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是我的大哥，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4日出生于怀宁县查湾村高桥屋。村子坐落在安庆市北郊一片田野之中，海子的童年和少年在此度过。
我们的老屋门前不到十几米，便是一汪池塘，池塘边有几棵槐树和桃树。阳春三月，桃花盛开，槐花飘香。五六月，池塘中间便开满红、白相间的荷花，煞是好看。有时，海子央求村里大人采摘来一枚含苞待放的荷花，把它插在盛满水的竹筒中，置于床前的矮桌上。宁静的夜晚，我俩躺在床上，竖起耳朵，聆听荷花开放的脆嫩声音，在一阵阵荷花的清香中进入梦境。
我比哥哥小三岁，小时候，哥哥常带我到池塘里钓鱼，秋天的时候他还和我光着屁股到地里挖红薯。1974年老屋全部拆迁，我们村搬迁至靠北几百米的一个山冈上，一直延续至今。老屋成了一片良田。此时哥哥已经十岁，寄读于离家五里外的高河中学；三弟查训成已经三岁；小弟查舜君也在这年呱呱坠地。我已七岁，需要帮父母照看两个弟弟。
我们的父亲査正全，1933年农历七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怀宁査湾。名字中的“正”应是“振”，表示辈分，因办理身份证时误写成了“正”。我们家世代以农耕为生，祖父体弱多病，祖母是裹小脚的农村妇女，家境贫寒，没经济能力让父亲去正规学校读书。但父亲有超强的记忆力和洞察力，他十三岁当学徒，通过乡村老裁缝口传，学习缝纫，十五岁便凭着一把尺子，一块画粉，一把剪刀，走街串巷为乡亲们缝制衣服，二十多岁便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金牌”裁缝。
父亲一直游走于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他不会写字，不会记账本，到晚年也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一生全凭记忆，从未算错一分钱，没多收或少收工钱。他口口相传，带了几十名徒弟。但父亲一直都崇尚文化教育。当年小叔不想读书，想跟他做徒弟，他苦口婆心劝小叔重返校园，小叔后来成为中学特级教师。
当他发现幼小的海子早慧，记忆力超强，在海子五岁时，便跟同在乡村当民办教师的朋友操刚说情，请他收海子入学，接受正规教育。我们家那时生活再艰苦，哪怕借钱，父亲仍千方百计供我们四兄弟读书。
母亲操采菊（身份证名误为操彩竹），1935年9月1日生于本地一个富户，为了爱情，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嫁给了贫穷的父亲，并且不离不弃，恩爱一生。
母亲一生含辛茹苦养育我们兄弟四人。从小她就教育我们要学知识、学文化，做人要善良正直，做事要坚持，对社会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对生活要积极乐观。在海子牙牙学语时，母亲发现海子对文字情有独钟，便千方百计寻来旧报纸旧书籍，启蒙海子识字、写字。海子三岁时，母亲教他识字“安徽文学”。
此外，从小，母亲就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珍惜粮食。一次，哥哥和我帮母亲收割麦子，母亲远远看见有枚麦穗遗失在地头，她让哥哥去拾起来，与成捆的麦穗归拢在一起。母亲说：“每颗粮食都是老天的恩赐，不能随便糟蹋。”
上初中那年，我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很是手痒，寒假里的一个下雪天，我拉着哥哥，在老屋门前扫出一块空地，用一根系着细绳的木棍顶起一只竹器，在下面撒一把稻谷，学闰土抓鸟雀。我没耐心，等不来鸟雀，早去别处玩耍了，海子却默默收拾地上的稻谷。为此，母亲数落了我，让我向海子学习要珍惜粮食。
海子去世后，读他的《粮食两节》中的句子“粮食头，上是火。下面或整个身躯是嘴，张开大火熊熊的头颇和嘴”，オ知道，海子一直对粮食存有敬畏和感恩。而这，无疑受到母亲的深刻影响。
那时候生活艰难清苦。农忙之际，父母和村里劳力集体出工，忙种、忙收。农闲时，父亲作为一个手艺人，带着剪刀和尺子，走村串巷，为大家缝制衣服，换取微薄报酬，来缓解捉襟见肘的境况。母亲则在山冈较为平坦处开垦了几垄地，种上麦子，补充家中匮乏的口粮。
十岁时海子进入中学后，便很少同我打成一片。星期天，寒暑假，他不是在家看书，就是帮母亲在麦地除草、施肥、收割。
