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五四”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一一从古老的封建旧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变和发展，早在上世纪中叶即已开始，而文化上的变革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进入了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审美趣味以至民族性格等的变革与再造。
新文化运动是在世界形势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对现代化的历史要求的一种自觉的反应。文学革命如果用一句话来扼要地说明，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白话）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民主科学）；它是与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直接对立的。因此就价值观念说，现代化就是对待文化评估的重要尺度，这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重新评价的态度。鲁迅的《狂人日记》大声疾呼：“从来如此，便对么？”它是一种时代的呼声，因此才发生了那么激动人心的社会影响。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对此更有明晰的理论表述：“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叫作‘评判的态度’”；“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至今日还是不错吗”？“对于社会上胡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胡适由此而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周作人后来对胡适这一概括给以很高评价，他说：“新文化的精神是什么？据胡适之先生的解说，是评判的态度，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1)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帜，对于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包括权威的“圣贤教训”和社会公认的习惯势力，都要提出质疑和批判，当然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新的价值观念的倡导和确立。它同样也是文学革命的精神，由于过去“文学”一词的含义极广，几乎包括一切文化典籍，因此对传统文学进行价值重估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
用什么价值尺度来进行评判呢？胡适提倡要“重新分别一下好与不好” (2) ，那标准又是依据什么呢？应该说就是“人”的觉醒和解放；这是由现代化要求所产生的必然命题，所以鲁迅说：“最初，文学革命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 (3) ，沈雁冰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讨论文学问题，首先提出的是“文学和人的关系” (4) ；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当时对国民性和启蒙运动的讨论等，都说明了人（国民）的觉醒和解放是前驱者们注意的焦点，而这正是为了适应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挣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之成为“现代中国人”，即实现“人”的现代化的。这既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出发点，也是评判和重估的尺度。既然是价值重估，就不是简单地否定；它对传统当然要有否定和批判，但也必然有所肯定和继承，而且这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否定中有肯定、批判中有继承的。文学革命的目的是提倡和建设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不仅可为建设新文学提供借鉴，而且对于文学革命本身也是必须进行的工作。胡适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中说：“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的古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将犹鄙薄之以为小道邪径而不肯以全力经营造作之。如是，则吾国将永无以全副精神实地试验白话文学之日。”视白话文学为正宗，提高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的地位，“正式否认骈文古文律诗古诗是正宗”，都是为文学革命开辟道路的，其中当然包括了对传统文学的新的审视，也就是价值重估的工作。有的人对问题提得更其尖锐，如“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类，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前驱者所抨击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历史上的桐城派或选学派，而是当时以摹仿古人为能事的旧式文人，所以才叫“谬种”或“妖孽”；至于桐城派或选学派本身，当然评价也不高，把它们与骈文古文律诗古诗等同列；不承认它们的传统的权威的“正宗”地位，而并不是彻底打倒。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对韩愈的评价，最足以表示这种评判的精神；他一方面承认韩愈“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一方面又指出“不满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二日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师古”就是不敢创新，“载道”就是宣扬封建教义，都是与现代化的追求相悖的。所以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就是要求站在现代的高度，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新的评判，而不是予以简单地否定。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社会的前进步伐相适应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中西文化的撞击、对比和汇合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人们正因为从与传统文学异质的西方文学那里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念，才引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反观和重估。