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社会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同时也自然开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一部近代史可以说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统治者逐步侵略和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斗争史。这种斗争自然也反映在文化战线上，因此在晚清的许多文学作品里，无论是诗文或小说，比之过去封建社会的文学来，就都带有了显明的不同的性质；而且在表现的形式上也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革。虽然在今天看来，因为作者大部分还都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人，因此那些作品里所反映的中国人民的要求是很不够的，作者的思想多半仍带有相当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但那本来是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作者们受着更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那些文学形式上的“改革”自然也是失败了，正像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不能成功是一样的。但从历史的意义看来，不只那些作品的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仇恨以及要求中国进步的爱国精神，而且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证明了“此路不通”也正是促使中国人民另外找真理的动力。由这些作品的阅读，我们可以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过程中，中国人民是怎样表现了他们的愤怒的反抗和高度的爱国热忱的。
诗是过去文人表现自己情感最常用的文学形式，因此在知识分子中发生的影响也最大；当晚清一些落后文人正沉溺于模仿宋诗，形成所谓“同光体”的风气时，另一型的“新派诗”也出现了；而且有许多人喜欢读它，这就是黄遵宪的诗。他自称他的诗是“新派诗”（见《酬曾重伯编修诗》），这不只是指他在语言文字上的某一程度的解放，更重要的是他写了许多在传统诗篇里面所没有的内容，而诗体的解放正是为了要适应这些新的内容的表现。梁启超称他为“诗史”，从他的诗里的确是可以显明地看出中国近代史的面貌，特别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经过和诗人自己的爱国精神的。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著有《人境庐诗草》11卷及《日本杂事诗》2卷。现在《入境庐诗草》中最早的诗是作于1865年，他十八岁的时候。那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刚刚失败，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侵入的时候；广东是接触新思想比较早的地方，他十八岁时的诗中就说：“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 (1) 他认识了今昔势异，不满意当时一般士大夫的迂阔的论调，要求“知今”和“阅世”；对于当时提倡考据和义理的汉学和宋学，他都认为于事无补；“区区汉宋学，乌足尊圣哲？毕生事钻仰，所虑吾才竭” (2) 。尤其对当时的以八股文取士的考试制度，更为不满。他说：
吁嗟制艺兴，今亦五百载。世儒习其然，老死不知悔。精力疲丹铅，虚荣逐冠盖。劳劳数行中，鼎鼎百年内。束发受书始，即已缚纽械。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岂知流寇乱，翻出耰锄辈。 (3)
他比康有为梁启超的出生时代都早，写这诗时他只有二十一岁（1868年），但已经认识到统治者以制艺取士的用意和农民是推翻统治者的主要力量，不能不说是晚清孕有民主思想比较早的一人，因此他诗中的爱国思想和反帝情绪也就特别浓厚。譬如他到香港，就感到“虎穴人雄据”；对于鸦片战争的结果，他认为“纷纷和战都非策” (4) ，“聚铁虽坚奈错何”，而对当时抗敌死亡的关天培将军，却盛赞他的富有将略 (5) 。写英法联军入京烧圆明园，清廷订立屈辱和约的诗说：“骊山烽火成焦土，牛耳牲盘捧载书” (6) ，对帝国主义的残暴和清朝统治者的驯从也寄予了很深的愤慨。1875年写的诗中他感到帝国主义者“今年问周鼎，明天索赵璧，恫疑与虚喝，悉索无不力”，而愿“荷戈当一兵，吾亦从杀贼”！他“时时发狂疾，痛洒忧天泪”，觉得“到此法不变，终难兴英贤” (7) ，沉痛有力地表现了反帝爱国与民主革命的要求。同年英国翻译官马嘉礼在云南被杀，清朝官吏借此诬杀了很多夷族人民，所谓“马嘉礼案”；他感到“惟诬化外人”，“国耻诚难雪”。 (8) 这时他二十八岁。
