联的是权力和荣耀的顶峰。所有的门向他敞开，他深深地吸入着英属印度殖民地那令人陶醉的空气。他与总督一同进餐，在极为浪漫的马拉肯德关口为保卫英国的统治而战，就象当年的希腊人在温泉关和撒拉米司海战中所做的那样。丘吉尔很明白：英国已经依靠其威慑力正当地继承了这个世界，并且作为更进步、更有教养的文明的代表，在与“野蛮的黑暗”战斗。在20世界的三四十年代，他仍然象一个战斗在日尔曼丛林和沼泽里的罗马将军那样，捍卫着帝国的空间和权力。或许，正是这种对祖国的爱、或者说对日不落帝国的权力和荣耀的爱，为我们揭开了温斯顿“灵魂深处的隐秘”。
但是，和恺撒相比，温斯顿并不是那种单凭武功打天下、坐天下的人；他明确反对古罗马史家利维的提法：“人们可以用获取权力的方式和手段来保持权力的存在。”这种说法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不正确的，虽然他也承认，就某些国家的情形来看，这并非不在情理。温斯顿遵循的仍是哈灵顿的传统，“只见他的英格兰共和国”，他心之所系乃是英国本土。强大的王权和健康、有教养的国民之间的联系有力地渗透在他的宣言中。他希望他看到的不是“对外能驾驭风浪、对内却不能冲洗下水道的帝国的可怜的光荣”。至少，他主张施行最低限度的生活标准，然后再维系更高的标准。如果不这样做，那将会给至高无上的大英帝国的地位带来致命的打击，在“国家效能”的伟大游戏中，英国就会输掉。对这一点，温斯顿心知肚明。而这一切的直接的先决条件是提高和改善大多数人的艰难处境。1909年在兰开夏的竞选活动中，他比以前更加坚信他事业的方向是正确的。温斯顿宣称，“贫穷的数百万人”拥挤在英国死一般的城市贫民窟里，这不适合于繁殖“帝国的种族”。“帝国种族的衰落和国家的衰落”，遍布在英国众多的城市贫民窟中、遍布在乡村破败的村舍中、遍布在“贫富不均的不正常的鸿沟中”。温斯顿断然指出，英国的真正敌人是社会天平一端的贫困失业、和另一端的令人震惊的奢侈浪费。
追随马基雅维利之后，温斯顿再一次认识到：把政治权力建立在几个权贵集团之上是危险的和困难的；把这种权力建立在人民的知识和德性之上，以大众的公共利益为立法和行事的准则，那么这种权力于国家来说是牢靠的和持久的，于人类来说，则是仁慈的和正义的。立宪制不是阶级斗争对抗的平衡，而是以民主为基础的平衡。这种平衡不是通过在一个苍白的“制度”壁垒中建立并认可各自的利益集团，而是通过调整选举而实现的。波利比乌斯的混合政体观念在温斯顿看来更象是一个神话、一场骗局，他不相信三个单独的、没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见解的社会等级，会平等地分享权力，并同意对方来制衡。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三个等级不可能象在古罗马那样，能够找到各自相对应的社会德性，在一个商业共和国，所有等级的德性都是一样的，都是以各自的欲望为基础的。因此，政治权力必须进行通过广泛的投票选举而获得普遍的认可，由此而望取得稳定和秩序。温斯顿深知，大英帝国的命脉在乎“英格兰共和国”，而不在乎庞大的帝国；英格兰共和国不是罗马帝国，英国的荣耀是共和国的荣耀，而不是帝国的荣耀。他希望他统治的是自由和自愿的人民，而不是一个奴隶的民族，温斯顿强调，“这比什么都重要。”在升任首相的当天，他是怀着一种天命感入睡的，他回忆说：“我意识到一种深处的解脱感。终于，我掌握了导演全景的权力……过去的一切都只是为这一时刻和这一考验作准备……我想我对全局相当了解，我相信我必将成功。因此，尽管等待着天明，我还是睡了个好觉，也并没有留意振奋人心的好梦。现实比梦要美好。”
关于战争，温斯顿并不在行，就象海军部的军事专家们抱怨的那样，“他是个门外汉。”但他比谁都更早地预见到了盟军的胜利和美国霸权时代的到来。在讨论盟军从何处入手以最终结束战事的时候，他顽固地坚持西西里战线，尽管他和别人同样清楚从诺曼底登陆将更快捷地完成任务。他之所以这么顽固，是出于一个更深层的考虑：西西里战线意味着英国的帝国霸权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而诺曼底登陆则意味着这个霸权的终结。但正如黑格尔早早遇见到美国将是“明日帝国”那样，温斯顿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时代的到来——他放弃了西西里战线。当他还是一个普通军官的时候，他第一次拜访美国，他向他的兄弟杰克概括了他对美国的总体印象：“你尽可能把美国人想象成一个高大健壮的年轻人，他践踏你所有的感觉，做出各种惊世骇俗的坏事来；激励人的尊严的既不是他的历史，也不是他的传统；然而，处理事务时他心中情绪饱满，充满活力，这一点值得世界上其他古老国家羡慕。”
