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199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的市场化改革，导致整个社会被一种片面的“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思路笼罩，与此同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社会配套机制迟迟未能跟进，尤其是最近十年来的医疗卫生、住房、教育改革的“不得人心”更是遭遇了普遍的责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大陆一个庞大的人群迅速地边缘化和贫困化，他们在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基本上处于被遗忘的状态。这个群体最终被政府工作报告认定为“弱势群体”。正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进程中，学院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各种方式介入对社会公正问题的思考，“底层”话语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一个敏感的“神经末梢”，牵引着诸多知识分子的参与和争论。这种争论与其说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底层的命运，还不如说主要是折射了大陆知识分子的内部分裂与集体焦虑。
一、底层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2004年春天，上海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刘旭在著名的《天涯》杂志发表《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底层”开始进入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并发酵成为一个刺激知识分子道德神经的敏感问题。该文的叙述显示作者主要是受到印度的底层研究的启迪，来横向移植地思考当代中国的底层问题，据该文作者声称，“底层”作为一个概念，是源于葛兰西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刘旭在下述这段话中集中阐述了他对底层的观点：“对于一个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更谈不上有发言权的群体，去说他们‘是什么’或站在他们的‘立场’说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是什么从来都是个谜，他们没有历史、没有特点，他们的面目向来模糊不清。从任何角度去发现他们的优良品质、他们的革命性乃至他们的‘伟大’，都只是对他们的表述方式之一，他们都是被表述的‘他者’，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现在要做的只是去他们如何被表述，每一种表述扭曲了什么，其目的又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扭曲之后整体的社会后果是什么。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一切底层之外和从底层出身但已经摆脱了底层的人都丧失了表述底层的能力。因为被表述意味着被使用和利用，即使最善意的他者化表述也是使用底层来证明不属于底层的东西，或将底层引入误区。” 这无疑是一段关于“底层”的激进论述，作者否定了20世纪以来所有的有关的底层的论述与记录（包括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对底层的书写），在一种道德义愤的激荡下，作者认为没有话语权的底层被表述得再充分，也仍然是被“他者化”，每一种表述都是表述者搀杂着个人私心和偏见的意识形态表述。在这样极端“反智主义”思维的导引下，作者甚至将论述推到了一个极点，认为“只有当底层有了表述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底层”，换言之，作者是彻底地反对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底层的主体性只能在有了“表述能力”才能凸显，否则底层就根本不存在。这个论述的逻辑结论似乎就变成了：当代中国没有真正的底层，因为他们没有表述自己的能力。这显然是在一种道德乌托邦冲动下通过话语演绎，推展出的一个有点荒诞和滑稽的结论。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个相对“温和”的结论下，对于通过原生态的民间访谈，而得以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底层话语”，作者认为“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底层的‘自主性话语’，就会发现其中有太多被多年的压迫统治扭曲的东西，但他们认识不到，他们以为是在表述自己，实际却在表述来自上层的思想。这或许仍然有积极作用：我们可以分析这种变形之下的东西，剔除了变形之后，或许剩下的就是底层的真正思想。但是，我们又如何断定何为底层真正的思想？又如何确定有多少思想其实是人性中共有的东西？什么样的才是被‘扭曲’的东西？” 通过这样一种辨证的“批判性思考”，知识分子唯一的结果就是陷在“肉身的瘫软”之中，底层不能被“他者化”表述，底层也不能表述自身（因为底层已经被上层“污染”），最后唯一的逻辑结论只能是“悲观”地接受底层的现状，底层继续保持着“失语的状态”。但知识分子却已经完成了其“精神使命”！
