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瑶为例”的理由

以王瑶学案为例，来讨论“人与学科史”关系的两种书写，拟作对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下简称陈著）的书评，这恰当否？

所以有此自我设问，是因为陈著这部44万字的大书气度不凡，视界宏阔，实属全景式的通史史论，其时间跨度是世纪百年（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到燕园北大），其空间比较是两岸三地（含北大、台大、香港中大），所涉历史人物以“榜上有名”（入此书目录）者例举，便有黄人、林纾、鲁迅、王国维、吴梅、齐如山、周贻白、董每勘等近代名宿。王瑶作为特别角色在此书第四章、第八章虽有重头戏，但毕竟称不上是此书第一主角。于是怕王瑶肩头或有无可承受之沉。

然细读陈著，便自嘲“自寻烦恼”。这诚然是读懂了陈著的史述动机所致。这在客观上也澄清了这一谜团：陈平原自新世纪后为何不像在八十年代一般也想当一名无愧于北大品牌的“文学史家”？或曰，作为北大数代同仁（从王瑶、严家炎到钱理群、温儒敏）所公认的“著述体例”（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写作，在今日陈平原看来，为何会变成“一门可敬、可爱而又不无可疑的学问”[1]？其疑点究竟何在？

疑点一，这是缘于陈对教科书式的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已颇厌烦，因为这离其“理想的学问境界”已渐行渐远。这并非说陈不理解高校课堂对教科书的职业需求，但就其学术自期来说，他更心仪刘知几所说的“专家书”：“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2]，这无疑更逼近司马迁式的著述之境：“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疑点二，著者到底靠什么才能缩短其与刘知几、司马迁的学思差距？陈说：“在我看来，没有压在纸背的人生经验与社会关怀，并非理想的学术状态；对于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很容易召唤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的‘现代文学’学科来说，尤其如此”[3]。这很容易让人想起两句话：一，严羽说过“作诗功夫全在诗外”；二，当此言转为“治学功夫全在学外”，这也就是陈1988年起草的一本书名《学者的人间情怀》[4]。近二十年后，陈著又将“人间情怀”转述为“别有幽怀”，包含“温情”“诗意”“想象力”[5]三项元素。衡量一部文学史书好不好，就课堂效应来讲，就看它能否真正眷顾学生的“阅读与体味”[6]；究其质，也就是能否将促成学子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7]的大学理想落到实处。

若将这寄意高远、又不无现实殷忧的专业诉求转为尺度，来检视现代文学学科近七十年历程，陈最不忍回眸的史实是什么？不能不说，是整个大陆（含北大）由教科书所导向的课程在不同程度上皆患有缺失：这就是该课程应有的“文学味”被挤压得愈来愈稀薄——而没了“文学味”所蕴藉的“温情”“诗意”“想象力”，该课程也就形同失魂的躯壳，岂不哀哉？

文学史课程之“去文学味”，或现代文学史究竟怎样蜕化为“没有文学的文学史”（郜元宝语）？从晚近六十年（1949-2009）来看，大体可以“1980”为界，分出“80前”“80后”两截：若曰“80前”学科是以高度意识形态的立场规训（“政治标准第一”）压倒了文学趣味（“艺术标准第二”）；那么，“80后”学科则以知识密集型的学院派路数成了学子应试的考研宝典，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及文学技法之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8]。其结果是殊途同归，即皆诱引学生不是原汁原味地去阅览且体悟现代文学的名家名作，反而是把自己矮化为背诵教程（“标准答案”）的复读器，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得像同一模具做的通用铸件。这就不仅使高校专业的“文学如何教育”[9]转为无奈，同时也让统编型文学史写作变得无趣。更无庸说，当“统编教材”不再享有垄断时，各地各校或以各种协作名目面世的文学史编撰又很难不沦为“肥水不流他人田”的实惠工程。若真的追究其内涵，则又不免“文抄公”之嫌。用陈的温雅词语，则是“名‘撰’而实近于‘编’”[10]。

既然如此，心气甚高、不甘媚俗的陈当不去凑这热闹。鲁迅在《故乡》写过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但想必鲁迅还有另句话没明说，即多数人走的路也可能出错，这叫“庸众之路”。鲁迅一辈子大体愿以“独异者”自期且自律。在文学史书写方面，陈也想换一思路走走。人各有志。这样也就可体会陈在未名湖畔，为何既不追慕乃师写王瑶式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也不曾结伴师兄写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式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却偏偏在2003-2016年间，锲而不舍地耗功十三年，推出其力作《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因为陈想借此将被“80前”立场规训，“80后”学问累层所幽闭的“文学味”以及“文学味”所隐喻的“温情”“诗意”“想象力”，“呼唤”[11]出来。