尽管他的妻子记录下了他“对美国所持的众所周知的敌意”，但在三巨头的会面中，他总是对罗斯福霸道表现出谦让，只是在一次霸道显得过分的时候，他才发挥了他言辞的力量，对罗斯福吼道：“你总不至于让我象你的宠物狗那样乞怜于你吧！”而对于斯大林的咄咄逼人、寸铁必争，温斯顿几乎不作什么反应。或许他对任何人都更早地察明：共产主义并不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问题。在空间秩序的争吵当中，他表现出了无比的明澈、宁静和远见，这可能解释了他想象中的英雄萨佛罗拉为什么总在“关键时刻”打瞌睡。在一片喧闹声中，他独自回归了人类政治史的主流问题——如何尽可能好地统治自由而自愿的人民，什么才是真正高尚而善良的事业，这正是他在和父亲的早期对话中所表达的见解。我们常常崇拜那些缔造帝国的伟人，但是，一个能成功地引导一个帝国接受并走向没落的政治家，岂不更值得人们赞赏？看到罗马从一个不起眼的共和国壮大成一个世界帝国，我们总是为它的荣耀而惊叹；但是，比之英国人民，比之一个能从帝国重新走向共和国的民族，罗马又何足挂齿呢？想想罗马帝国可耻的灭亡吧，想想卢梭对罗马的评价吧——“罗马的诞生似乎就是为了灭亡！”
黑格尔曾评论说：“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德国人通过平静的工作，努力养育科学、养育王者智慧、养育对正义的爱，其所成就的事业，英吉利民族通过普遍的代议制仍然没有达到。”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是有道理的。从温斯顿往前数大概两代人的时间，威灵顿曾在上院不无骄傲地说：“从1688年到现在，我国事务是以最好和最卓越的方式进行的，这种方式当中包含了财富、天才和多面相的知识，也正是这些东西代表了王国的主要利益。”泛泛而论，正是这种民族骄傲感，阻止了英国人去研究并熟悉其他欧洲国家在发展立法制度时的前进步伐。尽管不断有议会改革法案的出台，意图使权力获得更广泛的基础和认可，但是，这些法案就其精神而论只是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它们的基础仍然是英国自己所代表的欧洲古老的自由主义政治。尽管常识认可了普通人民分享正义内容决定权的健全性和正当性，但人民对正义的感受仍然是通过家族纽带、私人午餐上的政治讨论、无穷无尽的私人通信、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圈子，比如赛马协会、猎狐协会，来体现的。以此为基础的选举权的扩大和选区的调整，反而使普通人民更强烈地感受到自身在行使政治判断时的艰难、无知和位卑言轻。这进一步迫使英国人更强烈地抱持“英国人的权利”，而不是“人的权利”，阻止了他们的民族通过宁静的反思，来把握立法和统治的精髓，探询真实权利的基础。这种宁静的反思被湮没在议会辩论的奢华和等级争吵的喧嚣当中，财富、名望和等级阻挡了人们分辨现存权利根基的视线。
当年弥尔顿在和法国人撒美尔夏争吵时义正词严地说：“法国人与我们自由的英国人民何干，”如果说弥尔顿是正当地表达了英国人的自豪感的话，那么当伯克面对法国革命而说出同样的话时，伯克毋宁是泄露了英国人的恐惧和不自信，同时也暴露了帝国的秘密。法国人之所以能使世界天翻地覆，并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古老信仰，也不是以为他们革新了古老民情，而是因为他们改变了提出了一种能够使人容易攻击一切旧东西、并为一切新东西铺平道路的哲学方法，并且，他们普遍地推行了这一方法。这对步履缓慢的英国来说才是真正的威胁所在。将统治的权力交给拥有大量特权的人，这在根本上就是和理性的宪法和真实立法的原则想抵牾的。温斯顿进入仕途之际，他比任何人都更刻骨铭心地感受到：英国已经如此明显地拉在了后面。他明确向英国人指出：如果不尽快为权力寻求一个广泛、普遍甚至抽象的基础时，那么英国将在“国家效能”的帝国游戏中遭受失败，与其说这是他向英国人提出的警告，毋宁说他是在预言一个新的帝国权力格局，在这个格局中，英国只能扮演一个“敲边鼓”的可怜角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斯顿将美国比喻成一个“高大而健壮的年轻人，值得其他古老国家羡慕。”
战争的胜利早就在温斯顿的预料之中，但这场胜利对他来说是喜剧还是悲剧呢？温斯顿倾向于后者，正如他的一部回忆录的书名所示：《胜利与悲剧》。早在进攻日的前夜，温斯顿动情地谈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牺牲”，谈到英国“整整一代有潜力的领导人在那场战争中的夭折”。
