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既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又有着文化意义。它不仅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而且与我们的一些观念，譬如自我、团体甚至民族，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才有论者指出：“抵达某个文化核心的最好途径便是通过它的胃。”这在中国也是如此。食物的挑选以及如何烹制常常被视为一个人成熟度的标杆，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美学问题。毫无疑问，众多的社会变量，比如性别、种族、职业、社会地位以及教育程度，都会影响一个人关于饮食的观念。在当今中国，我们还应该考查另一个变量：个体的年龄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逐渐融入全球消费文化中去。在个体的消费领域内，新的饮食趋势正在改变新一代年轻人的口味。他们对饮食的态度和童年的经历都与其父辈截然不同，这一差异也进一步扩大了两代人之间在社会价值观和个人愿景上的分裂。

本文旨在探究中国儿童的饮食观念，并与其父辈及（外）祖父辈进行比较。这里的“饮食理念”是指影响人们饮食方式以及支撑其饮食习惯的理念。这意味着将饮食看作一种生理需求，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表征。具体来说，某个特定的饮食观念，混合了种种风向潮流、信息和社会价值观，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饮食方式、健康和人际往来。

可是，为何我们需要以两代人之间的差异为棱镜，来透视饮食观念呢？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的讨论中解释。总的来说，哺育孩子牵扯到中国父辈和（外）祖父辈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外）祖父辈一般年龄都在50岁或者以上（通常出生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们的饮食理念强调“饮食平衡”，这是一个源自中医的概念。尽管这些观念也被建国后出生的一代人所接受，但他们实际上更多地受到了由现代科学和西医主导的营养观念的影响。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当下学龄儿童们的饮食观念已由“实用需求”转化为“消费需求”。尤其是当涉及零食、软饮料和快餐食物时，中国的年轻人对于传统的平衡或者营养理论表现得漫不经心，他们更看重的是食品的社会作用和消费文化的符号。

这种代际之间的差异给我们思考文化传承的问题提供了许多思考空间。直到最近，家庭和学校仍是中国孩子接受教育的中心地。也是在这些地方，孩子们被教导食物的实践价值、社会价值和符号价值。不过在中心城市和富庶的农村地区，原先的教育模式已悄然改变。这要感谢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发展与家庭电视的普及。在经济改革的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城市改革启动以来，许多中国本土和外国企业都竭尽全力将新的饮食理念灌输给年轻人。电视就是宣传新食品的一件利器。商业广告可以利用某些卡通人物使孩子们相信某些食品既能吃得好，又能吃得舒心。大致来说，伴随着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孩子的食品选择权已被社会中的商业化势力牢牢掌控。在详尽讨论以上趋势之前，我需要先对为本文提供论据的两个研究项目做一些介绍。

第一个项目是与国外学者一起合作完成的，研究组成员包括了哈佛大学的伯娜丁•徐（Bernadine Chee），一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三位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我。我们在1995年夏天对30位年龄介于8至11岁的北京市学龄儿童，以及他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了调查访问。第二个同样基于学校和家庭的调查项目是由我独立完成的，时间在1994年，地点在江苏省某农村。本文之后的讨论以北京市的调查结果为主，辅以江苏省的研究结果加以比较。我们采访的北京市30位学龄儿童都来自两所小学，并让其中十人对他们每日的食谱进行记录。在江苏省，我采访了20位11岁的孩子，他们都在一所乡村学校上五年级。在每个项目中，我们都会去孩子的家中进行家访，以便观察和记录他们的饮食状况。

通过这些研究，我的核心结论是我们需要反省食物和童年之间的联系。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中国孩子的食物观念，虽说还不太成熟，但不至于和他们的长辈相差太多。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孩子一旦能够吃固体食物，长辈们就会在餐桌上教导他们如何辨认各式各样的食物，遵循适量饮食的原则，以及区分日常食物与节庆食物之间的差别。在传递这些讯息给孩子时，长辈们扮演着一个权威角色。因此孩子在长大成人后也意味着继承并拥有了与长辈们相同的饮食理念。以往大部分人类学的研究在讨论中国社会中童年与食物的关系时都有这样的预设。最近关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研究也在反复强调这一论点。

然而，基于对北京和江苏两地的调查结果，我认为这种代际之间存在共同饮食观念的假设需要被修正。这并不是说这个假设有误，或者支撑它的经验材料不足，而是当前中国学龄儿童的情形正在发生改变。在阐述我的论点时，我会就每一代人对待食物的态度做逐一分析。与此同时，为了更清晰地论述，我将三代人的食物理念进行了分类，即“传统的”、“现代的”以及“消费型的”。在阐释这些类别时，我也将涉及到中医、营养科学和新时期经济改革方面的内容。

