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传统等方面，而不是仅仅从“物”的经济层面，也不是单纯地将汉区的反贫困经验简单地搬到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多方面综合，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是在多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思考。其中，一些思考比较成熟，而另一些思考则还在思索之中。现一并提出，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求共同思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 反贫困 自然生态 经济形态 文化传统

一、四川凉山彝族农村的贫困状况

一、贫困状况

“新农村建设”是党和政府因应“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城乡差距的突出性，于21世纪初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大战略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如何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多方面综合，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

要能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首先必须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下面我们主要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当地农村的贫困状况。

四川农村是我国目前仍然比较贫困的地区之一。而四川农村的贫困又主要集中在四川西部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和青藏高原东缘的凉山、甘孜、阿坝的彝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彝区和第二大藏区。这里的农村贫困除了一般汉区常见的贫困以外，还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更加恶劣，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更差，加之少数民族发育程度较低的经济、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而使得贫困状况更为严重，贫困面更大，贫困程度更深，贫困呈片状分布，而且贫困属综合性整体深度贫困。这里土层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和草原、湿地退化严重，自然灾害连年，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恶劣，并多以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为特征。而且，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且以传统农牧业为主，是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最复杂的地区。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确定的四川31个“国家贫困县”中，三州就占了16个；在2001年确定的3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三州就占了19个。

以贫困程度相对最深的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凉山地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和云贵高原的边缘区，在地理上处于我国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过度地带。这里山川纵横，地貌起伏剧烈,山高谷深，土层瘠薄，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和草原退化比较严重，自然灾害连年，生存环境恶劣，并多以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为特征。该州西跨横断山脉，北至大渡河，南临金沙江，面积6.01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428.56万人，其中彝族192.56万人，占全州总人口的44.9％，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所辖的17个县市中就有11个县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主要集中连片分布于彝族居住的老凉山地区，占全州面积的67％。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扶贫奋斗，绝对贫困面由1985年的53.8％2005年11.35％。但至2005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42.39万，贫困发生率11.35％，低收入人口还有106万，占农村人口的28.39％。如果仅按彝族聚居的国家贫困县来计算，其贫困比例更高。如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昭觉县，2004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43168人，贫困发生率21.91％，低收入人口还有59415人，占农村人口的30.16％。

由于该州的贫困人口大多居住在海拔较高的二半山区、高寒山区、大石山区和陡坡地区，生存、生产及生活条件相当恶劣，70％的耕地是陡坡地，基本无灌溉条件和水利设施，种田完全靠天吃饭，稳产田人均不足5分，而且草场退化也比较严重。如此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薄弱的农牧业生产条件，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许多刚刚摆脱温饱的贫困户一遇到天灾人祸就马上返贫，返贫率高的年份甚至达30％以上。目前，全州还有10多万贫困户居住在简陋的瓦板房、草房（塑料薄膜加土）和石板房内，急需进行“三房”改造。

这里的贫困乡村由于地处边远的深山峡谷，远离城镇和交通沿线，农村基础设施差的问题也相当突出，至今尚有1743个村不通公路，占全州总村数的47％；有1205个村不通电，占全州总村数的32％；有1393个村不通广播电视，占全州总村数的37％；有160.1万人饮水困难，占全州农业人口42.88％。

由于凉山彝族地区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奴隶社会一步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区”,其经济、社会发育起点低，至今大部分彝族同胞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或者农牧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之中，受着传统文化、宗教习俗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有些贫困县至今尚未实现教育“普九”，文盲和半文盲占15.6％，劳动技能和生产能力比较弱，市场经济意识刚刚起步，加之又受语言、传统、习俗的限制，尽管贫穷，至今也因为担心、害怕、不适应而少有人出外打工。

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差，政府投入少，农村医疗网点萎缩，医疗设施落后，医务人员待遇低，流失严重，使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当差（老百姓普遍反映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甚至还不如六、七十年代的“赤脚医生”和“巡回医疗”时代），加之极差的居住环境、欠缺的卫生常识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贫困人口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血吸虫病、结核病等地方病比较突出。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对彝族传统经济、传统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猛烈冲击，彝族社区也出现种种程度不同的失范与错位，与贫穷相伴生的吸毒、贩毒和艾滋病呈大幅上升趋势，成为全国四大艾滋病重灾区之一，因毒害返贫的农户也逐年增加，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以说，贫困面之广、贫困程度之深、贫困人口之多、贫困问题如此集中地体现在一个民族即彝族身上，在全国都是少有的。

以我们重点调查的国家贫困县、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昭觉县为例。2004年底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43168人，贫困发生率21.91％，低收入人口还有59415人，占农村人口的30.16％。居住在海拔2800米以上的，不通公路、水、电，自然灾害频繁，生存条件恶劣的高寒山区的农户还有14290户、57160人，尚有“三房”户25665户。有相当部分的彝族贫困农牧民的生活处于入不敷出，甚至缺粮状况。

经过2001～2004年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该县贫困人口构成发生较大的变化（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五保户人口增加了0.3个百分点,特困户人口减少了14.6个百分点,贫困户人口减少了20.1个百分点,一般收入户则增加了34.4个百分点。

但调查表明目前贫困户的生计仍然堪忧:

1.土地状况

全县常耕地面积304412亩，占全县幅员面积的7.5%，其中：旱地286118亩，水田18294亩，农业人口人均占有常耕地1.53亩，贫困户人均占有常耕地0.74亩，是全县平均数的48%（见表2）。2004年底建成有效浇灌地3.69万亩，改造中低产田土8万亩，目前还有17万亩中、低产田需要改造。

2.农作物生产情况

2004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267394亩，粮食总产量93555吨，农村人口人均有粮471公斤。贫困户人均占有粮256公斤，占全县平均数的54.4%（见表3），2～4月时常有人缺粮。境内主要农作物玉米亩产300公斤左右，洋芋亩产在1000公斤左右，荞子亩产在150公斤，燕麦亩产150公斤。

3.林业基本情况

全县林业用地205.6万亩，占全县幅员面积的50.78%。其中：森林833991亩，占全县幅员面积的20.6%，占林地面积的40.6%。2001年至2004年底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草11.6万亩，荒山配套造林10.8万亩，该项目涉及35个乡（镇），237个行政村，478个社，涉及33935户农户，分别占在全县总乡数，总行政村数，总社数和总户农数的74.5%，88.8%，57%和38.3%，直补到户折现13455.9万元，户平991元。

4.畜牧业基本情况

全县现有草山、草坡180万亩，常年人工种植多年生牧草8万亩，粮草轮作28万亩，2004年底全县四畜存栏78.1万头（只），其中:马1.9万匹，生猪20万头，山羊14.4万只，绵羊34.6万只。四畜出栏51.47万头（只），肉类总产量23749吨。畜牧业产业达25971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5.74%。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扶贫资金少，品种改良困难，畜产品商品率低。

(2)贫困人口素质和受教育程度低，导致生产经营方式粗放，牲畜生病一般都不请畜医。

5.农技服务

全县农技站47个，累计培训农村使用技术11200人次。乡农技站不定期到村里传授技术知识，受训人员基本都是男性。广大贫困户渴望农技或畜牧业技术培训，但培训资金难以落实。

6.农贸市场与信息

全县有农贸市场26个，除县城2个市场外，其余都是10天赶一次场，一般农户单程到最近的赶场地要3个小时，市场交易的主要是牲畜和粮食。

据调查，口传几乎是贫困户获得外界信息的唯一的途径，即使村上订有彝文版的《凉山日报》，也因交通原因延误或因文化水平原因而传看困难。

7.农户收支基本情况。

(1)收入状况

农户现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见表18），主要靠出售牲畜或部分粮食作物，如洋芋换大米来获得有限的收入。2004年底全县农村人均纯收入1501元，贫困农户人均收入750元（驻点抽查数据）。

注（1）高山和二半山贫困户收入较高是因为国家退耕还林还草补助，占转移性收入的19.6%。另外高山还在畜牧业收入中占有绝对优势。

注（2）沟坝收入较低主要是人平占有耕地太少，经济收入单一。

注（3）由于国家加大对西部开发力度，许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就近务工的机会，在本地域劳务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10.5%，而广大贫困户则几乎没有。

(2)支出状况

从抽样调查（表）中可以发现贫困户大都是负债消费，贫困户收入与支出比为0.85:1，全县农村人口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生活质量普遍不高。全县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885.4元，而高山的贫困户生活消费支出为574.9元，占全县人均消费支出的64%，二半山贫困户生活消费支出为566.7元，占全县人均消费支出的64%，沟坝贫困户生活消费支出为592.6元，占全县人均消费支出的66.9%。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全县为0.77，从总体上来讲，全县农村人口生活质量仍然很差，远远低于小康水平小于或等于小于0.5的标准。