上海批评家蔡翔是大陆较早直接以《底层》为标题写作过散文的作者，他在接受刘旭的访谈时显然不同意后者的“激进论述”，他基本上仍旧在一个精英主义的视角里评述底层，认为在充满了制度不义和社会悲剧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仍旧是底层重要的“代言人”。这篇发表在《天涯》上的访谈的标题《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就隐喻了一种价值立场。蔡翔认为对于当代中国的“底层”而言，在文化层面上，他们主要面对着两个“敌人”，一个是国家意识形态利用权力来改造底层文化，或者把底层文化纳入主流文化之中。同时，社会普遍弥漫的所谓主流文化也在侵蚀底层的原生态文化：“整个的底层都进入了一个梦想。他们认为通过占有文化资源，也就是读书，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这种梦想同时意味着，底层已经接受了来自统治阶级所给予的全部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形态。就是说，他们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进入上流社会，起码是中产阶级。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它意识形态化，就会造成这样一个后果：底层永远不会再拥有自己的代言人。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隐患。一旦知识分子进入这样一个利益集团之后，一切就都与底层划清了界限。” 这样的一种“同质化和整体化”社会趋向，蔡翔认为构成了对知识分子最大的挑战。公民政治论述在当代中国方兴未艾，这种论述强调公民个人依据合法权利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实践，从而建构出一个市民社会为依托的公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为底层代言的“公共知识分子”自然就丧失了其社会功能。这种论述走到一个极端，“知识分子再也不以人类良心的‘代表’自居，超越性变成了一句空话。知识分子退出代言人的角色后，退回个人，实际上最后指向了每一个具体语境下的个人的阶层性。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仍在‘代言’，或者是中产阶级，甚至富人阶级，只是不再代言底层罢了。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如何再成为底层的代表。” 因此，蔡翔是在一种启蒙传统的历史叙述里，来思考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关系，在他的观念世界里，知识分子的精神使命是“社会的良心”，是底层的代言人，“知识分子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有没有可能打开多种渠道，使底层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不再成为一个‘沉默的大多数’。这一‘利益’，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文化的。现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对底层的双重的阉割和篡改，没有自己的文化，底层很难正确传达自己的声音。” 但这种论述显然面临一个几乎无解的困境，当代大陆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被国家意识形态收编进社会结构的各个空间，他们的利益被直接与国家利益、单位利益捆绑在一起，底层的利益与这种知识分子的“强势”基本上处于隔膜甚至冲突的状况，期待享受了改革开放成果的知识分子仍旧为承受这一历史进程代价的底层代言，几乎是一件超乎想象的“崇高使命”。
与这种精英主义论述截然有别的是上海另一青年左翼学者薛毅的论述。他对于所谓的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的为底层代言充满了狐疑，乃至批判。正是基于对当代中国底层的“悲惨命运”的社会想象，让接受刘旭访谈的他坚决地在社会主义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两个时代之间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当代中国‘底层’这个词，指向的是这样一种人群，他们遭受贫困的折磨，他们需要帮助、需要救济。由此出发，人们会产生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怀旧情感，人们在想象，那个时代，尽管普遍贫困，但是穷人还能生活下去，有尊严地生活下去。”薛毅引述陈映真的话论证道：“他说的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时期，以前从来不被当成人看的农民，真的成为人了。他们真站起来了，你不能不把他们当成人来看，你不敢把他们妖魔化。一个普通人，有自己的尊严，而不以富人作为自己的归宿。穷人家的女儿，她不一定希望自己嫁个富人，她有自己的尊严，她根本不可能用尊严去交换什么，我的生命，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是不能出卖的。…现在，工人丧失的不仅仅是福利，还有他们的尊严。” 在以“尊严”为关键词的路标指引下，薛毅区分了两个时代的底层的不同命运，这样一种因为对现实社会的道德义愤迅速地被转化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想象，似乎在那个时代，贫困的底层至少还享有精神上的尊严和富足，而对于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温情追忆又为崛起于大陆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对现状的“批判性能量”，这种逻辑发展到极致就是强调毛主义时代的种种好处，强调底层在历史进程中尊严的失落。比如薛毅针对当前乡村的空心化，乡村文化和教育的凋敝，就指出：“这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一样了。这场运动应该得到重新评价。知青下乡好像是带某种‘原罪’过去的，他要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的工作当中，他们也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带过去的。一大批知青到那儿往往是做了中学、小学教师，大队会计、指导员。但是他们和志愿者不同的是，前者没有忽略农村文化的存在，相反，他们那里存在一种可能，去学习，去接触活生生的农村文化。” “文化”成为论述的关键，针对当今新农村建设的种种弊端，薛毅认为“忽略了底层人的文化，就等于忽略了底层人作为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就等于剥夺了底层人的主体位置。”“传统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有力”的批判武器，指向当代中国伴随着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一系列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
二、底层问题的“学术转向”与“道德分歧”
