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海员作为近代美国商业航运发展的重要力量，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1882年《排华法案》颁布后，中国海员被贴上抢占美国工人工作机会、威胁美国海洋安全的“廉价劳工”的标签。随着中国海员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美国海员罢工的呼应，美国舆论界特别是劳工类媒体开始将中国海员视为相互支持的“罢工伙伴”。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中国海员争取民族独立的罢工运动的开展，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呈现了中国海员与全世界无产者一起，共同反抗压迫，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相连的革命者形象。美国媒体关于中国海员形象的变化，与其自身经济和政治的考量密切相关，也与中国海员自身的觉醒密不可分，体现了国际工人运动相互支持的本质属性。
【关键词】中国海员 美国舆论 《排华法案》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华人华侨
海员作为流动的产业工人，是世界航运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晚清时期，中国海员作为早期跨国务工群体，是太平洋航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虽然中国海员的工作场所不在美国本土，但仍受到美国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影响，并被美国媒体贴上“廉价劳工”的标签。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中华海员工会的建立和抗争活动的展开，美国媒体中的中国海员形象逐渐发生变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海员的权益斗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海员的罢工运动展开，如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与1925年省港大罢工，考察罢工运动的开展过程、事件性质与领导权归属；二是从中国海员权益保护运动视角，研究在美国《排华法案》的影响下，中国海员维护自身权益并与当地华人华侨合作开展的相关政治活动。上述研究多是从经济或政治影响方面考察中国海员抗争活动带来的积极效应。而从舆论视角切入，考察中国海员罢工运动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在美国舆论界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还较为薄弱；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背景探讨中美海员的联合抗争及其对中国海员形象的改变也有待深入。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美近代报纸全文检索数据库（Chronicling America）为主要史料来源，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通过对美国媒体及公众舆论的研究，考察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媒体对中国海员的认知变化，特别是关于中国海员罢工运动的报道和评论，分析中国海员争取权益的罢工运动在美国舆论界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共产党在舆论上的支持，探讨美国媒体对中国海员形象的构建和演变，揭示中国海员形象转变的内在原因及其深刻影响。
一、 美国媒体对中国海员的早期认知
19世纪美国太平洋航运业务发展迅速，对海员的需求随之增加，大量中国海员开始供职于外籍轮船。然而，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颁布，使在美华工群体受到限制。支持该法案的排华势力提出，在美国的华人“对美国劳工阶级造成伤害”。直至20世纪初，这一论调仍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舆论中。中国海员作为特殊的华工群体，不可避免被卷入这一舆论风波。
美国作为一个连通两个大洋的国家，海洋的开发对其国家利益具有重要影响。美国轮船协会干事贝克（R. J. Baker）表示，“航运业是我们国家最古老的行业”，“而如今，这个行业再度成为本国的新兴行业之一”。除对欧洲地区带来的航运利益予以关注，遥远的东方也一直吸引着美国的注意。对于早期的美国来说，航运业的发展不仅能拓展贸易范围，扩大产品出口，还能增强国防实力，为未来的海洋竞争积蓄力量。早在1784年，美国就派出商船从纽约的港口出发，横渡太平洋，前往中国展开贸易。1847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沃克（R. J. Walker）在国会提出：“扩大国家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护自身在商业上的主导权，保护太平洋上商业航运的发展。”1855年，加州一位学者甚至提出，中国对于美国的意义，将会约等于印度对英国的意义，“对于旧金山来说，不管是到日本还是中国，都比印度到英国的距离更近。有了汽轮航运上的便利，行驶于两地间的时间已经大大减少。所以，现在可以说，印度是英国人的印度，中国也可能成为美国人的中国。只要再给我们多一点的时间”。美国高度重视开拓中国的航运业务，并将其视为影响整个太平洋地区航运发展的关键。
