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先生，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获得者，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51年留校任教，1956年转入历史学系。历任南大历史学系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务。茅先生在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和当代台湾史等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地位，至今共出版重要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尤其在台湾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海内外产生很大影响。
本文作者张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1991-1994年在茅家琦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
1990年冬，我已经找好了工作，准备到江苏教育学院教书。同学们隔三差五地互相请客，说了一大堆“苟富贵毋相忘”的话。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到大学教书，虽然薪水是可以想见的少，但从此自力更生，不要父母再操心，不满意之中还是能接受的。
一天晚间，在宿舍里高谈阔论，硕士导师张宪文先生翩然来访。说到三年来蹉跎的岁月，颇有所学甚少、愧对当年考研辛苦之慨。张先生说，你考博吧。张先生随后问了研究生院，说以我的成绩，专业课和政治课可以免考，只要考个外语。于是临时起意，考了博士生。张先生把我介绍给了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博导茅家琦先生，共同负责我的博士学业。如今思之，两位南大荣誉资深教授联袂指导我这个资质贫乏的学生，实在是我终身的荣幸和骄傲。
茅先生我是认得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南天王”——“北天王”是谁？至今不知道。先生很严格，我是领教过的，硕士论文答辩，我在毕业生登记表上潦潦草草签字，拿到茅先生那边签字，先生很不满意，说写字有好有孬，但应当工工整整，拒绝签字。还是崔之清先生从中缓颊，先生才勉强签字。
那时，林刚、池子华、谢世诚和张守广和我同届，师兄们好学深思，著述颇丰。我此前已经心怀畏惧，也深知自己硕士阶段所学甚浅，到了茅门，自然缩手缩脚。第一次课，在茅先生家中教授，更加紧张。到了先生家，先生已经为所有人冲好了咖啡，一边喝，一边问到大家的“史学方法”。“史学方法”，这是我这样的菜鸟所敢置词的么？于是瞎说一气，说到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到施坚雅的“集市”理论，扯到当时刚刚介绍到国内的“计量史学”，也就是知道名词而已。茅先生很认真地听讲，最后问到“你自己的方法呢”？
我是没有方法的，硕士论文兴之所至，写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就事论事，敷衍成篇。茅先生说：所有“方法”，归结到本源，无非是归纳、推理。各家之不同，其实是对资料掌握程度不同，见识有深浅，问题意识不同，归纳、推理的路径不同。但成一家之说者，都得逻辑清晰、严整。最后，茅先生交待大家，先读《资本论》第一卷，作为必修功课。同时要翻译一本外文书，作为锤炼外语的入手。
茅门三年，过得如白驹过隙。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袭来，冲得我踉踉跄跄，先生教我的东西，在粗粝的生活中，差不多慢慢都还给了先生。古语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在茅门读书时却“不识庐山真面目”。所以，看先生的先生罗尔纲教授的《师门辱教记》，我是惭愧自己入宝山而空手回的。先生的存在，对于我而言，是在工作以后，慢慢体会到的。
2007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跟北方某大学的一位先生同桌，文件包随意放在课桌上，这位先生像小学生一样在课桌上空用手指虚画了一条线，提示我越界了。过了两天，他突然问起，“你是茅家琦先生弟子么？”我点了点头，这位先生立即热情了起来，说茅先生学问大，跟他的先生是好朋友，从此不再生分。
所以，我常常庆幸，1994年博士毕业后，留在了南京大学工作。作为一个已经出了师门的不成器的弟子，慢慢有了接触茅先生思想新境界的机会，成了终生受教不出师门的弟子。
茅先生1927年生，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51年留校任教，1956年转入历史学系。在推崇阶级斗争和农民起义的年代里，太平天国史研究聚集了无数学术大家，曾有戏谑之言：研究太平天国的比太平军还多！如此盛况，年轻人想要崭露头角十分不易。但茅先生显示了求新求真的史学研究特质，陆续发表《我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一点看法》、《太平天国的“田凭”是发给谁的？》、《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迅速成长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名家。1964年8月7日，茅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了《论李秀成》一文，对“忠王不忠”观点提出商榷，他认为，“忠王不忠”论，在理论上和思辨方法上都是肤浅的。从理论上看，对“忠”的概念没有弄清楚；从思辨方法上看，没有具体分析李秀成的行动和思想的实质。这篇文章，引起了对李秀成经久不衰的辩论，直到改革开放时代，仍有大量的相关论述问世。然而，在当时却引起轩然大波，被点名“批判”，一顶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天，南大老校长匡亚明看到心事重重走下西南楼台阶的茅先生，安慰他说：“不要紧张，再写文章！”一句简单的温慰之词，伴着茅先生走过了“文革”艰辛的岁月。
“文革”之后的茅先生，陆续出版《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与列强》、《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太平天国通史》、《洪仁玕思想系统诸要素试析》等一些大作，特别是运用西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尤其令人瞩目，其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地位更加彰显。然而，茅先生却把研究目光投到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开拓出一系列今天决定南大历史学科地位的新领域。
