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32年，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赴中国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真相，在上海、杭州、南京、北平等地受到中国各界的热情招待。国民政府与日方一样，在细致接待的同时，向调查团全面表达己方的政治诉求，希望影响其立场。但殷勤的接待并没有改变会谈过程中调查团的严厉苛刻态度，而调查团亦在繁复的调查过程中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路径确认众多关键事实，做出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政治判断。李顿调查团的关内之行，体现了国民政府时代外交的姿态和面相。
弱国亦有外交，或者说，弱国更需要外交。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中国外交，窘迫、难堪比比皆是，但亦曾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为中国赢得宝贵的机遇。只是弱国外交无法从实力出发，它身姿柔软，仰面观人，更倾向于围绕《非战公约》《九国公约》诉诸情辞恳切的道德性说理，经常辅以唯恐不够周全完美的接待，其目的之部分实现也有赖于强权之间复杂博弈所提供的可能。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为中心的外交就是如此。
事变发生后，应国民政府之吁请，国际联盟在1932年1月成立了以英国人李顿（Victor Lytton, 亦有译为莱顿）为首的调查团赴东亚调查真相、调解纠纷，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分别派出代表麦考益少将（Frank Ross McCoy）、克劳德中将（Henri Claudel）、希尼博士（Heinrich Schnee）和马柯迪伯爵（H. E. Aldrovandi）参与其事。国联调查团成立的重要前提是国联行政院1931年9月30日决议确认，日本声明“对于东三省并无图谋领土之意”，而且国联行政院已经“知悉日本代表之声明，谓日本军队，业经开始撤退”，“知悉中日代表已保证各该国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防止事变范围之扩大或情势之愈加严重”。换言之，当时中日两国，尤其是肇事者日本曾有和平解决的姿态和正式外交表态，这是理解此后双方话语取向和动作的重要背景。
1932年3月14日晚，李顿调查团从日本抵达上海，3月27日抵达南京，4月9日抵达北平。至9月4日签署调查报告书期间，调查团成员或其属员奔赴杭州、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重庆、万县、徐州、济南、天津和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大连、旅顺、鞍山、抚顺、锦州等中国各地询问、会谈、调查。东北方面，日军不容他人插手；其他各处，中国方面高度重视，予以热情的接待，尤以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最为隆重。其间，运用现代政治动员手段之处，比比皆是。
热情接待远方来客，释放中式待客之道的种种善意，是行之久远的中国传统。但以国联对调查团的定位和调查团成员丰富的政治阅历，接待不可能轻易影响其立场。战场上得不到的，却希望在餐桌和谈判桌上达成目的，彷徨无依的国民政府，明显企图通过接待营造良好的会谈氛围，以求国联“主持公道”，促使日本撤军，否定伪满洲国合法性，恢复和平。可以说，把政治表达融于接待过程之中，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的姿态和面相。目力所及，尚无专文论及这一问题，特此求教于方家。
一、 序曲：上海—杭州之行
接风洗尘、以最高规格接待调查团，日方率先为之。1932年2月29日，调查团抵达日本，入住东京帝国酒店。3月1日，出席总理大臣的午餐会。3月2日，参加报社团午餐会，外务大臣晚餐会。3月3日上午，谒见天皇并陪餐，下午出席外相夫人的家宴，当晚接受国际联盟协会晚餐招待。3月4日下午，出席经济联盟、工业俱乐部及其他实业团体的茶会及晚餐会，并接受该团体招待前往歌舞伎座。3月5日，出席海军大臣午餐，下午参加太平洋问题调查会茶会。3月7日，出席陆军大臣午餐会，并出席外务次官在红叶馆的晚餐。3月8日上午，在滨离宫猎鸭，在离宫午餐，下午前往京都。3月9日上午，参观京都御所、二条离宫、金阁寺，下午访问修学院离宫，在离宫茶点。3月10日，上午从京都出发赴奈良，参观春日神社、大佛等，在奈良宾馆出席由该县官民共同举办的招待午餐会；下午前往大阪，出席大阪府知事、大阪市市长及商工会议所在堺卯主办的晚餐会。3月11日上午，登六甲山，出席兵库县知事午餐会，下午前往上海。
日方接待之时，少不了表达政治意见。如日本外相芳泽宴请调查团时，即表示中国的“革命外交”使列强大感不安，“排外的空气，更起于满洲，以致不幸事件相继发生，使日本官民感情大受刺激”。中国媒体对调查团在日本的活动进行了绵密的报道，冲击甚大。如何更妥善热情地接待调查团，使其不为日方殷勤接待所蒙蔽，成为时人自然的考虑。
国联调查团上海之行的背景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中方同样诉诸国联。为接待调查团，上海方面专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代表顾维钧，秘书长王广圻，总务兼宣传主任张祥麟。宋子文亦与财政部次长李调生飞沪，帮同招待。
调查团乘坐“阿丹姆总统”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间。但沪上头面人物云集，上海市长吴铁城、外交部政务次长郭泰祺，及新闻界、商界代表70余人远迎至白莲泾，顾维钧登轮“谈阔别之意”。及至码头，上海总商会、银行业同业公会的袁履登、贝淞荪、陈介、徐新六等亲临迎接。李顿等登岸时，“军乐大作，以电光摄影者拥挤异常”。
抵沪以后，中国方面的接待活动不断，调查团应接不暇。以3月15、16日为例，15日上午李顿等五委员和调查团秘书哈斯（Robert Hass）礼节性拜访宋子文、郭泰祺、吴铁城等。中午，郭泰祺在何东宅欢宴调查团及中外来宾70余人。下午，调查团访顾维钧，5点出席顾维钧携金问泗等在静安寺路程宅举办的欢迎茶会，法国、意大利使领团及各国海军司令等中外宾客300余人到场，6点方散。晚8点，吴铁城等在华懋饭店设宴款待调查团。16日中午，沪上大学联合会在华安公司宴请；下午5时，孔祥熙、宋子文太太又在孔宅举行茶会。这还不包括沪上西方人士为调查团举办的宴会。