1867年，美国国会特许太平洋航运公司运营一条连接中美的太平洋航线。这条由旧金山到达香港的航线，逐渐成为太平洋航运公司运营的主要航线之一。随着太平洋航线的开通，大量中国海员开始在美国航运公司谋生。以太平洋航运公司为例，为规避《排华法案》，该公司选择在香港雇佣中国海员，但一个往返行程后就解雇他们，因此很少有中国人被长期雇佣。尽管如此，根据旧金山港口的记录，1876—1906年太平洋航运公司和东西航运公司等雇佣的中国海员达到78433人。如果具体到一艘船上的海员比例，据《百姓报》引用一名太平洋航运公司船长的说法，“在旧金山出发的船只中，雇有100个中国人和164个白人”。美国劳工联合会（以下简称“美国劳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 F. L.）甚至认为，“太平洋航运公司的船只上，约有75%至80%的船员都是中国人，美国人几乎被驱逐出了太平洋沿岸”。
不断壮大的中国海员群体引起各方对排华议题的讨论。美国海员在20世纪初多次组织罢工，反对船主的“自由雇佣”。美国学者高柏（Joseph P. Goldberg）认为，由于航运公司的强硬态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对其本土海员权益的忽视，美国海员希望通过立法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权益。1902年，一份新的船舶补贴法案草案引起了美国参、众两院的讨论。该草案由共和党参议员弗莱（William P. Frye）提交，要求美国政府定期给航运公司发放补贴，以期进一步推动美国商业航运的发展。鉴于航运公司普遍雇佣中国海员，美国工会组织表达了对这份草案的反对。工会认为，这份补贴草案不会让美国海员获利，为节约成本，航运公司只会从香港雇佣中国海员，“相比美国船员的25至40美元的月工资，中国人仅需7到8美元一个月。这些中国人主要从香港出发往返，航运公司给出的解释是，香港无法招到美国船员。但事实上，阻止他们招募美国船员的唯一困难只能是工资问题”。由于这一年正值《排华法案》再次修订的讨论期，美国劳联主席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借机要求对华工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并声称劳联已经有超过百万的付费会员，限制华工的举措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民主党人为捞取潜在的选票，附和龚帕斯的动议。时任加州州长巴德（James Budd）、民主党众议员利伍纳什（Edward J. Livernash）、参议员帕特森（Thomas M. Patterson）等人都为其站台。利伍纳什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果我们只盯着《排华法案》做文章，那战斗的前景将不太明朗。但现在，我们可以将要求融入到船舶补贴法案草案之中。”
参议员帕特森试图通过提交修正案的方式对中国海员进行限制。他的修正案很快得到了美国劳联、美国国际海员工会（International Seamen's Union of America）以及加州排华委员会（Chinese Exclusion Commission of California）的支持。该修正案提出，任何雇有非美国籍船员的船只，不应享受国家补贴。虽然该修正案的条款并未明确指向中国海员，但在修正案正文部分，帕特森多次引用美国国际海员工会主席安德鲁·弗鲁塞斯(Andrew Furuseth)提供的证词，指出雇佣中国海员阻碍了美国商业航运的发展，“如果（船主）从美国太平洋沿岸雇佣水手，那每月至少要付给他们25到30美元的工资，这金额几乎是那些香港海员的4倍。所以，船主是不会愿意雇那么多白人的，这样每年至少能节省3万到4万美元的成本……我不认为这样经营商船是安全的，我也不认为雇佣中国人是安全的”。帕特森强调，“这些中国海员人数很多，价格又只有白人海员的四分之一……一些跨太平洋航线目前只愿意雇佣中国人了”。帕特森还危言耸听地指出，大量雇佣中国海员将影响美国的海洋安全，“对于美国来说，要提高海军的效率，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训练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海员……对于美国来说，要把握海洋发展的趋势，恰恰是要把握资本和人力。从整体看，人力更为重要。一些欧洲国家，因为此前对海洋人力资源的轻视，导致这些年对海洋的开发有所滞后，但他们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然而，美国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其他方面，都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这一危险的趋势正在海洋上蔓延”。帕特森还特别强调，“中国人不论进入哪类贸易行业，我们都很难与其竞争。他们可以快速占领一个贸易行业，再将我们赶出去。我们的某些法律，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居然在某种层面上也能帮助到他们。很快，他们就将遍布美国的每一艘船只”。