1988年，茅先生主编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出版，轰动学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学术质地与开拓精神兼备的当代台湾史专著。随后，茅先生又陆续出版了《台湾经济政策轨迹》、《八十年代的台湾》、《李国鼎与台湾财经》、《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等著作。茅先生开创的当代台湾研究，经其大弟子崔之清先生发扬光大，培养了一大批台湾问题研究专家和实务人才，今天中国大陆的台办系统，茅先生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济济一堂，已经蔚然大观。
几乎与此同时，茅先生开始研究晚清以来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1993年，他和研究生合作出版了《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在此书中，茅先生提出不少重大理论问题，传统学说所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形态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茅先生的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小农经济时代长三角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他还指出，人的思想认识对于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指导性作用。随之，安庆、南通、无锡、苏州、扬州等城市近代化问题，陆续被深入钻研，形成了对于长三角地区近代化诸要素贯通、综合研究的学术潮流，对于今天思考长三角现代化走向和趋势，亦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今天的南大中华民国史研究，在张宪文先生领导下，已经成为南大标志性的学科，国际彰显度很高。在这其中，亦有茅先生独特的贡献，据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回忆：
随着“文革”结束，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茅先生再次提出开展民国史研究，1982年，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在国内高等院校中最早招收中华民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我则幸运地成为茅先生在中华民国史方向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论文写作期间，茅先生更重要的指导是告诉我，要坚持实事求的原则，依据史料得出结论。……在论文定稿后，却产生了不同意见，……本来我的论文初稿是同届同学中最早完成的，临近毕业，其他同学都打印完毕，有的甚至通过了答辩，而我却拖在那里，十分着急，便去向茅先生报告。茅先生再次问，论文选用的材料是否全面，是否确实可靠。又问，如果答辩时有人提出异议，你能否回答。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茅先生最后说，只要材料可靠，你认为正确的，就要坚持。结果，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不仅顺利通过了答辩，还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著名的民国史专家李新先生认为论文在民国人物研究方面有重要突破，将其推荐给《历史研究》发表。
余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但幸运的是，在茅先生硕果累累的退休生涯里，我却时受亲炙，获益良多。
先生虽然退休20多年了，但几乎每年一本书。其思考的境界，也早就超越了一般史实的积累，在历史动力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人文精神与人生论等领域，勇猛精进，新见迭出。尤可贵者，先生在日益深邃的思考之中，进入了诗性写作的新阶段，直追中西前贤，可谓满纸烟霞，不可方物。
先生推重逻辑能力训练，这些年，他一直跟我讲大学应普遍开设逻辑课程，培养学生的“思力”，即辩证思考、深入思考的能力。他说，希腊时代，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建立起逻辑学基础，后经历代增益，体系宏大精密，对近代哲学体系、知识体系、科学体系影响巨大。而国人在“白马非马”论之后，逻辑学鲜有发展，影响了思辨能力的养成、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创新能力。他引用清代大儒常州人赵翼的名篇“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说明“思力”对于创新的重要性。先生不仅这样主张，也率先垂范。比如，太平天国史是他浸淫多年的领域，到了耄耋之年，他这样写道：
太平天国（二）
太平史籍一箩筐，内是申韩外是洋；
反孔焚书屠士子，崇耶拜上教儿郎。
忍饥挨饿百家姓，夺利争权首义王；
资政新篇论改革，叶公态度却迷茫。
太平天国（三）
龙吟虎啸起烽烟，何处天堂我眩然；
北伐精英一垛土，南京宫殿九重天。
居民日食谷三两，大将东征银百千；
马上江山难马上，老来最喜读新篇。
作为200卷《中国思想家评传》的终审组负责人，先生大量审读相关人物书稿，形成了对于人物研究的系统性看法。贯彻人文关怀，针对习见陈说做辩证扬弃，是先生晚近学术的鲜明特点，其见解之通透，令人击节。茅先生说：“历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的任务，主要是客观地衡量他在哪些方面推动了历史前进？起了多大的作用？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有哪些精神值得弘扬？至于确定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在历史上排名第一，还是第二，亦即替历史人物做政治鉴定，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
先生强调大尺度的历史思考，提倡以全球的视野观察人类社会的多元形态。其《思想合力构铸历史》系列史诗有云：“究古深沉泠又泠，书生争论学常青；帝王专制周期律，民主自由富国经。多域逡巡有变故，几家改革不停留；全球历史人开辟，思想多元构类型。”他甚至还把自然科学的进展糅合进对人类历史的思考，他说：人类往往只从人类社会自身的变量——生产力、阶级关系、社会制度等角度考虑自己的未来，经常产生“人定胜天”的幻觉，而环境和宇宙演进的规律人类远未掌握，其突发情况更非人类可以处置，人类及其思考很可能只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历史现象”，这需要我们常怀敬畏，不断思考，真正体现“人”之价值。
跟先生谈及这些无远弗届的问题时，可以清晰地注意到先生思想的OPEN状态，我间或有所论述或发现，先生总是静静地倾听。偶有书面指示，竟会称呼我“张生老师”。我担任了历史学院的行政职务后，先生特地送来专论罗家伦先生的文章，叫我细读体会……岁月静好，五十而不知天命的我，总是能感受到身后先生关切的目光。茅先生，祝您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