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理论界公认西方资本主义主要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重商主义时期（16－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垄断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末期，尤其是30年代大危机以来）。但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后人杜撰的一个很可能使人误入歧途的神话。

关键词：自由资本主义 重商主义 自由放任 国家调节

理论界一般都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主要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重商主义时期（16－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垄断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末期，尤其是30年代大危机以来）。一般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对重商主义时期中的国家干预和保护的“人为秩序”的一种否定，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信奉的是亚当•斯密及其古典学派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理论和政策，否定重商主义所主张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保护，并且认为，这样一种“人为的”干预和保护远远不如“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自然秩序”对经济更加有效，因此，政府只应当充当对经济“袖手旁观”的“夜警国家”。而后来的垄断尤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实行的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调节政策和社会调节政策，又是对亚当•斯密及其古典学派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理论和政策的一种否定或者说扬弃。而且受斯密等人的影响，往往将重商主义时期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视为一种谬论加以批判与唾弃，而将西方国家的成功往往归结为实行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结果，并将其作为具有普适意义的经典向全球推广。这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可能都是一个绝大的谬误，如果将之作为原则指导实践，则很可能导致悲剧甚至是惨剧。

一般说来，资本主义任何一个发展阶段要成为一个时期，它主要应当具有以下两个重要的基本特征，否则，很难称之为一个发展阶段或者说时期：

特征之一，在资本主义长达4、5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应当持续相当一段发展时间，至少在50年以上；

特征之二，当时在绝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中，或者至少是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它应当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真的存在过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吗？

从理论上讲，重商主义实际上是在15－18世纪时期，对西欧国家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保护并且促进本国的工商业发展，最终达到国家富强的有关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分析与探讨。“在重商主义时代，一个幽灵困扰着欧洲，这便是担心像西班牙一样因富于黄金，贫于生产，以及由可怕的贸易逆差而被毁灭。” 早期的重商主义者们研究和探讨的结论是：西班牙是在以浪费和纯粹炫耀性的奢侈中，而不是利用殖民扩张和贸易中积累的大量财富发展工商业中，衰败了。因此，他们以及后来的英、法等国的重商主义者们研究的中心就是，如何使一个国家避免重蹈西班牙的覆辙，尽快地富裕起来，如何使国家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荣耀，而提出的政策主张主要是如何利用国家的力量，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比如，实行贸易及关税保护政策，国家投资兴办工商业，或者通过各种政策促进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或者通过殖民扩张，通过战争打败强大的敌手，来争夺更多的财富等等。① 而并非如亚当•斯密的古典学派所丑化和人们在它的影响下所通常认为的那样，重商主义者就像葛朗台式的守财奴一样，整天只知道盘算如何增加自己窖藏的金币，而不知道通过生产促进财富增长。

从该书披露的大量史料来看，正是15－18世纪重商主义者的研究与探讨，为后来的古典学派提供了相当的借鉴，其中一些思想也为古典学派所继承。但是，正如该书的译者王根蓓所说：“若论渊源，重商主义是现代学派的始祖。然而，或因重商主义根植于西方血色黎明时期的殖民掠夺，或因其著书立说者多为‘亦商亦盗’的商人或官员，或因其顽固地鼓吹‘警匪合谋’式的国家干预贸易政策－－重商主义经济学在其‘后裔’－－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中虽未‘声名狼藉’，但也倍受非难－－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如同一夜暴富的新贵，为忘却其卑微的出身，竭力抹杀其同重商主义的‘血缘关系’。…对重商主义‘扬其过，抑其功’，……，重商主义思想不仅是文艺复兴在经济领域结出的累累硕果，同时，它也是启蒙运动在该领域衍生出的奇花异卉。……，尽管重商主义在其‘嫡亲’－－英、法古典经济学那里倍受冷遇，但它却在其‘远亲’－－美、德历史学派那里颇得善待。……，甚至在1870－1920年间，即斯密批判重商主义一百年后，以及自由贸易在英国取得胜利的25年后，重商主义经济学又在英国复活。”②

从实践上看，根据手头掌握的资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最后能够真正发展起来的，无一不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实行各种形式的重商主义政策，甚至包括最先发展起来的英国，相反，凡是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大都以闹剧开场，而以悲剧结束。

A. 以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地英国为例。据史料记载，英国在1500年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当时作为欧洲领先经济的意大利、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的收入水平。甚至在1700年，虽然超过其他国家，但还低于荷兰。从16世纪到19世纪，英国的商业政策受到重商主义思想支配的。③