美国媒体对国会的争论进行了广泛的报道。1902年，直接提及中国海员的报道较上一年增加两倍有余，内容主要聚焦于即将出台的排华措施。统计显示，民主党立场的报纸与共和党立场的报纸，报道数量几近相同，该事件已经成为两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持民主党立场的《百姓报》报道了该党参议员克莱（Alexander S. Clay）对弗莱的询问。克莱质问弗莱，是否了解轮船上白人与中国人、日本人的工资差异。弗莱声称，他没有见过美国船只雇佣中国人的情况。克莱即以一份船长证词，证明美国海员与中国海员的工资差别，称美国海员月薪30美元，中国海员仅15美元。此外，克莱还指出，美国航运业发展顺利，并不需要财政补贴，他将继续反对船舶补贴法草案的通过。该报评价克莱在国会的演讲，“有趣且具有威慑力，有力地引起了同僚的关注”。华盛顿特区的主要报纸《暮星》也对船舶补贴法草案的最新进展进行报道，称帕特森在参议院强调其修正案的重要性，“他的修正案得到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和国际海员工会的支持……美国劳工已经被中国劳工从太平洋沿岸的船只上赶走。他说，中国海员月薪从7美元到8美元不等，而美国海员月薪从25美元到30美元不等”。发行时间长达120多年的《暮星》报被称为“华盛顿特区的日常记录者”，该报的报道反映了华盛顿特区的政治风向与社会态度。同样的报道也出现在共和党立场的报纸上。这些报纸的发行区域，包括新墨西哥州、爱荷华州与堪萨斯州。尽管政客们对中国海员的具体薪资并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覆盖西部、中部乃至华盛顿特区媒体的关注与报道，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对中国海员“廉价劳工”形象的认知。
《船舶补贴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后，支持共和党的《旧金山纪事报》发表题为《促进美国商业航运的法案已经通过》的报道，称“弗莱提出，驱逐中国水手会摧毁美国太平洋航运业。他认为美国水手无法在引擎室或者生火舱的高温环境下工作，因此他反对驱逐中国人”。该报是旧金山地区的主要报纸，1906年发行量达6.2万份。另一份共和党立场的报纸《古德兰共和党人》也肯定了《船舶补贴法案》的作用，指出“补贴法案的提出，基于两个目的，一是为提高美国海员的就业机会，二是为建立更好的美国商业船队。补贴的倡导者也敦促这项措施加快实施，美国船员需要比外国船员得到更好的劳动待遇”。不过，它也指出，“对于中国船员，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确实勤劳、服从、有节制，在没有特殊危险的情况下，他们是可以依靠的”。而民主党立场的报纸继续将矛头对准中国海员。发行于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报纸《每日哨兵》称：“认可《船舶补贴法案》的美国船东们才不关心美国海员的利益。那些中国海员每月仅需13美元，而这点钱对美国人来说，连饭都吃不起。”另一份发行于华盛顿州格雷斯港的民主党报纸《阿伯丁先驱报》要求“赶走廉价海员”，“一些大轮船公司的代表说，如果不再雇佣中国海员，那他们每年将会多出一笔巨大的支出。并且，他们指出，雇佣中国人要比雇佣白人便宜50%”。
共和党人也不甘示弱，作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奈特（George A. Knight）在演讲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利伍纳什等民主党人只是为了寻求政治晋升，才提出一系列排斥华工的举措，以便捞取政治资本。他认为，相比民主党，“共和党才是有史以来由人类组织的最伟大的工会政党。它不分地方，不偏袒任何部分，它的利益不在于个人。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偏袒劳苦的穷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排华同样是共和党希望得到选民支持的手段，“需要确定的是，我们有必要让受到提名的共和党人进入国会。他们才是真正对我们的权益保护感兴趣的人。对待那些中国移民，他们曾切实保障过我们的利益。共和党人没有什么疯狂的纲领，只是希望美国的工业可以受到美国的庇护”。美国报纸的报道表明，对华工乃至远离美国本土的中国海员的排斥，成为当时美国政客获取政治资本的一种手段，中国海员沦为两党互相博弈的政治工具。
图1显示，1901—1911年，美国报纸66%的报道与“排华议题”直接相关，主要的关注点包括《船舶补贴法案》修正案的争论、《排华法案》修订对中国海员限制条例的讨论以及中国海员的偷渡争议等。具体来看，1902年有70篇，约占该议题报道总数的42%。其他年份，虽然“排华”仍是报道的主要议题，但关于中国海员的报道数量相对较少。可以说，与海员相关的法律修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舆论的发声。
在关于中国海员的其他新闻中，中国海员的情况介绍约占15%，主要关注点涵盖中国海员的数量增加、在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以及出海风俗等。这类新闻同样带有一定的负面因素。如1903年《巴雷日报》称，在中国内河航运工作的中国海员一般月薪为3美元， 在远洋航运工作的为8美元，并且食物自理。1910年《厄尔巴索报》称，中国海员已经“入侵”英国，伦敦各大港口都是中国工人在海上作业。虽然该类别的新闻与“排华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仍存在一定的歧视倾向。