在沪调查尾声，调查团的麦考益、克劳德、希尼顺访杭州，王广圻、张祥麟等陪同前往。杭州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百余人及群众约万人到车站迎接，“全城商店悬旗，沿途由警察、童子军警戒”。三代表下车后，曾养甫、陈布雷及省政府秘书长鲁岱等陪同，乘坐汽车17辆，赴灵隐寺、中山公园、西泠印社等地游览，并换船游览三潭印月。下午5点一刻到汪庄，杭州市长赵志游组织茶会，分赠各代表西湖风景照片和土产“以资纪念”。晚8点，浙江省政府、省党部在西泠饭店宴请。为了安排各代表随后前往南京，外交部特备汽车10辆，开到杭州候用，“沿线归江浙两省保安队放哨保护”。
中国方面精心接待调查团，并不是为了满足其口腹耳目之欲。在接待的几乎每一个细节，都凝结了中方政治表达的心意。吴铁城在上海组织接待代表团时，接到了南京方面的“党部来电”，请其“尽量引导国联调查团参观沪战区域及文化机关损失焚毁惨状”。上海码头迎接时，潮汕同乡会多人高呼“拥护国联公正调查团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十九路军万岁！”等口号。而上海市区情形更加夸张：“全沪各马路及商店，遍贴欢迎调查团，反对强权，我们仅求公理，拥护非战公约、九国公约、国联会章等标语，以示民意。”
国民政府小心翼翼地考虑到避免予人强行灌输的印象，官方直接出面接待时，政治诉求比较委婉。郭泰祺宴请调查团时诚恳地表示，希望调查团在《非战公约》之下，“可恢复远东之和平”；4亿人的中国，“能与各邻邦在相互尊重平等之地位，敦睦相处，自由发展其国家生命”。杭州市长赵志游的言说重点是反驳日本关于中国“排外”的说辞。他表示：“日本代表在日内瓦反复强调中国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以及当局盲目煽动排外情绪”，这样的指责对中国不公平。他以杭州外侨为例，“你们的同胞久居在此，定能向你们提供更准确的关于我国行政、社会经济和教育的组织情况”。中国之目的，就是与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友善合作”。
顾维钧擅长沟通中西。他说，“国联基本原则，多符合中国历代理想”，“国联精神即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分析说，“中国现在处于过渡期间，国家正在改造，新陈代谢，进行极速”。九一八事变，使得中国前途受到极大影响，“中国人民愤慨，实系武力政策对付中国之反响。表示愤慨之方式虽各不同，或以语言文字，或在购买外货上示区别，其原因要在中国以外，且非中国所能控制”，精要地将中国抵制日货的责任归责于日本。他要求调查团调查真相，设法“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非官员身份者，言辞则激烈许多。上海总商会主席王晓籁宴请调查团时指责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多次错过制裁机会，于是日本“一手制造之傀儡国家，公然出现”。由此他警告，如果九一八事变“敷衍了结”，“而世界大战之动机，或即由此加增速率；国联威信如因辽东一役而全被破坏，势必举全世界十五万万生命以殉之”。
上海新闻界在万国体育会宴请调查团，史量才呼吁“对于迫害人类和平与福祉的行为，应当予以严正的揭露”。他的举例集中于西方人士熟知的新闻自由，指出青岛《民国日报》被日本人焚烧，上海《民国日报》在日本人威胁下停刊，福州、长沙、北平都有类似事情发生，而天津《大公报》则因为一张插画，被日本领事威胁。他指责日本多行不义，“复欲一手抑止我们正直的呼声”；要求调查团发挥国联“不磨的光荣”，实现“公理与和平”。
各方宴请接待调查团用意甚明，但李顿等人反复声明其调查备询的性质。李顿在东京演讲时就有“此来系为收音器，非为播音台”的说法。接受日本外相芳泽宴请时，他亦表示：“吾侪之任务，非为发表意见而来，而在由日方探求日方之意见，由华方探求华方之意见后，即赴现地调查实情，以便向国联再陈关于维持和平之最善方策也。”但这并未妨碍接待的过程中，中方参加者利用一切机会力图唤起共鸣。李顿曾担任过大学校长，上海各大学联合会乃推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劳动大学校长王景岐等招待调查团。席间黎照寰用国联官方语言英语致辞，王景岐则用国联另一官方语言法语致辞。其细节考虑之周详，令人动容。
显然，中方的接待令调查团的个别成员印象颇深，并在被接待时对中方蕴含的诉求不无同情。麦考益在短暂的杭州之行中答谢称：“贵国笃信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贵国著名的英雄孙逸仙博士，曾确定某种对外关系的原则，我们称之为他的‘圣经’。因此贵国在危难时刻向国联提起申诉，完全符合你们的和平思想与政治习惯。调查团深悉中国的政策，并会对中国问题给予充分考虑。”虽多外交辞令，毕竟和中方重在彰显和平价值取向的言说形成了某种共振。
与上海中方周到接待形成对比的是，当地日方接待较为潦草。国联调查团视察淞沪战区时，下午1点半，“驱车至杨树浦公大纱厂内日司令部午餐，首座为老叟菱刈，植田陪席，每人仅虾半只、牛肉一块、腊肠两块”，“日人于文化机关被毁，辄以华军在内作战为辞，以答调查团之问。途中风沙甚大，随员等乘车多无篷，回沪时尘垢满面，几如黑人”。日方在上海接待调查团的轻忽，与在日接待形成强烈反差，这似乎与当时驻上海公使重光葵的见解有关。重光葵致电芳泽称：“调查团到达当地后，连日来遭受到支那方面的连番宴请，反而感到为难，最近一直尽可能地拒绝招待宴会的宴请。”所以，他提议，将来到东北，应该减少宴会次数，“以说明情况的会见为主”。
其实，看到中国方面细致入微的接待，日方当然也希望在实地调查中，使调查团形成某种有利于己的印象。但无法掩盖的侵略事实和用力过度、违背常识的刻意举措，往往令调查团生疑。如在上海调查战区情形时，“调查团下车入暨南大学，由日军官授每人英文日军作战地图一，声言华军退后日军始来此驻扎。乃入致远堂及洪年图书馆，日方指馆外侧门所贴反对调查团来华标语，谓此系暨大学生所贴，莱顿等笑而不言”。日方又指出，洪年图书馆中的图书系被中国军队带走，“莱顿大笑，谓退兵时军火尚不顾，何独惜书籍耶”？又据报道，李顿询问为何日军用飞机轰炸闸北平民房屋，日军官答称民居中有中国军队，炮火无法覆盖，故用飞机。李顿说，房屋中未必都是军队，为何不分青红皂白轰炸之。日军官称：“日方彼时用飞机侦察，以分别平民与华兵之所居，然后从机上以炸弹轰掷之。”李顿表示疑问：“飞机离地甚高，日方何以能分别孰为平民，孰为华兵所居？”日军官乃强称可以侦察清楚。
