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就专业的性质来说，可以说是严格的“科班”出身。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和清华研究院中国文学部，因此就师承关系说，我是直接受到当时清华的几位教授的指导和训练的。193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以后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和研究院的导师，也都是朱先生。当时听课和接触比较多的教授还有闻一多先生和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治学方法都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像许多青年人一样，我也是由于爱好新文学才选择了“中国文学系”的；但当时大学的课程都集中在古典文学方面，于是我也就把汉魏六朝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了。一个人所经历的道路总是要受到他所处的时代和前辈的影响，在我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30年代初期，我受到了当时左翼文化运动和鲁迅著作的很大影响。由于自己缺乏创作才能和生活积累，当时又正在学校读书，于是便把文学研究工作当做自己的专业方向，而且努力从鲁迅的有关著作中汲取营养。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论的发展》，研究院的毕业论文题目为《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就都是在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学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引导和启发下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写了《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等专题论文。应该感谢朱自清先生，他很尊崇鲁迅，对我的想法和努力方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自己则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仍然保持很大兴趣，而且也经常注意和关心文学创作的发展情况。但说不上什么研究，只是业余涉猎性质。全国解放以后，在教学改革中，“现代文学史”成为中文系的一门主要课程，当时教师又十分缺乏，遂适应教学需要，改教“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并着手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我的研究范围虽然有所变化，但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我仍然是以鲁迅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的。这不仅指他的某些精辟的见解和论断是值得学习和体会的重要文献，而且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论来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著作以及他的关于计划写的中国文学史的章节拟目等，我以为不论是研究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都具有堪称典范的意义，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文学现象的具体评述和分析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鲁迅根据他长期研究中国文学史的经验，感到自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之后，才“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三闲集·序言》）。更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因此谈到所谓“治学的经验和方法”的话，我以为鲁迅的经验和著作才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典范。我自己研究的范围或选题虽然屡有变化，但几十年来一直是照着这一目标来努力的。
我平日读书，可分为“通读”与“涉猎”两类。通读之书多为自备，因此可以随时作各种记号以及于眉端书写一点随感，有时也另外写一点提要式的笔记或摘录某些重要论点及论据。如所读之书为文艺作品（如小说），则通常是写提要及随感；如为学术著作，则除于书中有所批点外，有时也摘录一些重要的段落。至于涉猎式的阅读，则涉及面较广，报刊杂志，各种图书，皆不免如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遇到自己认为有用或有趣的，也偶尔摘抄一点，但数量不多。上述这些都带有某种积累资料的性质，但都谈不上是有意搜集，只是在阅读过程中的一些备忘式的抄撮工作。至于着意搜集资料，则是围绕选题范围来进行的。无论撰写书籍或论文，对于选题总有自己初步的构思和框架设想，而且除论述对象之外，也要充分掌握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这就要进行一番有意搜集的工作。为了写作时运用方便，也为了根据有关资料重新确定自己的写作计划，我通常是用卡片来抄录材料的0以上只是我个人习惯运用的方式。由于选题的性质和范围各不相同，也由于人们的学术修养和工作习惯的不同，我以为在积累资料方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方便，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只要能够为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和准确的根据，就可以了。
我是在大学读书时开始写论文的。1936年我曾任《清华周刊》第四十五卷的总编辑，同时还参加了一个文艺刊物《新地》的编辑工作，我在这两个刊物上曾写过一些关于文艺问题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文章，但都谈不上在某一问题上“有所突破”。其中关于评介鲁迅和茅盾作品的文章，后被收入萧军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和庄钟庆编的《茅盾作品评论集》中，现在还容易见到，可以算作是早期的习作吧。
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说。至于“基本功”的训练，根据我二十多年来指导研究生的体验，认为下述三方面是极为重要的：一、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修养，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文艺理论，善于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二、知识面不能过窄，必须有比较广泛的文化历史知识，不能把目光局限于狭小的论文题目的范围；三、语言文字能力必须强一点，要能看懂一般的古籍和掌握利用工具书的能力，也要具有清晰通畅的文字表达能力，能够准确、扼要地把自己的观点表述出来。
（原载1983年《江海学刊》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