总体看，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的报纸对于中国海员的认知是复杂的。一方面，美国本土排华氛围浓厚，劳工组织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对于民主、共和两党来说，劳工群体是必须争取的重要票仓，是否采取排华立场成为两党宣传的前置条件，双方提出的草案都会因排华问题受到对方的攻讦。在这种氛围下，美国报纸的报道对于中国海员的态度不断趋于负面。中国海员虽并未真正前往美国本土工作，但却被贴上“廉价劳工”的标签。
另一方面，为增强本国商业航运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美国航运公司需要雇佣勤劳且“廉价”的中国海员。美国银行家希尔（James J. Hill）表示，如果华工被限制，他的船队将无法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他会将船舶的旗帜换成其他国家，以便于继续雇佣中国劳工。反对《船舶补贴法案》者也指出，“世界上大多数参与亚洲贸易的商船都雇佣亚洲人，在这方面，美国与其竞争对手是完全平等的”。在美国商业航运公司看来，雇佣中国海员是美国在世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因此，虽有《排华法案》的限制，美国政府也没有强力制止航运公司雇佣中国海员。这也导致推动《船舶补贴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时，航运公司及其支持者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中国海员的能力。鉴于各种因素，当时中国海员实际上处于“排而不排”的环境中。
二、 中美海员联合抗争与美国舆论的转变
1922年8月18日，美国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为什么大海不再吸引美国男孩》的社论。该社论指出，由于日渐激烈的就业竞争与不断削减的薪资待遇，海洋不再承载美国男孩的梦想。而在远隔重洋的中国沿海，以谋生为目的的中国海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问题成为20世纪20年代香港海员罢工的导火索。
与美国海员相比，中国海员的工资待遇更为苛刻。20世纪初，中国海员的数量已达15万人，其中在外籍船只上工作的约有10万人。中国海员工资低，工时长，平均月工资20—30元（笔者按港英政府发行的港币），中间还要经受包工头的盘剥。如果是进行远洋航行的外籍轮船，为了避开诸如美国1915年《海员法案》中对外国工人限制而产生的政策风险，外籍船东往往先向海员索取一笔“保证费”，然后才允许他们上船工作。中国海员的收入受到层层剥削。
社会空间的特殊性促成了中国海员的思想转变。海员作为海上劳务人员，与陆地的联系并不紧密。而船舱封闭的“社会空间”却为海员的接触、交流提供了便利。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海员之间的交流范围远远超过了船舱的限制，呈现出一种跨区域和国际化的特征。相比在美国本土唐人街里自成一体的交流空间，海员的社会空间虽小，却呈现出高密闭性、高流动性的特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船舱视为人类社会中的“异托邦”，“异托邦预设一种有开有闭的系统，这种系统使得异托邦既可以被隔离，又可以被渗透”。船舶就是作者提供的代表类型，虽然其长期远离大陆，在海上流动。但船上秩序自成体系，海员生活有序，可以通过港口与内陆社会接触。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海员更容易接触到新的外来信息，并有固定地点与工友们进行交流。相比其他受压迫的劳工群体，海员群体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思想可以更快完成革命性转变，并进行有组织的抗争。《字林西报》这样评价中国海员：“这些人旅行过世界各地，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西方国家的流行理论。他们在航行中反思在各地港口中的所见所闻。此外，他们还可以与其他白人海员接触，在交谈中吸收不同的思想文化，对所了解的东西有了更明确的指向性。”思想上的转变促使中国海员主动向外寻求合作，中国海员开始走向与美国海员联合抗争的道路。
中国海员主动寻求合作引起了美国媒体风向的转变。在1919年7月初，因美国航运公司为减轻成本而取消了美国海员的风险津贴，大西洋消防员与锅炉工工会等美国海员工会组织宣布罢工。在此次美国海员大罢工中，中国海员没有袖手旁观，而是选择与美国海员共同行动。7月20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国际海员工会的成员与当地社区的中国人进行接洽，这些人是厨师、乘务员、消防员和加油工，他们自愿参与白人海员组织的罢工。工会领导人声称，中国工人现在是热情的罢工者，他们决定战斗到底。”《纽约时报》也进行了报道，称罢工者已经组织了700名中国海员参与共同罢工，“700名中国厨师、侍应、海员在唐人街组织起来，并通知位于大陆酒店的罢工领导人，他们将与罢工者站在一起，在诉求得到满足之前拒绝出航”。另一份纽约地区的主要报纸《纽约论坛报》也称，港口的中国海员已经加入罢工，“在纽约及其他港口，已有超过800名中国海员与船上工作者决定离开船只……每一位中国海员都将会支持罢工者”。