传统的饮食理念

传统的饮食理念主要和1949年前的一代人有关。这代人现在已成为了学龄儿童的祖父辈。在我们的访谈中，这些人反复叙说的饮食理念总是与营养平衡息息相关。这些理念之所以被视为典范，因为它们源于中国文化的阴阳说：两者相互混合并成为推动自然秩序的基本力量；其表现形式包括冷与热，夜与日，雄与雌，消极与积极，保护与侵犯等最原初的推力。阴和阳具备同等价值，以四季交迭更替的方式使整个世界运转，同时也将其影响加诸于人类。按照传统中医的说法，人体自身即包含了阴阳二元：阴储备生命所需之能量，阳则保护身体免受侵犯，二者须保持稳定均衡状态。

避免阴阳失衡的方法是保持一个平衡的饮食习惯：既有冷食又有热食，细粮粗粮均衡搭配，一日三餐需摄取各色不同的食物。中医持有这样的观点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也是我称之为“传统饮食理念”的基本原理。作为中国形而上学体系和医学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论及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医药，当孕妇或者身体虚弱的孩子需要进补时，阴阳学说对于饮食理念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具体阐释平衡饮食的观念以前，我首先要解释一下食物的“热”、“冷”特性。简要地讲，肉类、蛋类和油脂类食品属热性；海鲜、蔬菜以及水果则属寒性。许多新型食物也能分为冷热两种。一些北京和江苏的家长认为巧克力就是一种新型的热性食物。他们认为巧克力这种食品不错，但它包含的热量太高了，还具有刺激性，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吃多了会流鼻血。所以在他们看来，孩子吃巧克力一定要适量。

传统饮食观念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认为，多样化的食谱和自然生长的食物很有价值。按照我们造访家庭中老一辈的观点，要抚养一个健康的孩子首先要让他们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与此同时，老一辈人也批评了他们心目中那些“不健康的”食物，比如维他命片和药物补品等营养品。一位年长被访者在分辨“自然的”和“非自然的”食物时说：“我们很难知道营养品里到底有什么，可是自然的食物能看得一目了然，吃得放心。比如吃鱼和虾，一口一口地很好吃。无论鱼肝油和鱼脑加工物多么美味，我还是宁可多吃几条鱼。”我们发现，在北京和江苏农村地区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持有这种看法。他们对于那些被标上“更健康”和“长寿”的营养品保持着某种警惕。当谈及他们这一代人对此类营养品的态度时，一位爷爷如是说：“我不懂科学营养的方法，可是只要大人吃了没事，小孩就可以吃。”另一位受访者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观点——断奶后的孩子可以像一个成人那样来喂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大人与小孩等而视之，他们也知道孩子对食物的口味很特殊，对食品本身有着特定的需求。

然而，当我们问老一辈人什么食物对孩子来说是“健康的”时，我们却得到了完全迥异的回答。一位受访的北京奶奶告诉我们，春天对于孩子的成长最为重要。相应地，到了冬季她会亲手为孙儿暖身子做的一道菜：用文火慢炖猪骨头汤。另一位受访者坚持认为孩子和成年人很相似，应该吃大量的蔬菜和适量的肉类。一般而言，年长者视肉类、鱼类和蛋类为健康所必需，但常常会表达以下的论点：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动物蛋白的摄入应与谷类、蔬菜，新鲜水果互相补充。

现代的饮食理念

在回答当下的年轻人应该吃什么时，受访地区的（外）祖父辈和父辈家长有许多共同的观点。尽管如此，他们之间的饮食理念还是有显著的差别。一方面，我们接触到的家长比他们的父母受过更好的教育，尤其与他们的母亲相比。在我们采访的所有（外）祖母中，没有一人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在江苏，大部分受访的父辈家长完成了高中学业；与此同时，大部分的（外）祖父辈老人都是文盲。