1876年清朝任何汝璋为首任出使日本大臣，命他为日使馆参赞，偕同赴日，前两年他就说：“平生揽辔澄清志，足迹殊难出里闾；万一铅刀堪小试，可容韫匮便藏诸？” (9) 据他弟弟黄遵庚说，何汝璋和黄家是世交，这次是他自己请求相从的（见钱萼孙撰《黄公度年谱》光绪二年下注）；从此就开始了他二十年的外交僚属生涯。当时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国势由衰转盛，这对他思想上的影响很大。他盛赞日本的维新志士，说“有志之士，前仆后起，踵趾相接，视死如归。死于刀锯，死于囹圄，死于逃遁，死于牵连，死于刺杀者，盖不可胜数。卒以成中兴之业，维新之功，可谓盛矣” (10) 。后来他自己说这时他“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知太平世必在民主也”（《新民丛报》壬寅《论学笺》）。于是采访日本国情政治等，成《日本杂事诗》（七绝）2卷。又努力学习日文，发凡起例，草《日本国志》一书；后来戊戌政变前梁启超作的《后叙》说：“以吾所读《日本国志》者，其于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法之由，若人其闺闼而数其米盐，别白黑而诵昭穆也。其言，十数年前其于今日之事，若烛照而数计也。”当时国人还并不觉得日本的可畏，他书中已说“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后日本谋夺我琉球，他为何汝璋致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请防弥，说琉球如亡，“不出数年，闽海先受其祸” (11) 。后日人灭琉球，他作《流求歌》，沉痛地写出了琉球人民的痛苦。他看出日本接着一定还要侵略朝鲜，因此上书陈利害，主张“乘彼谋未定，先发制之”，但清朝廷议不采纳。 (12) 他是很早就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的。
他调为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那时美国正酝酿排斥华工，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说：“先生既以先事御之之谋告其上而不用，乃尽其力所能及以为捍卫。”据司徒美堂先生作的《我痛恨美帝》一书中说，他是中国历来驻美外交官中惟一做过一些保护华侨工作的人。《清史稿·本传》记载一事说：“美吏尝借口卫生，逮华侨满狱，遵宪径诣狱中，令从者度其容积曰：此处卫生顾右于侨居耶？美吏谢，遽释之。”这当然并不能根本阻遏美帝虐待华侨的事实，他感到非常愤慨，在长诗《逐客篇》中说：
呜呼民何辜，值此国运剥！轩顼五千年，到今国极弱。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从此悬厉禁，多方设扃钥。……不持入关蠕，一来便受缚。但是黄面人，无罪亦蒡掠！……倒倾四海水，此耻难洗濯！他邦互效尤，无地容飘泊。远步想章亥，近功陋卫霍，茫茫问禹迹，何时版图廓？
诗中描写了旅美侨胞的辛勤劳作的情形，但得到的却是“但是黄面人，无罪亦蒡掠”，能不令人感到“倒倾四海水，此耻难洗濯”吗？1884年中法战争，冯子材大破法军于镇南关外，他作《冯将军歌》，对冯子材七十衰龄，犹能赤膊大刀独当前阵的勇敢，唱出了热烈的颂歌。诗中说：“何物岛夷横割地，更索黄金要岁币……得如将军十数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另外又写了长诗《越南篇》，对越南的终于沦敌寄托了很深的感喟。
1890年他任驻英使馆参赞，至伦敦。据他自己后来说，到英国后就感到中国的政体应该效法英国（《新民丛报》壬寅《论学笺》），在思想上又有了一点变化。这年作的《感事三首》中说：
堂堂大国称支那，文物久冠亚细亚。……鄂罗英法联翩起，四邻逼处环相伺，着鞭空让他人先，卧榻一任旁侧睡！古今事变奇到此，彼己不知宁勿耻？持被入直刺刺语不休，劝君一骋四方志。
诗中显明地表示了爱国精神和民主革命的要求。次年由伦敦调任新加坡总领事，作长诗《番客篇》，写出了南洋华侨的辛苦劳作和爱国情绪；他们在外到处受人欺凌，回国又得不到政府的保护，结果“番汉两弃却”；结尾说：
近来出洋众，更如水赴壑。南洋数十岛，到处便插脚。他人殖民地，日见版图廓，华民三百万，反为丛驱雀。螟蛉不抚子，犬羊且无鞟，比闻欧澳美，日将黄种虐。向来寄生民，注借今各各，周官说保富，番地应设学。谁能招岛民，回来就城郭！群携妻子归，共唱太平乐。