7月21日，《华盛顿时报》编辑亚瑟·布里斯班(Arthur Brisbane)专门就此事发表社论。他指出，中国海员的合作态度将使船主的替工计划难以实现，“船主们声称，他们将会找到大量替代工来运营航船。他们也许能做到，也许做不到。如果他们知道了中国水手也要成立他们的第一个劳工组织，并决定与这些白人工会立场保持一致，他们将会感到不安。中国廉价劳工的消失将会极大地干扰到这些船主的计划。政府应该采取这样一个建议，好好调查在战争期间无限制牟利的船主们。这些利润足够付给水手们丰厚的工资”。布里斯班的观点在舆论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联盟报》在7月29日对这篇短评进行转载，认为中国海员将与美国海员采取统一立场。代表劳工利益的《巴特郡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罢工的根源在于船主不愿分利，“海员罢工只是不再满足于勉强维持生活的工资，他们希望从船主在战争期间赚取的7500万美元的利润中分一杯羹”。
中美海员共同罢工的行为引起船主的不满。代表东海岸船主利益的《海洋杂志》将其定性为一起“针对美国的罢工”。该报指出，“众所周知，许多工会领导人与会员都有欧洲血统……这实际上是欧洲对美国的一次打击，是美国与欧洲争夺海上霸权的战斗”。美国汽船协会主席莱蒙（H. H. Raymond）认为，海员工会只是利用工人来反对航运公司，海员本身可能早已准备结束罢工，“工会现在的立场是反美国的、错误的”。虽然罢工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舆论上针锋相对，但中美海员的合作，使船主难以再用替代工的方式将劳资矛盾转移为“廉价劳工”问题。中国海员的权益斗争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与美国劳工的竞争关系。
随着海外斗争经验的积累，1921年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以下简称“中华海员工会”）在香港成立，中国海员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会组织。为争取自身权益，中国海员于1922年发动了第一次罢工运动。中华海员工会向航运公司提出以下诉求：首先，航运公司必须为不同航线、不同吨位船舶上的中国海员按一定比例提高工资。其次，中华海员工会能够掌握职业介绍权，保证海员不再被包工头剥削。最后，第三方与中国海员订立用人合同时，中华海员工会必须派人在场监督。中华海员工会指出，如果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海员将不会停止罢工。中华海员工会向会员散发《停工规则》，组织海员罢工。对于在海上工作未归的会员，中华海员工会专门派人前往各港口通知罢工消息，一旦轮船靠岸，上岸的中国海员立即加入罢工行列。
香港作为中美航线的重要枢纽，中国海员的罢工活动很快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由图2可见，有关“中国海员”的报道数量在1922年迅速上升。在罢工进行的1月至3月，有28篇报道涉及香港罢工事件，主要聚焦在罢工进展、支持或反对罢工三个方面。其中，《暮星》报成为报道罢工进展的主要媒体之一。为安抚航运公司，曾指责中国海员为“廉价劳工”的《暮星》报一反常态，于1月24日报道称，将有超过300名菲律宾海员乘坐“韦纳奇号”前往香港，替工罢工的中国海员,其中117名将在“山地人之州”号上工作，另外100名送往“海湾”号。除此以外，滞留港口的美国航船还需要100名以上的替工。28日，美国航运委员会宣布，316名替工已经到达香港。这些菲律宾人将会得到警察的保护，以免引起香港工人的注意。2月4日，《暮星》报竟然发文称“罢工事件已经解决”，“具体事项目前还没有官方消息，但是海关工作人员相信，航运公司就涨薪一事已经做出答复。几百名菲律宾海员也会在近几天内代工罢工者”。美国航运委员会也借该报宣称，罢工者主要是针对英国航船，“因为英国人对广州政府持敌对态度”。他们乐观认为，美国航船的航运业务能够很快恢复正常。
航运公司寻找替工的行为遭到美国劳工团体的抨击，一些劳工媒体主动发声，支持中国海员的罢工运动。罢工运动发生后不久，创办于1896年的老牌劳工报纸《劳工世界》撰文称，“最近有些好消息发生了，有报告指出中国海员已经将上海和香港的航运‘瘫痪’超过两天。如果几年前有人建议东方人罢工，相信他会立即被告知‘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此时此刻，该来的终于来了……现在，这些海上兄弟们将会见识到亚洲人联合起来的力量”。2月18日，该报又发文抨击美国航运委员会利用菲律宾替工破坏香港罢工的行为，“有香港的报纸指出，航运委员会为了让‘山地人之州号’和‘海湾州号’早期启航，竟专门派遣‘韦纳奇号’从马尼拉运送316名菲律宾替工，去取代正在罢工的中国海员。因为害怕中国的装卸工也一并罢工，这些菲律宾人不敢登岸，在警察的保护下从‘韦纳奇号’上转移去另一艘船。由此可见，为了达到破坏罢工的目的，美国航运委员会实际上是在太平洋上巡游来寻找更便宜的工人”。比起抗议“廉价劳工”带来的问题，《劳工世界》将矛头对准美国航运委员会与航运公司：“当美国海员反对不合理的工资待遇时，他们就雇佣外国白人海员。当外国白人海员也开始抗议时，中国人又被引进工作。当中国人也发动罢工时，美国政府带着一船菲律宾人来了。现在，中国人可不再享有‘地球上最廉价劳动力’的美誉了。当然，菲律宾人也迟早会抗议廉价薪资，届时，美国船主又要去哪里寻找不会罢工的船员呢？”