二、贫困产生的主要原因

1.自然环境恶劣，经济仍以传统农牧业生产为主，经济来源单一且又微薄，因而抗风险能力极低。现在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高寒边远山区，地处多灾、干旱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农业生产条件极差，低温、阴雨、冰雹、洪涝、干旱、寒潮、大雪、霜冻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仍，而且一遇到自然灾害，往往造成生产受损、生活困难、农民减收、贫困加深。同时，由于贫困农牧民基本上仍以传统农牧业生产为主（农作物主要以洋芋、荞麦、玉米和黄豆为主），生产结构单一（主要从事农业、农牧业等传统经济活动，很少有非农牧业生产活动和外出打工），经济来源单一且又少，因而抗风险能力极低，一旦遇到灾情，连生产自救的能力几乎都没有。昭觉县仅波洛乡尔苦村2005年5月份一次冰雹灾害，就使得计尔苦社、老板社、波史社三个社900亩种植作物遭受破坏，其中洋芋轻灾450亩，荞麦受灾面积450亩，受灾范围涉及全村124户，计551人[1]。因灾返贫的比例一般在10％以上，高时甚至在30％以上。

2.农牧民因为收入来源单一且又微薄，致使家庭经营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仍处在广种薄收的靠天吃饭的传统经营状态。全县农村人口家庭经营支出人均为525.6元，高山贫困户家庭经营支出人均为370.3元，二半山贫困户家庭经营支出人均为207.3元，沟坝贫困户家庭经营支出为人均281.9元，结果很难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和“贫困的代际传递”。

3.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农牧民增收难。由于广大贫困户地处偏僻，加之受劳动力文化素质、生产技能、语言障碍、传统文化和习俗、信息闭塞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全县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仅占1.7%，而且贫困户中基本没有。

4.基础设施条件相当差。具体表现在：

一是“行路难”。从县城至其它乡、村的道路全系晴通雨阻的烂泥路, 2004年底还有125个村没有通公路(占总村数的46.8％)，“行路难”仍是制约着该县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大大增加农户生产、生活的成本。如实施新村项目建设时到厂家购小青瓦每匹的单价0.118元，但到农户手中的每匹要0.266元/匹，其中运费就占了0.148元/匹，甚至超过购买价。

二是“饮水难”。2004年底尚有80个村，8.99万人饮水困难或饮用不安全水，其主要原因：一是农户主要以浅水井或河沟边取水为主，水源易受污染；二是生态环境恶化，造成水源枯竭，取水困难；三是农户没有资金对饮水设备进行正常维护。

三是“用电难”。全县农村用电农户21387户，仅占农村总户数的43.1%。

四是“看电视难”。该县从1999年实施“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以来，安装调试“村村通”设备128套，有线电视“模转数”192套，开通了127个村的广播电视。全县2004年底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是56%和62%。目前存在的困难主要是：（一）缺乏专业维修人员和设备。由于我县农村人口居住分散，靠县广播局的5名工程师技术人员难以进行日常维护。（二）管护人员缺乏。由于县财政无力承担半脱产广播员的工资，许多设备都无人管理、维护。

五是“邮递难”。县城有一个邮政局，七个片区设有7个邮政代办点，由7个代办点定期将包裹和邮件送到乡上，再由到乡上开会的村干部将邮件带到农户手中，邮件从县邮政局到农户手中，一般要7天左右，有时甚至超过15天。

5.居住条件差。县境内农村农户住房普遍为土坯瓦板房或土坯瓦房。住房没有窗户，不通风不进阳光，抗震性差，人畜混居现象严重，基本都无厕所。虽然2000年以前搞过简单的“形象扶贫工程”，要求农户开窗建厕，搬走门前一堆肥，修好入户路。但由于投资少，农户受传统生活习惯和习俗影响，反弹严重。据2003年县扶贫办逐户普查，该县还有“三房”户29419户（即：土坯瓦板房、土坯石板房、土坯草房），占全县农村总户数的59.3%，户均住房68.8平方米。

6.教育事业落后，劳动力素质较差：

一是教育层次低。目前虽然该县的小学入学率达到93.22%，巩固率达到93.92%。但初中入学率仅12.3%，年巩固率为87.2%。主要由于：经济困难。目前每名初中生虽然国家每学期减免155元的学杂费，但实际上自己得负担100元左右，寄宿制学生每月国家补助50元，但自己还得补贴100元左右，如一名贫困户供养一名初中生，每年需支付1200元左右的学杂费和生活费，这对大部分贫困户来说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家庭缺少劳动力。当一个贫困家庭的子女在学业与生产、生活发生矛盾时，放弃学业是普遍的选择。彝族传统重男轻女。在彝族传统文化中，男人占主导地位，因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女童往往只有辍学。调查表明，全县劳动力1000人中才有初中、高中毕业生15人。这种状况在二半山区和高山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就劳动力而言，整体素质低下是普遍状况。不少村落没有一名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都属于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青壮年扫盲率虽达到87%，但基本上都是以本民族语言进行的基本扫盲。

二是“普九”投入缺口大。根据当地规划，于2007年实现“普九”，需新增中学5所，改扩建3所；新增教师1197人，总共需投入资金1.52亿元，县财政根本无力筹措支付，只能等待上级的专项支持。

三是教师量少质弱。全县1671名教职工中拥有专科以上学历人员仅477人，占26.75%；中级职称以上人员仅461人，占25.3%。而且好老师因为工作、生活条件艰苦，待遇又比较低，流失相当严重，即使是当地考上大学的屈指可数、凤毛麟角的年轻人也不愿再回到当地任教，更不用说招聘外面的人才了。因此，当地人普遍反映，现在的教学质量甚至比不上六、七十年代的水平，那时在乡村学校随处可见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分配来的大学生。因此，现在经济稍微宽裕的家庭都纷纷把子女送往成都、西昌等大城市里进行教育。

四是村小危房改造任务重。全县有273所村小校舍属土木结构，其中D级危房点达78%，需投入维修改造资金1816.37万元。

四是其它教学设施严重缺乏。全县村小缺课桌、板凳达5000套，课外书籍、实验设备等基本没有；寄宿制学生普遍缺床少被。

五是应试教育的偏差挫伤了农民子弟上学的积极性。在农村，由于教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上学费用高以及应试教育体制，使农民孩子通过教育实现上大学的梦想难上加难，即便是最终付出超过城里孩子数倍的艰辛努力终于考上了大学，也常常因为高昂的学费而使之望而却步，甚至闹出因凑不够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即便是上了大学，也往往因此而使家里负债累累沦为贫困户，对此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做 “不上学一辈子受穷，上大学立马受穷”；即便是大学四年寒窗修得“正果”，却又马上步入“毕业即失业”的漫长的求职之路。而大量上大学无望的农村子弟由于应试教育所害，结果只学会了机械的死记硬背和一大堆无用的知识，生产技能一样也不会，处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还往往眼高手低，回乡务农既不愿意，同时又不会做农活；但进城务工又缺乏技能和知识，只能干点简单的力气活以获取一份低微的报酬的尴尬境地。于是农村又开始出现与其读书不如早早打工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目前农村的教育状况恰如中央党校潘云良教授负责的课题组在《中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调查》报告中所揭示的那样：农村义务教育目前处于“贫困、学困、校困、师困、前景贫困”的五困之中。

7.农村看病难问题相当突出，卫生防疫、防治状况不容乐观。全县农村现有中心卫生院7个，乡卫生院40个，中心卫生院有医生140人，乡卫生院40人（其中：村医11人），农村人口每1000人拥有专业医务人员仅0.9人，床位仅1.3张，医疗卫生条件十分落后，2004年全县年人均用于医疗保健的费用仅7.15元，远远低于国家、省、州的最低标准。47个乡卫生院中无正式医生的达20个，267个村卫生站的医生只起“哨兵”作用。由于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少，卫生技术人员少，医疗服务半径大，交通不便，使得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基本上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相当部分的村卫生室甚至连“老三件”（听诊器、温度计、血压计）都不全。据当地人反映，医疗卫生状况与七十年代相比处于整体滑坡状况。据统计，全县2004年72.6%的农民生病而未就医，89.3%的应住院而未住院。全县农村报告传染病发病率高达533人/10万，人口死亡率达5.7‰，孕产妇死亡率达250万人/10万，5岁以下儿童保健率和孕产妇保健率几乎为零。

由于当地医疗卫生条件差，政府投入少，农村医疗网点萎缩，医疗设施落后，工资福利待遇低，医务人员流失严重，使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当差，卫生防疫面不到10％。如近年来与贫穷相伴生的吸毒、贩毒和艾滋病呈大幅上升趋势，因毒害返贫的农户也逐年增加，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昭觉县竹核乡3个彝族村落自95年至今，共有吸毒者684人，其引发的艾滋病感染人数由1997年2例上升到2001年 127例，再到2005年的96例[2]。但艾滋病防治的措施之一的母婴阻断，由于奶粉和剖腹产要老乡自费，老乡又无钱，县上也无专款补贴，因此使得这项防治工作相当困难。

由于经济困难、生活习惯不良和相当差的居住环境和公共卫生条件，造成当地地方病高发。当地农户饮食结构单一，洋芋和荞粑是主食，鲜有蔬菜，逢年过节家中有客才会杀鸡宰羊。盐巴和辣椒是仅有的调味品。农户没有饮用开水的习惯，从受污染的取水点或河流中取水后，大多不加热直接饮用水。许多农户一天做两顿饭，洋芋和汤煮熟后放置，在食用前不再加热，这些饮食习惯使许多农户都有程度不同的胃病。由于用水困难，农户无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加上高寒，许多农户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才洗一次澡，衣物也不经常更换清洗，衣物主要是花几元钱或十几元从市场上购回的二手服装。由于农户不良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造成恶性传染病和地方病流行，贫困人口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该县曾于1994年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病，近几年也时有伤寒和亚伤寒流行。流行于该县的地方病主要有：血吸虫病、疟疾、克山病、大骨节病、结核病、地甲病、克叮病、地方性氟中毒布氏病、狂犬病等。比如，仍在流行的血吸虫病，目前疫区主要有3个乡1个镇16个村，人口17485人。全县累计历史虰螺218.76平方米，现有钉螺110.4168万平方米，病人649人，病牛38头。虰螺阳性率1.87%，血阳性感染率10.75%。据调查，全县贫困人口中患有大病的占5.2%；患有长期慢性病的占20.3%；体弱多病的占26%。由于“看病难”、“看病贵”，造成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况比较严重。

