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岁末，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的第八届年会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我到会上去看望几个来参加会议的南大同学。因为同学没有说清楚他们所在的会场的地点，我错走到了另一个分会场。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却与刚主持完一节会议从会场出来休息的《文学评论》的王保生老师不期而遇。
两年前，王老师曾参加过我们这一届南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同学的博士论文答辩，所以我们相互认识。而且，说起来，王老师还是我的学长，不过，他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从南大中文系毕业，之后便一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所以，准确地讲，他应该是我的老师辈的学长。因为正好是会议间隙，很多人都从会场出来放松，窄窄的走廊里一下充满了喧声，我们便走到走廊尽头靠窗的位置，在上海冬日的午后难得的阳光下，手里端着一次性茶杯聊了起来。王老师一开口就问我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的，这让我很惊讶，因为之前我并未告知王老师我这一年在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事，可能是看到我多少有些迷惑的神情，王老师便主动对我说，是许志英老师告诉他的，而且，许老师还告诉他，他要我为他的即将出版的一本随笔集写个序。
我这才明白过来。许志英老师60年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分配到文学所，和王保生老师曾经是同事，也是相交数十年的老友，这些情况想必是许老师告诉他的。我忙向王老师解释了一下个中缘由，因为为许老师的随笔集做序，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力所不能的事。为此，6月份我还在美国的时候曾特地给许老师打过电话，希望许老师能够选择更合适的人来写这个序。当时许老师正在苏州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听到我推辞的话，许老师以他一贯的斩钉截铁的风格说，就是你写了，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许老师一直是我多年来所敬畏的一位老师，他既然不肯收回成命，我也只好勉力而为了。
这倒不是客气。因为这些年来，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一代人想要理解另一代人有多么困难，又是多么的难得和不易。特别是许老师他们这一代人，即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50年代到60年代初受大学教育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因为生活背景的不同，和所受教育的差异，感觉上是和我们离得很“远”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在解放前受过传统的旧式教育，又在解放后接受了新式的社会主义的大学教育，于文革前就参加了工作，这使他们既不像上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所受的教育比较“纯”，理解起来好像容易一点，也不像他们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因为文革的影响，不仅未能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有些甚至连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没受过，但因生活的时代和我们的关联性较强，接触也比较多，所以能够觉察到他们这一代人的特点。而且，许老师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并不是近年来流行的以兜售一点肤浅的文史知识来换取廉价的名利的所谓的学者随笔，基本上每篇都是以怀旧忆往为主题的散文，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也主要是以同代人及其所经历的生活为主。作为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八十年代受大学教育的我，与许老师相隔虽说只有一代人，但想要真正理解许老师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不由得想起91年我在南大读硕士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着明亮的阳光的冬日，在南大北园中文系六楼朝南的一间小屋子里，许老师给我们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学讲现代文学思潮的情景。