必须指出的是，李顿的尖锐、刻薄，并非仅仅针对日方说辞，更非左袒中方之意。正准备盛大隆重接待调查团的南京诸政要，很快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二、 间奏：南京之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在李顿调查团抵达上海前后，组织了“招待委员会”。外交部之外，“市党部于上星期召集各团体、学校等代表开始筹备”，各团队推“纠查指挥”一人负责。3月16日，南京新闻界决定以茶会招待调查团，同时报道称，林森、汪精卫、蒋介石、罗文干、顾维钧以及新闻记者、民众团体、中央党部和中山陵园均拟宴请。至于地点，“林在国府，汪、蒋均在励志社，罗在外部，顾在铁部，记者在中央饭店或华侨招待所，民众团体在金陵女大，中央党部和陵园均在原处”。随行的日方代表20人安排在下关惠龙饭店。接待计划不断补充，甚至在菜式上亦与民族国家整体诉求连带考虑，“外部、市府及中山陵均用西餐，林、汪、蒋均用中菜，表示我中华立国之固有文明”。
3月27日，首都警察厅以警察一大队从调查团预定下榻的励志社沿中山路，警戒至下关码头；励志社门口，则由宪兵司令部派干练宪兵站岗。各界欢迎人员“数万人”，分段站立于十数公里的道路两旁。海宁门和新街口，搭建大牌楼各一座，用蓝边白布和柏枝扎成，“高可四五丈”，上面悬挂“欢迎公正严明的调查团，欢迎和平使者国联调查团，中华民国决不接受丧权辱国条件，中华民国决不受强权屈辱，抗日绝非排外，中华民族为求生存而抗日，中华民国宁为碎玉不为瓦全，上海问题须与东北问题同时解决”等标语。李顿一行乘船抵达南京下关江心时，外交部长罗文干、海军部长陈绍宽、南京代市长谷正伦等即登轮迎接，上岸时军乐队奏乐欢迎。调查团进城后乘坐外交部招待委员会“特备之汽车”，在众人簇拥下抵达励志社，由外交部次长徐谟、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导入休息。访问杭州的麦考益等三人另从京杭国道晚间抵达南京，罗文干、顾维钧等在中山门迎接。
接待活动竭尽隆重，然而南京方面事无巨细的接待并不能改变他们面临的严峻局面。3月29日、30日、31日和4月1日，国联调查团与汪精卫等人连续举行四次会谈，直指国民政府的管理及其效能、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等敏感问题，火药味十足。
四次会谈均由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台前主导。首次会谈前，3月28日，汪精卫在铁道部官舍午宴调查团，“满举一杯”祝调查团成员健康。当晚，外交部长罗文干出面在华侨招待所宴请调查团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秘书等16人，而中方作陪者是在南京的各部（会）部长和各部（会）次长、外交委员会诸人、南京市长，以及日本代表有田等数十人，可谓冠盖云集。李顿回应了罗文干对刚刚去世的白里安的悼念，“极为诚恳”而自信地提出：“国际联盟为世界和平柱石，对此次中日间不幸的问题，决负责解决。”
然而，国民政府与调查团的第一次会谈就遭遇了尴尬。会谈聚焦东北铁路平行线和1915年“二十一条”问题。汪精卫表示，国民政府原则上愿意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合法权益”，只要这些权益基于条约，但是拒绝承认“那些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权益”。他提出“五点原则”：相互尊重权利；以武力强加的条约是无效的；双方秉持和解精神；最好是订立新的条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原则。注意到这一表态中的悖论性漏洞，李顿追问为何中方认为“二十一条”不合法，汪表示，它未经当时国会批准。李顿立即诘问：“因此，我认为，不承认1915年条约的理由不在于它们是通过武力强迫的，而在于它们没有得到批准，是吗？”汪只得承认这是原因。
李顿显然对国联解决东北问题过于乐观。李顿表示，到达东北后，将立即“向日内瓦报告去年9月30日决议得到遵守与否”。他询问，如果日本撤军，中国政府是否做好维持秩序的准备。汪精卫表示将派出警察部队，并采取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的行政制度。顾维钧补充说，根据9月30日决议，日本撤军后，中国将保证日本人在东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国联调查团内部本有分歧，这在会谈中涉及具体问题时暴露无遗。美国代表麦考益询问：“可以向调查团提供日本在中国阴谋活动的证据吗？我从各种私人渠道获得的消息表明，这些阴谋阻碍了一个所谓的稳定政府的建立。”意大利代表马柯迪也表示，希望从教育部长朱家骅处获得证据，因为据他了解，“教育部长知道日本教材中的反华篇目”。李顿却提示日方亦有类似材料，“日本还提到所谓系统性的政策，即培养广大民众对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的敌意”。他提醒说，日本这方面的抱怨比其他任何国家严重，认为不该容忍反日团体。汪精卫承接了两方面的询问，技巧地表示：“关于中国教材中的抗日宣传，朱部长已经调查了日本教材，发现其中许多实例不仅反华而且排外。”而抗日团体在九一八之前并不存在，在日本占据中国领土、攫取盐税和关税的情况下，“政府没有正当理由停止这些组织的活动”。对汪的表态，李顿悻悻地表示：“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说这些组织代表了一种对日本方面极不友好的回应。”
第二次会谈，主问的李顿更加尖锐。他要求中国提供“迄今为止尚未公布的所有可能与中日满洲争端有关的条约、协议或共识的书面文件”，以及关于东北朝鲜人的任何协议。汪精卫表示未必能全部提供，因为有些是地方当局签订的。他表明态度说，虽然有些媒体称国民政府应该承认东北地方当局和日本签订的所有秘密条约的有效性，但他“想以最正式的方式否认这一说法”。至于1915年的“二十一条”，汪表示，这是在袁世凯非法统治时期签订的，是无效的。李顿立即反问：“您是想表达中国政府视袁世凯非法统治期间缔结的所有条约均为无效吗？”汪自我圆场说：“1916年国会重开后，国会并没有否定袁世凯签订的所有条约，但郑重宣布1915年条约无效。”
李顿又提出中国的共产主义问题，问“是否有地方存在不被国民政府承认的共产党政府”？汪矢口否认有“那种固定的政府组织”，却提出令西方惊心的问题：如果东北“情况继续下去，我不确定共产主义不会在那里生根”。也许感受到汪对这一问题的忿怒，李顿伤口撒盐式地表示“歉意”：“因为向调查团提出的指控称国民政府没有权威，管辖权有限。我希望能回应这种指控。”