尽管近两年来党和政府在农村大力推行“新农合医疗制度改革”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农牧民看病难的问题，但客观地讲，要真正从根本上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8.“贫困文化”的影响。所谓“贫困文化”指的是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3]。当前彝区社会文化体系大致可概括为耕牧生计、“家支”组织、祖灵崇拜、习惯礼法、礼品经济、表意文字、比喻文学等。这样一套熟稔亲切、有情有趣、生养死葬、各有依托的文化体系，既赋予彝人克服生存压力的勇气和动力，也孕育了一些不利于贫困消除的内容。具体说，彝区的“贫困文化”主要体现为：

第一，重名轻利的人伦观。重名轻利是彝人重要的价值取向。彝谚有“人在贵名，虎在贵皮”之说。名声若被辱没，即是莫大耻辱，即是失去人生价值。因此，凉山彝族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追逐和获取名声。为了名声，他们平时节衣缩食，但筵席时则大办招待；为了名声，他们在交易中很少讨价还价，甚至分文不取以送他人；为了名声，在祭祖时不惜耗费大量钱财，卖掉田产全力以赴；等等。其名声性经济开支之大非常人所能想象。从经济学原理看，此类支出至少影响了贫困家庭脱贫所需的原始财富积累。

第二，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生活观。彝区恶劣的环境孕育出彝人因循保守、听天由命、安于现状、知足常乐的心态。“有圆根不会挨饿，有羊子不会受穷”、“贫变富，只需喂只老母猪”等彝谚就是这一心态的集中体现。由此，小富即安的财富观和安于现状的生活观不仅抹杀了贫困人口发奋进取的性格品质，而且也抹杀了其穷则思变、勇于冒险的锐气，而此二者正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性格品质。

第三，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亲缘、地缘社会关系和以土为生的生存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彝人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子女不仅是家庭的巨大负担，也是人地关系矛盾的直接导火线。更严重的是，彝区“无子即无嗣”观念盛行，在其支配下，彝区形成了特有的“吃绝业”习俗[4]。出于血脉传承和保障家庭财产需要，彝区贫困户具有更强烈的生育和养儿动机。多胎率与低育龄并存是彝区贫困户的共同点，它不仅增大了母亲的生育风险，而且也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从而构成家庭“疾病发生率偏高→经济压力增大→贫困程度加深”的恶性循环。

与男孩相比，彝族女孩也更容易被剥夺发展机会。据有关报告，1997年底，凉山州彝族女童入学率比全州平均入学率低22.99%；在全州未入学的38967名儿童中，彝族女童25067名，占66.9%[5]。而在现有62293名彝族女小学生中，一年级占34.8%；二年级占23.91%；三年级占15.77%；四年级占10.78%；五年级占8.10%；六年级占6.58%。这就是说，有70%的彝族女童没有接受完小学阶段的教育就辍学了。而女性的生理、人文特性又反过来对贫困社区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影响力。首先，女性对生育权的选择与自主能力高低决定着彝区人口数量；其次，随着她们担负责任的加重，其对儿童教育具有更大的影响示范作用，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贡献程度也越来越大。而我们不能乐观预期，在“多子多福、重男轻女”观念主导下的人口能够对彝族社区反贫困起到积极影响。

第四，过度嗜酒、厚死薄生的消费观。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费所拥有财富，是观测一个民族文化进度的重要指标。当下彝区尽管贫困，但是畸形消费问题却非常突出。地域消费结构特点大致可用两句话概括：“为人情而吃，为信仰而闹”；“吃在酒上，闹在鬼上”。彝区贫困人口大多聚居于高寒山区，以酒驱寒本是生活所需，酒消费也具有合理性。只是，时至今日，原来强调节庆礼俗、有序有节、神灵境界、社会和乐的彝族原始酒文化却发生了迷失性错位，酒精滥用已经成为彝区脱贫的障碍。酒消费已经走向了不论节庆礼俗、日常生活、男女老少的社会性无序嗜酒时期，豪饮更是普遍的集体性行为。不少贫困家庭甚至把年收入的一半贡献给了烟酒。这种不合理的消费结构不仅有碍健康影响正常劳作，还削弱了彝区脱贫致富的力度。而在酒消费外，彝区的宗教性消费也颇为壮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均在宗教活动中进行。“彝族有钱就‘撮毕’”、“卖田超度父，卖地超度母”即是写照。从经济投入—产出角度看，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浪费，它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彝民生活的改善。不仅如此，彝族宗教信仰所倡导的摈弃物欲、超脱现实、追求未来的观念，还强化了贫困人口的“无为”观。而且，彝人对“毕摩教”的信仰也同现代学校教育发生了冲突。越是贫困的家庭越倾向于把孩子送到“毕摩”处学习法事以解决就业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毕摩”同现代学校争夺生源的情况。是以，如何引导宗教信仰和酒精消费，不仅仅是合理性消费问题，还是文化重构问题。

第五，单一、僵化的思维方式。闭塞的地理环境和长期隔离而治的历史因素衍生出彝人单一、僵化的思维方式。重直觉体验轻理性分析和人际关系上重视血亲盲目排外可说是思维僵化的表现。众所周知，山区耕牧活动是按自然节律演变来安排的，因此，人的活动相对被动、节奏慢、不精确。个体生存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主要通过代际经验传承和个体对环境对象的直觉体验。长此以往，彝民的生产、生活不过是在自然时序推移中的简单复制。这样的生活模式表现在思维上就是思维呆滞，缺乏求异创新。这就导致人们固守经验，墨守陈规，缺乏怀疑和批判意识。具体到反贫困行动，就会制约个体行为方式和视野，从而不利于扶贫措施落实，不利于对外开放，不利于农业实用科技的推广运用，不利于彝族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和思想观念的更新。

第六，不合时宜的生活习俗。彝族家庭生活是围绕着火塘而运作的，煮治食物、家庭教育、谈话议事、休闲娱乐、接待客人，凡日常生活之种种皆在火塘边进行，火塘既是其生活重心也是彝族神性世界的象征。常年不息的火塘在形成彝族独特文化的同时，也给反贫困行动造成了一些困扰。首先，为保证火塘常年不息，彝人每年都要砍伐大量木材，这给彝区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潜在威胁，而且，在家庭开支上，随着禁伐令实施，彝族贫困家庭额外增加了薪柴购买负担。其次，由于彝区住房狭窄、通风透气条件差，火塘燃烧产生的烟雾长期萦绕室内，这也给彝人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长期作业于火塘的妇女，其患眼疾和呼吸道疾病者甚多。由此，如何在保留火塘文化特色的同时去除上述弊病，也成为彝区反贫困行动必要内容。

当然，给反贫困行动带来负面影响的彝族生活习俗，并不仅限于火塘文化，还包括卫生、饮食、婚姻等内容。人畜同居共饮，家禽、家畜随意放养，生活用具全家共用，随地而坐，直接食用生水冷食等习俗，大大提高了彝族贫困人口患病机率。另外，彝族传统丧葬习俗也给反贫困带来了不利影响。按照习俗，彝人死，亲戚、家族、朋友、邻里都要“奔丧”。丧葬期间，几十、百人集体聚餐，席地围坐分食坨坨肉，用公勺喝汤。这也增大了交叉感染机会。客观说，上述习俗直接促成了彝区疾病的频繁发生，它既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又影响了彝人生产发展。

更严重的是，它们也给扶贫项目实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人畜分居问题上，彝族群众往往抱着“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过，现在为什么要分开”的态度，于是，政府指令下达后，实施行为往往流于形式。例如：厕所新修，厕中无便；灶砌上不煮饭，窗户开了糊上纸；打的水泥坝不用，不检查时仍用于堆肥；实行人畜分居虽强制性地建好畜圈，但检查一过或时间一长又把牲畜关进屋内。

最后，婚姻方面，随着彝文化复兴，一度被强制取缔的等级内婚和姑舅表婚又开始在彝区有所抬头。等级内婚和同族通婚，虽然不必然导致贫困，但是，由于过分讲究人际交往范围，就信息交流来看，它不利于彝人获取外界信息和吸收异质文化，从而难以建立起贫困人口自我革新的机制。

第七，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凉山彝区山高谷深，农户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着一家一户单干经营，虽然有“家支”成员间的农活互助，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形成分工协作的业缘关系，人们的社会交往主要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是一种纵向的内宿关系。人们交往范围限于族内、村内的人际互动。这样的村寨社区文化，无法建立起自我革新的机制，从而致使贫困人口眼界更加狭窄，观念更加守旧。仅此，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不利于彝区贫困人口素质提高。而对异质文化的认同困难无疑又进一步把彝族贫困人口边缘化，这反过来强化了彝区固有社会交往模式。表现在经济上，最为明显的就是彝民在与他人发生经济往来关系时，过于轻信口头承诺或熟人担保。它不仅容易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失，还弱化了贫困人口的经济契约观念和强化了畏商、贱商意识。

