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费文化已经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而普遍地传播和渗透到当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同权力网络发生交错性的相互影响，不仅导致权力本身的性质、形式和运作模式的深刻变化，也全面地引起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根本变化，从而进一步凸显了对消费文化与权力网络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显示了它对于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消费 消费文化 符号 象征性权力 文化资本

一、 消费社会的权力网络的根本性调整

(一)当代消费社会的权力与文化的新型关系

现代消费文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尽管消费文化的某些特点在资本社会形成以前就已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初露端倪，但是，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发展和成熟以后，消费文化才越出经济领域而成为广泛地影响到政治和整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普遍社会现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当代西方社会性质以及专门研究消费文化的思想家们往往一致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可能借助于高科技成果而同时地产出：(1)远远超出社会成员一般生活需要的极端丰富的产品;(2)无需参照传统文化标准和价值体系的人为符号;(3)打破时空维度而任意穿越各种传统界限的高效率传播媒体网;(4)冲破传统主权范围而渗透到各个角落的多方向的权力网络;只有在这个时候，西方社会才转变成“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 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也只有当消费社会全面形成之后，消费活动才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社会行为，使消费行为不仅全面地影响到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及其思想，而且促使社会原有的权力网络发生根本变化，同时也使消费活动具有“文化”的意义，由此产生了贯通整个社会生活的“消费文化”，导致权力与消费文化之间形成密切的交错关系，一方面使消费成为权力交换和权力再分配的必要过程，另一方面又使权力通过消费的普遍性而得以采取多样形式，不只是停留在传统的政治领域，而且还渗透到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特别是渗透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渗透到每个人“自生至死”的生命过程中，并反过来又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运作。[1]

(二)鲍德里亚对当代权力与消费文化的分析

对西方文化有独特研究的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早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分析消费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消费文化的关系时，就已经深刻地指出：当代的消费已经不是传统的消费，它既不是附属于生产的纯粹经济活动，也不是局限于货币交换的商品价值的流通过程，而是一再地突破自然的界限的高科技力量以及各种权力以变幻无穷的人为的象征性手段强行干预的“符号的系统操控活动”[2]。

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将人及其日常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一律融入消费过程，而消费过程又将人及其日常生活以及整个社会活动转化成一种符号和符号结构，以越来越象征性的特殊演化过程，使日常生活同消费、文化艺术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心态一起进入一种越来越不确定的含糊动态趋势中，使人完全丧失其主体性，也使日常生活的进程转化成为整体消费符号机器运作的一部分表现。在消费过程中，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者及其推销者，同消费过程的垄断者和宰制者相勾结，构成一股强大的权力网络，将消费过程全部变成为可控制的符号系统，同时也使消费者、使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的人及其生活方式，成为这个符号系统的一个环节，消费者及其日常生活从而也失去其主体地位。

在整个消费过程中，真正决定消费过程的，不是消费者的主体需求及其日常生活实际需要，而是商品制造者和推销者及其背后的权力网络的赚钱和宰制“需求”，是权力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势力及其所支持的商品制造者所制造出来并强加于消费者身上的“需求”。因此，消费主体及其日常生活方式也成为生产者和权力宰制者的建构对象，成为生产的各种力量的一种建构成果。但是，生产者和推销者是靠符号的任意编篡和组合而操纵消费者的。这是一种“符号的消费”(la consommation des signes)，而不是商品的消费。

符号消费意味着现代社会所进行的，是已经超出维持人的基本生存水准的一种奇怪的消费。因此，在消费过程中，“符号”本身也首先成为各个人或社会单位的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渗入了大量文化的、感性的、非理性的要素。当代日常生活也由此纳入一种由美学幻觉所维持的虚假事实结构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但社会本身及其日常生活领域的自然生命逐渐灭亡，而且真实性也随着价值和真理标准的淡化和消失而受到权力、特别是商业化和媒体化的权力活动越来越深的控制。

消费文化以及由它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模式的改变，始终以权力网络的结构变化、运作方式及其随时灵活变化的策略作为“后盾”或基础，同时也以权力本身的意欲方向及其实际利益为基本目的。

在各种权力支持和参与的一系列不再参照传统价值体系的新符号而恣意猖獗的社会中，在人类文化打破了原有真理道德体系而全面转化成为当代图像化和象征化的社会中，消费的符号化和象征化以及传播媒体的信息处理程序，把权力的形式及其运作模式彻底地改变成象征性结构，并由此使权力的本来面目受到更巧妙的掩饰，甚至使之变成为大众自身可以任意介入的运作过程。

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与权力网络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关联和相互支持的。正是在消费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强烈活动中，权力网络的结构及其运作模式和策略发生了根本变化。

(三)布迪厄的象征性权力理论

法国另一位著名的权力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对当代社会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结构及其权力网络的特殊运作逻辑进行了独特而精湛的分析。他自己曾经把这一关键部分概括称为“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象征性”(le symbolique de la structure de la société et de la culture moderne)，有时也称之为“当代文化特权的再生产”(la reproduction du privilège culturel moderne)。