海子从小就被村人视为神童，具有超常的记忆力，据说四岁的时候就能够背诵50多条毛主席语录。记得乡村夏夜纳凉时，乡亲们聚说三国故事，常找来海子补充情节。海子总是能够一五一十绘声绘色地把情节讲出来，让大家听得入神。但海子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还是他读书的勤奋。
夏夜，我躺在蚊帐中一觉醒来，看见海子为了防止蚊虫叮咬，上身披着父亲宽大的村衫，两腿没在装满水的木桶中，仍就着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看书、写字。寒冷的冬夜，纸糊的窗外，北风呼啸，躲在破旧棉被里的我，夜半常常被冻醒，朦胧中，海子还坐在书桌旁，轻跺着双脚，揉搓着双手，眼睛仍盯着摇曳的煤油灯光下的书本。
从小学到中学，哥哥的成绩一直优异。十五岁那年他一举考上北京大学。全家人长久地沉浸在兴奋中。
哥哥去京后，暑假只有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回了怀宁查湾，以后，无论在北大读书还是在法大工作，暑假都没有回怀宁查湾。海子1980年9月份读大二，这年因他暑假回怀宁查湾了，所以这年寒假他没回怀宁查湾。这以后直到1988年海子每年寒假都会回怀宁查湾陪家人欢度春节。其余时候，他与家人主要通过书信联系。
这种生活多少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以至于到现在每年春节前夕我心里还隐隐有个期盼：哪天，哥哥背着发白的牛仔包风尘仆仆地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每当我遇到挫折困惑时，总想静下心来写封信给哥哥，与他谈谈心。可惜，现在我与哥哥的往来信件已经全部遗失了。
1982年秋天，哥哥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实习。实习快要结束时，他才给父母来过一封家信，就自己毕业分配去向的问题征求父母的意见。当时，他有几种选择：安徽省司法厅、南京中级人民法院、中国政法大学。记得父母让我代替回复的建议是，让他到安徽省司法厅工作。理由是，那里离家近，相互之间能有个照应。但第二年毕业后他自己还是选择留在了中国政法大学。
后来，他同父母解释：一开始要求到地方工作，以后想调换大城市就比较麻烦，但从首都北京调往地方城市就相对容易多了。父母想想也对，尊重了他个人的选择。只是父母每次去信都叮嘱他：你现在年纪轻，在单位要好好工作，与同事要搞好关系，尊重领导，注意身体等。
那时他回信信封的地址是：中国政法大学校刊编辑部，信的内容都是让父母放心。他说，新的工作单位食堂的伙食不错，工作也不是太累，让父母多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并督促我们三兄弟好好读书等。
1983年秋天的一天，父母突然收到了一张哥哥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是人民币60元整。在汇款单附件说明栏上，哥哥附了简短的两句话：爸爸妈妈，你们好。已发工资，现寄60元给你们。望保重身体，祝全家安康。当汇款单由村支书递给父亲时，父亲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此事一度成为查湾村的头号新闻：査裁缝的大儿子在北京某大学工作了，吃公粮啦，还给父母汇款了。这件事一直是当时纯朴的村民教育自己儿女的样本。
这年寒假回家过春节时，哥哥还捎带了几帧单位发的美女挂历。哥哥把挂历挂在老屋厅里当年画，很耀眼，很时髦。他还给我们三兄弟带回几叠印有“中国政法大学”字样的信纸做笔记本。1984年下半年，哥哥来信告诉我，他的通信地址改为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在信中他告诉父母，他现在是一名大学老师了，教学生美学。当时父母很疑惑，问他：“你在大学学的是法律，怎么现在学校安排你去教学生美术？这样专业不是不对口吗？”他解释说：“美学是门哲学，不是美术。”
四季轮回，日子密密细细，我们一家六口人，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兄弟教书的教书，上学的上学，平淡而幸福地生活着。我们和哥哥虽然不常见面，但我们互相思念，彼此牵挂。