《天涯》上的围绕着“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在2005年11月以前基本上还是一个有条不紊地在进行的“专栏”，所发表的文字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溢出“文化研究”的社会反响。这种状况因为大陆著名文学评论家南帆先生组织的一个关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的圆桌对话而发生改变。 这个对话是南帆与其博士生就关于底层的问题的“学术讨论”。这个学术讨论却引起媒介与网络论坛的高度关注，甚至刺激了一场不是关于“底层的表述”而是“知识分子的表述”的论争，许多网络批评指责这篇对话晦涩、空洞，堆砌了一堆术语，甚至有人认为这场对话是学院派抢占学术话语资源。“底层”问题本身在这场混战中被遗忘了，知识分子却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箭靶。
南帆在《底层问题、学院及其他》一文这样回应批评者：“这篇对话的参与者充分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理论术语的频繁使用表明，我们试图引入各种理论模式分析诸多症结，从而展开问题的纵深——这篇对话甚至无法形成多少明确的结论。因此，这篇对话是低调的、探索性的，丝毫不存在术语炫耀的意图。” 仔细检阅《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的相关讨论，会发现南帆确实是试图将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政治问题”的底层纳入到一个文学史的专业领域来展开讨论，也就是说相对于此前《天涯》上的论述，南帆的这种视角是进一步地回归到文学专业领域内，来切实地讨论底层的被“表述”问题。但南帆并未能完全主导这场对话的方向，很多讨论超出了专业领域的规约，成为一种批判性话语文化。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可以弥补纯粹“文化研究”视野的空泛。南帆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说很大程度上源于知识谱系带来的伦理。他们将实验室里追求真理的精神扩展到社会事务上。这是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承担社会事务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也是表述底层的冲动之源。” 底层与表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结构， 也成为这个圆桌对话讨论的焦点。与会者毛丹武的意见就与前引刘旭的观点截然相反：“作为被表述的那个底层并不是因为表述而才存在的，虽然我们要承认正是借助表述，底层才可能展开多维度的丰富蕴含，但是底层仍然是先于表述而存在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推论，只要是某种权力足够强大，它就可以通过禁止、取消关于底层表述的存在，从而取消底层的存在。”郑国庆在讨论中认为底层的显著特征就是“缺乏话语权，这表现为没有能力自我表述或者表述不能进入社会的文化公共空间，表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参与不了社会话语的竞逐，没有发生的位置或管道，也就是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即此可见，对话的诸多内容仍旧在文化研究的“社会语境”里进行，而并非“学术化的文学表述讨论。”
参与者林秀琴的发言是所有与会者最具有“专业思维”的，扣紧了文学史与底层的被表述这一核心问题意识。她的追问很有文学意义与现实意义：“底层或者成为被拯救或者被启蒙的对象，或者成为拯救者，成为精神救赎的圣地。这两种经验也可以视作知识分子言说底层的两种方式，在不同的时刻使用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表达出来的可能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这意味着，底层只是一个言说对象。所以，哪一种底层经验更具真实性，更具有表述底层的有效性，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谁的表述更成功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为什么在漫长的文学史，对底层的表述仅仅停留在这两种经验上，是被表述的底层缺少丰富性，还是文学史的表述缺少创造性和弹性？…还有，当我们面对底层这个被建构出来的对象时，我们是否应该质疑隐藏在这两种底层经验表述背后的话语机制？或者说，底层是如何成为文学史的重要符号？作为文学史话语权力符码的底层，和那个被排斥在话语权力场域之外的实体的底层，两者间究竟有多少心灵相通？”
从上述引文来看，南帆主持的这个圆桌对话确实对于“底层研究”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但由于部分博士使用的“对话口语”过于学术化和时髦，导致这个本来有一定意义的对话迅速地被一场网络上的“口水战”吞没。这场混战也吸引了《文学报》等媒介的关注。对于这个对话更具价值或者说对于学院派知识分子更有启发的是来自两位文学评论家的批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闳在《底层关怀：学术圈地运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底层’，根据不同需要，或被称作‘民间’，或被称作‘弱势群体’。其最具诱惑力之处，在于其道德上的优先性。在攫取道德资源方面，‘新左派’相对要敏捷得多。鉴于他们在‘理性’、‘文化’、‘美学’诸方面的资源匮乏，‘道德’的自我标榜也就成了他们最为迫切的资本要求。尽管他们实际上身处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底层的道德优先性足以舒缓他们内心的道德焦虑。而他们所做的却是，一面担任文化官员和学院精英，一面攫取农民的土地，将其改造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那里表演‘农耕’的喜剧，并冒充‘底层代言人’。另一方面，‘底层’还是一块‘沉默的大地’。底层的沉默性，勾起了精英知识层的‘代言冲动’。但从几篇相关的文献来看，所谓‘底层关怀’的人士，实际上关怀的是如何将‘底层’转化为其‘知识言说’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考虑如何将‘底层’纳入他们的知识生产体系中。” “底层”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甚至也不是一个“文化研究与知识分子”问题，而成为“新左派”抢注道德商标，进行话语表演和学术生产的富矿。这种道德批评虽然明快直接，也在某种程度上切中了问题的关节，但因为把“底层”与“新左派”直接地张贴在一起，便容易将问题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而可能损耗关于底层的讨论本身具有的人文价值与社会价值。