另一份自称支持“劳工运动”的《纽瓦克领导报》在2月24日通过旅客得知罢工消息，报道了罢工的影响，称已有百艘船只因罢工停泊岸边，不能承载航运需求。3月3日，该报再次发布简讯，称已有180名菲律宾海员被运至香港，准备取代罢工的中国海员。但根据一些小道消息，运来的替工遭到了中国海员的阻拦。3月9日，作为当时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领导人，美国劳联主席塞缪尔·龚帕斯向报纸透露，他收到了中国海员的求援，并对中国海员的处境表示深切同情。罢工结束后，《纽瓦克领导报》发表《中国海员胜利了》的新闻，祝贺中国海员通过罢工提高了工资，“中国海员赢得了工资，其中海轮工人的工资增加了15%，沿海船只工人的工资增加了25%”。
与美国劳工媒体的支持态度相比，部分美国地方媒体从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可能存在的暴力风险视角报道了中国海员罢工事件。2月10日，亚利桑那州的菲尔普斯—道奇矿业公司发行的《比斯比日评报》报道称，中国海员罢工造成170艘船只停运，远洋航运已经部分瘫痪，内河航运则完全停顿，“英国人与美国人被招募为特别警察在海滨巡逻。由于罢工者的煽动性活动，当地政府突袭并关闭了他们的总部”。虽然暂时没有日用品短缺的问题，但罢工活动已经造成商品价格上涨。菲尔普斯—道奇矿业公司被认为站在劳工组织的对立面，创立这份报纸的目的是为了“报纸上不会出现任何对公司不利的消息”。这篇报道在2月13日和18日分别被《公共纪事晚报》《苏华德之径》报转载。3月1日，《东俄勒冈人》指出，香港罢工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高达3000万美元。同日，《印第安纳日报》也报道了罢工带来的经济损失，但其声称的数字是4000万美元。
总体而言，从中美海员联合罢工到中华海员工会独立组织罢工运动，中国海员主动抗争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美国媒体对中国海员的偏见，中国海员开始以“罢工合作者”的形象出现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中国海员的主动抗争赢得了部分美国媒体的支持与尊重，从曾经的“廉价劳工”，转变为“廉价劳工的消失”。这深层次揭示了美国劳工媒体支持中国海员罢工的内在动力，也充分表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争取自身权益的必要。但部分媒体也挖掘到新的报道焦点，将罢工运动的发生与对美国航运业的影响相联系，强调罢工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暴力”风险，试图将中国海员从“廉价劳工”转向“暴力劳工”的形象。这类报道的出现，一是因为中国海员的罢工行为影响到美国的航运利益；二是因为来自遥远东方的华工在美国本土仍是被排斥的对象。如此前担忧亚洲人成为海上主流一样，美国部分媒体对于华工的抗争活动同样夹杂着轻微的歧视情绪，但美国舆论界对于中国海员的认知已经不再是铁板一块。
三、 美国共产党对中国海员的舆论支持
相比美国海员工会组织，另一股力量的兴起使中国海员的抗争活动在国际上得到了更多支持。1921年，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宣布成立。共产国际决议在美国工会中开展工作，使美国共产党在工会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共产国际新政策的施行使美国共产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会运动。由此，中国海员开始在美国建立自己的舆论合作对象。
美国共产党对待中国海员的态度更为正面。一方面，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美国共产党将中国海员的抗争活动视为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对中国争取独立的民族革命颇为关注。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大与发展，欧美等国相继掀起革命浪潮。共产国际建立后，推动和帮助许多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运动迎来了一个国际性的发展时期。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指出需要对东方国家国内革命给予重视，要求共产党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美国共产党也秉持相同的态度，把“中国为争取独立的斗争视为对帝国主义的一个直接打击，视为列宁主义关于在半殖民地国家内社会主义力量应该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战略的实现”。中华海员工会作为与美国共产党有直接联系的海员工会组织，中国海员的罢工运动得到了美国共产党的关注与支持。
美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海员的罢工活动有其先进性，是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美国劳工群体不应以种族相排斥，而应该团结东方劳工，共同发展工人运动。1924年，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了一篇《来自东方的讯息》的社论。社论指出，“由于工人运动及工人意识的觉醒，英国、德国及南欧的部分国家已经难以找到满足资本家用工需求的工人。所以，这些银行家和工厂主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这里有他们所需要的，奴隶一样的工人”。社论还指出，东方的工人并非像资本家所想的那样逆来顺受，“有这样一些谎言声称，东方没有工人运动，或是认为东方工人力量较弱。