显然，彝区反贫困行动在治穷的同时，有必要根除彝人所背负的贫困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各个方面是彝区贫困文化内容，但是，它们首先是彝族乡民对恶劣生存环境的一种适应，对穷人而言也不过是种无奈的选择。其固然含有消极成分，但也有可取之处，例如俭朴持家、诚信守节、尊老扶幼、团结互助、和谐忍让等，这些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更重要的是，贫困文化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贫困，它是“原始性”和“制度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们等同于落后文化，这势必会把问题简单化、表面化和直观化。因此，彝区反贫困行动，必须在客观、公正剖析贫困文化基础上，立足彝区经济、社会现实土壤，同时也服务于彝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制度性建设相配合，循序渐进地对其加以变革。

三、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凉山彝区贫困状况的简单描述可以看出，像凉山彝区这种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较之一般汉区的贫困来说，其贫困面更大，贫困程度更深，贫困的原因更复杂。如上所述，与一般汉区的贫困相比，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更加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更加落后的基础设施，更加薄弱的基础教育和卫生医疗条件，更加原始的生产方式，以及相生相伴的特殊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可以说它是一种集自然环境复杂性、生态系统脆弱性、经济发展边缘性、社会文化过渡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以此反思我们以往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思路，就会发现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值得改进之处。

一、 扶贫思路的“简单化”、 片面化和绝对化问题。具体表现在：

1. 单纯强调经济发展，而忽略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

如上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是一种“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因此，反贫困也应当是“集自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传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反贫困政策与措施。看不到这一点，只会使反贫困的种种努力事半功倍，甚至是功败垂成。

但在过去少数民族反贫困的实践中，我们更多的强调是增加“物”的因素，而忽视“人”的因素，往往是见“物”不见 “人”。因此，一谈到扶贫大都强调如何加大资金投入，如何发展项目，如何改善基础设施，如何移民，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等等，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却很少把如何促进当地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型，如何发掘和利用当地社会、文化、传统甚至宗教中合理的精华，如何移风易俗，扬弃其糟粕，把改造人的观念意识，树立自强自立、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在具体实践中往往是“好心办不成好事”。比如，在彝区的反贫困中，如何利用自然形成的血缘“家支”， “毕摩”、“德古”等自然权威推进反贫困行动，如何发掘彝族传统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等好的东西推进反贫困行动，事实上，在生态环境保护、防治毒品、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尊长敬老、耻于偷窃、乡规民约、乡村和谐等方面的一些零星的自发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借取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又如何在反贫困行动中改变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糟粕，比如，重利轻义的财富观；厚死薄生、奢办婚事的消费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生育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重血亲、盲目排外的人际观；视农为本、轻商贱役的生产观；宗教迷信、敬畏鬼神的宗教观；“等、靠、要”的消极度日观，移风易俗，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与交融，倡导健康、良性的社会文化氛围，可以说是新时期扶贫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2. 单纯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生态保护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扶贫模式由过去的“救济式扶贫” 为主转变为“开发式扶贫” 为主，并且也“一刀切”地普遍推行于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式扶贫”在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貌中无疑是取得了重大成就的。但同时，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比如，过度放牧、挖虫草、药材和烂施农药化肥造成的草原退化、鼠害猖獗、土壤荒漠化；过度开垦种植、无序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资源开发和引进污染工业所造成的生态破坏，洪水、滑坡、泥石流、干旱、水质污染等灾害发生的频率加大问题。据统计，凉山地区1950－2000年发生的140余次泥石流中，80年代之后就发生90多次，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与开发式扶贫战略具有时间上的一致性的现象，不能不令我们反思现在的反贫困模式：开发式扶贫是否普遍适合于凉山彝区，开发式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协调，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到底应当如何进行，国家根据全国不同区域的自然生态条件及其影响所提出的四大功能区的不同发展战略又如何具体落实，少数民族同胞的利益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众所周知，凉山彝区由于地处横断山脉东侧高山峡谷带和云贵高原的北缘，是长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区，同时也是我国的地质破碎带和地震带，生态相当脆弱，一旦破坏则难以恢复。而且建国以来长时期的大量伐木，已经使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目前每年坡耕地土壤流失量平均高达3.0吨/亩。在生态环境如此脆弱性的地区，如何在生态环境可能承载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使当地少数民族同胞脱贫致富，这的确是一个目前尚未解决的很严峻的问题。

3.移民问题

面对这一挑战，我们提出的重要对策之一往往是移民。通过近20多年的移民扶贫实施的效果来看，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比如通过移民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解决了一部分农牧民的生存问题。但从目前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却面临着相当大的问题和压力。第一，大规模安排生态移民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短缺问题。比如凉山州昭觉县，通过“十五”期间扶贫，完成了居住在高寒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条件差的1460户、8200人的移民，但现在还有高山区和二半山区1.45万户、近6万人需要移民，目前却面临全县境内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供这么大数量的贫困户进行移民的问题。以当地能够安置移民的低坝区来看，目前该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已经不到1亩，因此已无大规模地安排生态移民的可能性。二半山区耕地人均占有量虽高于低坝区，但是，从耕地质量和耕种成本来看并非优势资源，坡耕型、缺水型、瘠薄型、渍涝旱地型等中低产田成为该地带耕种面积主体（占85％以上）。如果移一部分民到外地，又移到哪个外地？如果分散移民到其他富裕地区，又由于是彝族同胞，受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制约而难以实现稳定移民。对此，王建等学者曾提出了通过喜马拉雅山大西线调水，在大西北再造良田万顷来大面积大规模安置移民的思路。但大西线调水目前争论得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一、长江上游到底有多少水可调？二、工程修建的可行性？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到底有多大？四、对周边国家的国际影响问题？如果这条路行不通，那么在大西北再造良田万顷来大面积大规模安置移民就会成为一个美丽的幻想。第二，移民的“移得下，安得稳”的问题。从此前已经安置的移民情况看，移民的效果不太令人乐观。移民真正由此脱贫致富的比较少。原因是由于移民安置扶持力度不够，结果使相当部分的移民由于负债累累而陷入新的“移民困境”。据调查，昭觉县是按每户补助8000元进行移民，但移民后每户欠债2000～5000元，有的农户甚至为此背上沉重的高利贷。

面对这一困境究竟应当怎么办呢？其实换一种思路来思考生态环境压力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是否会柳暗花明呢？比如说，仔细观察一下凉山彝族地区近10年减贫的情况，就会发现当地的减贫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国家90年代末期以来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前面的表6也告诉我们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的贫困农牧民大约有40％左右的经济收入来自转移性收入，其中相当部分应当是来自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国家补助。因此，这就启示我们，在当地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或者生态保护补偿工程，通过国家补贴，引导农牧民还林还草，保护水土，达到既促进了生态恢复与保护，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青山绿水和生态屏障，又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进而实现脱贫致富，是否也是一条值得探讨的路子呢？此外，德国米索尔基金会针对凉山彝族地区高海拔的恶劣自然条件、气候和不利的社会文化影响以及退化的生态环境，立足当地资源，援助开展的集参与式途径、生物多样性建设、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扬、综合扶贫于一体的发展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农牧民转移问题

80年代初我们进行了农村改革，“分田单干”，这对于纠正过去一些极左的做法，调动广大农牧民的积极性，解决粮食短缺和农村大面积贫困问题，应当说是功不可没。但好景不长，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偏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农民税费负担的加重，以及农民“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三农问题”日趋突出。于是，不少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不少有见地的政策建议。目前理论界实务界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农村人多地少，经济落后和“城乡二元分割”说。

该观点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出发，认为：我国“三农问题”日趋突出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人多地少。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4亩左右，极度稀缺的土地资源和极度庞大的农业人口很难使农民在一亩三分田上富裕起来，农业产值目前仅占全国GDP的14％左右，也很难使当地基层政府通过税费筹资提供当地农民所需要的基本公共品。加之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基础设施等方面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割”以及“重城市，轻农村”的不公平的制度与政策，使当地基层政府缺乏必要的财力提供满足当地农民所需要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品。因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最终通过土地规模经营来富裕农民。