以现代经济理论来说，即使遵循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都会采取相应的政策，建立实现现代化的环境，以诱导工业革命的启动。萨德解释的通常两个原因，颇有道理：第一，从传统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有赖于改革或消灭制度上的障碍。诸如封建土地所有制、税收制度、货币制度、价格制度等都是根深蒂固的，改革或者、消灭这些在制度上的不合理因素，惟有依靠政府的权威。第二，建立现代化环境需要大量的‘外溢经济作用’的服务事业，例如教育机构、交通网络、灌溉系统等。这些工程不受私人投资者注重，需要政府率先创办。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后，其政府的经济作用至关重要。

首先，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功绩是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开放型政权，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法规和政策，直接干预经济，促使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现代化环境。

由于土地关系是联结社会经济结构各个环节的枢纽，新政府干预经济的首要举措便是改革传统的土地使用权关系。……在工业革命前后，议会有关圈地的法案达4000多个，所涉及的土地面积，据哈蒙德夫妇估计，达到英国耕地面积的一半。

海外掠夺和殖民战争是英国政府在工业革命前直接参预的另一项活动，也是建立资本主义现代化环境的重要步骤。海外掠夺使英国获得了启动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始资本。殖民战争不仅为英国掠取资本，而且为之开拓海外市场。在工业革命前的一个半世纪里，英国政府进行各种殖民战争，与其他国家相比，次数最多，历时最久。殖民战争为英国带来三大好处：1.以战胜国资格索取巨额赔款；2.用武力吞并战败国大量的殖民地并且把殖民地逐步转变为自己的商品出口市场和原料产地；3.获得对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仅在1630－1790年间，英国商人共将250万黑奴运出非洲，获纯利1200万英镑。其中18世纪中后期就占了一半。而且，黑奴贸易仅仅是三角贸易中获利的一个方面，其他如商品贸易、原料收购、以及与此有关的造船业、海运业、银行业、保险业的发展，同样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些在掠夺印度的财富上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757年至1815年，英国政府从印度掠取的财富近10亿英镑。④

还有英国在当时实行的若干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航海法、谷子物法、对进口印度绸和印花布课以重税、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对私人企业的优惠贷款政策等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在英国的殖民扩张中，大量向海外殖民地的移民（如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大量移民），减轻了贫困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工业化发展。据史料记载，仅仅1820年－1913年，英国人口的净流出大约是1200万人，从欧洲其他国家流出的人口大约是1400万人。⑤ (见下表)

1500－1998年英国迁往巴西、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净移民数量（千人）

时 期 1500－1600 1600－1700 1700－1820 1820－1869 1870－1913 1913－1950 1950－1998

巴 西 ＋40 ＋60 ＋400 ＋400 ＋2200 ＋1294 n.a.

澳大利亚 － － ＋33 ＋1069 ＋885 ＋673 ＋4184

美 国 － ＋131 ＋587 ＋6131 ＋15820 ＋6221 ＋24978

英 国 n.a. －714 －672 －5548 －6415 －1405 ＋132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3页

这一切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奠定重要的了基础条件。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在工业革命时期，决不是像传统理论所说的那样，实行的是“袖手旁观的自由放任”的政策，而是直接干预，利用国家的力量，为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为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化环境，发挥了重大的作用。⑥

即便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后，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也是直到19世纪中叶才改弦更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其标志是1846年取消对农业进口品的保护性关税的《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贸易和关税限制。但仅仅过了25年，随着美国、德国等后起之秀的迅速崛起并超过英国，一些英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便开始质疑自由贸易政策的合理性，并由此产生了一个经济史与应用经济学学术团体，形成了重商主义经济学在英国的复兴。⑦

B.以号称一直实行自由放任古典经济学政策的美国为例。政府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建国不久，当时的财长、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就在1791年12月提出了带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并具有重要影响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会增加国家整体的收入与财富，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会吸引外国资本，使国家更加独立和安全。但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是不会自动形成的。他在报告中警告说，美国的小制造商如果得不到保护和补助，将永远赶不上欧洲更大规模和更先进的制造商。因此，他极力主张对外国产品征收关税，或对美国制造商给予补贴。后来的美国总统林肯也曾以特有的口吻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不大懂关税的事。但是我明白的是，当我们向外国购买产品时，我们得到的是货物，而外国人得到的是钱；当我们在国内购买产品时，我们既得到货物又得到钱。”这一重商主义政策的标志之一，就是美国自建国以后一直实行的高关税政策，据史料，直到1913年，美国的平均进口税率仍然接近50％，钢、铁、棉织品、羊毛制品的关税税率更高，美国当时的关税水平甚至大大超过经济非常落后的中国。⑧