那时的硕士研究生一届甚至比现在一个导师带的博士生还少，就那么三四个人，房间里也没有空调，所以即使有阳光照进来，也还是冻得人缩手缩脚，但身材不高且身体也算不上强壮的许老师却始终挺直腰身，一边掀着自己写在稿纸上的讲义，一边抽着烟用低沉的声音不紧不慢地给我们讲“五四”。和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性格随和的邹恬老师不同，许老师是典型的一言堂，似乎根本不屑于当时时髦的什么启发式教学，他从不向学生发问，也从不和学生讨论，而且，由于他讲课时从不看我们任何一个人，有时甚至让人觉得，他其实并不是在给我们讲课，而是在自言自语。除中间休息一次外，三节课的时间里，那间小屋子里只有许老师单调的讲课声和他翻动讲稿时稿纸所发出的那种细微的响动，再加上他又不苟言笑，从不和我们闲聊，以至于我们上他的课时都有些噤若寒蝉，所以对他的课也特别认真，不敢马虎。我在硕士时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在许老师的要求下去看良友出版的新文学大系的结果，而同样，我对胡适的了解也是来自于许老师的讲解，因为怕许老师突然哪天像别的老师一样让我们发言，我还硬着头皮把系资料室里的一套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的繁体竖排的胡适作品集看了一遍。
正因为对胡适产生了兴趣，这年冬天学期结束时，我还趁回河南老家过春节的机会，特地绕路去开封拜访了沈卫威兄。他是胡适研究的专家，那时刚从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分配在河南大学任教。当我们在冬夜的月光下踏着咔嚓作响的积雪在河南大学的校园里散步的时候，他也向我提到了许老师对学生要求的严格。所以，当我谈起身为系主任的许老师在和我们这届研究生第一次见面时就要我们“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时候，他也会心的笑了起来。其实，对我们这些硕士来说，当时许老师说的另一句话对我们更有震撼力，那就是后来几乎成为我们南大中文系研究生口头禅的许老师的名言：“拿出你的铅字来！”这句话很有许老师的风格，虽然平实，但却很有力量。谁都知道，即使是现在，对研究生来说，发表一篇学术文章该有多难。
当年许老师说这个话，却并非像现在一样为铅字而铅字，为发表而发表，只是为了教训系里那些整天眼高于顶喜欢坐而论道却不事稼穑的研究生而已，实际上这也是各个学校中文系研究生的通病，但说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的大概只有时为南大中文系主任的许志英老师。而随后这句话不胫而走，成为我们同学之间相互开玩笑时批评对方的日常用语，可能是许老师所想不到的。04年夏天，当我再次回到南大攻读现当代文学的博士，并顺利毕业之际，我们这届同学把许老师的这句话印在了毕业衫的背上，当我们穿着这件印有我们专业的几个老师的“名言”的圆领衫出现在南大汉口路正门的毕业照拍摄现场时，十几年来，我才第一次看到了自誉“头发已经白了五分之一”的许老师的微笑。
扯远了。
91年的时候，生于1934年5月的许老师虽已届知天命之年，也“偶有几茎白发”，但因时代关系，只是“心情微近中年”而已。从开学的第一节课起，他就这么给我们不疾不徐地讲着“五四”，直至学期结束的最后一节课，在这门名为现代文学思潮的课上，他一板一眼讲的内容也还是“五四”。尽管他讲课的声音一如既往的低沉，而灌鸭式的上课方法也持续始终，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并不感到沉闷和枯燥。
或许，“五四”真的就像许老师在这门课的开场白上说的那句话：“英国有个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中国有个说不尽的五四”。这句话同样也作为许老师的经典格言为我们现当代专业的同学耳熟能详，不过，最初听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还很奇怪，为什么许老师不说“中国有个说不尽的鲁迅”，而用“五四”来代替呢？以我和上课的同学的眼光看来，似乎鲁迅配莎士比亚更加对仗，也更加合适一点，但当时我却并未深想。直到今天有机会翻阅许老师的这个随笔集里相关的文章，才知道许老师之所以会发此议论的一些缘由。
其实，许老师1983年初因发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一文而为学界所知并随之获咎的原因，除了指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并非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表述的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文章中“抬高周作人，贬低鲁迅”。前一个问题毋须多说，后一个问题现在看来，则颇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了，因为许老师在上课时也对我们讲过他在这篇文章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他始终认为，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文学主张上的影响是大于鲁迅的，而鲁迅在创作上的贡献则大于周作人，若因此就引伸出贬鲁抬周，自然是断章取义。这于今天已成为常识的看法，在当年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背景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宣部点名，省委宣传部开会，一些著名的学者甚至朋友也被迫出面写批评文章，似乎颇有一股不上纲上线把许老师“批倒”甚至“批臭”而不罢休的架势。