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然是文学革命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基本因素。正如鲁迅所说，“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5) 。陈独秀提倡文学革命的出发点，就是“今日中国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美并肩” (6) 。文学革命正是要将从清末开始酝酿的变革引向文学的深层结构，包括文学观念、审美意识、情感表现方式以及文学语言等多方面的根本变革，因此西方文学当然成了它的重要参照系统。中国文学史上也曾有过多次的文学变革，但都是在传统体系内部进行的局部性的调整，如唐代的古文运动，它是打着“复古”的旗帜，对传统文学某一方面的理论和写作规范提出质疑的；有些文体的变化则是吸收了民间文学的营养产生的。总之，都不像“五四”文学革命那样全面的深层的变革。朱自清在谈到中国诗的发展线索时说：“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四言出于《国风》、《小雅》，五七言出于乐府诗。”但“新诗不取法于歌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别的原因都只在这一个影响之下发生作用”。他接着说，“这是欧化，但不如说是现代化”；“现代化是新路，比旧路短得多；要‘迎头赶上’人家，非走这条新路不可”。 (7) 这里讲的是新文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但他反观了传统诗歌的发展线索，这不仅说明对传统文学的重估与建设新文学同样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而且说明重估的价值观同样也是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由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出发的。
正因为把外国文学作为重要的参照系统，因此对中国文学也能放开眼光，把它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进行考察，重视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郑振铎把“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作为对传统文学的“新开辟的研究的途径”加以提倡 (8) ，而且认为研究者应有“世界的观念” (9) 。胡适《白话文学史》开辟了“佛教的翻译文学”专章，对印度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进行了考察；以后陈寅恪等人更就此领域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正是从开放的、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鲁迅赞扬了汉、唐时代敢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闳放的眼光，“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鲁迅正是从传统文学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得出了下述的结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10) 鲁迅的这一意见，体现了当时对待中外文化的态度，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学重估的一种现代的价值观。
“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既是现代新文学历史的开创者，同时又是传统文学历史的新的解释者，而且这二者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他们对于传统的理解，一定程度上实际也是对他们自身的理解，或者说他们要在对传统的新解释中来发现和肯定自己。因此，几乎每一篇关于文学革命的发难文章，在猛烈地批判封建正统文学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学中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另一部分，总是给以肯定的评价。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就明白宣布自己是传统白话小说的继承者：“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在尖锐地批判了明代前后七子等“十八妖魔辈”的同时，也认为“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灿然可观者”。即使被认为最偏激的钱玄同，在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也极力赞赏汉魏之歌诗乐府：“短如《公无渡河》，长如《焦仲卿妻诗》，皆纯为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如一一活现于纸上。” (11) 历史已经证明：本世纪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科学整理和研究，做出最卓越的贡献者，恰恰是高举“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旗帜的那一代人。这就雄辩地说明，“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的“重新估定价值”绝不是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传统，而恰恰是用现代的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对传统文学进行再认识、再估价与再发现，使其在新的文学变革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从而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二
传统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分类，是以儒家经典作为价值尺度的，所谓经史子集的“四部”不仅是指四个类别，而且是依价值的高下来厘定其排列次序的。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诗经》列于经部以外，属于文学范围的只存于四部之末的集部，而集部之内也是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十分杂乱的。集部有词曲一类，但不收杂剧、传奇，只录论曲之书；小说则列于子部，只收《世说新语》、《朝野佥载》之类，不收《西游记》、《水浒》等名作，所以鲁迅说：“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1917年以来的事。” (12) 那么诗文应该是集部的主要内容了，其实也很杂乱。郑振铎说：“有人以为集部都是文学书，其实不然。《离骚草木疏》亦附在集部，所谓诗话之类，尤为芜杂。即在‘别集’及‘总集’中，如果严格地讲起来，所谓‘奏疏’，所谓‘论说’之类够得上称为文学的，实在也很少。