学校和现代科学的熏染十分明显地影响了父辈家长的饮食、健康、抚养孩子的观念。这些观念是“现代的”，因为它们的基础是西方医学和现代营养科学。以“维生素”为例，我们经常可以在采访中听到这个词。维生素在汉语中读作“weisheng su”，或者被称作是“支撑生命的物质”。家长们理解维他命、食物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提供一张富含维生素的食谱视为尽责父母的一个特定职责。我们采访的北京家长们也是这样的，大部分的父母说他们鼓励孩子多吃蔬菜，有些甚至强迫不听话的孩子吃些生的蔬菜，来补充蔬菜在烹制过程中流失的维他命。为克服维生素不足的难题，一部分家长认为可以时不时地吃些猪排骨或是家禽类的血来促进钙和铁的吸收。当有些孩子对家长认为有好处的食物不感兴趣时，譬如说生的胡萝卜，有些家长会把它炖成汤来改变食物原先的口味。又比方说牛奶，为了让一些挑食的孩子喝，父母可以在奶里加点糖和麦片。当孩子不喜欢吃水煮蛋时，家长们会将蛋切成小块来刺激孩子的食欲。正如一位家长所说：“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让孩子吃得更好。”可是，孩子白天要离家去上学，一旦家长的控制减弱，孩子们便会用手里的零花钱去买零食和饮料。为了孩子的健康和卫生着想，家长们极力反对孩子在街边小摊或者是临近的小店购买零食吃。家长们怀疑零食里掺杂了过多的人工调味剂、色素或者是有害的激素。他们同样也担心孩子们不洗手就吃零食，甚至误食了防腐剂。

父辈家长们专注于孩子的健康饮食、食品安全和丰富的维他命补充。他们有时会认为（外）祖父辈没法监督孩子的饮食状况，因为老人们对于营养科学几乎一窍不通。一位年轻的母亲抱怨老一辈人不将营养满足看作是“科学抚养孩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当老一代人为人父母时，他们并没有太多的食物可以选择。这位年轻母亲认为现在的家长“已经有足够的条件对孩子进行科学的抚养”，这些条件具体包括相比以前更高的家庭收入和大量的科学营养信息。

父辈家长们通常经由书籍、杂志、收音机和电视机等媒介获取信息，他们也会和同事探讨诸如如何烹调食物、某些食物的好处以及如何帮助孩子建立正常的饮食习惯等的问题。当然，运用“科学的”理念并不总像想象的那样有效。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表达了他们的不安。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他们曾经尝试过将西医和中医的养生理念结合起来，但效果并不很好。这个孩子的母亲供职于一家出版医学书籍和健康杂志的出版社，他的丈夫曾自学过中医。虽然夫妻二人煞费苦心地制定了科学的饮食方略，可是他们孩子的身体依然不好，这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困惑。尽管我们采访的其他北京父母并不像这对夫妻那样花时间设计周全的食谱，大部分的家长都会通过阅读书报上的文章来了解饮食、健康和抚养孩子方面的知识。

在江苏省的农村地区，科学地抚养孩子被理解为直接给他们吃维生素片。大部分孩子一出世就开始吃维生素营养品，这样的建议通常是由乡村或是镇上的医生给出的。维他命在当地被视作药物，能够保护婴儿免受疾病的侵袭，直至孩子度过了脆弱的幼儿期开始吃固体食物为止。这种看待维他命的方式在景军研究的甘肃农村也存在，另三位学者也曾在中国北方乡村中发现类似的看法。

消费型的饮食理念

新食物品种和饮食理念的引入势必会改变任何一个社会既有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模式。当中国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并与外面的世界连接更为密切之时，中国孩子的胃口也越来越受到进口的新式食物影响，尤其是外国企业将速食快餐和软饮料引入中国以后。

在中国消费文化扩张的大环境下形成的饮食理念被称之为“消费型的”。各个年龄层的人们都受其影响，但与之联系最为紧密的还是出生于经济改革和计划生育时代的孩子们。比起在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父辈们，他们更加熟悉市场经济下的风尚。

我们从采访中了解到，受访家庭的日常饮食主要是由父辈和（外）祖父辈家长主导的，孩子常常和长辈们在食物选择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只有在购买零食和软饮料时才获得自主权。在十多年前，当城市初步进入改革阶段时，成千上万的新式零食和软饮料出现在超市和便民小店中。念小学和幼儿园的孩子们马上就成为了这些食物的忠实拥趸，他们很快熟知了纷繁复杂的品牌，包括一些西方化的快餐产品。而孩子的父辈们，更别提（外）祖父辈们，对于这些新潮东西的名字、口味、外包装或者价格都知之甚少。也因此，长辈们常常在采访中说到他们其实是通过孩子才了解到一些新式食品的。由此可见，当孩子们成为消费主体时，他们正逐渐扮演着一个指引者的角色，通过对长辈们施加影响来购买消费品。