时至今日，从中还是可看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做学问的艰难和所承受的压力，尤其是政治上的压力。也许正因为此，在给我们上课时，许老师才会再三强调“中国有个说不尽的‘五四’”，而没有将这个说法归之于某一个人，因为“五四”恰是因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各种观念激烈交锋，方产生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而当时也并未像后来者所想象的那样将其成就定于一尊或归之于某一个人，即使是欲将“五四”几员大将除之而后快的顽固不化的“荆生”者流，也一样有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
当然，围绕这篇文章所发生的故事我在南大读书的时候曾听一些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师兄们说过，说其时还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许老师写了这篇文章后，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先生点名批评了这篇文章，但许老师并不服气。一次，趁胡乔木先生到社科院视察工作之际，他冲到乔木先生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和他为此事辩论了起来。这当然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师兄们某种大胆的加工和演义了。其实，许老师早在1977年10月下旬就调离了中国社科院到南大中文系任教，而这个演义距他在南大写作并发表这篇文章时间早了足有五六年，所以，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从这种不无善意的加工和改写中，可以看出许老师在大家心目中的性格特点和精神气质。
实际上，因为少不更事，我们把许老师，也把当时的那个时代想得太简单了。许老师1955年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两年后亲身经历了反右运动，亲眼目睹身边的一些同学无端被打成右派，1960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不久就又身不由己卷入了文革初期的派性斗争，其间所经历的磨难自然如凫饮水，冷暖自知，所以，发表这篇谈“五四”的文章之后，尽管文革已经结束，可当与文革时某些举动似曾相似的一幕突然出现时，他所遭遇的压力更是我们所难以想象的。许老师在随笔中自言，他当时几达寝食难安的地步。而且，因为怕家人知道后担心，将近三个月，他都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家人，直到家人无意中知道后惊恐不已，怕他被抓起来，他才详加解释，尽管他的解释也并未给家人带来多少安慰。由此也可见，当年的知识分子是在怎样的一种气氛下生活的。事后他坦承，他曾为此整整心力交瘁了半年。
在这里，许老师特地提到了系里当时还健在的陈白尘先生和陈瘦竹先生对他的支持和保护。白尘先生在听了他的汇报后，送给他八字金言，要他“吃你的饭，睡你的觉”，而瘦竹先生则当面对他连说，“这是学术问题”，显然，两位先生对他的劝勉和鼓励让他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对他能平安度过这段人生的关口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在知识分子中，也都并不缺白尘和瘦竹先生这样的正直而又不乏良知的人。许老师回忆文革初起，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下，他们大揪文学所的“黑帮”，大家一起到患有冠心病的“反动学术权威”唐弢先生家念大字报，对其进行批判，没想到，同去的女同志王瑛还细心地带了速效救心丸，以防唐弢先生不测。而后来当他和樊骏被分配到美学家蔡仪先生家住宿时，他们两人也并未对蔡先生横眉冷对，以表示自己的革命性。而之后在干校，许志英老师，还有同属一派的王保生老师等，也主动和曾是对立派别的王春元等人和解并成为知心的朋友。
明白了这些历史上的是是非非和风风雨雨之后，再来看许老师一再念叨“五四”的行为，就可以看出，这其中不仅有他在学术上的追求所在，也有其亲身的感悟和体验在内。说白了，不过是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坚持和践行而已。
这些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似乎很多问题一下子变得全球化起来，中国自身的问题也失去了特殊性，很多学者也急于和国际接轨，大谈所谓的后现代，后殖民，还有什么同性恋和酷儿文化等，而南大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却大多一直在这个潮流之外，在如今唯新是举和唯怪是从的学界风气面前，不仅显得“过时”，甚至是那样的“保守”和“守旧”。如和许志英老师同事的董健老师，还有身为他们的学生的丁帆老师等，就一样始终在大声疾呼，在当下的中国，“五四”时代并未过去，“五四”精神也并未过时，表面上看，似乎也“卑之无甚高论”，但是，以真正生活在中国的今天，并从今天中国的现实的角度看来，不能不说，他们的努力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这段后“五四”或“五四”后的路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要走。而南大中文系这些老师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追求和表现，我觉得，一方面固然与南大从民初的学衡派开始就有的不爱赶时髦的学风有关，不夸张地说，也与许老师多年来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产生的影响有关。