美国独立之初，联邦政府的经济干预权力很小，因此州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在交通建设方面，到1861年为止，弗吉尼亚州花费了500多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私人造路修桥；纽约州政府也为建造著名的伊犁运河，在1817－1825年投入700万美元的巨资。1838－1860年期间，各州政府共出资1.5亿美元建造铁路。在南方，55％的铁路建设资金来自州和地方政府。州政府还通过免费赠与各种土地，引导私人建设公路、运河和铁路，1781－1974年间，共提供土地46600000英亩。除此之外，州政府还积极支持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许多州包括佛蒙、纽约、俄亥俄州政府常常给新兴的纺织业、玻璃工业及制铁工业以免税优惠，有些南部州县还给企业免费土地供建厂之用。同时还提供优惠贷款扶持大农业的发展。州政府还广建州立银行，为私人企业提供大量贷款甚至直接投资，据估计，从1789－1860年间，州和地方政府共为全美新产业建设的投入占总投资的一半左右。⑨

对此，洪朝辉先生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一书中总结道：“很显然，美国内战前的社会形态并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经济，作为政府的两大权力机构－－－州政府和司法部门深深地卷入了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正面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并为内战后行政与立法的经济干预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1860－1900年期间，随着经济的跨州的发展，州和地方政府面对急剧发展的经济陷入有心无力的困境。内战的爆发为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直接干预经济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历来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的民主党议员在内战期间退出国会，而秉承联邦主义思想的共和党历来主张强化联邦政府的力量，积极干预经济。而且在内战后至1900年期间基本上由共和党主导参议院和白宫（除两届外）。这样，内战期间和内战后美国政府和国会在六个方面对美国经济发挥了促进和干预作用：

a. 推动土地立法，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赠与土地，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据统计，在1860－1900年期间，国会共处理了7200万英亩土地；

b. 大力扶持联邦银行，稳定货币，避免金融危机发生；

c. 利用关税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

d. 扶持和推动铁路建设，比如，1862年国会通过“太平洋铁路法案”，为了建造第一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干线，于1872年前免费拨给铁路公司土地1.7亿英亩，价值相当于5亿美元（还不包括州政府拨给铁路公司的免费土地），同时，还给予铁路公司大量的优惠贷款；

e. 自1870年代起美国国会开始干预托拉斯和大垄断企业。

f. 美国的不断侵略扩张和对外掠夺为它获得了大量的领土、资源和发展空间。1803年购得路易斯安那（827192平方英里），1809年占领佛罗里达（72003平方英里），1845年强占得克萨斯（390144平方英里），1846年占有俄勒冈（285580平方英里），1848年侵占墨西哥土地（529017平方英里），1853年得到加兹登土地（29640平方英里），使美国的领土面积在1860年达到3022387平方英里，是1790年的3.4倍。⑩

C.后起之秀――德国

18世纪中期，英、法已接近工业革命完成，而当时的德国却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并处于几十个诸侯国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如何摆脱封建割据的分裂状态，统一国家，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并尽快赶上英、法等先进国家，是德国人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头号问题。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德国的“经济学之父”，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以大无畏的精神，公开反对当时在欧洲盛极一时的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德国实行保护和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重商主义政策。李斯特曾经到过美国，并深受汉密尔顿思想的影响。李斯特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6）一书中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并以此批判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他认为，古典学派的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它抹杀了各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和特点，错误地以自由贸易政策作为唯一的模式应用于所有国家，而实行的结果，只能是对英国这样的先进国家有利，而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只能永远落后于英国，成为英国的附庸。因此，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英国出于自私目的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政策”。因此，像德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想发展起来，就不能实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政策，恰恰相反，必须利用国家的力量，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尤其是关税保护政策。而国民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使某一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提出“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循的政策”。

丁建弘先生在其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中写道：德国的统一从四个方面对于德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加速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这种具有统一货币、统一法规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容量。比如，1871年在德国流通的尚有126种硬币、108种钞票和43种国家货币。1873年7月公布货币法，规定实行帝国金本位制，1875年统一实行帝国马克，同时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德国帝国银行。再如统一经济法规。70年代上半期，帝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诸如商业法、营业自由法、统一的度量衡法、民权和迁徙自由法、关税法等等，使经济发展有了法律保证。再如创立帝国铁路局，统一管理铁路，同时通过国家购买提高国有铁路比重。

