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到底要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文章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认识模糊，政策上含混不清，摇摆不定，才导致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和谐、不安定、人民不幸福的“怪像”。因此，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使人民真正共同富裕起来，中国必须，也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什么其它的市场经济，更不是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彻底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曾几何时，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国门，无论是看近邻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还是远方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社会安定，而我们则是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市场萧条，……，看到这一切，对比这一切，结果不能不对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信仰发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你不是说社会主义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吗，你不是说社会主义能够给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吗？为什么我们艰苦奋斗、辛辛苦苦近三十年，经济却没有发展上去，生活也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而且还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且不说比起老牌西方发达国家差十万八千里，就是比在五十年代与我们差不多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也差一大截，这究竟是为什么？对此，我们来不及细想，我们也没有实践的经历容许我们对比细想。于是，我们张开双臂拥抱世界，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进步的，都是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只要我们全盘引进西方的一切，西方的今天就必然是我们繁荣进步，昌盛富足的明天。而在引进西方的一切中，最最要紧的就是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为了实现这“三化”，我们彻底否定了计划经济，我们近乎彻底的改掉了公有制，我们近乎彻底的开放了国内市场，………。
从七八年开始改革开放，至今已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可谓是突飞猛进，每年以百分之九以上的速度连续递增，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令世人瞩目的又一个“经济奇迹”，成为当今世界上世人不敢小觑的“经济大国”，人民的生活也得到相当的改善和提高。但当我们在欣喜于所取得的这一切经济成就的同时，却不能不看到经济繁荣背后的阴影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们的经济是繁荣了，但是我们的资源却枯竭了；我们的生态却被严重破坏了； “三农”问题日益凸显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了；看病、上学、住房“三座大山”愈来愈沉重了；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愈来愈突出了；社会的价值观被“人民币”彻底颠覆了，“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富，笑廉不笑贪”，“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为了金钱，“礼仪廉耻”可以不讲，“童叟无欺”可以不要，坑蒙拐骗盛行，制假贩假昌盛，道德沦丧、私欲横流、金钱至上、腐败横行、权钱勾结比比皆是，……，人民越来越不幸福，社会也愈来愈不和谐，“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
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结果？市场经济为什么在西方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而在我们这里却得到如此的“怪胎”？为什么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这样的“跳蚤”？难道西方人天生就比中国人聪明、高贵、道德？思前想后，最后不能不归结到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即我们到底要什么市场经济？我们到底怎样建立市场经济？
二、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
对于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所出现的以上种种“怪像”，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一党专制”，缺乏有效的民主制约制度的结果。因此，只要进一步坚定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西方那种“宪政”制度下的、“小政府，大社会”式的“彻底的市场经济”，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于是，这些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无比美好的、光明灿烂的、并不容置疑的“人间仙境”。
这是我们应当信仰并为之奋斗的无比美好的、光明灿烂的、并不容置疑的 “人间仙境”吗？不尽然！
不错，当今中国大地所出现的以上种种“怪像”，在许多方面都与一些政府官员私欲膨胀，“一切向钱看”，从而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异化为逐利集团，借助权力之手，与少数资本精英和学界精英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组成“铁三角”，掠夺、瓜分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有很大的关系，与政府官员未受到有效的民主制约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从这一点来讲，进行政治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防止其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官老爷，无疑是必要的。但要通过“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则恐怕是开错了药方，如果用此治病，则很可能是“胡庸医”治病，越治越糟。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想只要稍稍看过西方的现代史，稍稍了解一下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恐怕都会同意这个观点。君不见，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所出现的以上种种“怪像”和“怪胎”，在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比如，资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血汗工资”，工人们在劳动条件很差的工厂、矿山每天15、6小时的长时间劳作；老板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歧视；罪恶的“童工制度、奴隶制度、殖民掠夺”；道德沦丧、私欲横流、金钱至上、腐败横行、权钱勾结，欺压百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农业凋敝，农村破落，工人农民穷途潦倒……，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一些西方有良知的人都对此大加鞭笞，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满了肮脏的血！以至于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富兰克林当时到英国走了一趟，回来后感叹道：伦敦是世界上最腐败之地。后来，一位有名的英国人（恕我忘记了他的大名）在19世纪末去了一趟美国，回来后也同样感叹道：纽约是世界上最腐败之地。甚至美国在1913年“进步时代”以前，政府的腐败，资本的罪恶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美国各级政府被美国人痛斥为“政党分肥制的政府”；辛克莱的《屠场》的发表使许多美国人甚至不敢吃肉；许多“扒粪者”对美国官场腐败、美国大资本家的丑行和广大美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的揭露，最终激起美国人民的义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造美国、约束政府和资本，并对美国后来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进步运动”。要知道，以上所提到的种种问题可正是在这些国家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时候发生的！也都正是在“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兴盛之时发生的！
而且，这些丑恶的现象不仅盛行于20世纪初以前的西方国家，在后来的凡是实行私有制下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我们也同样看到，在后来实行市场化改革的俄罗斯、东欧、越南、中国等国家我们也同样看到。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不，我认为，这恰恰是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微观效率比较高。因为，只要你实行市场机制，就好比穿上了“红舞鞋”，内在的无穷的致富欲望和外在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便驱使你一刻不停地“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一刻不停地不断发明、创造和创新，一刻不停不断追寻产生利润的“猎物”。正是这一一刻不停“永动机”，推动经济不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生产力。