近年来，我常翻看一些当事人写的反思文革或反思反右时期的回忆文章，但总是无一例外地觉得失望，因为这些文章大都是以谈“别人”为主，似乎那个时代他始终不在场，或者即使写到自己，可一旦写到紧要关头，如批评或批斗某人时，那个正津津有味地谈论着自己的“我”忽然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了，让人犹如进入“无我之境”，这当然不是像柏拉图那样，因为出于悲痛和对老师的爱，所以，在记述老师苏格拉底受难前后的《斐多》篇中，有意所声称自己不在场的那种不在场。我认为，这些人这样写，这样有选择的“回忆”，并非是内心的怯弱，而是一种虚妄，这些人的内心依然像过去一样没有一种真正的道义上的标准。而相较这些有意或无意构造出的“无我之境”的文字，许老师的这些随笔，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有我之境”的抒写，他在文中不隐恶，亦不扬善，既谈到自己曾参与批判唐弢等人的事实，也谈到自己善待蔡仪和王春元等人的做法，所用笔墨也前后一致，并未厚此而薄彼。我想，这正是许老师自己心中有“五四”这一杆秤，才能做到这样客观和公正的看待自己。
所以，许老师也才会在文中坦言，自己大学毕业进入文学所后，只在60年到64年间看了一些书，打下了一点作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之后随着四清，以及文革骤起，他身陷其中，早年的学术梦也就此被打破，而因此也影响到了自己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
这确实是一件令人痛惜的事。许老师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从小大都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大学时又多接受名师的熏陶，如许老师五十年代在复旦中文系读书时，朱东润先生，蒋天枢先生，赵景深先生等都给他上过课，而到文学所工作以后，又有幸得到名师的指点，如何其芳，唐弢先生都曾对许老师耳提面命过。其中，唐弢先生不仅夸他“坐得住”，还破例允许他到自己家里借阅稀缺的现代文学的书籍和期刊。但是，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却把许老师这一代人最宝贵的一段青春年华消耗在打派仗，讨论政治形势，抄写大字报和在农村的下放劳动之中。当许老师1977年秋天调往南大，正式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时，他已经43岁了。文革耽误的当然不是他们这一代人，第二年夏天，当程千帆先生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身份回到母校重新开始工作时，已经65岁，而那些77级78级的大学生进校时，平均年龄也大都已经过了二十岁。
悲乎？叹乎？
似乎皆成往事。只是，如今再谈到这些，总觉得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但历史就是这样，它一旦发生，就不以后人甚至当时的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一个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的个人来说，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如古人所言，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而已。
许老师在离开社科院之前，他的朋友特地设宴为其饯行，席间大家都劝他到一个新单位后要说话谨慎些，这当然是特地针对他的性格而言，因为他显然并不是个讷于言的人。但是，尽管他当时点头称是，可实际上却并未做到。这其中自然有好有坏，比如，1978年12月的24，5号，他上海的老友金子信从北京出差路过南京，和徐兆淮一起到他南大的宿舍闲聊，其时，正持“五四”的“重新估价一切”的思想的他，建议在出版社工作的金子信把1957年以后受过批判的文学作品结集重新出版，而金子信也依约在回沪后向负责的姜彬先生汇报此一选题，该书遂得以迅速在1979年5月以《重放的鲜花》出版，当年即引起很大反响。同时，该书也成为那些“五七族”作家回归文坛的标志。如今“重放的鲜花”这一名称赫然已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关键词，中文系的研究生在入学考试时，也常会在“名词解释”之中找到其身影，其分值从五分到十分不等，若是论述题，那就更可观了。但可能除当事人外，还少有人知道此中款曲。而放言惹来祸端的也不少，前文所提到的让他事后惴惴不能自安的谈“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的文章即为典型的一例。