那是因为，一些工人运动被故意定义成了排外运动”。社论特别引用了中华海员工会写给时任加州州长弗兰德·理查德森(Friend Richardson)的信件。中华海员工会表达了其对美国工人因组织工会活动而被捕的愤怒，严正指出：“如果此事有任何法律上的依据，请及时告知我们，让我们引以为戒。希望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内收到你方的答复，否则，我工会会将此次的判决理解为对工人残酷和不公正的迫害。届时，我们将采取一些经济行动，以引起你们和所有美国资本主义者的注意。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将不再毫无抗议地允许任何地方对工人的迫害和监禁。”社论对美国工人群体发出呼吁，“西方工人应该抓住东方伸出的友谊之手……劳动不应该有种族、信仰之分，只应该秉持工人阶级的伟大口号——‘自由与平等’”。这样的理念为美国共产党及左翼工会组织与中国海员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中华海员工会的组织者苏兆征、林伟民等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与美国共产党的理念相近，目标相同。1924年，中华海员工会应邀派遣林伟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运输工人大会。在莫斯科期间，林伟民学习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苏兆征在广州组织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海员工会作为一个由中国共产党人参与领导的国际性中国海员工会组织，美国共产党将其视为需要团结的重要国际力量。
1925年省港大罢工发生后，美国共产党很快表明态度，支持中国海员，肯定罢工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工人日报》指出，省港大罢工不仅是中国海员争取自身权益的运动，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正在掀起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反抗，集结力量以摆脱外国势力的桎梏，去追求维护自身命运的权利……与此同时，中国海员的罢工活动也从香港扩散到了全国，除非中国人民的要求得到满足，这场全国性的总罢工不会轻易停止”。对于中华海员工会在罢工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工人日报》给予充分肯定：“这次事件会是这个青年革命联盟记录在案的第一个事件，它应当成为未来组织领导和成员们处理类似冲突事件的榜样案例。中国海员群众已经充分认识到建立组织的必要性，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对工会的策略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中华海员工会主动与《工人日报》联系，呼吁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支持中国海员反抗压迫的罢工运动。1925年8月9日，《工人日报》发表了一则来自中华海员工会的宣言。宣言指出：“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英国警察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及工人们发动的公开残杀。我们对于遇难的同胞报以最深切的同情。然而，中国人民居然可以被随意践踏，生活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没有公义的时期里。我们作为中国海员，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维护我们的权益。我们将通过罢工的方式，使英、日两国政府认识到他们的错误行径，屈服于公理与正义之下。并且，他们必须满足由总工会、总商会和教育协会提出的要求。”《工人日报》对宣言作出积极回应，呼吁“大家通力合作”，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工人群众并不是为了反对英国、日本或是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民，而是反对使用这样高压和凶残手段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不仅是我们的敌人，也是所有正直人士的敌人。他们才是人类苦难的根源！站起来吧，所有的斗士们！我们必须和他们作斗争，以阻止帝国主义的传播！恳请大家通力合作，让我们达成最终的目标！”8月28日，《工人日报》再次发表报道，“一封来自中华海员工会陈会长的信直接寄到了《工人日报》，他在信中呼吁美国工人阶级与中国工人、学生一起，同外国帝国主义进行艰苦斗争”。报道指出，中华海员工会领导的罢工已经进行两月有余，需要依靠全世界工人的干预来挫败外国资本家的阴谋。
