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多年前，当夏勒·波德莱尔在巴黎让丑恶像花一样开放时，他可能没有想到，有个叫海子的中国诗人，用比他更大的天才，在一座神秘的东方花园，让死亡之花开放：
——“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 高悬草原 映照千年岁月/我琴声呜咽 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九月》）
——“在劈开了我的秋天/在劈开了我的骨头的秋天/我爱你，花楸树”（《幸福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
——“一棵梨子树。梨花阵阵/头盖骨龟裂——箭壶愚蠢摇动”（《马雅可夫斯基自传》）
——“桃花开放/太阳的头盖骨一动一动，火焰和手从头中伸出/一群群野兽舔着火焰 刃/走向没落的河谷尽头/割开血口子。他们会把水变成火的美丽身躯”（《桃花时节》）
……
在海子的诗里，死亡之花散发着迷人芬芳，呈现出缤纷色彩，有野花的五颜六色，花楸树果的橘红色，梨花的白色，和桃花的粉色……像波德莱尔那样，化丑为美，超越美与丑的对立，以及自然与人为的对立，虽然很难，虽然需要包容一切的巨大精神力量；但像海子那样，视死如归，超越死与生的对立，把死亡由不可逃避的宿命，转变为至高无上的自由抉择，则更难，更悲壮，更具有英雄气质，和审美价值。他不再仅仅是词语的主宰，也是他自己的上帝。假如有某种东西在左右我们生的方向，“使我不得开心颜”，为了自由，我们可以放弃生而选择死，正是从个意义上说，死比生有更多的美丽，更多的甜蜜：“还给我自由，还给我黑暗的蜜、空虚的蜜/孤独一人的蜜”（《灯诗》）。
在海子啜饮完他从死之花上酿造的“蜜”18年之后，2007年10月4日凌晨，另一个名叫余地的诗人，在昆明家中的客厅里，用一把菜刀，收割了自己的头颅，那是一生只结一枚的果子，它对于余地瘦弱的身躯来说，可能太大太沉重了，无法承受。两个月之后的12月5日下午1时许，一个哲学诗人，余虹，在北京做了一回一生只做一次的行为艺术家，从自己寓所的10层楼上，把自己像一片雪花那样放飞出去，那是一片顷刻消融的孤伶伶的雪花，死亡之花……
我不是小报记者，不是精神分析师，或传记作家，不想把海子、余虹和余地对死亡的选择与任何具体的因素相联系。我不想知道，到底有几个姑娘抛弃了海子，哪个诗歌编辑拒绝发表，但却抄袭了他的诗作，不想知道，他是否幻听到什么窃窃私语……我也不想知道，余地举刀之前是否与妻子发生口角，是不是患癌症妻子的呻吟，和等待做心脏手术的双胞胎儿子的啼哭，把他逼上绝路……我还不想知道，余虹的胃病有多严重，是否伴随失眠和忧郁症，不想知道他有几次失败的婚姻，是否完不成什么重要报告，更不想知道为什么有人要透露余虹的遗书，说他欠了5万元债务……
我想知道的是，近几十年来，我们的生存境遇是否善待了我们民族的天才，特别是我们民族的夜莺——诗人。在我看来，诗人和哲学家，是一个社会体内的白细胞，当社会发生病变时，首先探测到病菌，并从腰间拔出利剑投入战斗的是他们。他们大批死亡，社会就发烧。发烧，就是烽火台上的狼烟。因此可以说，批量诗人非正常死亡，对一个社会来说，绝不是好消息，一定是生存境遇出了不小的问题。
读一读上述三个诗人的作品就知道，死亡和自杀对于他们，不是瞬间的偶然事件，而是他们长期思考和创作的主题。1986年，海子就写下了组诗《死亡之诗》组诗的第一首，并写了以死亡为意象的《九月》，此后，死亡，就成了他诗作里一座最美丽的花园。余地开始专业创作不久的2003年，就写了《一个突然死去的人是残忍的》这首诗，诗中写道：“然后把一个死者的瞳孔不断地放大/终于对准了我，就像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然而我的眼睛里面一无所有：一个硝烟散尽的战场/剩下的只有一些残败的野草，以及/沾满了鲜血的泥土”。此后，他还写了《刀》，《活着》，《内心：幽暗的花园》等在生存和死亡边缘上挣扎的作品。
要探究余虹何时开始对自杀进行诗意想象和哲学思考，那是一个学术论题，非本文所能胜任，但就我所接触的材料看，他出版于2005年的专著《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就已经把自杀纳入存在主义的“生存美学”范畴：
“而在福柯，希腊式的艺术就是‘生存艺术’或‘生存美学’，这种艺术绝不安居于任何‘监狱’，绝不服从任何禁令，不自由勿宁死，自由是这种艺术铸造的家园，那家园没有外在的强制，它唯一的规定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包括你对自己的强制和自杀。”
这就是余虹为这本书所写的引言中的一段话，可以被看成是开放在海子诗歌中的“死之花”的哲学表达。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也译作涂尔干)在其名著《论自杀》里认为，过高或过低的社会整合程度，都可能导致较高的自杀率：社会整合程度过高，会发生利他型自杀，自杀是为了避免成为社会负担；社会整合程度过低，会发生利己型自杀，自杀是为了寻求解脱。
他的理论十分精彩，但不一定能解释中国的情况：翦伯赞夫妇、傅雷夫妇、老舍、邓拓、储安平……等人的自杀属于什么类型？海子、顾城、余地、余虹的自杀又属于什么类型？在我看来，个人自杀是社会自杀引起的（反对自杀的宗教社会除外）。社会可以分为自杀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自杀型社会是扼杀个人自由的社会。扼杀个人精神自由，是精神自杀型社会；扼杀个人经济自由和公平，是经济自杀型社会。
“文革”时期的中国，两个自由都扼杀，因此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自杀率都很高；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经济自由和公平得到发展，中国的自杀率降低，但精神自由滞后于身体自由的状况，不仅使某些完美主义诗人和哲学家们不能获得“生存美感”，还可能失去生存条件，而他们又不可能放弃精神而放大身体，剩下的路就是海子的选择：让精神的梨花阵阵，让肉体的头盖骨龟裂。
“‘身体’的大写，什么东西正在到来？”余虹这样问道。
他用彻底删除自己的身体作了回答。让我们记住他的回答，让海子、余地、余虹的死亡之花不要白白开放。
2007年12月19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