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充满忧患与动荡的时代。出生那年（1927 ）正是中国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满10岁那年（1937 ）抗日战争爆发，20岁（1947）那年解放战争打响。 30岁（1957 ）赶上反右斗争。40岁（1967）正好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进入高潮。50 岁那年（1977 ）“文革”宣告“正式结束”，形式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说，过了大半辈子，我才有可能真正按下心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了解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历史背景，才能理解作为一个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经历的艰辛心路历程。
我最大的幸运是年轻时代是在中国名牌学校里学习的。初中在成都县中，高中在成都树德中学，都是第一流的中学。老师的教学质量很高，特别在文史方面给我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对我后来的志趣发生了很大影响。我爱读课外书籍，进大学以前，已经浏览了胡适、钱穆、萧一山、冯友兰、朱光潜、罗素等人的著作，有志于探讨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1945年，我非常幸运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一年后学校复员，转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这对我的一生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第一次呼吸到民主自由的学术空气，聆听到学术大师们的讲课。在学术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我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是“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的冲突”。但我并没有完全因袭洋汉学的老路，而是重视理论的引导与对历史发展的宏观把握。
大学毕业那年平津战役拉开战幕。在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北大的五十周年校庆也未能很好庆祝。胡适校长等人离校南下。1949年初，北大学生在东交民巷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入城。当时哪里还有心思写毕业论文。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匆匆进入了毕业生学习团，很快我就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那里一干就是七年，当时并未对抛弃专业感到可惜。因为听说是“已经坐上了新民主主义的火车”，心里甚是兴奋。
到 1956年，一度出现了某种新形势。当时响起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是我才想起了自己的专业，想回北大念中国近代史的“副博士”研究生。结果却是调回历史系当世界现代史教员。在解放以前，我国的西洋史研究的底子很薄，完全受英美的影响。我的西洋史根底也很差。但我有一个特点，喜欢博览群书，动脑筋，钻研不舍。自己一边学，一边教。我先后讲授过世界现代史、世界近代史、拉丁美洲史、美国史、殖民主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中共党史等通史或专题课。涉猎的面很广，杂七杂八，但也打下了宽广的基础，使我最后走上了开拓宏观历史研究的道路。
从 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是在自我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受到苏联的教条主义很大影响。一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才给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我很幸运，在 80年代初就获得机会跨出国门，睁眼看世界。我刻了一方图章：“求知识与世界”。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口号。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年半的访问学者，并利用机会到各地访问，探寻美国兴盛发达的历史活力之所在。美利坚人在短短两百年时间中在北美荒原上建立了一个富饶而美丽的国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89年我又第二次出国，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做了半年的研究工作。加上其他一些零星的出国访问，使我对世界史的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对我的现代世界意识的形成和新的历史发展观的形成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美国归来后，我本来是准备从中国人的视角写一部新的美国史——《美国的历史与文明》，做一个美国史专家的。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潮使我改变了主意。在美国期间，我读到布莱克教授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后来又在普林斯顿大学与他本人和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课题组成员见了面，这给我以新的启示。我年轻时即有志于中国文化出路的探索。中国搞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却没有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倍尝“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我认为从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着手去探索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是当前中国史学界面临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历史学必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于是我毅然中断了美国史的写作，开始踏入了现代化研究这个新园地。1986 年我申报的选题列入了“七五”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
长期以来，现代化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理论”。我已近花甲之年去搞这个新课题，是要冒一些风险的。我坚信要研究新理论，首先必须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努力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并且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进行思考。我把自己的书房题名为“上下求索书屋”，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意，活到老，学到老。这些年我带着新课题重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社会科学新课程，可说是重新上了一次自修大学。
几年来，我从基本理论入手，根据马克思逝世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发展进程的丰富经验，按马克思本来的构思，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初步形成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基本架构；运用新的发展观，探索了两个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全球发展趋势；特别是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放在世界大变革的背景中进行了新的研究，对旧的理论、方法与结论都有所突破。对我自己来说，也完全突破年轻时代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的幼稚想法，认识到现代生产力的大发展才是现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