第二，德国统一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化打下基础，而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则促进了德国经济的起飞。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限制大量谷物从东殴、俄罗斯和美国涌入，1855年和1887年又提高关税税率。由于集约化、关税保护和国家援助，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农业得到蓬勃发展。

第三、统一的德国对经济的保护或者说对经济的干预表现得非常突出，国家在促进德国现代化的发展中起着重大作用，这是德国不同于英国等当时其他先进国家的独特之点。这在当时不仅是发展经济，在激烈的世界市场上为德国争一席之地的客观需要，也是出于争霸欧洲的军事和国防上的需要。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德国把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扩充军备和与军事生产有关的重工业上，同时在工业方面也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如对进口原料实行免税，对进口半成品实行低税，对产成品区别情况实行高低不等的关税。

在对外方面，俾斯麦推行稳健的、均势的“大陆政策”，力求避免过早卷进大国争端的漩涡，力图营造一种欧洲大陆的均势，从而为德国的经济起飞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争取20年的和平发展时间。

第四，统一后的帝国非常注重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注重学习英美法等国先进的工业化经验，注重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德国的文盲率，1841年是9.3％，1865年为5.25％，1881年为2.38％，1895年只有0.33％。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使当时德国成为世界瞩目的教育中心。在促进科技发展方面，德国政府善于瞄准那些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重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科技领域，组织和设立许多科研机构，鼓励和促进德国科技的发展。德国人在学习英美法等国先进科技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转变：把科技转向应用于生产。他们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同生产联系起来，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加快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加速发展，使德国在短短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成为经济强大科技先进的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统一后的德国在19世纪下半期出现了德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惊讶的经济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里，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美国历史学家科佩尔•S•平森认为，甚至美国的进步也不如德国的经济革命那么不同凡响，因为德国并不像美国那样，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量的移民。

德国的这条道路在日后崛起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前苏联和中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以上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充分说明西方国家的发展根本不是信奉自由放任，自由发展的结果，国家在促进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所谓“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或者阶段不过是一个人为编造的、使人误入歧途的“美丽的神话”。由前所述可知，西方发达国家，不论是老牌的先发展起来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从来就不是按照亚当•斯密的所谓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在它们早期的相当一段时期中，都是在市场经济机制下，依靠国家的各种保护和扶持政策，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关税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等，肮脏的黑暗的残酷的血腥的殖民战争、殖民掠夺、殖民贸易、奴隶贸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等中发展起来的。即使在英国实行所谓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那也是在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英国经济已经成为称雄全球的“世界工厂” 之后，英国需要向全球扩张才能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之时，才改弦更张鼓吹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所以，当时李斯特们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所谓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是包藏祸心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如果德国实行这套政策，那么，德国只能永远落后，成为英国的附庸。单纯从理论上讲，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显然，各国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按照比较利益进行产业分工和交换，是各国获得利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但问题是在实践中全球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各国的发展水平不同，利益也各不相同，也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经济上的“共同利益”。在世界市场上各国都是按照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在世界市场上各国就如同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讲的，盛行的是“狼与狼”的“丛林法则”。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各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并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那么，美国当时就应当主要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农业和棉花种植业，而不应当发展工业以及金融业等，而使美国成为英国的北美“粮仓”和纺织业的原料来源地，英国工业品和纺织品的销售地。德国也应当主要发展有比较优势的农业，使之成为英国的欧洲“粮仓”和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地。日本就更不需要发展钢铁、机器制造业、汽车工业等等。然而，西方发达国家恰恰不是按照亚当•斯密们的古典经济学的教导，实行所谓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市场机制，而是实行各种“重商主义”的国家保护与促进政策，最终发展起来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后起的发达国家身上。

注释：

①、②、⑦ 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的《重商主义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⑤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⑩ 丁建弘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 参见丁建弘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阎照祥《英国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钱乘旦主编的《英国―――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拉尔斯•马格努松主编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⑧ 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⑨ 道格拉斯•诺思《美国历史的成长与福利》，新泽西1983年版；纳什《州政府与地方政府》载于波特的《美国经济史百科》，第二卷；丁建弘主编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05.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