这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土地资源短缺说”。应当说，它的确是揭示目前“三农问题”突出的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一种观点。但这一观点也存在一些人们无法解释的困惑。即，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基础，尤其是农村经济基础那么薄弱，不管是农业产量和农业产值都远远低于现在，但那时当地政府却可以提供基本上满足当地农民所需要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五保户、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品，而在农业产量和农业产值都大大增加，农民收入也大大增加，政府财力也大大增加的今天，为什么却反而出现农民“上学难，看病难，用水难、行路难、养老难、农田水利建设难”等问题呢？为什么在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出现“三农”问题，有人甚至说是“四农”问题的时候，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刘庄等村庄却不存在“三农”、“四农”问题，没有出现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上学难，看病难，用水难、行路难、养老难、农田水利建设难”等问题呢？问题的根源到底何在？这是许多农民的困惑，也是我们的困惑之一。困惑之二，目前发达国家的农民一般都只占人口比例的2～5％左右，许多发达国家早已经实现了农业的大规模经营，但是发达国家每年3～4千多亿美元的大量的、多方面的农业补贴能够说明它们的农业规模经营是成功的吗？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通过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最终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但却造成少数大地主发财暴富，而广大农民却流离失所，任人宰割，只能蜗居于贫民窟中，这种农民转移，土地规模经营的模式能说是成功的吗？所以，温铁军在深入调查了全球50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发出了沉重的疑问，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忠告和警告。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深思：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到底应当如何走？广大农民究竟应当如何脱贫致富？主要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民是不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康庄大道？如果是，那么大量转移农民，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大量提供就业岗位和城市的容纳量的现实可行性到底有多大？退一万步讲即便可行，那么是像目前这样让市场机制自动去吸引、调节，让无数农牧民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碰运气，受欺负，还是有规划、有组织、有序地进行转移？又如何有规划、有组织、有序地进行转移？具体到像凉山彝族这样的少数民族农牧民的转移，还有一个语言、文化、素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的如何转换问题，比起汉族农民的转移问题更为麻烦。此外，从20多年农民转移2亿多的现实来看，迄今为止，到底有多少农民真正由此而富裕起来，有多少农民真正在城市定居下来，我们大规模的转移农民，最终会不会出现像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的大量贫民窟悲惨结局？这确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个大问题。另一方面，广大汉区农村的现实又告诉我们，伴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的进城打工，许多农村出现“空巢化”，农业出现“衰败化”，农民出现“衰老化”和“女性化”，继续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妇女和儿童，务农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作用愈来愈小，因此，大都种的是“不淘神”的“懒庄稼”。但问题是农业还要不要发展，到底应当怎么发展，青壮年都跑光了，又怎么发展农业，怎么进行新农村建设？有的学者说，生产要素就是要往收益高的地方集中，这正是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必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即便是今后缺粮了，我们不是有一万多亿的外汇存底吗，可以到国际市场上买粮呀。也有的政府官员说，农村大量青壮年的进城打工，农村出现“空巢化”，农业出现“衰败化”，农民出现“衰老化”和“女性化”没有关系，今后随着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随着农民的大量进城，农业不是正好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改造吗。我不知道这些人到底认真想过没有，经济比我国发达得多，人口比我国少得多，农业比重比我国小得多的发达国家，为什么宁愿赔本，每年补贴3、4千亿美元的“银子”，也不让市场自动调节农业；虽然高喊取消贸易保护，实现自由贸易，却始终不愿开放国内的农业市场，取消大量的高额的农业补贴，这究竟是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深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旦农业出了大问题，那么，国家社稷的安全也就岌岌可危了。而对于有着13亿多人口的我国来讲，此问题就更大，为政者不可不查。看来，布朗先生的“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呓语。

5.产业化问题

产业化扶贫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的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之一。其主要思路是，以当地资源条件为依据，实行“一村一品”，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和加工业，使广大农牧民脱贫致富。其实施思路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公司为引导，实行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化。但这条农业产业化的路子到底能不能走得通？不错，在近年来的农村改革实践中，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地区，如山东、内蒙等通过这种方式使一部分农民受益。但同时我们也大量看到公司整农户、坑农户、骗农户，使农民血本无归的事件不断发生。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与农户往往并未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而是各自分离并具有独自利益的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的利益博弈中，由于博弈力量的极不均衡，结果往往很难避免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利用其博弈中的优势侵害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力量薄弱的农民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更是资本的必然，而并非公司老板的良心太黑的问题。因此，仅仅依靠现在这种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来富裕农民，其设想的出发点是好的，其实行的结果很可能是悲惨的。所以许多人，如李昌平等农业专家对此表示怀疑。

6.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助）式扶贫问题

开发式扶贫是我们20多年成功反贫困的一个主要思路和重要经验。但是在新时期是否应当根据贫困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地调整我们的扶贫政策。对目前尚未解决绝对贫困的农民是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辅之以救济（助）式扶贫的方针，还是调整以救济（助）式扶贫为主，开发式扶贫为辅的方针，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大问题。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就说明了这一点。古人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过去20多年实施开发式扶贫，在反贫困方面我们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发式扶贫方式就是不管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坚持的脱贫致富的不二法门。因为开发式扶贫方式的应用是有条件的，简单说那就是要有适用的条件。比如，自然资源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和其它相关条件。你很难设想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在生产条件极其恶劣的沙漠地区实行开发式扶贫可以成功的；你也很难设想在老弱病残的农民中通过开发式扶贫能够使他们脱贫致富的。因此，开发式扶贫方式的成功应用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的。条件变了，扶贫方式也应当相应地发生改变。也因此，新时期是否仍然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来解决尚存的数以2千多万的绝对贫困农牧民的贫困问题，不是取决于过去我们是否成功扶贫的开发式扶贫，而是取决于这2千多万的绝对贫困农牧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脱贫。如果主要是因为老弱病残等原因致贫，那么，开发式扶贫方式的应用就要打一个问号。也因此，扶贫方式是否应当调整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对当前仍然贫困的农牧民的贫困原因的深入调查和科学掌握，即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第一手统计资料的掌握。

7.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迷信问题

一段时期里，我们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对市场机制抱有不切实际的迷信，以为中国的许多问题只要实行市场机制就可以统统圆满解决。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只讲，甚至只靠市场自动调节，而忽视政府的必要的计划调节，似乎只要讲政府的计划调节，就是复辟，就是倒退。即便讲政府的必要的计划调节，也是仅仅挂在嘴上说说而已，缺乏必要的具体的实施政策。表现在农业发展和扶贫上，我们主要是让数以2亿多的农户自己在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单家独户拼搏，让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跟着感觉走，发展“特色农业”，政府也主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去调节，结果经常出现农副产品“一少就涨”，城市受不了；“一多就烂市”，农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三农问题”日趋凸显的恶性循环。这是为什么？

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两面性所根本决定的。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微观效率比较高。因为，只要你实行市场机制，就好比穿上了“红舞鞋”，内在的无穷的致富欲望和外在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便驱使你一刻不停地“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一刻不停地不断发明、创造和创新，一刻不停不断追寻产生利润的“猎物”。正是这一一刻不停“永动机”，推动经济不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生产力。

但另一方面，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人们心中的发财欲望和邪念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就像打开“潘朵拉匣子”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为了达此目的，它会驱使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马克思对此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表述，大意是：人们在发财致富的欲望和邪念的驱使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甚至可以冒杀头的危险。资本家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可以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甚至坑蒙拐骗，黑吃黑，甚至贿赂官员，牟取暴利；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官员也是“经济人”，政治领域也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市场，权力不过是另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为了谋取官员自己最大的私利，他们可以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大搞权钱交易；学者也是“经济人”，学术也不过是发财致富的“敲门砖”，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私利，他们可以不要斯文，不讲良心和道德，与权力和资本相勾结，对权力和资本摇尾乞怜，奴颜卑膝，歌功颂德，以博取一杯羹。这是其一。

其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机制是一架灵敏高效的经济调节器，而政府的任何干预不过是徒增不必要的麻烦、扭曲和腐败的说法，不过是存在于教科书上的一相情愿的假设，当不得真！因为，即便是西方的学者也认为那只是存在于理想状态的“完全竞争市场” 的假设之中，换言之，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这种“愿景”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首先，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意味着，在市场交易的双方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掌握信息更充分的一方必然比掌握信息较不充分的一方占有优势。此外，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市场交易价格只能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并不能反映未来的商品供求变化，而人们的生产如果根据这仅仅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的价格来加以调整，结果便很可能造成商品供求不是呈收敛型的趋于均衡，而是呈放大型的振荡不定，这种状况在农产品市场（一些西方学者，如萨缪尔森，认为它是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状态的。）的供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再比如不断爆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复次，我们说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还在于市场交易价格并不反映或者并不完全反映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科学发现和发明等等。

其三，市场经济下资本为大，只要有了资本，没有劳工，可以雇佣劳工；没有技术，可以购买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了资本这一第一推动力，“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尽管后来随着知识革命，似乎资本已退居其次，似乎知识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下资本是第一要素的法则。其道理很简单，劳工虽然重要，但资本如果不雇佣你，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技术再重要，如果资本不购买你，那也是一事无成。既然如此，那么，在市场经济下，资本雇佣你，那是你的福份，否则，你连挣钱养家的机会都没有；资本剥削你，那是天经地义，谁叫你没有资本呢？所以，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资本家全拿，那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无可指责。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却掩盖着事实上的巨大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和谐。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你们说的不对。今天的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的工人农民都生活得不错，他们是“少有所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他们是“从摇篮到坟墓”都不用自己操心，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农村像城市，连牛都生活得悠闲自在。不错，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情况大抵如此，但我们要说的是，此西方非彼西方！只要对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的西方国家根本就不是这样。在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我国今天的状况大体差不多，也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愈来愈突出；社会的价值观被金钱彻底颠覆，坑蒙拐骗盛行，制假贩假昌盛，道德沦丧、私欲横流、金钱至上、腐败横行、权钱勾结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的不断的抗争，不断的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斗争才使得这一切发生改变，才迫使西方国家或者政府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节，限制和约束市场经济坏的一面，发扬其好的一面，才逐步有了我们打开国门所看到的兴盛的西方。比如，八小时工资制，就是西方国家工人们通过若干次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奋斗,尤其是美国工人的“五一”大罢工才获得的。类似的还有最低工资制，还有罢工权利，还有广大人民，包括妇女、有色人种的选举权，还有美国在1913年以后实行的若干“进步时代”的新政等等。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所逐步实行的失业、养老、医疗、免费教育、低收入救助等一系列福利制度。据史载，当时罗斯福总统实行这些“新政”时，还被一些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忠实卫士和大资本家攻击为实行“社会主义”。但正是这些改革才使西方资本主义避免了灭亡的命运，并导致了50～70年代西方发展的“黄金时期”。由此可见，自19世纪末期，尤其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正是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约束和控制，并引进吸收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一些东西，才使得西方国家“腐而不朽，衰而不亡，垂而不死，没而不落”,而且愈活愈健旺。但是，此西方市场经济已非彼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而我们当初打开国门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繁荣，一些人（包括我们自己）便认为西方的繁荣是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心一意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用不了多久，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看来，这真是对我们的莫大的讽刺！而这一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当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没有认识到今天西方的市场经济早已不是亚当·斯密所鼓吹的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有所约束、有所限制的市场经济。回想起来，我们当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小儿科”！真是“错把杭州当汴州”！