布迪厄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高度发展和膨胀，当代社会到处都呈现出象征性权力和暴力的运作及其效果。因此，他非常关心当代社会中无所不在地发挥宰制作用的象征性权力和暴力的性质及其各种变化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社会的象征性暴力(la viollence symbolique)已经透过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而进一步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连本来最落后的边远地区和国家，也逃脱不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西方消费文化的袭击和侵犯，都无一幸免地通通被纳入到现代资本主义象征性暴力的宰制网络之中。

在布迪厄看来，这个由西方消费文化所带来的象征性暴力，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中的象征性语言论述暴力为中心，具有无形的和难以抵挡的穿透性和侵润性，甚至可以说，像一种类似于流行病的病毒那样，呈现为无边界和不确定的象征力量，向全球四面八方扩散开来，以达到处于西方中心地区的强权国家对世界全面控制的目的。

为了揭示当代社会的象征性暴力的统治机制及其运作逻辑，布迪厄首先集中分析了当代社会的消费文化的象征性特征及其再生产机制和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布迪厄的理论就是关于当代象征性消费文化的再生产理论。对于布迪厄来说，当代象征性消费文化再生产的核心机制，无非就是当代文化特权的再生产和再分配的循环性和延续性。所以，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把研究重点集中在文化特权的“继承”问题上。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统治者所关心的焦点，就是文化特权一代又一代的延续及加强，因为只有透过文化特权的再生产的延续性，才能保证对整个社会权力网络的全面而有效的控制。[3]

权力是在社会中产生和运作的;而社会及其文化本身又是靠权力的运作来维持和发展的。因此，没有社会及其文化，就不可能产生权力，也不可能维持权力的运作及其再生产和再分配;反过来，没有权力，也不存在社会及其文化。权力同社会之间的相互紧密关联，不但使两者共生和共存，而且也使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相互推动和相互促进，并由此导致两者在互动中的进一步复杂化。这种复杂化的趋势，一方面促使权力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使社会各个领域的任何运作都无法脱离权力的因素及其宰制，另一方面也使权力本身随社会的发展及文化的复杂化而采取更曲折和更隐蔽的形式，使权力的任何运作都同样离不开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一方面为权力本身的文化性不断增添复杂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使包括消费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更紧密地与权力的生产及其分配过程联系在一起。

在当代社会文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消费文化对于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权力场域的渗透，使整个社会以及权力场域的结构、性质及其运作逻辑都因文化的介入而变得更加象征化和中介化;权力原来给人的那种“暴力”、“强制”和“压制”的印象，逐渐地被带有浓厚文化性质的各种新权力现象所取代。

权力在同当代文化的紧密交错之后，成为了更有掩饰性和欺骗性的力量。权力性质及其特点的这种变化，更加有利于统治者和社会上层势力，更有利于他们对于社会权力网络的掌控。现在，社会上似乎已经不可能存在某种独立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纯粹权力系统，权力的运作本身也越来越呈现出多面向性、曲折性和象征性。但是，权力的上述复杂性质以及当代社会的快速分化，也使权力有可能进一步自律化，使它具有自我生产和自我参照的能力。

所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权力也变得日益神秘化(包括符号化、象征化和异化)和模糊化。这就说明：当我们观察权力的时候，固然必须看到它的宰制性社会力量的性质;但同时，还必须看到权力的社会性、文化性、普及性、语言性、内在性和公众性的特性。当代消费文化的发展，将原本已经复杂化的权力现象更多地附加上曲折的文化特性，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它的神秘性。

由于消费文化的出现和泛滥，使当代权力现象同文化现象相结合或相混淆;在许多情况下，当代权力甚至是以文化的形式出现，容易给人错觉，把实质上是权力的现象误认为文化现象。由此可见，权力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它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运作。权力是一个关系到整体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问题，必须将权力放在社会文化和实际生活的脉络中进行分析。

二、权力通过消费文化实现区分化功能

消费文化和社会分化是密切不可分的。消费文化从一开始出现，就具备一种神秘的社会区分化功能。随着当代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化功能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性质，值得一切研究社会现代化和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加以深入探讨。但是，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化功能及其运作过程，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区分。必须结合当代社会文化的特征，结合当代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结构，进行更深入和具体的探讨。

韦伯早在研究社会阶层问题时，便已经看到消费文化等文化生活的重要意义。相较于马克思极端重视生产经济因素的阶级意义，韦伯同时也注意到社会阶层间的生活机会的差异。他认为，各种类型的财产关系是通过市场运作而显现其实际效果的;而市场状况(market situation)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生活机会的实现。

