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出版于2003年的著作《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中开宗明义地就表明了自己对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现状的失望心情：“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在伊格尔顿看来，当代文化理论界再也产生不出令人震撼的理论著作了，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事。但是，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伊格尔顿提及的这份文化理论大师的名单中，我们却没有见到鲍德里亚的名字，可能在以文学理论家著称的伊格尔顿看来，鲍德里亚主要是一位社会理论家和哲学家，与文学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但是事实上，鲍德里亚于2007年3月6日去世时，在整个欧洲和北美思想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已经是十天之后，当时我正在北美访问讲学，其中的一个演讲题目就是消费文化的后现代性。在演讲中，我不由得情不自禁地提到了鲍德里亚这位后现代理论家对中国当代消费文化及其研究的重大影响，并表达了我本人对这位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的理论家的悼念。回国后我决定写一篇纪念文章，一方面对这位和我本人有过一段短暂的交往但却始终未能谋面的理论大师表达悼念之情，另一方面则结合鲍德里亚的理论继续阐述我对当代消费文化的看法。但由于日常琐事缠身，这篇短短文章竟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半年，这确实使我无颜去见安卧在九泉之下的理论大师。
无庸讳言，在当今各种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当推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这位思想巨人于1929年出生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兰斯的一个农民家庭。作为一位出身贫寒、全家族第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农民的后代，鲍德里亚50年代后期曾在里斯的一所中学任教，毕业后很快便开始了自己的著述生涯。他早年曾参与法国著名的舍依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并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译自德文的布莱希特等人的文学作品。他尤其受到彼德·韦斯和罗兰·巴特的深刻影响。1966年鲍德里亚进入巴黎第十大学（南特）成为列菲伏尔教授的助教，并于同年通过论文答辩，从而开始了在南特的社会学教职。由于他与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关系密切，因此在著名的“五月风暴”中一度投入反对戴高乐政府的抗议运动。
在当今的后现代理论大师中，鲍德里亚是最多产者之一，同时也是有着最鲜明的跨学科特征的理论家之一。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跨学科性和不拘一格的著述风格，学术界很难把他放在某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内来研究，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著述的跨学科性，他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重大影响才令人难以估价。鲍德里亚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其学术生涯以来，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广泛涉及社会理论、精神分析学和符号学等学科领域。他早期的著述包括《物体系》（1968），表明了他所受到的罗兰·巴特的分析方法的影响。此后他陆续出版了50多部理论著作和随笔集，其中较有影响包括《消费社会》（1970年）、《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年）、《生产之镜》（1973年）、《象征交往与死亡》（1976年）、《仿真与仿像》（1978年）等。他早期的三本书首次运用符号学的理论来分析物体是如何隐含象征符号体系的，这些体系又是如何构成了当代传媒和消费社会的意义的。在这些著作中，他创造性地将符号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学结合起来，开始了毕身探讨物体系和形成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象征符号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鲍德里亚的著述以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而闻名，他早年虽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被动的影响，他总是试图用自己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商品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它同时还应当具有符号象征的价值，也即风格、名声、奢侈以及权力的表达和商标价值。他指出，整个社会都是围绕着商品消费和展示而组成的，通过这一手段，个人得到了显赫的名声、身份和地位。在这一制度下，一个人的商品（房屋、汽车、衣服等）越是有名气，他在符号象征价值的领域内的地位就越高。他曾和一批知识分子与《乌托邦》杂志过从甚密，并决心置身于当代时尚之外，甘居边缘处发挥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尽管鲍德里亚长期以来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但是从他的理论核心来看，仍比较接近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鲍德里亚从一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证道，社会趋同性、异化以及剥削形成了商品的物化过程，技术和物质逐渐主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剥夺了人们的品质和能力。由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满，最终导致他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另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一道，试图寻找更为激进的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
我们都知道，不少欧洲的思想学术明星多半是通过美国的中介而成为世界级大师的，这一点尤其使人联想到鲍德里亚近十多年来在英语世界的声名鹊起。和他的法国同事德里达相比，鲍德里亚在英语世界的影响似乎小得多，但最近十多年来，由于他的著作被大量翻译成英文，以及他本人多次在美国的一些大学讲学，他作为法国最后一位刚刚辞世的后现代理论大师，其影响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头。可以肯定，随着当代图像时代特征的愈益明显以及对之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鲍德里亚的去世必将使得当代社会文化理论界产生某种“人去楼空”之感。
在怀念这位始终未谋面的理论大师的日子里，我不禁回想起我本人和鲍德里亚的“失之交臂”的交往。坦率地说，我们的交往也是通过美国的中介进行的。实际上，我和鲍德里亚的交往并不多，甚至都未能在他身前见上他一面，但和他那短短的三次书信接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确实，我们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不少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的人你即使天天和他在一起，一旦分离很快就会把他忘得干干净净；而另一些人，你仅和他见上一两次面却会有着某种一生都难以忘却的记忆。更有一些人，你一生也许都没见过他一面，却仿佛有一种“神交已久”的感觉。毫无疑问，我和鲍德里亚的交往就属于最后一种。早在90年代初期，我就对鲍德里亚的名字有所耳闻。1993年春，我在北京大学工作时，主办过一次主题为“后现代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我的荷兰朋友伯顿斯的主题发言《后现代主义：全景观照》（Postmodernism: an Overview）对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讨论作了全景式的描绘和分析。在讨论到当下后现代主义的状况时，他提到三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其中利奥塔也是我始终未能谋面的一位后现代理论家，詹姆逊倒是早就成了我的挚友，第三位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鲍德里亚。从此我就每每在一些欧美国家的书店关注新出版的鲍德里亚著作的英文本，这样陆陆续续地竟买到了近十本他本人的著作和一本别人研究他的专著，准备日后抽专门时间来研究他的思想和理论。