尽管最终的胜利属于盟军，但温斯顿对英国军队打败德国人的战斗能力缺乏信心，他这一种忧虑也是对美国人的，如果不是更大，也至少是同等的。他为德国将军的能力和德国士兵的战士品性感到吃惊，尤其是在和英国将军的有限才能相比的时候。英国将军们高唱着“‘安全第一’的庄严赞歌”，受到局势的无情戏弄。因为丧失斗志，他们不能激发军队的战斗激情。温斯顿不停地抱怨：“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战斗？”他下结论说：“我们的士兵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父辈是好斗士。”战争部的大臣也同意：“我们军队的整体士气有重大问题。”没有一位将领逃过温斯顿粗鲁的职责，甚至他喜爱的将领也不例外。亚历山大，温斯顿形容说，“欢快、一脸笑容、温雅，但缺乏想象力和领导才能”；至于蒙哥马利，前文已经提过，“除非给他十三个军团，否则他不敢向前移动。”
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王论》中指出：“征服一个由君王和几个权贵为首领的国家，要比征服一个由君王及其人民治理的国家困难得多。”而温斯顿却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一方面他深知，欧洲所有的古老政权，无论是最强大的还是最弱小的，都建立于贵族时代，它们都曾不同程度地代表或维护等级和特权的原则；另一方面，为了使日益扩大的平等所带来的新需要和新利益在统治中占据优势，人们就得推翻和压制旧的政权。这就促使现代人去革命或者变革。温斯顿的幸运之处在于来自外部的战争给他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有可能不必通过国内革命、而是借助对外战争达到这一目的，但这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在就任首相时，温斯顿说：“我了解全局，我相信我能成功。”但他能成功吗？或者正如他常常自问的那样：一群久不使用选举权的人有能力恰当地使用自己的权利吗？仅仅把选举资格的限制减低到10英镑，这能保证人民的政治德性和政治感受力吗？
现代的领袖们好象都只想率领人民去干一番大事业。“我希望他们考虑一下多下点功夫去造就伟大的人物。”所以，对温斯顿来说，无论是希特勒还好似斯大林，无论是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都不是人类政治史主流人物，也不构成真正的和独立的一个问题。温斯顿的问题是传统的：一个国家，当他的人民都是软弱的个人的时候，不会长久强大下去。
今天，让我们首先感谢温斯顿的远见卓识吧！其次，我们要问，这种处境是否解释了温斯顿的“悲剧”所在呢？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温斯顿的事业无疑是成功的，通过一场战争，他打破了英国人传统的民族骄傲感和帝国梦想，把战前的大英帝国平稳地领入“英格栏共和国”的坦途，正如他所说：“现实比梦想要美好。”在战时，人民无论多么尖刻地批评他，他们还是选择他，并且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他，他始终是胜利的象征。考虑到这一点，温斯顿应该为他治下的自由、伟大的英国人民感到自豪。
但他个人的“悲剧”恰恰也出现在这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论：“疑难的要点在于：倘若城邦内出现一个卓越之人，应该怎么办呢？大家既不能说应该把这样的人驱除而流放他到外邦，可是又不能强使他屈服为臣民。”温斯顿的悲剧恰好在于：他领英国人民到达他所希望的地方，却发现他自己不适合继续治理这块地方了。尽管他对早死有强烈的预感，但他还是活到了高龄，他没有象摩西那样死在应许之地的边境上，英国人民也没有象美国人那样，以第22条修正案限制首脑的任期，而是在感激之中把他非常客气地请下了台。
该怎么形容温斯顿呢？他不是平民，也不是贵族；不是领袖，也不是王者；不是臣民，也不是帝王；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也不归附于他；他单枪匹马，杀入宦海，到达权力和荣耀的顶峰，随又黯然退出。在城邦中，找不到永久适合于他的固定位置。他从事的是“超乎人性、近乎神明”的事业，并且注定了是一个悲剧人物，但无论如何，还有一个词是留给温斯顿的——政治家，他不是民主人，但他是民主的朋友。
来源：《君子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