我们今天所实行的侨务政策，可以说正是诗人多少年前梦想的光景的实现。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起，中国陆军败于平壤，海军败于大东沟。日本占旅顺，寇威海；海军提督丁汝昌降敌，旋又自杀；最后订立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他对这次事件非常愤慨，有《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降将军歌》、《马关纪事》、《台湾行》、《度辽将军歌》诸诗，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反帝精神，对清朝官吏的昏庸无能也给予了无情的讥刺。《悲平壤》说清将叶志超“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东沟行》说“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哀旅顺》和《哭威海》中都形容了地势是如何的天险，而竟然“一朝瓦解成劫灰”，“万钧炮，弃则那”。他感慨说：
噫吁戏！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伸。……四援绝，莫能救；即能救，谁死守？炮未毁，人之咎。船幸存，付谁某？十重甲，颜何厚？
《降将军歌》有力地讥刺了无耻的投敌将领丁汝昌，说他“有炮百尊枪千枝，亦有弹药如山齐”，但一定要“乃为生命求恩慈”。《度辽将军歌》借着一颗“汉印”作线索，辛辣地嘲讽了一个愚昧怯弱，未战而全师败绩的官僚吴大澄。在《马关纪事》中他慨叹“括地难偿债”，说“瓜分倘乘敝，更益后来忧”。而意义表现得最明显有力的是歌咏台湾人民抗日的《台湾行》：
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眈眈无厌彼硕鼠，民则何辜罹此苦！亡秦者谁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一声拔剑起击柱。今日之事无他语，有不从者手刃汝！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台湾人民反帝的光荣传统，也表现出诗人自己的热烈的爱国精神。以后接着的是清朝政府纷纷割地赔款的屈辱外交，殖民地化的程度愈来愈深了。他在《书愤》一诗中说：“一自珠崖弃（胶州），纷纷各效尤。瓜分惟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此后他对清朝统治者的幻想就开始逐渐破灭了。但对中国的前途并不悲观，他希望“弟兄同御侮”（《马关纪事》五），终有一日能够“马蹄蹴踏西江水，相约扶桑濯足来”（《送文芸阁学士》）。
1896年他在上海认识梁启超，因捐银办《时务报》（旬刊），鼓吹君主立宪，这是中国最早的杂志。开头数月他对一切事务都亲自参加，曾对报社同人说：“吾辈办此事，当作为众人之事，不可作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见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记》）这年他曾代表南洋大臣刘坤一与日本领事珍田议商《马关条约》中的苏州杭州两处租界事；他答应自营市政，与外旅方便，但坚决不允治外法权。事已成议，日本政府不满，撤回珍田而直接与清廷交涉，结果仍然屈从了。次年他任湖南按察使，与陈宝箴等办时务学堂，励行“新政”，《清史稿·本传》就说“遵宪首倡民治于众”，当时谭嗣同梁启超等都去参加，有很多的改良设施。第二年戊戌政变起，几被株连，此后就没有再出仕了。《感事诗》说：“可怜时俊才无几，瓜蔓抄来摘更稀”，就是咏戊戌死难诸人的。
庚子事变时他写的关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入侵的诗很多，他对于义和团是不同情的，这是他思想中的消极反动的部分；但他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清朝的误国仍表现了很大的愤慨，如“谁人秉国竟养盗，坐引强敌侵畿疆” (13) 等诗句。他还写了《聂将军歌》来歌咏因英勇抗敌而牺牲的将领聂士成的壮烈事迹，“敌军方疑督战谁，中旨翻疑战不力”，对清朝统治者的昏庸误国是非常愤慨的。《辛丑和约》订后，他说“坐视陆沉谁任责”，又说“毕世难偿债筑台” (14) ，沉痛地写出了他的不满和悲愤。
《入境庐诗草》中最后的诗是《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启超）》，1904年写的。所谓“梦”实际是抒写他的政治理想；其中说：“孰能张网罗，尽杀革命徒；汝辈主立宪，宁非愚欲迂。”又说：
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怀刺久磨灭，惜哉吾老矣！曰去不可追，河清究难俟。倘见德化成，愿缓须臾死。