哥哥非常关注弟弟们的学业。记得读高中那年，哥哥发现我课外迷恋武侠小说后，与我有过一次深刻而通俗的交流。他问我喜欢阅读哪些课外书籍。我明确表态并不爱诗歌，喜欢看琼瑶的爱情小说，喜欢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他说古龙这个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希望我读了古龙小说还应抓紧学业，像另辟蹊径的古龙一样走出自已的路。如今回想此事，哥哥真是用心良苦。
1985年春节哥哥回家度假时，因家中兄弟较多，床铺少，父母便安排哥哥同我睡一张床。大年三十晚上零点时，我发现哥哥手中拿着一张照片双手合十，面朝北方，盘坐在床中央，口中念念有词。第二天正月初一我趁哥哥去村庄给长辈拜年之际，偷偷从他枕下翻出了一张女孩的半身照片和一封未发出的信。照片上的女孩十分漂亮，大大的眼睛，圆圆的脸，挺拔的鼻梁，还留着披肩发。
我小心地打开照片下的信封，发现那就是情书，此时我知道哥哥恋爱了。哥哥回来后发现我翻动了他的照片和信件，不但没有责备我，还微笑着问我，女孩漂不漂亮，并要求我向父母保密。后来我有幸还先睹了他的抒情短诗《你的手》。此诗是我高中时代所读过的最浪漫的一首情诗。
1986年哥哥春节回家时，上身穿着一件大红棉袄，下身穿着一件发白的牛仔裤，长发披肩，满脸黄色的兜嘴胡。哥哥的形象把母亲吓了一跳。记得当时母亲嗔怒道：海生你怎么这般模样，头发也不理，胡须也不刮。哥哥解释说，因他年纪轻，个头矮，面相稚嫩，在学生面前没有威慑力，故如此打扮，以显得老成持重。母亲听完笑了。此后海子再回家时都会把胡须刮了，把头发理短。
1987年，因我们三兄弟都在读书，家中经济拮据，父母便在村庄前开了一间豆腐坊。春节期间一家人都比较忙，这样我们与回家度假的哥哥相聚的时间就相对少了点。但他经常去豆腐坊看看，同我们说说笑话，并用带回的相机给我们兄弟拍了好多制作豆腐的照片。下雪的时候给我和小弟拍摄了在雪地上摆武打动作的照片。
记得这年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团聚在妈妈做的年夜饭前。父母语重心长地对哥哥说：“你也不小了，工作也有几年了，可以谈个女朋友了。”当时哥哥爽快地答应了父母：明年回来一定带一个女朋友回家过年，让父母放心。这顿年夜饭一家人其乐融融。
1988年春节回家时，哥哥帮家里添置了一部十四英寸星宇牌的黑白电视，让我们兄弟几个不再抢那个盒式收音机了。每晚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这一年学校给哥哥安排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宿舍，比较宽敞方便。他同父母商量，今年带母亲去北京游玩几天，明年再安排父亲去。
这年母亲在哥哥的昌平住处待了有一个星期左右，为了让在乡下生活半生的母亲开眼界，那些天他几乎天天陪母亲游玩北京的风景点，带她吃北京好吃的小吃。因牵挂家里的农活，母亲便推辞了哥哥的挽留，匆匆回了家。
送别母亲时哥哥硬塞给她300元钱。那时他的工资很低，后来听说这笔钱还是从朋友处借的。母亲每念此都悔恨得掉泪，甚至认为自己如果不拿这笔钱，也许海子不会死。母亲这次去京，在哥哥昌平的住处碰见了一个姑娘，她经常来看哥哥，并帮哥哥洗被子，收拾房间。母亲常在父亲面前夸这个姑娘朴实贤惠，不像城里姑娘矫情。
1989年春节回家时哥哥偷偷告诉母亲：他发现自己有胃病，经常吐血，今年想请半年假去武汉治病。当时母亲被吓坏了，让他赶紧跟学校领导打报告请假。但不知什么原因，过完年后哥哥接到了一封信，就又匆匆返校了。
1989年3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封电报送到了父母手中，电报中称：查海生病危，请父母速来。当时父母就懵了，赶紧和我的两个叔叔还有舅舅一道赶往京城。到法大后，他们得知哥哥已去世！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父母当时就崩溃了。善后的事，都是随法大处理的。
当时学校定性海子为非正常死亡，按有关规定：补助500元安葬费，补发10个月工资，一次性将此事处理完毕。此行幸有大哥生前好友西川、骆一禾、刘广安等全天陪护和安慰，否则真不知二老如何度过那些艰难时刻。