而且，他并未从中吸取到教训，此后也并没有改掉这个毛病。91年秋冬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因为小平同志还未南巡讲话，政治空气并不好，学术界也忽然回潮，重谈意识正确的老调，给人的感觉，仿佛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夜之间消失了一般。但许老师经常讲着讲着，却忽然会从“五四”旁逸开去，大谈一通社会现实，当然，他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低沉。我记得他对89年那场风波之后主事者命令大学的文科招生缩减一半，理工科缩减三分之一的做法颇有微词，直斥之为愚民政策。而同时，他又对当年南大不同意像北大和复旦那样让新生军训一年而倍感自豪。当然，他也并未因此而容颜稍改。
但是，尽管他的表情是平静的，可我们知道，他对南大的这种做法是欣赏的。是的，他爱南大。刚才谈到他爱议论的习惯并未因受挫而收敛，固然与其性格有关，但也与南大的氛围有关。他不止一次地在文中现身说法，说自己在上海待了五年，后来又到北京待了十七年多，却独喜欢南京。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觉得南京“有一个适合读书人的学术环境”，不像北京，上海，还有武汉，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鸡犬不宁。具体而言，这个“适合读书人的学术环境”就是指的南大。许老师说，他当初一入南大，就感到有一种学术环境的自由，或许，还是用他的话来说更为形象，那就是，在南大，“知识分子取得了放屁权”。此话之直接，放达，自然也是心有所感方能言。不说他当时因“五四”一文贾祸时，陈白尘和陈瘦竹两位老先生，还有叶子铭先生及校方对他的关照，即使是学生的所作所为，也让他感动。当时正在上他的课的80级的一些学生知道此事后，竟然敢冒天下大不韪，发起了“保卫许老师”的签名。后虽然被善意的制止，但这种“吾爱真理，吾亦爱吾师”的行为，显然不是随便哪一所大学的学生都能做到的。
前些年的一个冬天，许老师来上海大学开一个现代文学的会议，我因为知道的晚，所以和几个在上海的南大同学一起去远在郊区的宾馆看他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原以为这个时候他的房间里不会有什么人了，可没想到敲开屋门后，里面居然坐了一屋子人，头一眼，我就看见了沈卫威兄，他坐在床上正和许老师聊着什么。而我们进去后，经许老师介绍才知道，和沈卫威兄一样，这些人都是南大现当代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自然，他们也都是许老师的学生。我想，那天在座的人里，可能没有一个人没上过许老师的“五四”课，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许老师的那些被传诵的格言，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许老师的那些故事。
只是，岁月如流，许老师也已垂垂老矣。当我在01年重新回到南大，再次坐在课堂上听许老师讲现代文学思潮时，许老师已经很少像过去那样少言寡语，而所谈论的东西也不再局限于那些书本上的知识，更多的已是对我们谈论他自己多年来的一些治学的心得。不过，他还是那样平静和不动声色，当我们听到他对我们说“一篇文章写好后很难改过来”时，彼此发出会心的微笑的时候，他依然像多年前那样掀动着面前似乎从未改变过的用稿纸抄写的教案，当他说一篇文章如果能想出一个好标题就成功了一半时，我们恍然大悟而觉得了然于心的时候，他也仍然是一口一口抽着手里的香烟，静静地看着教室中的某一个地方。而此刻在从窗户照进来的阳光下，只有一缕缕淡蓝色的烟雾在他身边飘动。
许老师曾说，给本科生上课，要清楚明白，给硕士生上课，要讲得似懂非懂，因为全懂了，他们会觉得老师没学问，一点不懂又引不起兴趣，而给博士生上课，则要拿出你的真知灼见来。我觉得，在给我们这批博士生上课时，许老师拿出的已经不仅仅是真知灼见了，而是度人的金针。
90年代初，我在南大中文系读书时，中文系当时有三位老师是被大家尊为先生的，即陈瘦竹先生，陈白尘先生和程千帆先生。虽说现在无论校园内外，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先生的称呼，但是，能在南大中文系被大家真正尊为先生的，却是少之又少。在南大，冠以先生之名者，文章高妙自是题中之意，品格的高洁方才是立身之本。我想，如今已届古稀的许志英老师也应该在南大中文系的先生之列。
那天，在华师大和王保生老师聊起许老师这些年陆续发表在各种杂志和报刊上的随笔时，王老师曾认真地对我说，许老师的这些文章颇有周作人的风格。确实，许老师的文字一如其人，不事奢华，风格简劲，而又情真意切，但和周作人那些有时未免失之绵软和繁琐的文字相较，则更觉洗练，也更显赤子之心。不过，我想，这种话由与许老师相知多年的王保生老师口中说出，当也应是知人之论。毕竟，每一代人都只有同代人了解得最深。
我忽然觉得，许老师这本书的序其实应该由王保生老师这样的和他一起同甘共苦过的老友写更合适。
许老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作序之难，所以他从不为人作序。而在他的责令下，我却不得不率尔操觚，草成此文。
其实，童子何知？
又岂敢言序？！
2007-1-5于上海五角场。
2007-11-22 许老师驾鹤西去后再改于同济大学中文系。
张生，现为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