第二次会谈结束后，蒋介石夫妇组织了盛大的宴会，在励志社中山堂宴请调查团全体委员，同时请汪精卫夫妇、李济深、朱家骅、陈铭枢、朱培德等数十位国民政府要人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名流作陪。席间余兴，有夏一峰的七弦琴，上海“人人笑”的口技，“以欢娱调查团委员”，并有明星公司张石川摄影。中餐由已故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的厨师曹某烹调，“八人一席，桌帷椅披，并燃蜡烛”。宴会强调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调查团五委员分坐五桌之首席，“蒋及各招待人员均服常礼服，蓝袍，黑马褂”。致辞环节，蒋表示：“中国素为仁义之邦，向以忠厚真诚为交友之基础，不特个人交际为然，即国际交礼亦复如是。”其隐含中日对比的意味甚浓。而李顿推崇蒋为“中国现代之英雄”，是世界上“有本领之军事家”，同时为“有名望之政治家”，一时宾主言欢。融洽的氛围营造之下，3月31日的第三次会谈进展稍显顺利。
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提出可以通过调停、仲裁、国际常设法院、第三方参与下的谈判和斡旋等四种办法来解决中日争端，并提出“日本应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主权的完整，而中国则尊重日本的合法利益”，“双方保证不对彼此采取任何侵略措施”，承认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商业和经济活动中自由竞争等十项原则。李顿执着于1905年和1915年条约的有效性问题，汪表示不存在1905年协议，“当时只有几分钟的讨论涉及铁路平行线问题”，而1915年条约违反了国联盟约和华盛顿会议精神。李顿随后转向东北民政当局一直“无法镇压土匪活动”问题。朱家骅表示，根据“满铁”的报告，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是和平的，在那之后“土匪活动大大增加”。希尼对此颇感兴趣，他说，中国铁道部部长顾孟余提到同样的事情，除此有没有其他信息来源？汪精卫表示，日本媒体也有报道。当晚，未参与第三次会谈的蒋介石专门与李顿进行谈话。谈话结果，蒋认为“此人理解甚明，似有政治经验也”。
会谈进行的幕后，外界是很难得知的，但他们看到了想看到的场景。1932年4月1日，南京媒体报道称：
国联调查团委员昨日上午接见各界代表后……同外交部招待委员，及励志社干事等引导，分乘汽车二十余辆，晋谒总理陵……先至明孝陵，各委员暨随员乃下车步行，游览各地胜迹，且值春光明媚，万花争发之际，各委员无不现欢欣之色。
国联调查团拜谒中山陵后，出现了一场体现中式接待精妙之处的“巧遇”，双方心照不宣的接待表演仍在进行：
一时零五分，各委员既循级而下。适行政院长汪精卫、外交部长罗文干，我国代表顾维钧，驱车而至，步行至石级中段，与调查团各委员相遇，遂陪同而下。照原定日程，原拟再游中央运动场一带风景，以时间已晏，不及前往，乃驱车赴总理陵园，应中央党部之午宴云。
然而第四次会谈，李顿又恢复了此前的尖锐，问到了抵制日货问题。汪表示，中国不想对任何外国表现出敌意；“抵制给中国国民本身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们非常不情愿使用这种武器……但是我们被迫使用它”。李顿出示了在日本收到的传单，内中提到八次抵制日货运动。李顿询问：我是否可以认为，按照中国方面观点，每次抵制运动都是日本侵略行为引起的？汪表示肯定。李顿追问，日方指出1931年7—11月有1484件日本货物被没收，这是否出于国民政府命令？汪表示，政府没有这样做，但“国民党党员可能这样做了”。有意思的是，汪精卫最后提到，因为东北形势严峻，“调查团应尽快到达那里。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暂时放弃让调查团享受愉悦”。目的未遂之后的讪讪之情，溢于言表。
但调查团没有应汪的要求立即北上，而是转赴汉口。一路之上，各地热情接待如故。轮船经过安庆时，3万余人“在江干悬挂中西文标语，欢迎情绪，极为热烈”。到九江，顾维钧陪李顿等人“登岸游览”。4月4日晨调查团抵达汉口，何成濬、夏斗寅登轮欢迎，中午12时赴市长何葆华“普海春”之宴，下午5点赴外商宴，晚7时赴何成濬宴。4月7日，调查团返回南京，先与罗文干在铁道部会谈，后由罗文干陪同渡江赴浦口车站登车。码头两旁，贴有欢迎调查团英文标语，“车站正面竖有欢迎大牌楼，缀以无数彩色电灯”，月台由军警严密戒备，并有“国府军乐队”参加欢送。此时，九一八事变中的中方关键人物张学良等人已经做好了接待准备。
三、 高潮：北平之行
北平方面的接待工作，时间上衔接调查团尚未到上海时，空间上延伸到南京附近。早在3月11日，媒体即报道称，铁道部已经训令北宁路局，预备卧车、头等车、三等车和饭车，拟于3月15日开到南京浦口。3月12日，天津市长周龙光赴北平，向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请示接待事宜。调查团抵沪后，北平军政当局和民众团体组织“招待国联调查团委员会”，并设办事处，聘请鲍毓麟、蔡元培、于学忠、周大文等名流为委员。预定事项达18项之多，包括预订北京饭店、游览名胜、专车准备等，尤其规定：“调查团在平期间，各机关团体遇有与该团会晤宴请事项，须先与招待团接洽。”津浦路局不甘落后，推定钱宗渊为“招待国联调查团主任”，赵国栋等4人为“招待专员”，向北宁路借花车2辆、饭车1辆，“全体招待人员随同北上招待，另派护路队十六人随车警卫，并派铁甲车一列压道”。
竞相接待，易起纠纷，铁道部乃令“改由北宁路一路供给”。车上设施“备极华丽”，车上职员一律穿制服，并“均选通达外国语言者，以便肆应”。餐标甚高，“调查团委员每餐之费约在十元左右”。为便于调查团委员办公，“每人为之特备包车一辆”，其余人员坐头等卧车。北平绥靖公署并派副官汤国桢前往参加招待。铁道部犹未为足，致电北宁路局称，“乘车人数，现经调查，国联为十七人，日本方面约二十人，我国约三十人，共约七十人。原备头等卧车三辆，共卧铺四十八位，包车二辆，共卧铺八位，合为五十六位，恐不敷用。应加拨头等卧车一辆……如遇人数加多时，再行电饬加拨”，令其将车辆开浦口备用。