中国海员的罢工运动对其在美国媒体中的形象产生了积极影响。由图3可见，“排华”议题的报道从66%下降至16%；从媒体的数量看，从57家减少到16家；从媒体所在地区看，覆盖的范围也有所缩小，从美国全国范围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是纽约与华盛顿特区。同时，有关“中国海员罢工”“中华海员工会”“支持中国海员”的新闻报道快速上升，占报道总数的41%。其中，《工人日报》贡献了约71%的报道，成为报道中国海员罢工的主力军；从报道的内容看，分别从支持罢工、谴责帝国主义、呼吁团结等角度着笔。美国共产党的宣传为中国海员带来更为直接的积极反馈。一些新兴的工会组织主动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海员反对侵略的罢工斗争。波士顿中央劳工组织于1925年8月9日在《工人日报》发布声明，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波士顿工会工人将尽其所能去帮助中国人民。中央工会将通过一项决议，引起更多人对中国问题的关注。该机构主席在通过决议后宣布，‘中国目前骚乱的根本原因是此前签订的条约赋予了外国人特权。废除外国人的特殊权利对中国保持行政完整性和主权独立性是极其必要的’”。
类似的言论在美国政坛也有出现。爱达荷州参议员波拉就省港大罢工发表看法，“我个人赞成中国收回治外法权，相信所有尊重领土完整和国家权利的人也都会支持这个做法”。位于加拿大的联邦海员工会发表声明，呼吁共同行动，支持中国海员罢工，并在沿岸散发传单，号召支持远在东方的中国海员的抗争。“联邦海员工会认为自身的利益与中国海员息息相关……工会已经在加拿大附近港口散发传单支持中国海员。传单写道，所有国家的海员们，请注意！罢工已经开始了！联邦海员工会作出以下决议：拒绝为皇后号或其他任何受影响或卷入与中国工人争端的船只配备人员！据悉，已经有16名中国海员为了支持工人罢工而被投入监狱，我们拒绝雇主以此种方式对待和恐吓工人！请帮助我们的同伴离开监狱！这是属于我们的战斗！”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海员的罢工运动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看，相比其他劳工媒体，《工人日报》的报道更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出发，将中国海员塑造成为与全世界无产者一起，共同争取自身权益、反对压迫的革命者形象。但由于省港大罢工的特殊性，这样的形象也引起了部分媒体的排斥。曾支持中美海员联合罢工的《华盛顿时报》就发文指责省港大罢工是“赤化中国的阴谋”，认为目前的大罢工及相关示威活动都是和苏联有关的“赤化宣传”。这些言论恰恰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省港大罢工的积极影响，体现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洪流中，各国共产党特别是美国共产党对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海员的支持。
结 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排华法案》的影响，中国海员遭到美国媒体乃至美国社会的歧视。20世纪20年代，时代环境的变化与自主意识的觉醒，中国海员的形象在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美国媒体对中国海员的认知开始趋向正面。
时代环境的变化推动了美国舆论对中国海员形象的转变。1882年《排华法案》给华人华侨群体蒙上一层阴影，对于当时的美国民众来说，“中国移民的形象总是被视为一种合同苦力——默默干活，省下血汗钱，然后悄悄地回到中国去……中国人还经常被描写成逆来顺受的消极人群。他们不会反抗由于白人社区引发的法律和身体上对于自己的骚扰”。类似的舆论形象也投射到了中国海员的身上，“中国水手很少制造麻烦……每个白人都是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好。黄种人则是不一样，他们会默默地服从上级的指示，无论多么不开明和专横”。20世纪20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国海员提供了新的舆论环境，中国海员群体成为美国共产党团结与争取的对象。其机关刊物《工人日报》不仅多次发文支持中国海员的抗争活动，还抨击劳联官员蓄意针对中国海员的行为。在美国共产党及其他左翼工会组织的舆论宣传中，中国海员成为亚洲地区半殖民地工人群体反抗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重要代表，中国海员的罢工运动“将成为决定亚洲命运的主要因素之一”。
自主意识的觉醒是促进中国海员舆论形象转变的内在因素。《中华海员工会之沿革》一文指出，“中华海员系流动之产业工人，富有国际性，革命思想甚深，民族观念益强”。在信息受限的年代，船舶的流动为跨区域的信息传递提供了条件。以苏兆征、林伟民为代表的中国海员借船只靠岸的机会，在港口阅读进步报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海员的罢工信息，随着船舶的行驶，扩散到了大洋彼岸，逐渐赢得美国工人群体的尊重。
船舶的流动为资本家带来“廉价劳工”，也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海员走出了船舱，融入到争取个人权益和民族独立的时代洪流之中，在美国媒体的形象也因此发生改变。尽管中国海员的抗争，最终无法突破《排华法案》的限制，但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反抗压迫、争取权益的抗争形象。这对中国海员地位的提升，进而促进中国成为亚洲工人运动的中心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来源：《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