为何“呼唤”（释放、激活）文学史教程应具有的“文学味”（幽怀、情怀），宜借助“学科”路径？陈给出了三条理由。其一，文学史著述所以引人瞩目，因为它契合了现代教育兴起而生出的专业需求，“也为新的教育体制所支持”[12]；其二，文学教育须诉诸活脱脱的师生互动（不是虚拟叙事中的人物关系），这就将使“早就随风飘逸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在‘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思潮’之间建立某种关联”，进而让文学史能在“规训”、“‘知识’与‘技能’之外，体现文学教育之‘情怀’”[13]；其三，这也就激励著者有“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考虑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之时，再把比较性视野扩大到两岸三地，“直面意识形态与学术传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描述与阐释，是很有趣味的精神历险”[14]。本来已被现实弄得“无趣”的文学史书写，因另辟蹊径而转为“有趣”，这与其说是陈著对学界的公共性承诺，毋宁说这是著者对自己长达卅年的专业今后该“怎么做”确认新的正当性。

于是顿悟陈著期盼另觅“学科”路子来呼吁“文学味”魂兮归来，实在用心良苦，同时不无操作性。这就是说，既然文学史作为知识系统能在当今课堂中规中矩地传授已属不易，既然按国家教学大纲所限定的学时逼得教师只得蜻蜓点水，学生也只好以读教材为主，那就索性因势利导地“放大”优秀师资在课堂内外的人文导向功能。因为陈著所珍视的“温情”“诗意”“想象力”，说到底，皆在指涉价值论层面的个体生命经验暨艺术原创，就其呈现样式而言，无非两种：一种是以活在历史时空的文化人格来直接演示；另种是以情态想象造型来间接隐喻。当后者作为“文学味”的意象载体被教科书挤压得愈益单薄，学生若还能在课堂领悟到文学史应有的“温情”“诗意”“想象力”，这就全取决于现场主讲能否讲出活在其心中的文学史之魅了。

听课与阅读的最大区别，是前者能将后者所目击的条带状的白纸黑字，转化为有氛围、有场景的语音演绎系统，它不仅能通过听觉来刺激受众的心智性再造想象，同时也让受众能零距离地亲灸历代文豪留在文学史的血迹泪渍是如何令主讲顷刻动容、哽咽乃至肃默无语。这其实是师生因文学史而结缘潜入巨人苦魂并肩探险：谁也说不清教师在那时因动心而即兴道出的一段箴言，会像一粒上帝的麦子跌入学生的心灵缝隙，日后竟长成能指点他（她）一路走好的标牌。故也可说，一位优秀老师从心底掏出的“文学”，实是由其血肉之躯所支撑的“人学”；同时也可说，一个愿以青春乃至生命来抵押文学教育的老师，其人生本就近乎文学精品般美丽且高贵。这能否说，当陈著目睹“文学”已在教科书病榻弱得不行了，也就只能靠老师进课堂作临床抢救了？

然谁都明白在偌大中国，能将文学史讲活、讲出有历史感的“文学味”、讲得学子一辈子引以为傲且转为其母校印象中最深刻的青春元素的大学名师，并不多。若硬在大陆觅如此名师，视线也就不免会首选北大。北大近七十年来一直是文学史学科的发祥地。北大讲文学史的“指标性”资深教授是“中文四老”（吴组湘、林庚、季镇淮、王瑶）[15]。而王瑶又无疑是这“四老”“指标中的指标”：他是“四老”中年纪最小、死得最早[16]，故事最多，1952年前皆属清华同仁；1937年前读本科时已是清华园里有传奇色彩的“青年布尔什维克”；1952年来北大后，他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者；更无须说八十年代大地回春，又令其晚晴愈益光华似霞，绛帐弟子多俊彦英杰，对天下公益常妙语连珠，在大陆思想文化界酿成的深邃效应远盖过他作为一个教授的专业形象。这也就意味着，陈著企盼从学科教育中抢捞回来的“温情”“诗意”“想象力”这类财富在其博导王瑶身上，应有尽有。王瑶生前有意无意留下的学思人格遗产，对兑现陈著的写作初念而言，已“不似主角，胜似主角”。所以，不用担心“以王瑶为例”来探讨“人与学科史”关系有否预设失当，倒应该提醒自己是否已有充沛的准备，来将此案做细作实。笔者也正是取此视角愿有所旁白，为陈著及其读者留下一份参照。

“史脉中人”与“史案中人”