北平当局的准备，比之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调查团南京之行接近尾声时，北平筹备工作基本停当。为调查团准备卧室23间、客厅7间、会议室1间，日本代表14间，中国代表40间。茶役46人，由“北平外交部档案保管处雇用”，内中22人穿燕尾服，其余穿蓝布长衫。车夫一律穿制服。指定怀仁堂、居仁堂和迎宾馆三处为宴会、茶会地点。车站欢迎人员预定1100人，维持秩序的军警不在其内。预备调查团下车时由北平市长周大文率女生献花，调查团5名成员各由2人至3人陪同。除第一天和第五天的晚宴外，预计7天的游览地点和午宴、晚宴均早早安排。
1932年4月9日下午6时15分，李顿一行专车抵达北平。千余人到站迎接，“乐声大作”，张学良登车与调查团寒暄，随即相偕下车。张返回顺承王府，五委员由顾维钧陪同前往北京饭店休息。路过街道，“军警皆举枪为礼”。10日上午，调查团拜会张学良，下午张学良回拜，当晚张学良、顾维钧、周大文的太太们在迎宾馆为调查团举行茶会，除各界领袖外，另请德国大使陶德曼、美国巴克新、比利时代办甲瑞尔等“共四百余人”。11日晚，张学良在怀仁堂宴请调查团，席间提出其三点原则性认识：第一，“东三省向来为中国之一部，已有悠久之历史……四万万中国人民向来视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与河北山东无异”；第二，“中国现在正处于改革期中，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皆发生种种变化，正与十九世纪时德、义、日本之革新无异”；第三，“中日纠纷之真正原因，由于日本嫉视中国社会经济之进步，与政治渐趋统一，日本历来思将东三省攫为己有，而其主要政策为铁路政策”。他特地引用希尼的书，表示“真理与正义，终不能隐蔽”。
由于日军、伪满阻挠顾维钧赴东北，调查团在北京迁延至4月19日。4月20日至6月4日，调查团赴东北各地实地调查，6月5日再次回到北平。6月26日，调查团经朝鲜赴东京，7月4日到达东京，与各方接洽至7月15日。7月20日调查团第三次抵达北平，起草报告书。
三次北平之行，调查团聚焦于厘清九一八事变真相和中日矛盾之所在，因此与张学良、荣臻、王以哲相关人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同时，接待各方求见人士，收到了来自中国关内外民众关于九一八事变真相、伪满“建国”是否出于民众“自愿”、日本侵略野心和危害的大量信函和电文。而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等唯恐没有清楚表达中方意见，亦到北平与调查团做二度长谈。就双方谈及的内容而言，调查团的北平之行远比前此的行程重要。
张学良是东北军政核心，调查团高度重视，事先准备了4页纸的问题清单。与张学良的第一次会谈开始于4月12日下午，李顿首先提到日方认为其管制失效，土匪横行。张学良认为自己治下匪患的程度和规模都下降了，并引用德国人的文章为证。李顿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铁路问题上。他挑明，高纪毅代表东北当局与日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铁路谈判，铁路问题分四个部分：根据中日条约建设新铁路的问题；平行铁路问题；中日铁路竞争问题；正式合约取代临时合约的问题。讨论中，张学良提到高纪毅在日方压力下签署一个“预备契约”，但是他拒绝批准。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解释说，因此这是无效的合约。
会谈随即进入糟糕的气氛之中。李顿表示：我实在不明白为何日本人要威胁一个签字无效的人？顾维钧解释说，日本人擅长“蚕食”，一次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先搞能得到的东西。李顿说，日本人跟他说了，他们从张作霖元帅那里得到了合约，虽然没有签署。张学良则表示那些合约是无效的。李顿认为：“我理解它是低阶官员签署的但从来没有被张作霖元帅签署，我想知道，为何元帅从未签署？”顾维钧说，这些合约签署17天后张作霖被杀。李顿随后出言讥刺，咆哮质问：“我问的是为何少帅的父亲没有签署这些合约，我得到的答案是他不喜欢它。你告诉我他17天后被杀，那我可以设想，如果他儿子喜欢，他可以批准啊！”顾维钧详细解释了张作霖时代的批准程序和张学良时代的不同，特别是当时张作霖曾代表中国政府。李顿追问，为何张学良不喜欢这些合约。张学良回答说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李顿表示这只是完成筑路、填补空白的问题，张学良和徐淑希则坚持这关系到国家利益。
4月13日上午，调查团首先与荣臻和王以哲进行会谈。荣臻的谈话要点是九一八当晚的情况。九一八事件发生时，负责北大营的是王以哲。大概晚上10点的时候，听到城北的爆炸声，王以哲电话报告日军正在进攻北大营。荣臻告诉他，按照少帅9月6日的命令，遇到麻烦不得抵抗。几分钟后，王以哲再来电话，说日军进入北大营，电话中可以听到枪声，但荣臻告诉王以哲遵守命令。然后荣臻与外交公署专员联系，想通过日本总领事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日本总领事称自己也感迷惑，不知攻击原因。晚11点，日军从西门进入城市，杀害遇见的中国警察和士兵。荣臻去见外交公署专员，叫他再次与日本总领事取得联系，总领事则宣称他无权命令日军。9月19日上午10点，沈阳全城被日军占领，街上贴了布告。荣臻表示，沈阳印不了这么大的布告，这些布告是在大连印刷的，后来在东北各地发现了大量类似的布告，说明日军对发动此次侵略早有准备。
回答麦考益的问话时，荣臻说，张学良不在时由臧式毅负责民政事务，他本人负责军事。9月18日午夜前，他两次电话在北平的少帅，得到的指示是力避冲突，少帅还叫他与外国领事取得联系。
本来，与荣臻的谈话为清晰准确地判断九一八事变的实情奠定了基础。但4月13日下午的会谈进行得非常困难。李顿指向了核心问题，问张学良“不抵抗指示”的具体日期。张说，发出的日期是9月4日或5日，沈阳收到是9月6日，随即出示了电报的复制件。麦考益问张学良有没有把中村事件看成足以被日军当作借口的严重事件？张是否向南京政府报告日本试图借机寻衅？南京政府是否批准“不抵抗指令”？张学良表示，其与南京代表心意相通。张说，他派私人顾问汤尔和与日方沟通。汤尔和8月22日赴东京与日本外相币原进行了沟通，币原表示不可能发动军事行动。随后，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9月14日赴东京，16日抵达沈阳。而据蒋作宾表示，宋子文也与日方进行沟通。张学良说，这些足以证明他的举措南京接受，日本也接受。汤尔和回忆说，1931年5月他去东京与陆军大臣南次郎见面，南次郎表示，有些低阶军官想发动对华战争，已经被镇压了。