与此相应的是上海另一文学评论家吴亮的《底层手稿》。他在文章中将对“关注底层”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批判推向了一个顶峰。就底层作为一个需要改善的“社会问题”而言，吴亮的批评确实是一针见血：“对于一个必须被实践触动的社会问题，人们的互助本性并非只有等待知识的唤醒才能开始行动，相反，某些知识还会使人们走向冷漠…人们迫切需要的不是由复杂概念构织成的学术之争，那些措辞晦涩华丽以至热衷玩弄愤怒感情的知识持有者关心的也许只是塑造自己的道义形象，他们将‘底层’看作是用来表现个人立场的‘文化象征客体’或‘良心客体’，却并不在意‘底层’的实在性，这种实在性由行动去介入而不是靠抒情就可以改变。…当知识持有者打定主意用一套行话‘表述’底层，并把重点放在他们擅长的‘表述’之上而忽略‘底层’在后谎言时代所具有的特殊历史性质和特殊现实性质时，他们就不幸地沦为某种‘象征性良心作品’的制造者——这种‘象征性良心作品’不仅是后谎言时代所需要的遮饰物，也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由学院生产出来的特殊消费品。” 作者据此认为“底层”的表述者是在利用“底层”进行“道德讹诈和政治恫吓”。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在当代中国确实已经面临深刻的怀疑，这种怀疑甚至影响到知识分子言说的“正当性”。任何言说都可能成为为某个特殊利益群体代言的证据，而知识分子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产生了迅速的分化与重组。
三、底层、道德与政治
“底层”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如何公共化进而为底层代言的“道德问题”，它也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在这场延续两年多至今硝烟未熄灭的争论中，对于道德的政治思考始终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底层事实上也成为含蓄的政治文化批判的资源。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底层或者说民间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仍然需要坚守启蒙者的精英主义立场，为“无声的中国”的底层代言，试图通过重建社会中心来凝聚知识分子群体，建筑新的社会认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觉得“底层”或者说“民间”蕴涵着巨大的文化、政治与道德资源。他们自觉地与自身所归属的阶层划清界线，发出了“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工人？”的浩叹，积极地投身于社会底层的改造运动，一些边缘知识分子急剧凝聚起来，在左翼知识分子领袖的领导下，自下而上地完成了革命。这种革命的成功在建国后进一步地强化了一种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社会思潮，到了后来甚至发展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文化成为道德邪恶的来源，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指控同时又与对底层的“悲悯和讴歌”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把民国积聚的仅有的文化尊严感彻底拔除了，整个社会在一种虚假的平等主义遮掩下，充斥着一种粗鄙化的匮乏自由质素的公共文化。
这场对于底层的讨论也折射出道德在历史与政治中的扭曲与变形，甚至成为某些知识分子打压、攻击另一些知识分子的武器，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者，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可道德在底层问题中的重要性。这种泛道德化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深蒂固的，最后往往容易导致本来可能有效的对话成为无意义的“诛心之论”，变成一场知识分子内部上演却无关乎底层的“道德戏剧”。阿伦特在分析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的“道德专制”时指出：“即使罗伯斯庇尔的革命行动源自悲悯的激情，但是，这种悲悯一旦展现于公众，它就不再是关切某一特殊的苦难，也不是关怀某一位有血有肉的个体。悲悯在这种场合变成为‘怜悯’（pity）。职是之故，本来是为真实的道德情感，现在，转变成为漫无边际的情绪，这种情绪似乎反映广大民众的无限无尽的悲苦、磨难。罗伯斯庇尔被这种漫无边际的情绪所掩覆，这使他无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与维系稳定的关系。苦难的悲情似同汹涌波涛一再翻滚他的情绪…而淹没了所有一切具体之考量，包括了：人际之间实质的友谊，以及治国之道术的权衡。” 这种知识分子对“底层”的怜悯在阿伦特研究专家蔡英文看来，是“一种虚有其表的悲切情绪、一种居高临下下的非对称的人际关系、一种施小惠的态度。当贫苦无依、饱受经济匮乏磨难的广大民众蜂拥进入政治场景，‘怜悯’之情绪反映愈形扩散，而推促革命分子‘视怜悯为个人最真诚与真实的自我，同时将之投射于政治领域’。‘怜悯’一方面变成一种哗众取宠的自我展示；另一方面，它像一块海绵，盘吸了个人的自我，革命分子变成一位自我迷恋、顾影自怜的行动无能者。” 真正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关心“底层”的知识分子也许都可以从上引的两段话中吸取灵感，也只有对自身的道德悲悯怀有这种警惕的时候，才可能在争论和实践中不因为意气之争而忽略了“真正的底层”，才可能超越“行动无能”的“学院陷阱”，使底层的被表述和自我表述成为一个可期待的愿景，才可能构造一种知识分子内部开放性的真诚的对话氛围，而不是现在这种还没有诉诸行动就开始内部分裂的境况。
原载于台北《思想》第六期，转自思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