顺便一提的就是与此类似的收入分配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据说，短短二十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历程，目前已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而且直追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拉美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进入可能随时发生社会动乱的敏感期。至于贫富差距是否已经进入可能随时发生社会动乱的敏感期，姑且不说，但城乡差距之大，恐怕目前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无出其右却是事实。有人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提高效率的必然，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市场化改革彻底了，只要效率提高了，只要经济发展了，只要蛋糕做大,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社会矛盾自然而然就会缩小。你看西方国家不就是这样吗？它们不是也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吗？据说还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U”型变化理论作依据。不错，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确实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U”型变化，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这一现象形态的描述，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西方国家是如何实现这一变化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据说是学富五车的著名经济学家却语焉不详。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西方国家的这一变化仿佛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也因此，只要我们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日趋尖锐的社会问题便会自然而然的消失。我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大牌的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看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史，如果他们哪怕稍稍看过，便会明白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之所以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U”型变化，恰恰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广大人民大众不断抗争，不断罢工、游行，甚至革命，以及三十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导致西方国家或者政府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福利国家”的政策，调节市场机制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差距的结果。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一变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市场化”的改革以来，又重新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呢？显然，持“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观点的这些学者是难以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

如果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即实行政府基本退出经济领域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所谓“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真是解决以上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20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对大资本实行反垄断管制？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宏观经济、乃至中观经济（国内的地区发展平衡）甚至企业的微观经济要实行程度不同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干预。发展到全球化的时代，甚至要实行国际性的联合干预，比如，西方国家经常举行的G7政治和经济首脑会议？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实行最低工资制、劳工保护制度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救助制度？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企业和个人的污染行为、资源浪费行为和不适当的消费行为征收高额税费？为什么西方国家每年都要对农业给以大量的补贴，并采取种种手段拖延开放国内的农产品市场……？这所有的一切无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企图通过“彻底的市场化”，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吗？

因此，对市场经济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运用政府必要的调节手段，缓解市场机制的副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新农村建设乃至扶贫事业的科学发展，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8. 对“私有化”的过度迷信问题

90年代末期以来，面对 “三农问题”日趋突出，有些学者开出的药方是在农村实行彻底的土地私有化。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如同城市改革中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一谈发展经济，就只讲改制、私有化，发展民营经济，甚至鼓吹土地私有化，似乎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有效率，而公有制经济天生就是“低效率”。但是，彻底私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如果是，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就是土地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吗”？那么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看到农民富裕起来了吗？没有，从来没有。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农民因为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甚至愤而揭竿而起，造反不断。如果是，那么“分田单干”的旗帜――“大包干”发源地的小岗村为什么后来没有富裕起来，反而要到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南街村去取经，“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为什么要说，“大包干” 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但却不能使农民致富。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全国农村普遍产生“三农问题”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以及最近宣传的黑龙江的兴十四村却没有“三农问题？不仅没有“三农问题”，而且农民生活较之实行“分田单干”的村庄普遍富裕，有的还很富裕，甚至大大超过城里人。如果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发展中，不仅给予农民大量的政府补贴支持，而且还往往通过支持各种合作化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如日本、韩国的农协，美欧的各种合作社，以色列的基布兹等，与市场经济对接，而不是让农民单家独户自己闯市场。为什么巴西总统卢拉特别强调，农业合作化是巴西中小农民的唯一出路，并将合作化确定为农业发展战略。巴西舆论甚至认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农业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社会组织程度。合作社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将逐步在缩小两极分化、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一切的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我们认为，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因为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一再证明，要真正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要真正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要真正有效进行新农村建设，恐怕还是要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把如同汪洋大海般的一盘散沙、势单力薄的小农真正组织起来，才能比较好的解决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人们常说，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则不容易折断。人心齐，泰山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因为，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农业合作化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好处：

（1）利用合作组织的集体力量与大市场对接。无数事实表明，数以亿计的一家一户小农根本无法与大市场对接，他们在市场经济面前无不感到十分茫然、无奈与无助，备受变化无常的市场价格波动和势力强过他们十倍百倍的工商资本的煎熬与盘剥，随时面临血本无归的破产的灭顶之灾。但如果他们能组织起来，利用集体的力量，改变势单力薄缺乏交易谈判力量的弱势局面，则情况很可能会有所改变。事实证明，哪怕是简单地组织起来，统一购买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其价格比起单个农民“一家一户”的购买要便宜10％－30％，而且质量更有保证，而统一销售农副产品，其销售价格一般也要高许多，这一增一减可使农民增收不少。如果农业合作化程度进一步发展，按照市场需求，统一进行生产，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如果农业合作化联系程度逐步由村到乡到县、市、省、乃至全国，形成像日本、韩国、法国、美国那样的全国性农业合作组织，农民与市场对接的力量将会更加强大，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化的发展可能更为容易，农民增收致富的可能性更大。

（2）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所谓现代化农业不仅包括目前狭义的农副产品的种植和销售，还包括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有人称之为后农业。如胡东升所说，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一大产业都是食品工业，食品工业的产值占这些国家国民经济总产值甚至高达20%以上。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现代农业发达国家都在2-3：1的水平，而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在0.3-0.4：1之间，其中西部地区仅为0.18：1，远低于发达国家。这既是劣势，同时又蕴含着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巨大商机。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第一，可以延长农副产品的增值链，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可以解决大量农民的转移与就业问题；第三，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集中和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的聚集效应，促进城镇化发展；第四，可以通过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以及相应的城镇化发展的合理空间布局与规划，节省土地资源，减少污染扩散，也有利于集中治理污染，促进人与自然生态的协调。但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首先碰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本问题，单靠一家一户单干，对人均收入在2000多元，甚至1000多元的大多数农民来讲，几乎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向银行贷款，又因为交易成本高，贷款风险大，银行一般不愿意贷。如果通过私人资本进入，实行“公司＋农户”的方式，又由于公司与农民难以结成利益共同体，而很难避免公司整农户，公司吃农户的状况发生。但如果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把有限的资金、土地、人力等资源集中起来，集腋成裘，加之国家政策和资金的相应扶持，甚至向银行贷款也因为成本降低，风险分散而可能相对容易一些，而使农民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和流通销售业成为可能。国外大量的合作化发展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国内南街村、新十四村等的合作化实践的成功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3） 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农村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建设、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如前所述，我国农村目前的水利设施，如水库等，绝大部分都是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期修建的，后来随着分田单干，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崩溃，除了国家级的大型水利设施通过国家投资建设以外，农村中的水利设施建设已无人问津，原来的水利设施也因为无人或无力维护而年久失修皆成病库险库。再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例，我国现有人均耕地是1.41亩，其中稳产高产田只占三分之一。据专家讲，我国现在最好的耕地亩产可以达到一吨以上，但是低产田还不到50公斤，两者相差20倍。这既说明我国农业增产的巨大潜力，同时也说明我国农田基本建设任务的艰巨。应当承认，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近年来许多农民基本上是只种地，不养地，加之过度施用化肥的掠夺性经营，因而导致土壤退化，地力下降，耕地质量普遍下降的状况比较严重，并对我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构成重大隐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广大农村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一事一议”又无补大局，而使此问题更为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研部部长韩俊就对此讲道，农村税费改革前，每年中央加地方的农田水利投资为200亿元左右，其中中央占1／3，而每年农民自筹资金就达200亿元左右。高峰时每年冬春农民投工可达到80亿－100亿个工日，最近几年，农民投工这一块已经大大下降，现在已降到50亿个工日，今后还会继续下降。逐步取消“两工”后，如何保证农田水利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渠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全国有60多万个村庄，在短期内把农村各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都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是不现实的。引导农民自觉自愿投工投劳，参与各种小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这说明在“一家一户”农民单干以及在国家财政拿不出大笔资金支持的条件下，希望通过农民自己的个人努力来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这实际上也从反面印证了通过农业合作化，在国家相应的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依靠农民集体的力量来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能性。过去的以及现在一些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村庄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4） 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无数事实都一再证明，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都因为面临分散的2亿多农户和8亿多农民而产生的海量般的信息收集、反馈、监控等方面发生的巨大的交易成本，以及因为执行链条和环节的过长，各类执行者可能会产生的机会主义甚至自利或腐败，而使之变异走样，难以完全落到实处。如果我们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将无数的农民集合为若干较大的实体，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与农民打交道，肯定会大大减少信息量的收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缩短执行链条和环节，减少各种漏出量，使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得到较好的贯彻。以金融的农业支持为例，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银行向农民贷款，支持农业发展，但是，目前各家银行几乎完全撤出农村，仅存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不愿贷款给农民，农业保险也几乎名存实亡，结果，农村流行的大都是各种形式的民间信贷，农村、农民成为被金融“遗忘的角落”，为什么？我们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银行的逐利性与数以亿计的农民打交道的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的矛盾。但如果金融机构与农业合作社打交道，一是可以大大减少交易成本，二是可以分散和降低风险，如果再辅之以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则有可能扭转这种局面。