因此，韦伯除了从经济上界定阶级，还注意到以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界定地位团体。他认为，地位的特性在于：第一，凡是相同地位的人，便具备类似的独特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是在家庭、学校教育和某些高尚职业的生活循环中发展出来的。第二，地位团体的社会交往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exclusiveness)，致使他们只同同一地位的人相交往，而对其他不同地位的人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予以排斥。第三，地位团体也同样出现在美国这样的传统民主社会中，因为其中的富家阶层为了凸显其优越性与特殊性，往往发展其地位团体。第四，通常要透过霸占方式维持地位团体的利益。第五，几乎所有地位团体都拥有其特殊的地位特权(privileges)与地位象征(symbol)，以便彰显其特殊性。第六，地位团体还以其具有规范意义和力量的地位特权界定出社会核心价值的时尚和礼节等等，并在经济上拥有垄断权。第七，韦伯还强调地位团体的荣誉、优势所造成的稀有性和认可力量，以便同其相反的、未经认可的“赤裸”(naked)阶层相区别。正因为这样，韦伯很重视生产以外的消费过程。如果说社会阶级主要靠生产状况来决定，那么阶层就主要靠生活消费来决定。消费情况是同生活方式的状况有密切关系的。

同韦伯几乎同时代，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特别强调人的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性质。在探讨时尚哲学时，齐美尔认为，人的超越性使人成为“二元生物”(dualistic creature);他既有生产力，又有消费力，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人的二重性使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状态，时时处于紧张状态。人要通过“创造”和“模仿”活动去抒解自己心理的紧张状态。模仿使人实现了在个人和群体之间的过渡，不仅使人有可能过着社会群体生活，而且也使个人有可能适应社会的变迁;而创造又不断重新使人与人之间产生裂痕和分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二重性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时尚就是在模仿和创造的双重冲突中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几乎同齐美尔一样，美国社会学家凡勃伦(Throstein Bunde Veblen，1857—1929)也将区分和模仿心理当成人的本性。他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经常有意进行“摆阔性休闲”(conspicuous leisure)，藉此显现其特殊地位和阔气，以将其自身同他人区分开来。随着商品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发展，上述摆阔性休闲甚嚣尘上，以至于突破富人阶级的范围而扩及到整个社会，使社会上的其他阶级也模仿他们进行其各自不同的摆阔休闲。财货消费的发展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摆阔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是一种故意引人注目的炫耀摆阔行为，其目的在于显示某一个人或群体的“显著性”。

但是，消费文化同社会区分的相互关系是很复杂的。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强调的，消费文化是一种很具悖论性的事物;给人的表面印象，它是区分现实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活风格、价值取向、品味、爱好以及心态的机制;但深入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到：其实人们往往是被消费文化带着走的;不是消费文化构成社会生活的产物或结果，而是消费文化决定着人们的生活风格和方式，同时它又决定着社会中的人群区分原则。因此，关于消费文化同社会区分化过程的相互关系，双方实际上是某种共时同步的双向互动关系。在这里，两者并不存在孰先孰后的线性单向因果关系。

消费文化同社会分化的关系是双重双向的：一方面，现实的社会区分化的状况决定着消费文化的分布和消费的结构;另一方面，消费文化的消费又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分化结果。消费过程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并非孤立地进行。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观看广告、进行消费和购买东西的人，同时往往又是进行工作、看书、选举投票和做爱的人。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所作出的各种决策或决定，有必要进行通盘的观察和分析;也就是说，不要只看到单独的消费活动，不要把任何一次消费动作孤立或抽象起来。只看到某人在某次购买活动中的选择和决定，看不到同一个人在其他时候、其他活动中的各种决策和选择决定过程，是非常错误的。所以，消费和购买商品时的决策和选择同其他活动中的决策过程是紧密相关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化过程也包含着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相互渗透过程。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不同于传统社会区分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区分化是与它的社会模糊化过程同时并进的。我们可以从当代社会中消费文化的运作中明显地看到：消费文化的社会区分是同它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的。因此，它进行社会区分的过程和结果，一方面造成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另一方面却又制造了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之间的交错渗透，形成一种特有的模糊状态。消费文化的这种区分化特征，使它也可能成为今后全球化社会中实现阶级和阶层平等化的通道。

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消费文化象征性的主要功能，就是广泛散布于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活动中所呈现的“双重区分化”(double différenciation)特征。他认为，当代社会文化中的区分化，就是整个社会区分化的基础;而文化区分化又是以消费文化中的区分化作为主轴。所以，消费活动中的文化双重区分化，作为一种最复杂的象征性权力的运作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实践(la pratique symbolique)，它呈现出文化区分化同社会区分化之间、社会区分化同人们精神心态区分化之间的双重紧密互动关系：文化区分化既是社会区分化的主轴，但又受到社会区分化的影响;在文化区分化中，文化活动主体既以其象征性实践进行自我区分化，又进行客观化的区分活动，使主体和客体之间，在文化区分化活动中，发生象征性的互为区分化的双重过程，并产生互为区分化的效果，使整个社会表现出象征性的结构及性质。消费文化的这种区分化活动，隐含着当代社会文化中各种权力网络的介入及干预，而且它们是透过以语言为中心的象征体系的社会运作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