还有二程（程灏、程颐）集中多讲性理之文，及卢文弨、段玉裁、桂馥、钱大昕诸人文集中，多言汉学考证之文，这种文字也是很难叫他做文学的。” (13) 所以对于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首先在于破除文学攀附六经、宣扬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以西方文学观为参照，取得文学的独立地位。胡适等人十分重视文学的“正宗”问题，目的就在提高小说、戏剧以及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地位，确立新的文学观念。这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对传统文学价值重估的出发点。以“中国文学史”这类书籍为例，中国文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历来只有作品选一类“总集”式的书籍，根本没有阐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著作。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是英国人翟理斯（H．Giles）写的，1901年伦敦出版。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出现于本世纪之初，已是受了外来影响的产物；但内容十分庞杂，文学观念混淆不清，直到“五四”以后，才有了许多种表现新的文学观念的文学史著作。例如1905年前后出版的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印行），所收范围就包括制、诰、策、谕，以及小说、传奇，骈散、制艺，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内容十分庞杂。1910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日本宏文堂印行）也是按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骈散等类分篇叙述的。直至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还是将论述范围扩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乃至史学和理学 (14) 。只有经过“五四”文学革命，通过对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和对“文以载道”观念的批判，20年代出现的文学史著作才使文学与经学分离，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与价值，科学地确定了文学的概念和范围，从而使对传统文学的整理与研究获得了科学的基础。这是“五四”一代学者们的历史贡献，是新的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较之传统的文学观念，似乎文学的范围缩小了，但另一方面它又扩大了。即以小说戏曲来说，向来就不被重视，鲁迅慨叹“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 (15) 。他写《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第一句话就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1916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出版，序中也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把小说戏曲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正是扩大研究领域、价值重估的结果。这是符合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第一，它们都是宋元以降作品，离我们的时代较近；第二，它们都是用白话或比较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写的；第三，它们所描写的社会面比较广阔，不像古代诗文那样局限于文人生活。小说戏曲中当然也有某些儒家圣经贤传的载道内容，它也毕竟是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作品；但流传于广阔的社会面的大众文化与仅仅流行于社会上层的道德、理学之类的系统的天人之际的学说不同，它已成了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它当然也有弱点需要批判，即习惯所谓国民劣根性，但它既是一种动态的历史性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逐渐变化，而且“人的现代化”是必须以之为起点的。这就是“五四”以后俗文学的研究盛极一时的原因，郑振铎写了《中国俗文学史》，不仅小说戏曲，连弹词、鼓词以至佛曲宝卷等，都包括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了。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和“中国戏曲史”的课程，鲁迅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吴梅写了《中国戏曲概论》；胡适提倡“新红学”，刘半农主张“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 (16) ，所有这些变化，既是研究领域的开拓，也体现了价值重估的结果。西谛（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就明确提出“我们站在现代，而去整理中国文学便非有：（一）打破一切传袭的文学观念的勇气与（二）近代的文学研究的精神不可”。他认为：“中国文学所以不能充分发达，便是吃了传袭的文学观念的亏。大部分的人，都中了儒学的毒”；必须“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 (17) 用新的文学观念来反观传统文学，重新分辨金玉和沙石，就是价值重估的工作。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高张文学革命军三大主义的第一条，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写了《平民文学》，指出“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与“五四”时期高扬的民主、科学的思潮相适应，对民间文学当然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北京大学成立了“民间文学研究会”，创办了《歌谣周刊》。这种精神同样表现在对传统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和价值的重估上。胡适在为徐嘉瑞的《中古文学概论》所作的“序”中，对这种评价尺度的变化曾作过明确的说明，他指出过去讲两汉文学，只讲从贾谊《鹏鸟赋》到祢衡《鹦鹉赋》的一条线，“但我们现在知道，这一条线只能代表贵族文学和庙堂文学，而不能代表那真有生命的民间文学。直到建安、黄初的文学时期，曹操父子出来，方才大胆地模仿提倡那自由朴茂的乐府诗体。从此以后的诗人，大部经过一个模拟古乐府的时期，于是两汉平民文学的价值方才大明白于世，而《孤儿行》、《陌上桑》一类的诗歌从民间文学一跃而升作正统文学的一部分了”。胡适充分肯定了徐嘉瑞此书的观点：“认定中古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部分是在那时候的平民文学，所以他把平民文学的叙述放在主要的地位，而这一千年的贵族文学只占了一个很不冠冕的位子。”其实这正是“五四”时期普遍流行的观点。从古代歌谣，《诗经》中的“国风”，《楚辞》中的“九歌”，乐府诗，六朝民歌，直至后来的俗文学，或被重新发掘，或给以新的阐释和评价，都成为当时文学研究的“热点”。更重要的，是关于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说明。无论是“五四”时期的胡适，还是稍后的鲁迅，都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学发展的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文人学士从中吸取营养，使文学获得新的生命，发展到极端，又成为新的束缚，“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 (18) 。对于民间文学在传统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估”，是与“五四”时期新的文化价值观完全适应的。