对于持有消费型饮食理念的人而言，食物的口味如何根本不重要。北京一位父亲的观点颇有见地：“现在的孩子都是根据糖纸是否漂亮来挑选糖果，有时他们根本不是要吃这些东西，而只是对它们的外包装和里面的玩具感兴趣。”需要说明的是，将实用性和可玩性的结合并不是最近才在中国出现的。早在1960年代，中国制造的饼干就被做成小猫、小狗、熊、斑马等各种动物的形状。可是二者还是有所差别，其一就是当今食品的可玩性和食用性远远超越了食物原有的实用性。方便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一进入市场就成了孩子们关注的焦点：包装袋里有一张彩色的卡片，如果集齐八种不同颜色的卡片，就可以获得一件抢眼的短袖。这种市场营销术导致的结果是，一个孩子把此事告知其他孩子，在无形中成了“移动广告”。为了赢得那件短袖，孩子们就不得不经常买该种方便面来收集卡片，可是包装打开后，孩子们取走了卡片，方便面却只能由家长们来消灭了。对口味关注度的降低，也可以从孩子们对快餐连锁店（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和必胜客）的热衷上略知一二。他们喜欢快餐食品并不完全是因为口味，还有那些地方很好的气氛和有趣的玩意。一位北京母亲说她的女儿在家里一般都叫她“妈妈”，可当她带着女儿去麦当劳时，小女孩就改口叫她“妈咪”了（这个词是由中国孩子从国外卡通片中学来的）。正如这个修辞上的转变以及短袖的故事所显示的，食物的实用属性其实是可以取消的；或者就孩子们的快乐而言，它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相比于食物的实用性，孩子们更愿意被父母满怀爱意地带入一个流行的餐馆或者娱乐场合，享受某些公认的、象征时尚的消费品。

饮食与文化转向

文化观念可以依靠风潮、价值观和符号传递给一代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饮食理念的延续对于文化转向有着暗示作用。研究“文化转向”，我们首先可以了解老一辈人对于传统食物的态度。外祖父辈的家长相信传统节日必须要有相应的食物，比如我们研究的许多家庭不但庆祝农历新年，同时也庆祝元宵节（农历一月的第15天）、端午节（农历五月第五天）、中秋节（农历八月第十五天）和冬至（农历十二月第八天）。我们采访的城市家长对待传统节日往往漫不经心。有的人甚至认为吃特定的节日食物应该成为一种个人偏好，而非一种传统。然而，假如这个城市家庭是一个三世同堂之家，则祖父辈的家长肯定会在元宵节吃元宵（由糯米粉做成的甜的团子），在端午节吃粽子（由糯米制成的金字塔形状的点心，以竹叶或者是箬叶包裹），在中秋节吃月饼（月亮形状的蛋糕，内部放一些坚果），于冬至喝腊八粥（白米、黄米混合坚果和干果熬制的粥）。祖父辈一代明白缘何特定的食物必须在某些节日里食用。我们遇到的儿童知道什么节日该吃何种食物，但他们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而这些孩子的家长们对于节庆食物的习俗准则也只剩下模糊的印象了。

传统节庆食物的宗教意义正在消弭，而为孩子筹备生日的热情正前所未有地高涨。大部分我们调查的北京家庭为庆祝孩子的生日，会买一个蛋糕，准备一桌好菜，或者干脆去饭店庆祝。父母、（外）祖父母、叔叔阿姨以及兄长们会送各种的礼物，包括书籍、玩具，有时是钱或者去某地娱乐中心的旅行。孩子生日的庆贺不但成为一年一度的家庭事件，同时也产生了一笔巨大的家庭开支。同样的情形在江苏农村地区也渐趋流行。我在一所乡村中学里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五年级学生将其生日列为一个家庭事件且必须庆祝，只有一半的学生提到了端午节和中秋节。

传统食物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也在丧失。中国文学里充满了关于食物的故事，劝诫人们尊重老人，善待同辈，节俭精明，同时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并对食物的祭祀功能怀抱虔敬之心。一位老爷爷动情地说这些教导如今早已不复闻了：“新一代人不再为吃穿发愁了。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日本人打了进来，我爹娘为了躲避日本人的大扫荡逃进山里，最后饿死了。我那时还小。我逃到天津和张家口，为了活下来用各种方法找东西吃。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时，又碰到了糟糕的三年。人们半死不活，饿得水肿。”