这时梁启超远在日本，而黄遵宪已经将君主立宪的思想否定了。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国內革命运动正炽，他已经看到“无复容帝制”的趋向，可惜就在1905年春他就因病逝世了。死前与弟书说：“生平怀抱，一事无成，惟古今体诗能自立耳；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望矣。” (15) 这和他以前所说的“穷途今何世，余事且诗人” (16) 的意思是相合的，他的诗原是为了要表达他的政治怀抱的。
二
随着表现新的内容的要求，晚清曾有过一度所谓“诗界革命”的运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1896—1897）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这些诗中充满了《新约》典故和翻译名词的字样，结果自然是失败了的。但在这个运动的30年前，1868年黄公度就有过更彻底的主张 (17) ，而且他是以创作实践来坚持了四十年的，就是梁启超他们也承认他的诗是最成功的新派诗。《杂感》诗中说：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他在《人境庐诗草·自序》里也说：“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主张“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因此他的诗相当散文化，持律不严，选韵尤其宽，异声通押的例子很多。古诗写得比近体好，尤其是五古。方言俗谚也不避讳，可以说是将传统的诗体相当地解放了一些；而这种诗形的解放正是为了要适应他所表现的启蒙的民主主义内容的。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在没有彻底打破旧诗的形式以前，要想熔铸新思想，是一定会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要求的。因此他的诗不只和“同光体”派的“鹦鹉名士”（梁启超语）们根本不同，而且也不同于徒以运用新名词为贵的夏曾佑诸人。他诗中的新名词并不多，就因为他怕破坏了诗的表现力量；他要在不彻底突破旧诗形式的范围内仍然写成一首好诗，这自然会使所写的内容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说：“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因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避免之也。”但晚清热心“诗界革命”的诸人，把诗写得根本不是诗了，连梁启超自己后来也放弃了这一运动；而一些做“宋诗”的人又只在形式字句的模仿上用工夫；因此从诗的艺术成就上讲，黄公度的诗在诗形的某一程度的解放下容纳进一定的民主主义的内容，使诗还能发生艺术的作用；还能使“海内折柬相追，欲读其诗而知其人者，迄无虚岁” (18) ，在当时也是最成功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代表诗人。
这也并不仅只指上面所引的那些反帝爱国的诗，虽然那的确是他诗集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思想是连贯的，写别的题材的诗也同样表现出他的特点来。譬如《今别离》四首分咏轮船、火车、电报、相片，及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但仍赋予了新的情感，《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咏新理新事，读来都并不感到生硬。又如写爱情的绮艳之辞，也和旧文人的“亿内”、“寄内”或猥亵之词不同，他采取了民间文学的优点，所写的爱情也是健康的；如《山歌》第五首：
邻家带得书信归，书中何字侬不知，等侬亲口问渠去，问他比依谁瘦肥。
他又有《出军歌》二十四首，集中未收，见梁氏《饮冰室诗话》。歌分《出军》、《军中》、《还军》各八首，每首的最后一字连起来读是“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二十四字。梁启超评论说：“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现在我们读起来都感到气魄雄伟，充满了爱国的热情。在他集中不只歌咏时事的诗，无论哪一方面的题材，差不多都是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贯串着他的新的思想；而且正因为如此，诗也就波澜壮阔，境界扩大，成就超过了当时一般的诗人。他在《寒夜独坐卧虹榭》末首中说：“蜡余忽梦大同时，酒醒衾寒自叹衰；与我周旋最亲我，关门还读自家诗。”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忧国忧时之情就都表现在诗里了。