当时我正在怀宁老县城怀宁中学高三复读班复读，家里人没有告诉我出事了。但5月的一天，我从同学手里接到一份县里发行的小报，报上赫然印着“海子的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当时，我真没太在意，且怀宁老县城离我们家有60公里路，我自春季开学之后几个月没回家。正逢高考，学校封闭式管理。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家里没有电话，我无法得到哥哥的确切消息。挨到高考之后赶回家，才从家里知道，哥哥已经辞世三个多月了。我永远失去了我亲爱的大哥！
九月份，我又陪母亲坐了20多小时的火车去了一趟法大。通过族中一位在京当兵的堂兄，我们联系上了法大的领导，母亲要求重新处理此事，却被告知，此事已一次性处理完毕，他们也无能为力。此后，我们家与法大再没有联系。此行再次受到西川大哥的悉心接待，至今感念。
哥哥死后，父母遵照海子遗言，把他的遗稿托付给骆一禾和西川；海子生前的遗物，包括大量书籍和一些生活用品，父亲不惜一切代价全部打包，托运回怀宁查湾。打包的书有几十箱，光邮寄费就是数百元。海子的骨灰运回安徽后，按本地的风俗习惯，五年后才把他入土为安。
在哥哥生前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个诗人，对他的写作也从未关注，他每次回家也极少谈到诗歌的话题。199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老家探访，我们才了解到哥哥在诗坛的巨大影响，才开始关注和阅读他的诗歌。是的，作为家人，我们是在他死后才开始重新认识他，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为了冲淡整个家庭悲伤气氛，1990年我便与邻村一姑娘结婚生子。后来先后到广州和北京打工，在此期间先后认识了哥哥生前的一些同学、同事、舍友和诗友，受邀参加了一些纪念海子活动，并系统阅读了海子的诗。
我本来是一个对诗歌不感兴趣的人，在这些阅读的刺激下，我也开始受诗歌的感染，甚至开始提笔写诗。虽然写的很粗糙，但我感到与哥哥的精神世界更近了。
老母亲在哥哥去世后，也慢慢变成了海子的读者。一旦闲下来，她就会翻读海子的诗集，有时在家里读，有时在海子的墓地读。家人一般都不让她去海子墓地读诗，怕她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但她坚持用这样的方式跟海子对话。母亲最喜欢读海子的抒情短诗。现在八十几了，还能背诵几十首海子的短诗。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祖国（或以梦为马）》《给母亲（组诗）》《麦地》《日记》等。
海子组诗《给母亲》中的一首《雪》，最能触动母亲的心弦：“妈妈又坐在家乡的矮凳子上想我／那一只凳子仿佛是我积雪的屋顶……”这是海子死后她经常诵读的诗歌，每一次都是一字ー句反复读诵，每一次都读得她眼冒泪花。读诗让她感到儿子并没有死，而是一直活在她心中。
海子去世后，海子视为兄长的骆一禾率先帮海子整理出版了《太阳·土地篇》，西川大哥花了将近十年的心血，整理出版了《海子诗全集》。进入新世纪以后，众多海子诗歌选本也先后出版，我本人也从家人的角度选编了一本《海子诗选》，2015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诗被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并广为人知。
2004年，父母用海子的诗集稿费修葺了海子故居，为海子，为海子诗歌留住了一片心灵绿洲。1993年父母及家人按当地风俗，把厝放在查湾山岗土地面上已五年的海子骨灰入土为安，并按宗族仪式为其立碑。2008年，由县政府拨款及诗歌爱好者捐款扩修了海子墓。2017年10月，怀宁地方政府又立项出资在海子故里一一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建成了海子文化园（包括海子雕像、海子诗歌广场、海子纪念馆、海子太阳墓）并对外正式免费开放。我荣幸受老母亲委托及地方政府聘请为海子纪念馆副馆长。现海子故居及海子墓都已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前年父亲也去世了，只留下母亲一个人守护着儿子的长眠。但她并不孤独，因为她还在幸福地朗读着儿子的诗篇，读给麦地里的儿子听。
本文原载《诗歌月刊》2019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