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没有亲见，王瑶先生中年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并且叼着烟斗的。这是真的。大概是1988年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先生。临告别，先生让蕴如师母拿出一套五张照片送给赵园和我，上面已经题好词。其中1961年的全身像，就是笔挺的西服，乌黑的头发，而且特浓密。那张头像的轮廓，长长的脸，稍尖的下巴，乍一看，像50年代我们熟悉的一位苏联诗人。不过王先生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但并不看着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对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却又向内吸收自己的所见所思的样子。这些，自然是现在对着照片的遐想。那天晚上双手接过照片，略一翻检，心情是别样的沉静，而且奇怪：为什么现在送这一套照片呢，题好了词的？
我认识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华发满颠，齿转黄黑”了。那是1976年，“最高指示”创建“鲁迅研究室”的时期。李何林先生从天津南开大学调到北京，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从全国几个省市借调十几二十个研究人员，而王先生内定为研究室副主任。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几天，上午八九点钟左右，王先生从接他上班的轿车里出来，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上得二楼，走进他的办公室。下午五点钟，王先生又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快步走进送他的小轿车，绿色上海牌的小轿车，回到北大去。这五点钟，是准时的。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气。要不是北大路远，接王先生的车开出得迟，早上也会八点上班的。王先生有个晚上读书、看报、写作到深夜而次日晚起的习惯，临到该上班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进办公室就很少出来。不串门，不谈笑，也很少开会。要不开会的时候轮到他不上班，要不开的会只谈室里的行政事务，与他无关，他不来。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够见到王先生，拿着一副碗筷，和我们一道排队买饭。很快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王先生的办公室是室里最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大都兼作寝室，内容丰富，也颇有气氛。王先生的却名副其实，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对简易沙发和配套的简易茶几，一个书柜里面空空荡荡。王先生就在这样的办公室坐了两年，指导我们研究，回答提出的疑难问题，审阅集体编著的《鲁迅年谱》。
我常常回味和王先生在一起的往事。可在鲁研室的两年只记得两件事。一次我去王先生办公室请教一个鲁迅所引古籍中的问题。敲过门，应命进去。王先生坐在满室烟雾中看东西。他抬起头听我问完，摘下秀琅架的老花眼镜，直白地告诉我不知道。我一下愣了，不知如何是好，鞠个躬退出来，比在室内闻着烟味还难受，也颇生气。一次吃中饭的时候，王先生在排队，我走过去告诉他大家正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瞿秋白到底是不是叛徒？并问王先生的意见。王先生脱口就说：这是中组部的事情。我的心一震，真像醍醐灌顶似的，许多暧昧难解，三番四覆的疙瘩全解开了。
不记得什么时候，也不记得为了什么，怎样走进王先生的家，到北大镜春园76号去拜访王先生的。但他给我碰的那个大钉子，每每想起都心颤，当时是气得决心不再踏进那个门的。
王先生住在一个独立的四合院里。门口有一对比我还高的石狮子，这种权势的象征颇不一般。后来才知道这里曾是黎元洪的别墅。进门一个大院子，有高大的柏树，有青翠的竹子，有蓬勃的杂草，因为没有人再来修葺了。东西房住了好几家，北房王先生也只住西边的小一半。后来落实政策又加了连接客厅东边的一小条，两米多一点宽的，横放一张床就差不多齐了。王先生用作书房，取了个名字叫“竟日居”，是把“镜春”两个字拆散来的。有人作过演义，头头是道。但王先生心里怎么想的呢？我没有听他说过。他自己很得意这个名字是感觉得到的，因为他平常几乎不写毛笔字，这回却用毛笔写下了这个名字，而且挂在案前；他又想用“竟日居文存”的书名编辑他的文章，——这是他得力而且得意的高足又是助手的理群兄告诉我的，可见很不一般。
王先生的客厅很大，很高，夏天阴凉，冬天很冷，——直到1987年才接上暖气；不知是“殊遇”，还是落实政策。那部电话确是落实政策才给装的，而且是王先生强烈要求的硕果。在装暖气的前一两年，北大要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决定给教授装电话，但必须是一级教授。王先生虽说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被北大中文系定为“反动学术权威”，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但教授还不是“一级”。可王先生50年代就装了电话的，这电话是“文革”革掉的。“落实政策”名副其实。王先生通知我装上了电话，分机号很好记：“三五九旅(3590)。”我立即跑去看他。他开怀大笑，告诉我这样的经过。