将王瑶假设为“人与学科史”语境中的主角，这与陈著的原先定位区别何在？区别在于，王瑶得从“史脉中人”转为“史案中人”。

当王瑶作为“史脉中人”被书写时，他是配角，鼻子被学科史述主脉牵着走，聚光灯不会持续地追着他。他不在舞台中央持续亮相，其出场与否也仅仅取决于主脉叙事的需求，要他跑龙套他便摇旗呐喊地晃一圈，要他退场他就悄悄消失。“史脉中人”近乎跟班，他在学科史剧的演员表上不会名列前茅，没机会呈现其原型情志错综得很不一般的“学人性格”[17]。故王瑶在陈著中的形象偏于类型化，与惯常被时势“唤之即来，弃之不惜”的价廉物美的知识者无大差别，也是在长年遭受不公后忍不住作怨妇吟，但又怨而不怒甚久。读者看见这位演过红色弄潮儿的“史脉中人”后又落为时潮的玩偶，在其生命史上的每一拐点皆被潮流推着走，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看不出他究竟有没有个人意志，或其个人意志作为性格内核到底藏着什么。

相比较，当王瑶作为“史案中人”被书写时，他将是主角，他不再是学科史述用来点缀的史料性人质，而是该学科赖以起源及其挣扎的首席人证。当王瑶宛若凝冻现代文学学科的演化密码的第一活化石，其命运当不仅属于他个体，同时也被赋予了历史象征。于是其在学科内外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也就不仅仅属纯个性细节，而很可能被视作学科史在此时此地为何有此生成的直接人格动因。这便导致“学案中人”之书写是性格化的。

性格异质于类型。若曰小说中的人物类型是指对人性的个别特征的简单寓言，那么，叙事语境中的性格，无疑要求将人物塑造诉诸于对人性存在的全息性眷顾。这就是说，经典作家写性格，不会满足于写他（她）做什么、怎么做，更会有意无意地探询或暗示他（她）这般做的内在缘由何在。故无论小说性格之化育成型，是否被赋予了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层心理描绘，然有识者一眼便能读出性格所以为性格而非类型，是因为该人物是“圆”的而非“扁”的。“圆”是指人物呈示了人性的整体性丰满，“扁”则指人性被抽象化公式化为干瘪单调。

这若转换为王瑶语式，即不仅要读纸面文章，还要读纸背文章。纸面文章所以能满目纷华而不被误读成轻巧，其缘由是纸背有根，故能压得住。这一能镇住锦绣文字的底气，乃源自著者的价值性“文化内存”（对宇宙、人生、历史、世界的总体体悟）。这也是陈著所认同的学思原则之一。本来当陈著寻思让文学史回到学科史去重拾“文学味”，其策略也就是让能将“文学味”性格化的现实人生走进文学史（课程教学）。故若能在“人与学科史”层面写出王瑶性格内核之鲜明独特，或许冥冥中更契合陈著的初心。

“内环境”的方法论意义

能否写出“人与学科史”关系的精彩互动，这落到王瑶身上，能否写活其性格内核便成了关键。为此，笔者拈一个“内环境”概念，也就必要且及时。

“内环境”的反义词是“外环境”。陈著对“外环境”颇见心得，提出“外环境”也分大小，且定义之。陈的“大环境”是指国家规模的“风云变幻的政局”，“小环境”则“指向特定时空、特定职业、乃至大学里特定的学科文化”（比如北大中文系）——这对1949年后的王瑶来说，当是其“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18]；然对1925年的鲁迅来说，怕首先是他“教书糊口”的地方。[19]

陈著的“大环境”“小环境”一说，在学术-思想史论域颇具方法论启示。多少年来，大陆学界谈及某家某说的决定性成因，大都喜欢大呼隆地“知人论世”，意谓你想知晓此人（微观），势必得知晓他所处的世界（宏观），仿佛活在世上的每个人真的一律机械得像镜面反射尘世的映像。其实，哪怕是惊动天地的宏大世变，最后落到每个人头上的遭际皆有所不同，每个人感应时势变动的敏感度暨力度也差别不小。1937年卢沟桥炮声已震得皇城兵荒马乱，然闻一多却依旧悠闲地在清华园的家里为其爱妻浇灌荷花，直到惊诧墙外有师生撤退南下，才恍悟大祸在即。这就是说，即使像举国抗战这一“大环境”，也只有转为足以惊扰闻一多的日常作息这一“小环境”时，现实主体才可能因预感有切肤之痛（或灭顶之灾），其内心（“内环境”）才会深受浸润而生变异。此即坊间常说的“形势比人强”。意思是说当“大环境”已坐实为缠绕你的日常人伦的“小环境”，逼得你再也无法以“平常心”过日子了，这就预示你的“内环境”不变确实不行了。因为老路已走不通。故陈著的“大小环境”说，在思维上对抑制大陆学界长年养成的“时代造因”论的机械惯性，拟有缓冲功效。