如果农业合作化是我们缓解乃至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那么，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除了鼓励少数像孙大午这样的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并有实力的企业家带领农民搞合作化的方式以外，恐怕大多数农村还是要依靠当地的党政组织，尤其是像王宏斌、吴仁宝、史来贺、付华廷等这样的有眼光、有魄力，并具有大公无私思想的乡村领导带领农民搞合作化。我们在调查中也同样发现，扶贫工作搞得好的村，往往都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有一个好支书、好村长，即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利用新农村建设和扶贫的契机，大力改造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通过建立和完善乡村民主制度及治理结构，使他们真正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科学的发展观，引导广大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走合作化的道路，共同富裕。

当然，具体怎么走，这条路究竟能不能走得通，还需要在新的条件下通过大量艰苦的试点和实践来证明。

不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经讲过一段高瞻远瞩的话，他说：“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集体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

二、如何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扶贫工作问题

1.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

如前所述，通过八十年代的农村改革、“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十五时期”的扶贫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已经得到大的基本改善。而且，令人值得欣慰的是，党和政府宣布从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行农村低保制度，全国农村21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将一举实现整体脱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就完全消除了呢？我们的扶贫事业就从此大功告成了呢？我们今后就不再需要继续扶贫了呢？否！其理由是：

（1）当前农村低保实行的对象只是全国农村2100多万至今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并不包括刚刚脱离温饱的全国农村4千多万低收入人口。而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如前所述虽然勉强解决了温饱，但仍然远远没有摆脱贫困，尚处于随时在“绝对贫困”边缘徘徊的地步，一遇天灾人祸、市场风险等因素马上就会“饱而复饥，暖而复寒”。此外，通过实行农村低保的全国农村21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虽然可能因为获得低保而暂时脱离绝对贫困状态，但他们也将因为低保补贴标准低（如我们2007年调查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国家贫困县――雅江县，2005年农村低保补贴标准每月人均仅16.7元，2006年也才20元）而进入低收入行列，而面临同样的状况。

（2）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确定的脱离农村绝对贫困的标准是非常低的，有的扶贫办的同志反映，目前按温饱线标准,勉强脱贫的一些贫困户一年大约有3～5个月断粮，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脱离温饱线。因此，有人甚至将此标准称之为“饿不死”的“温饱陷阱”，因为它只是考虑了农民当前勉强维持温饱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没有考虑现实中农民生存、发展的其他，如教育、医疗、养老、抗自然和市场的风险等需要。如果稍稍考虑这样一些必要的需要，则即使达到脱离目前683元绝对贫困标准的农民，也很难说真正脱离了绝对贫困；甚至可以说即使达到了目前944元低收入的上限标准，也很难说真正脱离了贫困。

（3）如果联系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并且还将在相当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还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个人收入差距还将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存在，因此，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问题将长期存在，反贫困工作也将长期存在。

2.必须实事求是地逐步提高贫困标准

我国在农村扶贫工作中一直都在根据贫困的实际状况、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国家的财力可能，不断地提高贫困标准。国家确定的农村绝对贫困线1978年为100元，1985年为206元，1990年为300元，1994年为625元，2001为630元，2003年为637元，2004年为668元，2005年为683元。低收入贫困线2000年为865，2001年为872元，2003年为882元，2004年为924元，2005年为944元。但这还不够。按照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的说法，1985年确定国家贫困标准时，其脱贫标准的收入上限为200元，相当于当时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50％。而2005年的脱贫标准仅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0％；低收入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也仅仅为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9％。如果按照国际上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或者按照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一半以下的贫困标准计算，则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就不是6千多万，而是1亿2千万以上。如根据专家的实际调查和测算（现价），甘孜州的农牧民要解决温饱，年人均收入牧区要达到3500元，半农半牧区要达到2500元。如果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标准则需要5000元以上。而现行全国统一的越温标准很显然不符合甘孜州的实际，导致很多贫困人口没有纳入扶持范围，成为大片扶贫盲区。因此，应当按照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以及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和国家的财力可能，实事求是地不断地提高贫困标准，达到国际上的贫困标准线。

3.必须实事求是地反映贫困人口的真实状况

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事求是地计算农民收入，二是实事求是地统计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比较准确地掌握他们的贫困状况。我们目前在计算农民的收入时，有一种为了完成任务指标，凑脱贫数量，虚报脱贫成绩的现象。为了达标出政绩，甚至把秸秆、未结果的果树、退耕还林（草）补贴等虚假的和临时性的因素也计算在内，夸大了农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贫困实际。其次，我们目前的农村贫困人数到底是多少，绝对贫困人口究竟是不是只有2千多万人，低收入人口究竟是不是只有4千多万，2千多万绝对贫困人口不能脱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应当说目前公布的数据是不太令人信服的。尽管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和刚刚越过温饱线但还不稳定的低收入人口总计6千多万，但国家扶贫办统计的建档立卡的扶贫工作对象却有近1亿人。那么，我国目前的农村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他们不能脱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大的数字上的差异？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情况不明，何以百战不殆？比如，据我们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实地调查，截至2006年底，全州78.21万农村人口中实际贫困人口达41.58万人，占全州农牧民总数的53.3%，其中：人均纯收入在693元以下的绝对贫困人口29.19万人，占全州农牧民总数的37.3%，人均纯收入在693～958元之间的低收入人口12.39万人，占全州农牧民总数的15.9%。2005年国务院扶贫办“特殊类型贫困调查”统计，全州还有1625个行政村、3025个自然村不通公路；1173个行政村、2211个自然村不通电；1717个村不通电话；1508个行政村、2804个自然村不通广播电视；1912个行政村没有村卫生室；1789个行政村没有村小；36.87万人没有解决人口安全饮水问题，637个贫困村没有纳入省扶贫规划。所以，当前扶贫工作有效进行的一个关键和前提条件，就是要花大力气，敢于暴露问题，敢于揭丑，敢于实事求是，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深入细致的农村贫困大普查。这也是国务院扶贫办重点强调的近期基础性工作之一。通过普查，通过逐户摸底，建档立卡，做到村有卡、乡有册、县有簿。真正搞清楚农村贫困的现状和原因，以便“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确定我们的扶贫方针和政策。

4.必须实事求是地确定贫困县和贫困村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确定的国家贫困县和整村推进的扶贫重点村，由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和指标的限制，有相当数量的贫困县和贫困村没有包括进来（据有关专家和我们的调查，进入整村推进扶贫工程的重点村，低的地区只包括了三分之一的贫困村，高的达到四分之三。），结果使这些没有列入的贫困县和贫困村的贫困农民难以得到政府的有效扶持，而一直生活在贫困之中。这显然既违背社会主义公平原则，也不利于扶贫工作的正常进行，甚至还会在这些贫困农民中产生对党和政府不利的影响。比如，据1997～1999年三年统计，甘孜州18个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805元，其中：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17个县，最高为1045元，最低为624元，有16个县的农牧民纯收入在900元以下。可以看出，全州18个县在贫困程度和贫困面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在2001年评定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时，甘孜州只有5个县入选，占全州县数的28％，占全省重点县数的14％。在四川省确定的10000个重点扶贫新村建设中，甘孜州入围的只有808个，仅占全省的8%，占全州总村数的34.5%。雅江县现有行政村113个，其中纳入桂花的新村有52个，仅占行政村的46％，还有54％的村没有覆盖，而实际上，雅江县村与村之间并没显著的差异。因此，为了准确掌握农村贫困的实际状况，以便科学地制定扶贫政策，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确定国家贫困县和扶贫重点村。

5. 根据“缺啥补啥”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实施有针对性地的扶贫政策

从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状况来看，现在的贫困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大类，一种是由于伤残、疾病、智障、残疾、年老、遗孤等原因造成完全丧失劳动力、部分丧失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而致贫。由于这部分贫困群体缺乏开发式扶贫的条件，因此，主要应当依靠政府和社会通过“救济式扶贫”和“救助式扶贫”方式来解决贫困问题，即人们常说的“输血式扶贫”。其中，完全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救济式扶贫”方式主要针对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农村贫困群体，部分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救助式扶贫”方式主要针对部分丧失劳动力的农村贫困群体。第二种是由于短期的偶然的因素导致的贫困，如上学、生病、自然灾害、市场变化等，这主要应当依靠政府和社会加大这些“民生”方面的投入，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业保险机制和这些方面的困难救助机制来解决。第三种是由于缺乏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道路、水利、农田、科技、信息、电力、通讯、广播电视等，或者是缺乏增加收入的门路等致贫。这主要应当依靠政府和社会加大这方面投入，以及加强规划、信息、培训等方面的指导和扶持力度来解决。第四种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恶劣所造成的缺乏生存条件所导致的贫困。这种贫困最为麻烦。由于这部分农村贫困人口数量还不少，并呈片状分布，因而脱贫的难度更大,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来探索解决办法。