就他的思想说，当然还存有许多保守的、改良的色彩。例如对于清朝统治者，就存着许多幻想，直到戊戌政变后才逐渐消除；早年主张模仿日本明治维新，后主张变法必师英国，都和他不想根本推翻清朝的思想有关系。但抱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思想是很显然的，戊戌前一年他在湖南南学会的演讲词中说，“人必能群而后能为人”，“国以合而后能为国”；又说周前“封建之世，世爵世禄世官，即至愚不道，如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骄淫昏昧，至于不辨菽麦，亦靦然肆于民上，而举国受治焉；此宜其倾复矣”。这显然是指当时的政治情势说的。又竭力鼓吹“地方自治”，说官吏“入坐堂皇，出则呵道”，“吾民之疾病祸难，困苦颠连，问其所以，瞠目不能答”，“乃举吾之身家性命田园庐墓。委之于宴会之生客，逆旅之过客，而名之为官者，则乌乎其可哉”！ (19) 在当时这是极激烈的意见，反映了启蒙期的民主革命的政治要求。又如《辛丑和约》后他说曾国藩“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说曾国藩忘记了洪杨之徒“为赤子为吾民也”。这时他已主张“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说清朝统治者“俾一切士大夫习为奴隶而后心安，其文字之祸，诽谤之禁，穷古所未有”（皆见《新民丛报》壬寅《论学笺》）。他由事实的教训中，已坚决主张推翻清朝了。总之，从《人境庐诗草》存诗的1865年起，他就已初步地具有了一些民主主义的思想，这是比康有为梁启超诸人都要早的；而且四十年来，他的思想总在不断地向前进步，这也是超过康梁诸人的。因此他的思想的局限性，主要是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他没有超出软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围。
此外他对自己的主张不够坚强，常带有温情的妥协倾向。譬如清朝以制艺取士的考试制度，他是从来就反对的，诗中咏此的很多；但他自己还是应试了，说是“暂垂鹏翼扶摇势，一学蝇头世俗书” (20) 。而且还解嘲说：“孔孟生今日，必就有司试；岂能无斧柯，皇皇行仁义。”这种妥协倾向主要是由他的阶级出身决定的，他想到了“抡才国所重，得第亲亦喜” (21) 。因此他集中述及国内政情的诗就比较温和，最有力量的都是记载外祸的反帝爱国的诗；而这些诗才正是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反帝要求的。他一生没有做过掌权的大官，四十年中，只在僚属的职务内随时考察各国情况，努力想使中国进步，表现了启蒙期的民主革命的要求；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却愈来愈严重了，这是一个悲剧，而这悲剧正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但从他的作品里，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中国人民是经过怎样摸索的道路，来求中国的进步和抵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
1951年3月25日
（原载1951年6月1日《人民文学》第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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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遵宪：《感怀》。
(2) 同上。
(3) 黄遵宪：《杂感》。
(4) 黄遵宪：《香港感怀》。
(5 黄遵宪：《羊城感赋》。
(6) 黄遵宪：《和钟西耘庶常津门感怀诗》。
(7) 黄遵宪：《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
(8) 黄遵宪：《大狱四首》。
(9) 黄遵宪：《将应顺天试仍用前韵呈霭人樵野丈》。
(10) 黄遵宪：《近世爱国志士歌序》。
(11) 钱萼孙：《年谱》光绪五年下。
(12) 梁启超：《嘉应黄先生墓志铭》。
(13) 黄遵宪：《南汉修慧寺千佛塔歌》。
(14) 黄遵宪：《和议成杂感》。
(15) 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
(16) 黄遵宪：《支离》。
(17) 黄遵宪：《杂感》。
(18) 黄遵楷：《人境庐诗草·跋》。
(19) 钱萼孙：《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下《注》。
(20) 黄遵宪：《将应廷试感怀》。
(21) 黄遵宪：《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