同时须补白的是，说到“内环境”对“小环境”的承受或回应，其实亦因人而异。1958年大陆学界统筹“拔白旗”运动这是“大环境”，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北大、复旦、中大诸校师生奋勇批斗各自的文学学术权威这是“小环境”，但各式人物在应对性能相似的“小环境”时又各具特色。陈寅恪在中山大学被批“厚古薄今”不让他上课，但陈依旧笺释钱柳诗缘（撰《柳如是别传》）不已，不因此而扭曲脊梁，虽然内心很受伤，但脸上又倔得丝毫不让外界看出其沮丧，此即诗云：“玉溪满贮伤春泪，未肯明流且暗吞”[20]。郭绍虞在复旦则顶不住，他怕正在焚烧刘大杰（中国文学史）蒋孔阳（文艺学）这对“白旗”的那把火会溅燃自身，便赶紧用苏联模式把自己民国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框架涂改成“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1959年出修订版上卷，且“以诗代序”：“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21]。引人深思的是，郭在二十年后（1979）推出《中国文学批评史》定本，全书理论框架又还原为民国版。这就意味着，郭作为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暨第一资深专家，在1949-1979年间似乎什么事儿也没做成，倒应验了岳飞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相对照，钱钟书的故事最具喜剧性：1955-1957年写《宋诗选注》，1958年问世，当年学界一致尊奉苏联模式的哲学符号反映论，大凡探讨文艺的论著在方法论上言必称反映论；钱为此书写了一篇《宋诗选注序论》1万8千字，序论9次郑重提及“反映”一词，然有识者事后细读，发现其结论竟是暗示作为方法论的“反映论”与《宋诗选注》几无实质性关联。这就酷似在学界玩古彩戏法，身披“反映”词语做的大红袍，结果从袍子底下变出来的美学方法论却不是反映论，而是钱1948年版《谈艺录》用得烂熟的形式论。1958年中科院文学所“拔白旗”不会漏掉钱，然其结局是谁也没看出钱对反映论的大逆不道，而只是批他回到了老套路形式论。当年世上大概也只有钱明白《宋诗选注》究竟干了什么，其诗云：“且借馀明邻壁凿，敢违流俗别蹊行”[22]。

陈著写王瑶1958年被“拔白旗”的往事，无疑是此书最有戏、最有嚼劲的篇幅。王瑶“内环境”在应对北大“小环境”时的心态，既迥异于陈寅恪的倔强，也不至于惶恐得像郭绍虞，更无钱钟书的俳谐，最恰当的四个字是“沉郁顿挫”，其实质是“想不通”，即一棍子被“白旗”事件打懵，整个精、气、神仿佛蔫了，直到二十年后这口气还没缓过来。“事实上自58年被当作‘白旗’以来，廿年间虽偶有所作也是完成任务，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了。蹉跎岁月，垂垂老矣，虽欲振作，力不从心”[23]。此话摘自王瑶1979年6月的一封私函。陈著揣摩乃师内心阴霾密布，这与其说是当年北大本科生大批判“坚定的立场与宏大的气势”令其“倍感压力”，毋宁说是“一个原本内心十分高傲，年青时曾自诩‘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的读书人，竟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断地自我作践，还唯恐无法过关，其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后人恐怕很难真正体会”[24]。

陈著体会“悲剧之处在于，早年在清华园读书时曾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王瑶，一直认为自己是‘进步教授’，虽曾因故脱党，但政治立场明显偏左，起码应该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可没想到‘从现存的文件来看，北大党组织对王瑶的政治评价一向较为负面，认为他多从个人名利、兴趣出发，完全不顾教学需要，走粉红色的个人主义道路’。这还是平日的印象，到了政治运动一来，‘负面因素’必定变本加厉”[25]。无怪王瑶当年也赋诗自嘲：“白旗飘飘旌封定，不准革命阿Q愁”[26]。

有余味的是陈著在努力体恤王瑶心曲之同时，还言及北大林庚1958年也被“拔白旗”却相对冲淡，不像王瑶那般纠结二十年如一日地“想不通”，而能做到“你批你的，我写我的”[27]。这至少表明两点。其一，纵然面对同一个“小环境”，在不一样的“内环境”那儿，也将衍射出不一样的史述图景。史学的厚重或浑涵在某种程度上，对“内环境”确宜有方法论上的路径依赖。其二，若无此“内环境”路径依赖，则包含1958年“拔白旗”在内的历次事件，除了被一味地写成“运动整人”（“环境决定论”的负面典型），也就没了“多余的话”可讲；但若取“内环境”视角，则又让人瞥见即使人被无端地掷入历史，“性格决定命运”仍不无正当性。只要“命运”仍与“性格”相系，这也就不会让“温情”“诗意”“想象力”缺席。

