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政先生《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以下简称《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新作通过打捞寻访“失落的”大师，为我们尽可能还原了一代学术大师刘文典（1891－1958）的丰满脸谱与张扬个性。一位曾经享誉学界、面斥蒋介石的学术大师，与那个时代个个才华横溢、独树一帜的国学大师们，一起奠定了民国国学研究至今难以企及的巅峰地位。一位学术大师，一个硕学时代，无论如何，总是须臾不可分离；重温学术大师，品味民国经典，无论如何，总是我们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追抚一代大师，守望神圣大学，无论如何，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最有品味的学术追求。
品读、评价一本著作可以有很多角度，特别是对于类似《典》著这种传记性的著作。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的话，那么，我们就此把脉刘文典及其那个时代的学术大师之功绩与地位或许更为明晰。根据刘梦溪先生的研究，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主要有三：学者追求思想自由；开始诉求学术独立；吸收新的学术观点与学术方法。正是因为现代学术的这些特点，奠定了现代学术的独特传统：学术独立；科学考据；广为吸纳域外经验而不忘记本民族历史地位；学者能诗；重视学术分类；重视通学通儒。其中，尤以学术独立的传统至为重要。
当我们用现代学术的视野去考察刘文典的时候，我们发现其近乎囊括了现代学术的全部优良传统。易言之，正是现代学术的开山祖、包括刘文典在内的民国大师们奠定了这些学术传统。他们矢志问学、特立独行、操守严谨，致使这些现代学术传统能够逐渐积淀并延续下来。在《典》著中，我们可以找到诸多印证。只可惜，时至今日，如此学术传承，都已然成为历史佳话。对于许多学人来说，此乃“天方夜谭”、“关我屁事”，抑或是“俱往矣”、“可望而不可及”。于是，如何继承并且发扬现代学术的这些优良品质，成为一个极为严肃、也是相当紧迫的重要任务。对于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恐怕尤其如此。
国学大师的打造往往都是集多方合力综合而成的结果。既有赖幼时的学术启蒙，又仰凭一定的学术师承；既需要学人们的苦心钻研，又寄托可以经营的学术团队；既得益一个健全的教育体制，又依靠学人们经常反躬自省。
家学与师承往往不可分离。国学大师们往往都是集良好的家学渊源与深厚的国学功底于一身。这些恐怕都是后世学人永远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刘文典早年在当地私塾攻读经书，在基督教会医院学习英语，这为其后来师从家学渊源庞大精深的注疏学的刘师培、20世纪国学大师中的大师章太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刘文典能够仅凭《淮南鸿烈集解》就足以奠定其在校勘学难以企及的学术地位，委实与大师胡适的悉心栽培、持续鼓励、为国学从长计有关。而刘文典亦没有让伯乐胡适失望。他不甘落寞，不甘心在北大五年总是拿最低的薪俸，遂决心投身校勘学。其所选《淮南子》被胡适列为北大“国故丛书”的第一种，而且可以得到胡适作序，对于当时的刘文典来说，这是莫大的欣慰与支持。而为查阅《道藏》，他甚至几个月住进白云观。正是这种能够苦心坚持“扎进去”、不甘心遭歧视、不甘心承受不出名的苦处的毅力与精神，使得他终于能够以《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博天下。终究获得胡适等学术大师的高度赞赏。
中国学术自古有专学与通学之分。正由于通学，刘文典才可以“大放厥词”：“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认识；别人不懂的文章，我懂。你们不论有什么问题，尽管拿来问我好了。”这不是简单的自恃与放荡，而是一种学术风骨、一种求真精神，一种敢于挑战自我、傲视方家，而又不忘反躬自省的学术气质。正因为如此，谈到那一代学人时，刘梦溪先生指出，“他们的学术历练和文化担当，与清初大儒有一脉相承之处。后来他们又能够渐次做到以学问本身为目的，其学术训练、学问兴趣和执著单纯之精神，又颇类乾嘉诸老。”
民国学术为何能够取得如此辉煌业绩、积淀如此深厚传统、达致百年学术巅峰？诚然有诸多因素在推动着。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就是，这与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所倡导的大学乃为研究学术而设、学生理当主动研习的理念不无关系。
1919年9月20日，在北大第22年开学式演说中，蔡元培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这种标准，虽不是一时就能完全适合，但我们总是向这方面进行……且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作完全的建设……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
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的思想，在1928年4月16日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中，蔡元培再次重申。“学校是为纯粹的学术机关，神圣之地，一个学生没有也不要紧；教职员能创作，一样可以办下去。不要以为学生少了，就不成学校，这一点大家不要误会了……学生要安心上课，教职员诸先生一致创作，供之于社会，这是大学院最希望的。”
既然大学乃为研究而存在，教授们就被赋予了学术研究的天职。那大学里的那些教授如何呢？今天看来，民国学人几乎个个都是大腕巨擘、大家名家。可是，《典》著告诉我们，刘文典对联大教授的评价却语出惊人：联大只有三个教授。“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说明什么问题？虽然被誉为学界狂人，刘文典没有忘记大学的教授并不都是名副其实的教授，而且尚能清醒知晓自己的斤两。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的深意在于，教授不是一纸裁定，不是校方的单方示意，就是名副其实的教授。身为教授的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扪心自问：大学教授如云，真的能够称得上教授的有几人？我算不算教授？如果算，算多少个？在教授队伍中有人说这样的话，恐怕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何其不合时宜，何其让那些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教授的人大失颜面，可是，正是这种类似刘文典等教授们的自我追问，才使得“教授像个教授”在我们的神圣大学里面尚能延续下来，虽然步履维艰、一路坎坷。只要还有人在操守着，这就是欣慰；只有还有人在坚持着，这就是精品；只有还有人在反省着，这就是历练。
至今学术界还在争论到底是应该仰视还是俯视前辈大师，特别是民国大师。当今学界亦不乏刘文典这样的傲士狂夫，一些人对于民国大师亦采俯视状。进而导致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俯视大师，而匮乏仰视大师的气量与胸怀。在我们尚未成为大师之前，不妨先仰视大师，然后，当我们厚积薄发之时，方言俯视大师，乃至超越大师也不为过。否则，我们除了俯视大师，还是俯视大师。因为，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方法，而且是一种学术器量；不仅是一种学术规范，而且是一种学术自觉。
许多知识人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从硕导、到博导，再到博士后合作导师，始终坚持、反复贴近大师、对话大师、与大师切磋的机会恐怕不是太多，不是太频繁，而是太少，太缺乏。层次越高，时间越少，机会越少。所以，在笔者攻博之前，有前辈热心指点，做学问读书最多的时候，是博士期间；还能够看的文章，也是出自脱产博士之手。所以务必要珍惜这几年的博士生涯。在感激前辈热心指点的同时，笔者也不得不感慨的是，与现代学术的传统相比，当今学术界的现状原来是那么遥远、那么不可企及、那么不可同日而语。
不管怎么说，对话学术大师、发扬优良传统总是应该成为我们永恒的主题之一。既然如此，那就从我们感兴趣的大师开始吧，与他们神交、做道上不可或缺的朋友。《典》著为我们创造了再次走进大师、感悟大师的机会；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对于许多人尚属陌生、相对完整的大师刘文典的形象。或许《典》著所要昭示我们的也正是在此。警醒我们审慎检视、不可忘却“逝去的国学大师与时代”。从仰视他们做起，记住他们，紧拽他们，守望他们，矢志不渝地坚守下去，须臾不要离开他们。
2008年10月20日早上十点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