但另一方面，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人们心中的发财欲望和邪念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就像打开“潘朵拉匣子”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为了达此目的，它会驱使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马克思对此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表述，大意是：人们在发财致富的欲望和邪念的驱使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甚至可以冒杀头的危险。资本家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可以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甚至坑蒙拐骗，黑吃黑，甚至贿赂官员，牟取暴利；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官员也是“经济人”，政治领域也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市场，权力不过是另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为了谋取官员自己最大的私利，他们可以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大搞权钱交易；学者也是“经济人”，学术也不过是发财致富的“敲门砖”，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私利，他们可以不要斯文，不讲良心和道德，与权力和资本相勾结，对权力和资本摇尾乞怜，奴颜卑膝，歌功颂德，以博取一杯羹。这是其一。
其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机制是一架灵敏高效的经济调节器，而政府的任何干预不过是徒增不必要的麻烦、扭曲和腐败的说法，不过是存在于教科书上的一厢情愿的“愿景”，当不得真！因为，即便是西方的学者也认为那只是存在于理想状态的“完全竞争市场”之中，换言之，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这种“愿景”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首先，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意味着，在市场交易的双方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掌握信息更充分的一方必然比掌握信息较不充分的一方占有优势。此外，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市场交易价格只能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并不能反映未来的商品供求变化，而人们的生产如果根据这仅仅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的价格来加以调整，结果便很可能造成商品供求不是呈收敛型的趋于均衡，而是呈放大型的振荡不定，这种状况在农产品市场（一些西方学者，如萨缪尔森，认为它是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状态的。）的供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再比如不断爆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复次，我们说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还在于市场交易价格并不反映或者并不完全反映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科学发现和发明等等。
其三，市场经济下资本为大，只要有了资本，没有劳工，可以雇佣劳工；没有技术，可以购买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了资本这一第一推动力，“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尽管后来随着知识革命，似乎资本已退居其次，似乎知识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下资本是第一要素的法则。其道理很简单，劳工虽然重要，但资本如果不雇佣你，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技术再重要，如果资本不购买你，那也是一事无成。既然如此，那么，在市场经济下，资本雇佣你，那是你的福份，否则，你连挣钱养家糊口的机会都没有；资本剥削你，那是天经地义，谁叫你没有资本呢？所以，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资本家全拿，那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无可指责。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却掩盖着事实上的巨大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和谐。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你说的不对。今天的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的工人农民都生活得不错，他们是“少有所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他们是“从摇篮到坟墓”都不用自己操心，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农村像城市，连牛都生活得自由自在。不错，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情况大抵如此，但我要说的是，此西方非彼西方！只要对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的西方国家根本就不是这样。在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我国今天的状况大体差不多，也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愈来愈突出；社会的价值观被金钱彻底颠覆，坑蒙拐骗盛行，制假贩假昌盛，道德沦丧、私欲横流、金钱至上、腐败横行、权钱勾结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的不断的抗争，不断的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斗争才使得这一切发生改变，才迫使西方国家或者政府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节，限制和约束市场经济坏的一面，发扬其好的一面，才逐步有了我们打开国门所看到的兴盛的西方。比如，八小时工资制，就是西方国家工人们通过若干次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奋斗,尤其是美国工人的“五一”大罢工才获得的。类似的还有最低工资制，还有罢工权利，还有广大人民，包括妇女、有色人种的选举权，还有美国在1913年以后实行的若干“进步时代”的新政等等。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所逐步实行的失业、养老、医疗、免费教育、低收入救助等一系列福利制度。据史载，当时罗斯福总统实行这些“新政”时，还被一些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忠实卫士和大资本家攻击为实行“社会主义”。但正是这些改革才使西方资本主义避免了灭亡的命运，并导致了50～70年代西方发展的“黄金时期”。由此可见，自19世纪末期，尤其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正是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约束和控制，并引进吸收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一些东西，才使得西方国家“腐而不朽，衰而不亡，垂而不死，没而不落”,而且愈活愈健旺。但是，此西方市场经济已非彼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而我们当初打开国门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繁荣，一些人（包括我自己）便认为西方的繁荣是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心一意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用不了多久，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看来，这真是对我们的莫大的讽刺！而这一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当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没有认识到今天西方的市场经济早已不是亚当·斯密所鼓吹的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有所约束、有所限制的市场经济。回想起来，我们当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小儿科”！真是“错把杭州当汴州”！
顺便一提的就是与此类似的收入分配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据说，短短二十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历程，目前的分配差距已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而且直追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拉美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进入可能随时发生社会动乱的敏感期。至于贫富差距是否已经进入可能随时发生社会动乱的敏感期，姑且不说，但城乡差距之大，恐怕目前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无出其右却是事实。有人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提高效率的必然，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市场化改革彻底了，只要效率提高了，只要经济发展了，只要蛋糕做大,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社会矛盾自然而然就会缩小。你看西方国家不就是这样吗？它们不是也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吗？据说还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U”型变化理论作依据。不错，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确实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U”型变化，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这一现象形态的描述，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西方国家是如何实现这一变化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据说是学富五车的著名经济学家却语焉不详。