有涉学科史的三大拐点

于是，当笔者从“内环境”视角楔入王瑶与学科史的三个链接点（从《中古文学史论》→《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不禁惊叹：如上学科史的每一节点对王瑶来说，几乎皆是其生命史的重大拐点，一波三折，每一转折背后都埋着一片深邃的心灵壑潭，那儿有太多的悬念将考验后学的视野。

拐点一，陈著以轻灵笔触把它叙述得云淡风清，波澜不惊。话说王瑶1942年9月抵昆明续读清华中文大四与名师朱自清相逢相识，后入清华文科研究所读硕，1946年初夏通过学位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此即“一代名著《中古文学史论》”[28]的初稿。后被聘为清华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直到1952年因院校调整而转任北大副教授，1956年晋升教授。陈在另篇写王瑶的专论将那段岁月（1942-1952）概括为“清华十年”，这是王瑶进入学科史的“起点”[29]。

若引入“内环境”视角，追忆王瑶最初与清华结缘宜从1934年入校读大一算起，且回顾他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后的“热血青春”（秘密入党、两度坐牢、手臂上有军警砍的刀痕、出任闻名全国的《清华周刊》第45卷主编），当时其夙愿是借党组织在京、沪办左翼杂志而俨然成“小周杨”“小胡风”，鄙视清华文史系科皓首穷经于故纸堆。故当他1937年脱党、1942年返校续读的动机是想模拟郭沫若（1927年因南昌起义失利而亡命日本反倒成了上古史权威）而成为研究古代文学的一流专家、后果然“心想事成”时，后学不免诧异王瑶因《中古文学史论》而与学科史交集的那个“起点”的背后，实在是风生水起得有点诡异。人们不得不问：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王瑶与清华地下党之间到底有何瓜葛，竟导致王瑶“内环境”有如此悬殊的变异，从极激进的“重政轻学”不得不拐为“弃政复学”？而且，从《中古文学史论》论及魏晋隐士的字里行间也可读出，当王瑶由衷赞叹“佯隐”[30]（“不得不隐”“不甘于隐”）时，似又有隐喻自己“弃政复学”之无奈（“不得不学”“不甘于学”）之嫌，这又究竟为何？要言之，当陈著将乃师1942年复学、1946年写出“一代名著”初稿，称作“低开高走”[31]这固然有道理；但若顺着王瑶“内环境”的原先尺度，“重政轻学”才是第一志愿，“弃政复学”只是不得已，故曰“高开低走”，岂非更合情理？

拐点二，陈著将王瑶1949-1953年间放下六朝文史研究、专攻《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简称《史稿》）且获大名，誉之为适应“大时代的需要”的“一次成功的‘战略转移’”[32]，这从“外环境”角度看，当属不争。先看“大环境”：“新政权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修史——包括政治史、文化史、文学史——于是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33]，即为红色政权奠基提供学科性证词。再看“小环境”：“教育部组织课程改革小组，拟订‘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的教学大纲”，王瑶已被任命为大纲草拟者之一。[34]

但还是不宜忽略“内环境”。历史虽为王瑶的闪亮登场而预支了舞台，但为何也属草拟者的老舍、蔡仪、李何林却没像王瑶能拔头筹？只有一个解释：如上草拟者无论在学术潜力、心理定势上，皆不如王瑶那般有竞争力。就心理定势即“内环境”而言，王瑶或许更具优势，也因此，当外界尚在替王瑶割爱六朝研究而扼腕时，王瑶当比谁都能听懂自己的心跳：这哪是“割爱”，这分明是“水到渠成”[35]，是“魂兮归来”，是对1942年“弃政复学”这一生命史拐点的“否定之否定”呵！这就是说，1942年“弃政复学”既是因自己想当“小周杨”“小胡风”落空后的无奈之举，那么，而今在另片时空能“名正言顺”地执笔草拟带有“学科宪法”性质的新文学课程大纲，且实际主笔《史稿》这类似全国通编教材（吴组湘说是“适时巨著”[36]），这不正是当年“小周杨”“小胡风”最想干却未必能轮到的大好事儿么？

历史常青睐有准备的人，这准备当属“内环境”范畴。否则，怎么解释“新文学史课程大纲”1951年7月刚在《新建设》杂志刊出，两个月后，王瑶《史稿》上卷已经问世（此书下卷出版于1953年8月）。何其神速！笔者曾算过一笔账：《史稿》全书约60万字，上卷自1949年9月动笔自翌年年底杀青，下卷则撰于1951年5月至翌年同月，总耗时约28个月，以每月2万余字的速率累积，几近一气呵成。王瑶撰《中古文学史论》（下简称《史论》）约30万字则用了6年（1942-1948），平均每月写0.4万字。《史稿》写作速率之高竟是《史论》5倍。可鉴王瑶当年神勇之非凡。[37]