李顿再次提起中村事件。张学良表示，中村是个间谍，他明明是上尉，却自称是农业博士，身上发现两本日记和地图。李顿话中有话地表示：他早上已从荣臻处得知此事，中村被射杀后身上发现这些东西。荣臻立即纠正说，中村被逮捕监禁时发现了这些材料，逃跑时被射杀。
双方并不愉快的会谈进行之时，中方在为调查团的东北之行作精心准备。因调查团拒绝伪满接待，北宁路局特地“电令唐山机厂改造特别专车一辆，内有救护室、沐浴室、理发室、洗衣室、冷藏室等，由头等改造，以便调查团长期使用”。
4月14日第三次会谈中，李顿首先了解东北军在关内外的分布情况。张学良告知，奉天有6万人，3.5万支枪；吉林有8万人，4.5万至5万支枪；黑龙江有5万人，2.6万至2.7万支枪。李顿又问及张学良和各地义勇军的关系。张表示，与李杜、丁超、马占山、苏炳文等关系友好。他提到马占山有给国联的长篇电文。李顿狐疑地问道，马占山不是伪满的部长吗？张学良和顾维钧解释了马占山反正的背景，并解释其通过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经上海向北平发电的路径。李顿要求获得马占山通电的英译文。
最后，李顿问道，中日之间如就东北问题做出安排，张学良将如何对待？张表示，处在他的位置很难表态，但不管南京政府做出什么决定，他都接受。张特别指出，东北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日本称东北对其很关键，但清朝的历史表明，从东北出发就可以占领全中国。而日方的种种说辞，对中国来说，就像说“我没有腿，把你的腿割下来给我，你的腿对我很关键”。并指出日本曾说没有国家会吞并朝鲜，朝鲜今日何在？
第三次会谈接近尾声时，李顿曾有感谢多日来合作之类的客套话，看上去像要结束会谈。所以第四次会谈一开始，张学良未等李顿发问，主动发表了关于东三省与中央政府关系的长篇谈话。他说，东三省与其他地方路途遥远，通常不参与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在各派势力间保持中立，但这从来都不影响东三省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海关、邮局、司法一直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东三省从未使用异于中央的法律，也从未飘扬起独立的旗帜。中国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东三省分担了费用，显示大家是一体的。东三省的教育系统和教科书是中央政府批准的。东三省也经常参加中央召集的会议。张学良说，我知道有人指责我们违反条约，实际上，日本设立的铁路守备队和领事警察并无条约依据，但我们仍然忍了。另一个指责是东三省当局效率低，张学良表示：我不想说东三省当局如何，事实是九一八前无人反对当局，现在则是遍地烽火。张学良坚称，东三省秉持门户开放，而日本则否。
李顿想结束整个会议时，麦考益突然问及张学良还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有助于调查团去东北的工作。张学良表示，如果安全得到保障，有些人是调查团应该见的。麦考益表示，应该得到一个名单，看哪些是应该见的，哪些是能见的，通过特定的外国人来安排。李顿表示反对，称调查团可以通过日本顾问或其他办法自己选择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人士。麦考益很不客气地反驳说，这正是少帅担心的，会给这些人带来危险。张学良还特地建议调查团应会见溥仪，但溥仪精神脆弱，又被顾问控制，如果单独问话，会很有趣。
4月16日，调查团与原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原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进行了补充性会谈。二人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日军进军的过程中，他们奉令要求部下不抵抗。张作相提到，万宝山事件后，他与日本领事共同平息事态。万福麟则提到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等在嫩江桥等地进行的抵抗。
可以看出，第一次北平之行中，中方人员的立论要点是：九一八事变前中日之间因铁路平行线、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及大大小小300余件“悬案”，关系日趋紧张。中方深知形势不容乐观，乃采取“不抵抗”方针。这一强调自身“不抵抗”的耻辱性的诉说取径，与特定的历史场境有关——国联行政院1931年9月30日决议即强调不扩大事态的原则。国联主席白里安1931年12月10日重申日军应退至铁路区域内，并强调“避免任何行动致再令发生战争，及其他一切足使情势扩大之举动，实为必要而急切”。从实际后果看，中方对“打不还手”的反复诉说，后来得到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采信：“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对付日军并未集中应战，亦未奉命开火”，故“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而对日军九一八事变当夜行动性质的判断，是后续结论和判断的基础：“故独立运动，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在满洲从未听得；所以能有此项运动者，仅由于日本军队之在场”，所谓的“满洲国”，“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
6月，调查团从东北回北平。有了前次经验，中方接待之热情已经大为降低，但仍决定在北戴河招待调查团。“北宁路局将北戴河风景照片汇成精册，分赠各委。九时各委及中日代表团人员出发游览，由朱光沐、蔡元、宁向南等招待，分坐皮车登山。先至西山之麓同功堂别墅，次游莲花石公园。园在半山，有石岩二，成莲花形，因以为名。各委员登石巅远眺，海滨景物历历在目，均怡然称快。九时三刻，抵乐山堂。堂为二层西式楼房，外有园亭，室内陈设精洁。各委员在彼小息，略进茶点。旋过海滨公园，至段芝贵、田中玉等别墅，复折而南行，参观巴贝大楼等处。预定参观之别墅精舍，为数一十有四，以为为时过晏，恐误行程，乃沿海滨游览一周，即返车站……各委员游览之际，均为秀色所醉。美委员麦考益喜野花鲜艳，摘而为佩，返车时，尚佩诸襟，以留纪念云。”他们不知道，李顿经历东北之行后，很多观点受到了日方的影响，风暴即将到来。