王先生的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红木家具：大书案，八仙桌椅，书柜。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箱装四部丛刊。西墙上挂着三帧条幅：靖节先生画像和《归去来辞》全文；鲁迅《自嘲》诗手迹的水印木刻；沈尹默先生书赠的墨宝。客厅中央按凹字形放着一组沙发，沙发前是茶几，茶几前是一架彩电。
王先生接待我们时，家里是非常非常安静的。王先生叫人斟满一壶茶，茶来人即退下，王先生再往杯子里斟。偶尔有家人从外面进来，都是轻轻地侧身走过去。唯一的例外是先生的孙女王宜，两三岁吧，她敢于闯进来，敢于爬到王先生身上去，敢于打断王先生和客人的谈话。王先生也任她嬉戏，设法哄她。
我的钉子于是乎也就来了。
我喜欢小孩，无论师长的，朋友的，同事的。我喜欢教他们直喊我的姓名，常见的喜欢带一块巧克力什么的去送他，王振华先生就曾戏呼我为“巧克力伯伯”，冲着他的孙子。我既然知道了王宜，也就兴之所至，忘乎所以。那次当我告辞的时候，拿出一块巧克力来给王宜。先生立刻变脸，阴沉着，推开我的手，厉声说：“别来这一套。”好难受呵。
后来师母告诉我，王先生连儿女亲家都不走动的。虽然，先生多次同我谈到过，他怎样操心女儿的婚事，怎样为她奔走。
后来王先生去昆明，去东北，去香港，总带给我一盒茶叶，一条领带什么的。1984年赴日本讲学回来，特地请师母拿出一只带回的皮包给我，并说，还有一只给钱理群。
1987年我去日本。行前问王先生需要带什么不，先生说清理烟斗的玩意儿折了，遇上带一只回来吧。在东京，我告诉王先生的日本研究生尾崎文昭君，他陪我着意找了一家专卖店，我俩挑了又挑，挑了两种两件。先生见了，很高兴。
现在，清理烟斗的物件没用完，先生却已走了。那时怕一件不够用，先买两件，还想再要再买的。先生送我的皮包已经修补了两次。赵园说了几次该换，该换，换什么呢？不过，总有一天得换的吧。
王先生的心情愈来愈开朗，思想愈来愈活跃，社会活动愈来愈多，兴致也愈来愈高了。
新加坡一华文日报请先生题词，王先生用毛笔写了一首七律：“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虚掷，四化宏图景可夸。佳音频传前途好，险阻宁畏道路赊。所期黾勉竭庸驽，不作空头文学家。”先生拿给我看，说从来不作诗，也不写毛笔，诗既不好，字也难看，怎么办。我说，您不是诗人，也不是书法家。人家求您，是想听见您的声音，看见您的手迹，这样就好。先生从我捧读着的手稿上抬头看我，凝视了一眼，不说话。我说，这一张给我吧。先生正了正身子，稳稳地坐在沙发里，拿起了烟斗。
《中国新文学史稿》要重版了。一次我一进门，先生招呼了一句，立即转身匆匆从卧室拿出一叠稿纸，说我写好了《重版后记》，你看看，我一下紧张起来，像面临一场考试，站在书桌前读起来。先生就立在旁边吧嗒着他的烟斗。
我读了一遍，又快速复了一遍，对先生说，很好，结尾很动人。我建议先生考虑：是不是把被批判被迫作检查的事点一句？吐一口恶气！先生拿过稿子，走进卧室。很快，快得惊人，就出来了。指着加的一句问：怎么样？我看原来写着：“本书出版较早，自难免‘始作俑者’之嫌，于是由此而来之‘自我批判’以及‘检查’‘交代’之类，也层出不穷。”于是先生用力吸着烟斗，快活地谈别的话题。
清华大学的校庆，王先生是非去不可的。有几次他推掉别的活动，有几次他事先提醒我。有时谈起他的导师们，不仅带着深情的怀恋，也有对清华教授优裕生活给人影响的清醒分析。偶尔涉及身居高位的同学，三言两语，谈锋明快，没有丝毫过眼云烟的感怀。《清华1934-1938-1988纪念刊》出版了，先生拿出来给我看，笑着告诉我，每个人非写一段《自我介绍》不可，二百字，你看。我埋头读了很久。我感觉到王先生稳稳地靠在沙发上，咬着烟斗看我。他一定猜得到，我心里多么赞赏，惊叹。终于我念出“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一段给先生听，并说“似犹未失故态”，写绝了，妙不可言。先生不说话，也不笑，端起茶杯，很响地咕噜咕噜喝干了。任我给他又续上一杯，只客气地伸过手来挡一挡。
在王先生家和王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是一大乐趣，和听王先生讲演不一样。王先生有山西口音，讲演是愈讲愈快，愈讲愈陕，几分钟后就憋住了，讲不出来，于是喀喀喀几声，自顾自啊哈哈哈哈放声大笑，听讲的多半没听懂，也就不跟着发笑。这并不影响王先生的情绪。他照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直到讲完为止。可王先生聊天，从容不迫，话并不难懂，说到痛快处，他笑，我们也笑，完全是“同声相应”。我曾琢磨过，王先生讲演为什么会那样？我想，王先生是善于思考，又富机智，日积月累，脑子里充满了见解。待到讲演，脑子运转快，口里吐字慢，他不但不自我调整，反而迫不及待，一发而不可收。像打机关枪，先是点发，接着连发，一连发就卡壳了。
王先生聊天，无所不谈，无所顾忌。他鄙夷的人、文，也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他每天看报到深夜，又看得特仔细，似乎对期刊的出版广告，尤其着意。因为他经常谈谁谁谁发表了什么文章，却又说明他没看，是广告上的目录。
大凡文学界争论的问题，王先生都很注意，也几乎都谈。他支持“重写文学史”，他支持重新研究过去被冷落的作家，他坚持文学史的分期是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质的标志的……许多见解，脱口而出，“出语多谐”。这时他自己先笑，我们也笑，他就笑得更响。我几次劝超冰多主动来听王先生聊天，记一记那些很难复述的语言。可惜我懒，她也懒，大家都“得意忘言”了。
（摘自《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