但从另一角度讲，仍可说王瑶准备得还不够充分。因为他没料到历史会与人开玩笑，你明明想进这屋，它却偏让你入那屋。这用坊间的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本来当王瑶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方法论指针，率先把“新文学史”界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分支，这是多么及时、机敏、甚识时务的俊杰之见呵！谁知1953年斯大林一死，毛泽东在中南海“最新指示”要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加快步子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就让一辈子热衷时政分析的王瑶顷刻惶恐不安。紧接着，从国家级《文艺报》到中国作协批判其“资产阶级文学趣味”也就愈具火药味，直到1958年北大“拔白旗”还揪着他不放。从此一蹶难振。

现在再回过头去体味王瑶那难解的纠结，其症结恐怕仍在他未读透其“内环境”与“外环境”即“我-我们”之间的错综对弈。这就是说，自解放军占领南京到“文革”前这十七年中，王瑶几乎从骨子里认定“我”应是“我们”所信任的依靠对象，而不曾确认“我们”并不认“我”属于“我们”。[38]后至“文革”对此虽有所悟，然其内心仍不无“藕断丝连”之痕：确认“我们”已不认“我”为“我们”，此谓“藕断”；“我”仍惯于称“我”为“我们”，此谓“丝连”。这一价值性“自我体认”大体延续到1986年前。

拐点三，其要害是在取何角度来评价王瑶1986年主持国家社科立项《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下简称《进程》）所蕴涵的“路标的意义”[39]。这就是说，陈平原并不将《进程》视作王瑶生命史上含有重大转折的异质“精神事件”，而是将它纳入“‘八十年代’中国大学重新崛起这一特定视野”[40]来辨析其意义。说到底，这仍是因借重“外环境”（而非“内环境”）视角所致。

但这并非说陈论及《进程》丝毫不涉“内环境”。既然若无王瑶“内环境”在1986年的微妙变异，也就很难有《进程》立项，那么，只须辨析《进程》稍有深入，也就不能不“深入”到“内环境”。陈透露：《进程》立项最初名为“近代以来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王先生私下里表示，他最想探讨的是，为何百年来中国的文学研究格局越做越小，水平越来越低，以致让人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如此逆耳之言，在当年的舆论环境中，属于‘政治不正确’，只能关起门来说”[41]。这就说到王瑶“内环境”这根子上去了。

王瑶“内环境”在1986年前很顾忌“政治正确”，这与陈著说过乃师“明显偏左”，涵义归一。这体现在日常语式上，症候有两个：一是不能质朴地把“我”（个体的自身存在）直呼为“我”（个体的自觉称谓），而更愿把“我们”当口头禅[42]；二是不能平实地把文学（含学术）当作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学（含学术）来善待，而更惯于称它为“运动”（分支、附庸）而忌讳另辟蹊径[43]。言为心声。这至少表明1986年前王瑶“内环境”尚有两个“不独立”：一曰人格；二曰学术。

也因此到1986年，当听说王瑶的相关言行突然变得元气淋漓，甚多有识者也就不由被震得一愣一愣。其一，王瑶居然开始这般掷地有声地言说鲁迅的“人格独立”：“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44]。其二，当是王瑶《进程》立项的真正意蕴，是他第一次认证“学术史”自有其独立于权力意志的价值性存在，否则就无须痛感百年学术演化之今不追昔，竟“一代不如一代”。这两条已表征1986年的王瑶“内环境”与1986年前相比，确不宜同日而语。故将1986年《进程》立项视作王瑶生涯中有涉学科史的第三拐点，并不牵强。

尾声

明乎此，也就格外在乎如下三条史料，或因需避师门私谊之嫌，不宜纳入陈著，未免惋惜。索性补白，权作尾声。

史料一，王瑶晚年曾叮嘱陈平原：“大环境左右不了，小环境却可以自由创造，起码要自己沉住气”[45]。不难见出陈著作为框架性范畴来用的“大环境”“小环境”概念，出处在此。但也有差异。王瑶所说“小环境”，其本义颇近笔者的“内环境”。陈著所界定的、类似北大中文系或文学史学科背景那样的“小环境”，仅靠陈平原“沉住气”，做不出来。

史料二，王瑶于1988年夏曾赠陈平原一亲笔条幅：“讵是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锤锻炼功——读君近作书此志感”[46]。所谓“君近作”，指陈撰于是年7-8月间的一组“学术随感”，内含《告别“诗歌”走向“散文”》《“文摘综合征”》《“愤怒”与“穷”》《关于“学术语法”》《“不靠拼命靠长命”》《学问不等于人生》共7则，皆非学科性专论，而重在刍议当下学人应如何面对学术，或对“学何以为学”之命题有大悟。或许正是这份珍贵的学统的当代苏醒，诱发了导师的爱才之心，欣然命笔。