对于许多学龄儿童的家长们来说，这场饥荒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一位44岁的父亲说当时他还是个小学生，正赶上北京粮食短缺，他爷爷从乡下赶来救济他。这位家长回忆了当时的情形：“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冬了，爷爷穿着棉衣棉裤。他进了房间还在抱怨天气太冷，我感到奇怪。当他脱下外衣，我才发现他衣服和裤子里的棉絮都变成了粮食。直到那时，我才知道政府已经禁止个人从农村带粮食到城市了。”

当我们问及受访者是否会将这类故事告诉他们的正在上学的孩子们时，常见的答复是，过去食物短缺的故事和孩子们的饮食需求并无关联；现在的孩子根本不担心食物短缺，反而担心自己因为没有尝试过某一品牌的零食而在同学面前丢面子。也因此，每当长辈们含泪回忆起过去因饥荒而失去亲人的经历时，孩子们通常不是觉得故事太过恐怖以致无法相信，就是很难在情感上引起共鸣。正如一位家长所言，对于如今的孩子，老一辈的苦难如同“天书”一般，后辈们再也无法理解这些以往的苦难了。

另外，孩子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精致的食品和个人的幸福，这些印象淡化甚至抵消了人们对于苦难的叙述。食品营销商没有兴趣提醒年轻人，直到八十年代早期并不是每一户中国家庭都有足够的食物。食品制造企业十分清楚，食品的创新开发必须要改变消费者的饮食习惯，提供给他们美好生活的幻觉。如前所述，电视机是实现这个目标最有效的媒介。

看电视作为流行的休闲活动，对个人的消费行为有着特殊的影响力。一项社会学调查显示，文化风尚形成于八十年代晚期，学生们对于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切是如此着迷，于是便开始模仿广告里的口气、广告词和音乐。老师们抱怨说，一些女学生沉迷于电视广告，是因为可以看见一些电影演员和流行歌手为某些食品代言。因为这些女孩子非常爱慕娱乐圈的名人，她们渴望购买广告中明星们代言的产品。

电视的影响力也波及到了父辈家长。1987年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城市居民每天要花两小时收看电视，接近于当时居民每日休闲时间的一半。1995年，城市每周工作时间为五天，在周末，城市居民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激增。我们采访的一些北京家长声称，对于广告中的食物、饮料和营养品，他们一概不信，虽然广告上称这些东西“有助于健康”。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家长看了电视广告的宣传，就真的为孩子买来了这些产品，直到后来他们发现这些东西不如吹嘘得那么好才将其丢弃。当前中国仍然缺乏严格的法律来管制商业广告，防止虚假不实的产品进入消费市场。

对孩子们而言，同辈之间的互相攀比使得孩子们了解到了一些食品。老师和家长告诉我们，假如一个孩子不认识或者无法买到时下流行的新款食品，他就会受到其朋友圈里其余人的嘲笑，因为孩子圈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享食物或者交换和食物有关的信息。老师们认为，孩子们一起分享食品是学校里很常见的交流活动，而且常常都是同性的伙伴们在一起。学生被允许从家里带一小部分食物和零食到学校来，午饭时和同学一起分享，同时通过互换来探讨哪种食品更好吃。

关于食品信息的分享，有时可以显示出一个人对于市面上最新潮食品的熟悉程度。同辈圈子内追求时尚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位就读于北京某小学的学生（根据他父亲的话）向他的伙伴们谎称自己吃过“和路雪”牌的冰淇淋，可事实上他根本就没吃过。据称，那个班里所有的男生都吃这种由中、英、荷合资企业生产的冰淇淋，所以当“和路雪”成为谈话焦点时，这个孩子不得不撒谎说自己也吃过，以免丢面子。老师们已经察觉到孩子间的攀比倾向，并认为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家长给了孩子太多的零花钱；这些钱又反过来促进了生产，进一步鼓励了孩子们通过食品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详见伯娜丁•徐在第二章中就学生之间的攀比消费更详尽的讨论）。