6.必须实事求是地分配扶贫资金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扶贫资金的确定和分配上，一是扶贫资金总量严重不足。贫困村要有效实现“整村推进”，按国务院扶贫办的测算，一般需要政府投入150万～200万，甚至更多的资金扶持。但调查发现，最少的村政府资金投入仅仅只有3万元，一般就是几十万，而在真正实现整体脱贫的仪陇县九湾村,国家财政性资金投入是250万元。由于政府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结果在一些贫困地区，虽然统计上说是完成了若干村的整体推进，但实际上真正达标的却很少。二是扶贫资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目前扶贫资金往往不是按照每个贫困县、贫困村的实际贫困状况，轻重不同进行分配，而是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平均分配，比如“新村扶贫工程”、“移民扶贫工程”、“卫生扶贫工程”等。但实际上每个贫困县、贫困村的贫困状况和贫困原因都是不同的。仅以四川为例，一般说来，四川盆地中部的丘陵贫困县的贫困状况就比四川盆地边缘的大石山区的贫困县轻，而四川盆地边缘的大石山区的贫困县的贫困状况又比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县轻。因此，在“新村扶贫工程”的资金分配上，怎么能不管三七二十一都是150万元的资金投入呢？三是扶贫资金配比结构不合理。仍以四川为例，四川在“新村扶贫工程”的资金配比上，计划每村安排财政性扶贫资金50万，信贷扶贫资金150万，总共150万。且不说这150万扶贫资金在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的四川西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贫困村实施整村扶贫究竟够不够，也不说这些资金实际上究竟能不能都足额到位，就是这样的资金配比结构实际上也是不合理。因为这些地区农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当地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太差的结果，而要改变这些基础条件，又是信贷资金所难以承担的，这是由信贷资金的性质所根本决定的。因此，要改变这里基础条件太差的状况，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性扶贫资金。可能主要是由于财政资金不够，只好用信贷资金来凑，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筹集扶贫资金的作法。这在九十年代末期以前可能还行，但在九十年代末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以后，这一资金筹集方式不再有效，因为银行已经商业化了，结果是信贷扶贫资金计划上虽然安排了，但实际上银行和信用社出于利润动机往往不愿意贷款，而使信贷资金指标往往成为“画饼充饥”。

因此，要真正有效扶贫，必须实事求是地分配扶贫资金。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总量，如果资金由于各种因素制约一时难以加大，可以考虑摒弃目前这种“撒胡椒面”的资金分配方式，宁愿少些也要好些，采取每次安排的扶贫村数量少些的方式，以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加大每个贫困村的扶贫力度，逐次推进，务求实效。二是改变扶贫资金的配比结构，逐步加大财政资金的比重。〔注：如果按照“十一五”扶贫工作的目标，全国基本完成14.8万个贫困村的整村推进扶贫规划，我们按每个贫困村投入财政性资金150万计算，则实现整体脱贫大约需要财政性资金2220亿，每年平均应当投入财政性资金450亿左右。但“十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572亿元，平均每年114.4亿元，2006年中央财政投入137亿，地方财政投入50多亿，均远远低于450亿。而地方财政这方面的投入就更少，据资料，2006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137亿，地方财政投入50多亿。〕

7.必须实事求是地建立扶贫资金的科学管理机制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当前扶贫工作中最受人诟病，也是反映意见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扶贫资金的分散性、随意性、甚至出现挪用、浪费和腐败现象，这不能不说与我国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科学、规范、统一、公开、透明，并有效监督和严格问责、奖惩分明的扶贫资金分配机制密切相关。我国目前仅财政分配的扶贫资金每年就有100多亿，如果再加上通过其他部门安排的扶贫资金，以及与扶贫有关的其他农业扶持资金，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农业科技、教育、卫生等资金、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资金等等，应当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但是这些资金都是分散于10多20个部门进行分配，并且大都以各种专项资金的形式分配，加之资金分配往往不是在年初作出，而是在年度中间进行，即只有争取到资金，才能进行安排，因而资金分配往往具有相当的随意性、临时性和不确定性。由于基层缺乏统一的、有权威性的扶贫资金统筹分配机制，因此，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往往出现分散性，加之这些资金往往具有专项用途，又大都是年度中间的临时性安排，基层难以进行因地制宜的统筹和合理安排，因而资金的使用效益便大打折扣。由于没有建立起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并有效监督和严格问责、奖惩分明的扶贫资金分配机制，加之资金分配和使用大都缺乏规范性、公开性和透明性，以及有效的制度约束，因此，在扶贫资金由上到下，由各部门到基层的分配过程中，很难避免出现各种“暗箱操作”，加之目前在一部分政府部门出现“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有化”倾向，“以权谋私”，挪用、浪费，甚至借扶贫之机，大修豪华办公楼、购买高级轿车、吃喝嫖赌，“中饱私囊”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科学、规范、统一、公开、透明，并有效监督和严格问责、奖惩分明，分工明确，相互协同的扶贫资金分配机制。

首先，要建立起从上到下的统一、规范的扶贫资金预算机制，各个部门安排的扶贫项目资金和与扶贫相关的项目资金都要统一进入该预算“笼子”，并由财政部门统一负责管理和监督，资金的分配预算应在年初就制定出来，以减少其随意性和临时性。这些资金的安排、分配和使用应当随时向社会公开，接受各级人大、政协和社会的审查和监督。

其次，要建立起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并有效监督和严格问责、奖惩分明的扶贫资金分配和考核机制。要以比较科学的因素法代替基数法，以公开透明的分配机制取代“暗箱操作”，并建立有效监督和严格问责、奖惩分明的考核机制，一旦出现问题，负责资金分配、监督使用的财政部门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在资金分配上给予相应的惩罚；作的好的，应当给予相应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激励。

再次，如果在近期内难以在资金分配制度上作出上述的大的方面的改革，可以考虑在县一级，甚至是实施“整村推进”的村一级先作资金整合方面的改革。

复次，应当实事求是地解决贫困地区基层财政的困难，贫困地区基层政府正常运转所必须的经费，如果现行的“分税制”的分配结构不作大的调整，那就应当实事求是地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性支付来予以保障。类似的还有目前反映比较大的基层政府债务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地区别不同情况加以解决。

最后，这一大的改革能否进行，能否成功，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从上到下党风、政风是否能够真正转变，取决于反腐倡廉、民主、法制的制度建设是否真正建立起来。

8.实施 “一体两翼”扶贫方式的关键

所谓“一体两翼”就是国务院扶贫办提出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其中，整村推进是重点，它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通水、通路、通电、通广播电视、通电话，建设基本农田）。二是提高人口基本素质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十一五”期间每个贫困农户有一个劳动力接受培训、基本实现行政村有卫生室）。三是增加收入的产业建设（村有骨干产业、户有增收项目）。四是树立文明新风的精神文明建设（和谐农户评比、乡规民约制定）。五是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建设（普法教育、规范村级议事制度）。六是以村党支部建设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村支部书记做到公道正派，为民办事）。并认为它是在贫困地区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好形式、好抓手、好平台。

通过调查我们也认为，以贫困村为重点实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思路，的确是我们多年扶贫开发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有效扶贫的好方式。但是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整村推进”是否能够成功扶贫，主要取决于三个基本要素：是否有一个好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尤其是支书，是否有一个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并激发起积极参与热情的好的机制，是否能够找到一条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好的路子。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凡是“整村推进”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村子，无不是具备了这三个基本要素。仪陇县的九湾村是这样，江苏的华西村是这样，河南的南街村是这样，最近宣传的齐齐哈尔市的兴十四村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很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的脱贫致富应当是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核心部分，因为它不仅关系着广大农牧民的利益和幸福问题，而且关系着民族团结、政局安定、边疆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如前所述，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问题更加复杂、更加艰巨，非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的。由于篇幅所限，少数民族不同地区的具体扶贫政策、教育问题、卫生医疗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等等问题，我们都未涉及，只有留在下一篇文章中进行探讨。

2007.10.18.于成都光华园

--------------------------------------------------------------------------------

[1]数据来自昭觉县民政局资料。

[2]张丽华等.毒品和艾滋病影响下的儿童——以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竹核、尔古二乡为例[R].凉山彝族妇女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lsyzdcwc.ngo.cn

[3]即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解。

[4]“吃绝业”即彝族无子家庭意味着绝后,其土地等财产由家支成员继承,先由血缘最近的男系亲属哥哥、弟弟和叔伯平分,若没有男性亲属,则由家支中血缘最近的支系平分,但不能由女儿及女系后裔继承。

[5]当年全州共有7至12岁的学龄儿童426055人,其中彝族男学龄儿童104405人,彝族女学龄儿童85595人;已入学学龄儿童387088人,其中彝族男童97250人,入学率为93.15%,彝族女童59528人,入学率为69.55%。

朱明熙，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

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