90年代后期，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期间，曾应邀去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访问讲学，在老朋友希利斯·米勒教授的引荐下和德里达相识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交往。但却听说鲍德里亚在此之前已经访问过厄湾，在我走后他又去过一趟。可惜这两次我都没能见到他。我和当时厄湾分校的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加布里尔·斯瓦布教授商谈于2000年在北京举行大型国际研讨会“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在我们确定的主题发言人中，唯一的一位法国学者就是鲍德里亚，因为德里达当时告诉我们，他已定于2001年9月专程来中国访问讲学，因此他不希望在短时间内连续来华两次。之后，我便以东道主的身份给鲍德里亚发去了邀请信。他很快通过传真用法文回了我一封短信，主要是两个内容，其一是欣然同意前来出席会议，并问我国际旅费由谁负担，其二是告诉我他发言的题目是关于消费社会的文化理论。我十分坦率地给他回了一封长信，说明由于我们会议的预算比较紧张，只能向所有特邀代表提供国内的食宿，希望他自己解决国际旅费，并再次表达了对他的欢迎和期待。他很快又通过传真回复说，他自己已设法解决了国际旅费。我当时一方面感到忐忑不安，为自己不能为这位大师级的理论家访问中国提供国际旅费而感到内疚，但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在北京对他的热情接待来弥补这一过失。就在会议临近召开的前一个星期，会议的议程手册很快就要送去付印了，我却意外地收到了鲍德里亚的法文传真，告诉我由于他生病无法前来出席会议了，希望以后在其他地方见面。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封短短的传真信件竟使我永远地失去了和大师见面的最后机会。但尽管如此，我却没有中断对他的理论的研究。我发现，当前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得如火如荼的消费文化现象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在鲍德里亚的著作中出现过，他并且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之作了深刻的批判和分析。
毫无疑问，最近几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入中国，大众文化越来越深入地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使之越来越显露出其消费社会的特征。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固有的精英文化观，为大多数人得以欣赏和“消费”文化产品提供了可能性。既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泛滥现象已经凸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就不能不正视这些现象，并对之作出学理性的分析和研究。因此关注消费文化现象并对之进行研究就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鲍德里亚的先驱者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随着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登陆，它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也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如果从一个全球化的视野着眼，我们不难看出，考察和研究消费文化现象实际上也是包括鲍德里亚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翼知识分子对后现代主义及其文化艺术进行批判性研究的继续。
鲍德里亚很早就关注消费文化及其对当代人们生活的影响。在《消费社会》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我们到处被消费和物质丰富的景象所包围，这是由实物、服务和商品的大量生产所造成的。这在现在便构成了人类生态学的根本变化。严格地说来，富裕起来的人们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围，因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为过去，而被物质商品所包围。他们并非在和自己的朋友或伙伴进行日常的交易，而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由于促使消费不断上升的某些功能所致，他们常常把精力花在获取并操控商品和信息上”。这就说明了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人们越来越为商品所左右，商品的消费和信息的交流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生活在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维持最起码的日常生活，而是如何更为舒适甚或“审美地”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我们经常说，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消费性，那么是不是就一定说明后现代文化丧失了所有的审美特征了呢？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后现代社会，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地丰富了，这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文化的生产，而更多地崇尚对这些物质文化进行享用和消费。如果说，在现代主义时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主要表现在注重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实用性的话，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观则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产品的包装和消费上。如果说，在传统的工业文明时代，这种物质文化的消费只是低层次“温饱型的”，那么在后现代信息社会，人们对物质文化消费的需求便大大地提高了。后现代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多种选择：他们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阅读厚厚的长篇文学名著，只需在自己家里的“家庭影院”里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欣赏到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所提供的审美愉悦；同样，不少从事精英文化产品——文学研究的学生也改变了过去那种沉溺于书斋中阅读经典著作的做法，代之以观赏和研究更容易激发审美情趣的电影或电视。在当今的美国高校比较文学博士论文的题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研究电影和电视以及消费文化的，因而难怪一些恪守传统观念的老学者哀叹“比较文学的危机”！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后现代社会，被各种象征符号和影像包围的人们需要“审美地”而非粗俗地实现对这些文化产品的享用和消费。而为了更为能动地、“审美地”欣赏和消费这些文化产品，人们就需要把握消费文化的审美特征。在这方面，重读鲍德里亚的著作无疑对我们有着理论上的启迪和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
确实，与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层审美价值相左的是，产生于后现代时期的消费文化产品所具有的是表面的、浅层次的审美价值。后现代消费社会的人们生活节奏往往都很快，不可能细心地品味高雅的文化精品，但同时又不可能花钱去消费连自己的视觉也难以满足的文化赝品。这一现象虽然出现在新世纪伊始的中国，但却在三十多年前就在鲍德里亚的著作中得到预示。由此想来，我们更加怀念这位能够预示未来的理论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