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西方国家的这一变化仿佛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也因此，只要我们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日趋尖锐的社会问题便会自然而然的消失。我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大牌的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看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史，如果他们哪怕稍稍看过，便会明白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之所以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U”型变化，恰恰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广大人民大众不断抗争，不断罢工、游行，甚至革命，以及三十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导致西方国家或者政府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福利国家”的政策，调节市场机制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差距的结果。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一变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市场化”的改革以来，又重新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呢？显然，持“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观点的这些学者是难以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
三、我们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既要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同时，又要消除和避免以上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种种“怪像”和“怪胎”的目的呢？
我的回答的是：我们必须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实行“打左灯，向右拐”的、“形左实右”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我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它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它是政府高效、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市场经济；它是经济高度繁荣，人民生活幸福并实现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它是人民诚信守法、互助友爱的市场经济；它是科技进步、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的市场经济。为此，这样的市场经济必须具备两根最起码的支柱，一是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
为什么这样说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要想单纯依靠所谓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三农”问题、失业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养老问题……，结果必然会南辕北辙。因为，如前所述，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如果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即实行政府基本退出经济领域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所谓“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真是解决以上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20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对大资本实行反垄断管制？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宏观经济、乃至中观经济（国内的地区发展平衡）甚至企业的微观经济要实行程度不同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干预。发展到全球化的今天，甚至要实行国际性的联合干预，比如，西方国家经常举行的G7政治和经济首脑会议？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实行最低工资制、劳工保护制度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救助制度？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企业和个人的污染行为、资源浪费行为和不适当的消费行为征收高额税费？为什么西方国家每年都要对农业给以大量的补贴，并采取种种手段拖延开放国内的农产品市场……？这所有的一切不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是失灵的吗？企图通过“彻底的市场化”，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吗？其实，不光西方国家如此，就是中国也同样如此，除非我们实行“鸵鸟政策”，对这一切故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是心怀鬼胎，故意“亡故左右而言它”。多的不说，就拿金融改革后的农业银行的“离农倾向”来说，各家银行，包括农业银行纷纷从农村撤出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改革之后，结果导致农业贷款愈来愈少，农民借贷愈来愈困难，以至于农村又出现高利贷盛行，使“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银行企业化之后，银行要赚钱，而农业却是高风险，低收益，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这些银行自然选择离开农业，投向更赚钱的行业。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农业银行再改革，“离农倾向”也是必然。由此可见，解决以上问题，既要靠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为了有效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病，必须把国家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给狂野的市场机制套上“马嚼子”，实行国家强有力宏观调控、引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一来，政府的权力不是更大了吗？如果政府官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利欲熏心，私利膨胀，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设租寻租，权钱交易，那情况不是更糟吗？须知，如果没有相应的对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的有效约束，那么，“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错，此问题的确提的很好，此种担心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也绝对不是“杞人忧天”的“无病呻吟”。所以，我在前面就提出，要有效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两根最起码的支柱，一是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如果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完善，人民不能真正当家作主，人民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则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必然在权力和私欲的巨大诱惑下发生异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演变为少数官商勾结，掠夺广大人民的“权贵市场经济”。到那时中国必然是四分五裂，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要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我们只能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为此，我们要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规范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的行为，政府制订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收支、政府的施政行为必须要公开、透明、依法办事，接受人民的监督；要加强舆论监督；加强司法公正……。从当前来讲，更为迫切的是采取雷霆手段，通过大力整肃吏治，严惩腐败，挽回人心，树立正气。俗话说得好，“治国就是治官，官治不好，国必然治不好。”为了治官，首先必须从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开始，抓腐败，建制度，树理想，一级抓一级，花大力气，层层抓到底，只要我们有一股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就不信“春风唤不回”。这是一场大战，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如果这一仗打不赢，结果必然会“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现代化，什么中国的民主、富强，什么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统统都会见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状况如何，政府的状况如何，是决定中国命运前途的前提和基础。
2007.2.13.于光华园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