零花钱使得孩子们有机会消费那些家长禁止他们吃的食物，这些食物通常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我们采访的家长都认识到了零花钱可能导致的坏处，但又认为不给孩子零花钱是不现实的。在城市里，“4-2-1”的家庭结构（指4位祖父母，2位父母和1个孩子）意味着孩子可以通过三组关系来获得零花钱：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也会给他们的外甥或者外甥女零花钱。我们在北京的调查发现，每个孩子每天大约有5元零花钱，春节期间这个数字超过了100元。大多数的孩子按日或周领取零花钱；另外，当他们学业有进步或者过生日时也会得到一些钱。但收获最多的当然还是在农历春节。在江苏农村地区，大部分五年级的孩子们都有零花钱，最低的每天有5角，最高可达3元。比起北京孩子，这些农村的孩子往往把零花钱用在买零食、软饮料、干果、冰淇淋和坚果上。

食物与童年

一个人成长在一个文化体系中，通常意味着他会从过去继承一系列的观念并将其付诸实践。家中的长辈，尤其是父母，是最早影响孩子社会化进程的人，因为他们是最初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观念的传递者。在代际之间传承观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青年人更好地适应成人世界的规则。这一传承观念的准备工作包含了价值观的灌输和实践技巧的提升。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提升方面就是教导孩子学会吃什么和如何吃。

在中国，祖父辈一代人一直在他们的子女和（外）孙子（女）之间保持一个积极的联系。因此，社会价值观的传承可以打破小家庭的藩篱，使主干家庭中的老一辈得以加入其中。研究发现教育年轻人理解健康之重要性和食物的社会延伸意义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传递这些观念需要父辈和（外）祖父辈的共同参与。我们意识到，（外）祖父辈一代传统的饮食理念与父辈一代现代的饮食理念仍然有着紧密联系。尽管在其中一些具体的细节上，两种理念有着巨大差异，不过二者都致力于共同的目标。

然而，老一代人如今已经无法将他们的食物观念传授给其孙辈的人了。中国社会的商业化和经济改革使得这个难题逐步凸显。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在研究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以广州为例）时曾指出：“教导年轻人应对未来，即使是在一个相当好的环境下也显得十分艰难；而当社会正经历巨大变革时，这个挑战几乎无法达成。”我们的调查显示这一挑战的确是巨大的。城市改革开启之后，加工食品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市场，铺天盖地的消费信息使得很多成人开始感到迷失。一位北京家长这样形容其孩子处理信息爆炸的方式：“现在的孩子懂很多东西，当我们这么大的时候，什么也不懂。我上中学时才第一次见到电视机。广告上说了什么，或者同班同学说了什么，孩子就习惯性地想要获得这些东西。”老年人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的事情也困惑不已，他们不知道新的消费品，通过儿孙们的指点，才稍稍懂得了何种食物会在市场上供应，它们的价格是多少，以及有什么用途。透过对加工食物的消费，我们可以观察到长辈和晚辈之间传统的教育关系正在逆转。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还需要强调不同代际人们在童年经历上的差别。大部分的（外）祖父辈成长于经济困难的时代，那时候国运衰颓，内忧外患。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当他们还是孩子或初长成人时，食物对其而言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对于现在已为父母的中国家长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经历过生活必需品的短缺时期。在农村地区，无论经济条件如何，每个家庭都对饥荒有着难以磨灭的印象。浪费食物，就算是一点点，也是非常羞耻的。城市里的老一辈人倒没有小心谨慎到这种地步，但他们对于严格的食物配给记忆犹新：不同年龄的人们在国营商店前排起了长队，手中攥着配给券购买每月家庭所需的小麦、玉米粉、豆腐和食用油。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懂得如何抑制自身的欲望，更有效地使用自己虽然在增长但终究有限的收入来买些入时的食品。

现今的孩子则在一个巨变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出生时恰逢一场特殊的社会变革——消费革命。与此同时，他们生活在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在农村地区，这一政策意味着每个家庭生育的孩子将减少。而在城市里，计划生育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每个家庭只被允许生育一个孩子。因此许多人都对计划生育政策忧心忡忡，独生子女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溺爱孩子就是其中一种表现。人们担心独生子女在被给予过多的物质关怀以后会变得无拘无束，或者失去了努力工作和学习的能力。但现实是否真的如此，学界目前尚无定论。

然而，眼下不可辨驳的事实是：中国的孩子，不管住在城市还是农村，正在一个消费文化中学习和成长。即使是在偏远地区，孩子们也不得不面对电视上的最新潮的食品广告的诱惑。当我在江苏农村做田野调查时，一个小女孩取笑了我，因为她发觉我竟然对某种流行的饮料一无所知。“你连这个牌子都不知道？”她的口气暗含讥讽，“每天都能在电视上看到的。”

本文节选于《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原标题：“食物和家庭关系：餐桌上的代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