现在看来，黑格尔确实智慧，因为同样一句格言由青年人说出，其语义哪怕准确无误，然其意蕴所弥漫的那份心灵的广袤暨微茫，总不如沧桑智者的表达更具穿透力。王瑶写给陈的那两句七言诗联，仅14字，若未有王瑶一辈子的忧魂苦思打底，恐写不出来。“一己扶持”，简言之，即一个学人在专业操守上纯粹与否，其实就看他（她）能否在有生之年守住自己的角色边界，铭记自己是谁，该做什么，什么不该做，这很难。因为这不是一锤子买卖，凭五分钟热情不行，靠自己刹那间火山爆发般的正义冲动，更不靠谱。这亟需学人真正成为被学术所化之人，一辈子不懈地践履自我承诺，才可能接近的大境界。有此价值醒悟，才可能写出“自是千锤锻炼功”这7个字。这与王瑶叮咛陈须“沉住气”才能“自由创造”出“小环境”（本义系“内环境”），深意是一个。由此又可鉴，王瑶强调须“沉住”的那口“气”，也就是学人因其角色之长久自期、自律、自尊、自居而养成的浩然正气。也有人命之为学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或“价值根基”。纯正学人所以可能“足恃于内，无求于外”的“内环境”，即此。

史料三，钱理群、陈平原都记录了王瑶生前突然与弟子聊“中国需要大学者，竟又没有产生大学者”[47]时的情形，陈的记忆文字尤为刻骨传神：

王先生也喜欢以是否具备“大学者的素质”，来品鉴师友乃至晚辈。偶然听他感叹“某某本来具备成为大学者的素质”时，一脸惋惜与悲悯，颇有代上苍鸣不平的意味。先生当然清醒自己已经达到什么学术境界，也明白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我常常猜想，先生晚年面对众多恭维时的心境：志得意满中，定然不时掠过一丝苍凉。[48]

陈笔下的“一丝苍凉”，实与钱的直觉异曲同工，钱说得更实在：“先生的不满、失望也许更是对他自己的吧”[49]。症结全在1986年后王瑶对“学术-人格独立”的价值追认愈警醒，对“学人所以为学人”的那个纯正“内环境”愈神往之，其心便愈苦于不能至。因为他比谁都清楚，他有资格激励陈要做纯正学者“沉住气”，然自己虽来日无多，其致命伤恰在“差一口气”。诚如王瑶挚友朱德熙所直言：“他做学问同时占有两种优势：一是记忆力强，过目不忘；二是聪明绝顶，有敏感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力，无论论人、论世、治学，多有深刻的见解。……由于人高、兴趣广，除了读书，还关心现实。所以他做学问总带着点逢场作戏的味道”[50]。“差一口气”就差在这里。

好在王瑶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离“大学者”尚“差一口气”。故王瑶1989年寒秋病逝于沪上，钱理群有此评语：“先生是在‘明白’了以后离去的，他还是幸运的”[51]。

而今二十七年过去（几近隔一世代），学界理当认定：看一个现代学者气象之大小，其第一指标，拟测其有否“学术本位”自觉，即是否真把学术当作其生命的根基性存在来追求。这是乾嘉学派为先驱的、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简称学统）的精髓之所在。有此学统自觉，则学者的气象便有根且遂弘大。王瑶晚年对此还真没达到这一价值自觉，但已有悔悟性的价值直觉。“价值直觉”是“价值自觉”之始，故钱有理由称王瑶还属“幸运”。

对这“幸运”也可作两种解读：“历时态”与“共时态”。

所谓“历时态”，是将王瑶置于清华学贤谱系去测量其“学统自觉”指数。与王国维（1877-1927）1905年便矢志献身文哲之学而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相比（时年28岁），与梁启超（1873-1929）1920年撰《清代学术概论》论证乾嘉学风是现代学统的价值胚胎相比（时年47岁），与陈寅恪（1890-1969）1929年为王国维撰碑铭立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比（时年40岁），王瑶是到1986年才对此有价值直觉（时年72岁），为时不能说不晚，但鉴于尚能在生前想到“亡羊补牢”，故仍算“幸运”。

所谓“共时态”，则是将王瑶放回到当代大陆语境，与当年标杆型学贤如王元化（1920-2008）相比，则王瑶1986年有此“价值直觉”，当弥足珍贵。因为王元化明确认同陈平原领衔办《学人》丛刊及其倡言“学术规范”、质疑李泽厚的“学术凸出、思想淡出”论、明志做“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且追认其童年栖居的清华园才是王国维、陈寅恪为符号的现代学统发祥地，这一切皆发生在1994年7月后，这比王瑶的“价值直觉”晚了整整八年。