6月14—15日，调查团先与北大营指挥官王以哲、赵镇藩、王铁汉等进行会谈，会谈内容尚称清晰：九一八之前，日军就在做一系列准备，警训不断，王以哲8月底还向张学良请示。但据张学良9月6日指示，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冲突，北大营哨兵甚至只配备木制假枪。事变发生时，王以哲向荣臻请示。荣表示：不要采取行动，平静如常，“大家的责任就是睡觉”，如果抵抗，杀了哪怕一个日军，你也要负责。所以当晚北大营没有任何抵抗。接下来几天，中国民间慈善互助组织红卍字会从北大营带出约170名轻重伤员，计149人被杀。王以哲告诉李顿，当晚并无任何中国士兵在营外，中方如真想挑起事端，完全可以摧毁桥梁隧道，同时进攻日本车站；当晚的爆炸更可能是日军进攻的信号。至于日方提供给调查团的爆炸现场有两个已死中国人的照片，王以哲提醒说，日本可能用北大营死去的中国士兵拍照。
但接下来的会谈，风格大变，充满争执。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顾维钧在北平与调查团进行第一次会谈，李顿突然抛出在东北实行“自治”的问题，而且将热河省裹挟其中。汪立即声明，东北包括辽吉黑三省，不包括热河。李顿表示理解中方的意见，但固执己见，说调查团的东北之行得到强烈的印象：来谈话的人士，不喜欢日本和“满洲国”当局，但希望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纷扰隔绝开来；他们抱怨日本的行动，但也不想回到先前的管理体制之下；调查团收到很多来信，刚刚翻译完毕，内中不少人表示愿意在中国领土完整和统一治下实行自治。中立的第三方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汪、罗等人没有正面回应李顿的理由，反复强调热河、绥远、察哈尔作为内蒙古地区与东三省行政体制的不同。
关于抵制日货问题，汪精卫说抵制日货是出于对日本侵略自然的怨恨，因为日本要求承认伪满，这场运动扩大了。因为英货也曾屡遭抵制，李顿对此颇为敏感，他尖锐地挑明，抵制日货运动在中国各地有强有弱，其原因有四，其中国民党党务机器的组织是重要因素，组织强的地方比较激烈，反之则不然。汪反唇相讥，称有个因素李顿并未提到：比如在天津，日军就站在边上，商民不敢抵制！李顿不甘示弱，说汪的解释不适用于山东。罗文干则打圆场说，山东济南1927年、1928年两度遭到日本占领。宋子文岔开话题说，教育是最重要因素，像广东没有遭到日本入侵，但抵制日货运动非常强劲。
李顿又说到，日本代表在日内瓦强调东北“土匪”问题，因此要出兵“进剿”。汪解释了土匪和义勇军的区别，比如土匪从事抢劫等刑事犯罪。李顿不客气地表示，汪的解释是理论性的，实际上很难区分，他们都没有生活来源，要依赖地方为生。
6月20日的会谈一上来就聚焦停火问题。汪精卫表示，按照国联决议，日军须撤退到铁路区域内，“满洲国”也不能作为谈判的一方。李顿表示，现实地说，日军眼下不可能退至铁路区域，国民政府应该讨论何种条件下开始谈判。汪强硬表示，日本不兑现承诺，我们准备应对最坏的局面。李顿说，根据国联1931年9月30日决议讨论停火已经不实际，1931年12月日本已经作了保留，称为了镇压东北的“土匪”将保留军队。汪表示，如果确保领土完整，中国可以谈；停火，应该导向日本撤军。李顿称，停火期间，日军占领将持续，但绝非永久。事关重大，中方代表团短暂休会后，由顾维钧提出：南京政府代表团已经抵达北平，将和地方当局讨论日本持续侵略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步骤”有效加以抵抗；但如果国联调查团希望向日本提出减少日军和东北地区中国“非正规军”之间的敌对，汪会赞成。
李顿确认中方不会允许伪满参与谈判，进一步追问谈判条件。汪再次表示，日军须退至特定区域，其实这已经无异于让步说日军有权驻兵东北。李顿并不领情，称这样等于又回到了上一年9月中日双方的立场，一个说“日本不撤军我们不谈判”，一个说“我们不能撤”，那就无法再谈。汪称，停火会议前，我们必须知道日本采取何种措施，确保撤军成为可能。李顿再问其他条件，汪提出伪满的承认问题。李顿表示，日方已经明确，在调查团报告出来之前，只谈如何减少敌意，不讨论如此大的问题。汪精卫表示，停火会议的条件，中方将聚焦撤军和不承认伪满的问题。
李顿的隔膜和不友善表露无遗，他在当天下午4点继续进行的会谈中表示，日本人多次对他说过，“理论上在东北我们应可接受任何满足我们条件的政府，但事实上我们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建立一个满足我们条件的民政当局”。因为一旦日军撤退，张学良的军队就会重建军事当局。汪精卫嘲讽道，我们当然会努力在东北建立民政当局，但想知道国联或调查团对实现这一理想能有什么帮助？李顿毫不客气地说，他会在报告书中提出办法，但汪脑子里应该有根弦——在建立民政当局的愿望和现实之间有军队存在。他补充说，国民政府的愿望是好的，但很多军阀存在于发生问题的边界上，你怎么保证日军撤退以后他们不会取而代之？汪强辩道，国民政府完全可以按照其愿望调动军队。李顿诘问，少帅的军队接受南京命令吗？
会谈陷入了泥沼，李顿提出如何制约东北义勇军军事行动问题。汪表示，他们为抵抗日本而产生，国民政府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他们肯定会遵守政府的命令。李顿反问，即使汪代表这些义勇军签署了协定，如何向散布在东北各地的武装传递“愿望和命令”？如果地处偏僻的义勇军没有得到命令而行动，日本自然会召集他们“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军队。汪表示，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日方，即使签署协定，日本也会说义勇军是土匪，必须镇压。李顿抓住中方说要采取积极行动的话柄，严肃“提醒”汪精卫，中日双方12月曾表示要防止扩大事态，“抵抗侵略”和主动进攻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汪反驳说：日军正在图谋进攻山海关和热河，我们还能怎么做？
会谈如此，曾经与调查团推杯换盏的当事诸人其实对通过国联解决东北问题已经不抱很大期望。20日下午会谈开始前，北平各界召开慰劳顾维钧大会。顾心情沉重，说起在东北时，“偶有前来会话之同胞，均于事后遇难”。公园中大学生跟他说话，“保护者”即横目阻止；伪满“建国运动”之游行，“中国学生则垂头默不作声”；日军以几万人而统治三千万东北民众，“亡国之痛，使人伤心”。他号召大家化解“地域之思想、阶级之冲突”，团结谋国。汪精卫、宋子文、罗文干三人亦十分失望，第二天悻悻南归，并决定顾维钧中止赴日。