如上所述，起码能表明两要点。其一，王瑶、王元化那样的左翼知识者转型为现代学统意义上的纯正学人，确实不容易。王瑶介入学科史若从1946年完成《中古文学史论》初稿算起至1986年，其角色转型耗时达四十年。王元化介入学科史若从1960年始撰《文心雕龙创作论》算起至1994年，其角色转型亦达三十四年。其二，若注意到王瑶、王元化那样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投身洪流的左翼知识者何止万千，到头来愿“脱胎换骨”为现代学者的，世上又有几人？相对于当今中国学界的精神境况，王瑶、王元化又不愧为“思想先知”。这就更不容易。

从“人与学科史”关系来沉潜体悟王瑶（含王元化）的这两个“人生不易”，足见陈著当初将学科史维度引入文学史论域，以期激活其“幽怀”三元（“温情”“诗意”“想象力”）的构想不仅有创意，而且前景可观，这已是事实。笔者还想“旁白”的另个事实是：任何想激活史著所蕴含的“温情”“诗意”“想象力”的学者，客观上皆是在挑战自身的学思极限。若不把“温情”升华为对历史人物的高贵悲悯，不把“诗意”界定为对生命存在的终极关怀，不把“想象力”弥散为吐纳古今、涵泳天下的人类襟怀，欲胜任此事儿，极难。

[1]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页。

[2]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513页。

[3]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520页。

[4]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广东，珠海出版社，此书主要篇章撰于1988年。

[5]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4页。

[6]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519页。

[7]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196页。

[8]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页。

[9]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页。

[10]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页。

[11]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4页。

[12]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1页。

[13]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页。

[14]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3页。

[15]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359页。

[16]吴组湘（1908-1994），林庚（1910-2006），季镇淮 (1913-1997),王瑶（1914-1989）。参阅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359页。

[17]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页。

[18]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197页。

[19]鲁迅：《柳无忌来信按语》，《鲁迅全集》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9页。

[20]陈寅恪：《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1958），《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21]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22]钱钟书：《龙榆生寄示端午漫成绝句，即追和其去年秋夕见怀韵》(1959)，钱钟书《槐聚诗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1页。

[23]参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373页。

[24]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372-373页。

[25]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372页。

[26]《王瑶文集》卷七，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20页。

[27]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372-375页。

[28]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33页。

[29]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载《文学评论》2014（4），第212页。

[30]“佯隐”，系笔者对王瑶体恤阮籍“不满而隐”的简述：“因为不满才隐逸的人，实际上倒是很关怀世情的人”。《王瑶文集》卷七，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

[31]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394页。

[32]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33-234页。

[33]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07页。

[34]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207页。

[35]王瑶认为“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接受有两种状况，一是‘回头是岸’，一是‘水到渠成’。”钱理群解释所谓“回头是岸”，是指共和国初年有诸多海归回到大陆参加国家建设；而所谓“水到渠成”，则是指“自认是革命的或进步的左派知识分子，自觉地以新中国的主人自居，至少也是理所当然的依靠对象”。参见《先驱者的足迹——王瑶学术思想研究论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9-190页。

[36]参见《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

[37]参阅夏中义：《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夏中义：《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367页。

[38]陈超冰说，王瑶“在解放初期较长一段时间都自以为是共产党信任与依靠的对象。决没想到自己是被批判与怀疑的对象。他是逐渐才接受了自己被批判的地位并在事后对1957年未被划为右派暗自庆幸。但直到‘文革’中，他才真正认识到并真正接受了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不可能改造好的，对于自己是无从亦无需辨白的”。参见《王瑶先生纪念集》，第329页。

[39]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文学评论》2014（4），第216页。

[40]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文学评论》2014（4），第212页。

[41]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文学评论》2014（4），第216页。

[42] 1983年王瑶重提“新文学史”时说：“我们讲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那时我们什么宣传工具也不掌握，但是我们成长壮大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能做到这一点？”一气4个“我们”，足见王瑶对“我们”这一口头禅情有独钟。参见《王瑶文集》卷七，第18页。

[43] 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因其“文学史观”新颖迥异于《史稿》，所以，事先是背着王瑶的。

[44]参见《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95页。

[45]参见《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78页。

[46]参见《王瑶先生纪念集》，第277页。

[47]钱理群：《世纪末的沉思》，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6-47页。

[48]陈平原：《大学者应有的素质》，《光明日报》1997年2月12日。

[49]钱理群：《世纪末的沉思》，第46-47页。

[50]参见《王瑶先生纪念集》，第466页。

[51]钱理群：《世纪末的沉思》，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