7月，调查团结束第二次日本之行途径山东返回北平。尽管此前的会谈中李顿对张学良评价甚低，中方念李顿年高，还是专门派福特飞机赴济南迎接，“福特飞机内为李氏备有卧床，颇舒适。李氏卧游天空，极感愉快”。法国委员克劳德同行，其余委员乘专车抵达。此后，调查团专心起草报告书，没有与中方高层举行进一步的会谈。
余 论
中方接待国联调查团的全过程，日本看在眼里，认为热情过度，不忍卒睹：
国联调查团逗留北平、天津期间，支那官员热情款待，其逾矩过度，有近于谀者。尤其顾维钧之待李顿爵士，始终采主从之态度，如其仆人一般。目击此景之支那学生皆耻于代表支那之顾氏之态度。支那人如何甘心居于欧美人之指导下，露骨以求其欢心，显为支那之辱，黄色人种自求白色人种之支配，屈服于彼，实堪愤慨。……又调查团滞留北平期间，彼等之态度，傲慢过甚，遂至此次调查团来燕，于一般居民中唤起反白色人种之思想，观之舆论可知也。
顾维钧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职业外交家之一，熟稔欧美外交界，被日方视为眼中钉，“治安上的最大隐患”，试图拒绝其赴东北调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甚至当着李顿的面说明“顾维钧的危险性”。当时尚未落水、主持会谈的汪精卫也被日人在调查团面前大加嘲弄：“两年前蒋介石与汪精卫不共戴天般地相互仇视，今天却握手言和。”
嘲讽中方殷勤接待的同时，日方显示了自己在接待方面的真正“才华”。调查团赴东北调查时，日方以大批“土匪出没”，特地配备装甲车，作为调查团专列的“先驱”。调查团第二次赴日之前，日本外务省推出了接待方案：在东京住帝国宾馆，去日光则住金谷宾馆，宫殿下、前田侯爵、三井男爵、贵族院议长、外务大臣等人的茶会、晚宴不在话下。另外安排箱根、岐阜、京都、奈良和山田的游览。细节上十分考究，铁路次官负责给调查团发免费车票，联络“特别车”，派遣游览向导，协助观光局；大藏次官负责免税通关；内务次官负责警卫。接待费“从机密资金中支付”。调查团的餐费标准也相当可观，早餐每人每餐3日元，午、晚餐每人每餐5日元。甚至连调查团的宾馆小费，日方都列具了预算。日方在接待中用心之深、用力之猛，令人咋舌。调查团第二次赴日路过朝鲜，驻安东的日本领事米泽给外务省发去只有一句话、却充满暗示的电报：“已向田中大使报告，李顿热切希望能在日本河川里钓鱼。”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1929年在长春演讲“战争史大观”时曾提出：“欧洲战争是欧洲各民族的决胜战，不应称为‘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文明的中心转移至美国。接着而来的决战战争是以美日为中心的战争且是真正的世界大战。”为此，日军要能在陆上对抗苏联，在海上对抗美国。达成这一目标，“满洲国”是关键——“满洲国在东亚联盟防卫上的责务相当重大。特别是对于苏联的侵略上，必须要有与在大陆日本军联合击溃苏联侵略的自信心。”在这一充满邪恶想象力、图谋称霸世界的战略构想中，侵占中国东北、扶植傀儡国家成为事关日本成败的焦点。如此宏大的战略能否实现，应该不是宴请接待所能决定的。然而，虽有重光葵那样的见解，做好接待还是日方的主流做法。驻北平矢野参赞就提出：“当调查团来北平时，我认为届时应劳烦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第二遣外舰队司令官、还有各参谋长以及天津、济南、青岛各总领事来北平，以招待宴、晚宴的形式创造一个对各自管理事项进行亲自说明、回答的机会，应该是有益的。”
日方不仅在接待中费尽心机，而且作为与中方的对比，日方认为自己的接待有效地维护了国联调查团对日本的好感，有望在报告书中粉饰其侵略行动。其外交密电乐观地表示：“国联调查团随员佛兰（Jouvelet，ジュヴレー，作为克劳德的翻译出席调查团的会议）于二十九日向日本方面随员透露，预备报告书大体上与日本方面的主张一致。克劳德将军每逢调查团不注意细节及有人发表对日本不利言论之时，即发表反对意见，使会议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李顿保持了较为公平的态度。希尼（Schnee，シュネー）和马柯迪二人均注重细节且顾全大局。麦考益整体而言不反对日本。”
但是，让中日两国都意外的是，国联大会以42比1（日本）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其中，在九一八事变关键问题上的判定对日本明显不利：关于日军九一八当夜借口铁路被炸进攻北大营、占领沈阳，报告书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关于伪满的合法性问题，报告书称，“一般中国人对‘满洲国政府’均不赞成，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关于东北，报告书复称，“东三省之为中国东三省，直与其大部分移民所自来之邻省河北、山东无异”。甚至之前颇为调查团所批评的张学良，也获得了客观的评价：“虽然，东省行政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事变以前，无论有若何弊病，但在若干地方，未尝不努力改良行政，其成绩颇有可观。”报告书并非没有受到日方的影响，如称中国民族主义兴盛、国民党鼓动抵制日货等，但关键问题上与国民政府立场接近，诚为事实。蒋介石评论说，李顿报告书“调查之本责任则甚公道，余对此主张，有修正或保留之接受，不必拒绝，以弱国图强，非此不可也”。后中国驻日内瓦代表颜惠庆又进一步表示，“中国愿以公断，解决中日争案”，“无条件接受报告”。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釜底抽薪地解构了日方的各种主要论点。急恼羞愤的日本，选择退出国联。从此实行“焦土外交”，孤立于国际社会，一步步走上与全世界为敌，终至失败投降的绝路。
其实，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本在觥筹交错、游山玩水之外，这应是谋国者的常识。但当时中日官方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企图在接待中实现自己的现实政治诉求。所希望出现的，被想象成一种“事实”，乃和真的事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和张力。这使双方，尤其是当时军国主义情绪爆棚、自信一切尽在掌握的日本，在精心接待国联调查团之后，收获了影响其国运的“意外”——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在近代东亚外交史上留下了令人深省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