“五四”文学革命是以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为突破口的。当时的发难者主要申述了两方面的理由：第一是白话是一种最好的文学语言，有利于表情达意；第二是白话能为更多的人所看懂。关于后者，同提倡民间文学的道理是一样的，是民主思潮的时代反映，要求语言文字能适合大多数人的需要；但这必须无损于文学语言的表现能力，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予以证明。胡适写了《白话文学史》，一方面固然是要树立白话的文学正宗地位，一方面也正是为了替白话是最好的文学语言找寻历史的根据，这就自然牵涉到对传统文学的重估问题。胡适不仅把、王梵志、寒山、拾得列为“白话大诗人”，而且认为“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 (19) 胡适的某些具体论点并不一定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但这种价值重估的精神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他后来总结说：“我们在那时候所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正是要给全国读文学史的人们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使他们忽然看见那平时看不见的琼楼玉宇，奇葩瑶草，使他们忽然惊叹天地之大，历史之全！大家戴了新眼镜去重看中国文学史，拿《水浒传》、《金瓶梅》来比当时的正统文学，当然不但何、李的假古董不值一笑，就是公安、竟陵也都成了扭扭捏捏的小家数了！拿《儒林外史》、《红楼梦》来比方、姚、曾、吴，也当然再不会发那‘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的伧陋见解了。” (20) 当时对传统文学的再评价是全面的，从古到今的。他们所批判的旧的文学观念，除了“文以载道”以外，还有独尊某种文学的“正统”观念；“以文学为一种忧时散闷，闲时消遣的东西”的观念；“以仿古为高，学古为则”的观念 (21) ；“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的情感”的只重形式的观念 (22) 。他们的理论根据则主要是文学的进化观念。这其实是一种朴素的历史主义观点，是反对尊古复古，为文学革命提供根据的。胡适的解释是“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23) 郑振铎则解释得更有弹性：“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时时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异，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 (24) 所以他们强调的实际上是文学和时代环境的关系，观念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这是新的文学观念的依据，也是进行价值重估的尺度。经过“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学的反观和整理，文学的内涵和范围明确了，叙述的条理清晰了，对作品的评价也不是只凭直观意会而重视逻辑论证了，这就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观念变了，自然要引起方法的变革。“五四”时期是十分重视方法论的。《新潮》（一卷五号）上曾发表过毛子水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国故与科学精神》。文章反复强调：“必须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才可以去研究国故。”科学是“五四”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当时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和讨论是很热烈的，胡适就说：“中国人有一个大毛病，这病有两种病症：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 (25) 他主张“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 (26) 这首先必须对传统的在儒家文以载道的观念影响下的反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批判，郑振铎称之为“附会”与“曲解的灾祸”。他说：“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板的无一毫生气。《诗经》里很好的一首抒情诗（《关雎》）……被汉儒的解释便变成‘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了。”“自朱熹作《通鉴纲目》贬曹操，以三国正统予刘而不予曹，于是后之评《三国演义》者，几无一处不以作者为贬曹操，是写曹操的奸恶的。无论曹操的一举一动，都以为奸谋，是恶行。”“为儒者所不道的稗官小说，开卷亦必说了许多大道理。无论书中内容如何，而其著书之旨，则必为劝忠劝孝。” (27) 在儒学的体系中，所有中国传统文学都成了儒家经典的注释，根本谈不到文学的独立价值。“五四”时期曾流行过一阵“疑古”的风气，表示对传统说法的怀疑，要求重新评估；这不仅指对古书记载或说法的怀疑，也包括对传统作品笺注、研究中的许多附会、曲解之说的怀疑，实际上就是提倡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毛子水的《国故与科学的精神》一文正是这样说明的：“凡是一说，必有证据，证据先备，才可以下判断。对于一个事实，有一个精确的、公平的解析，不盲从他人的说话，不固守他人的思想，择善而从，这都是‘科学的精神’。”这种科学的精神或方法是包括对材料真伪的审核和对论证逻辑性的周密两方面说的；胡适写了《治学的方法和材料》，郑振铎写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都是提倡郑振铎称之谓“归纳的考察”的方法的；他说：“自归纳的考察方法创立后，‘无征不信’便成了诸种学者的一个信条。” (28) 它确实是当时普遍运用的一种方法。
这种归纳的考察方法当然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和启发的，郑振铎就说：“归纳的考察，倡始于倍根；有了这个观念，于是近代思想，乃能大为发展，近代科学乃能立定了它们的基础。在以前，无论研究什么问题或事件，都有了一个定理，或原则，然后再拿这个定理或原则去作为讨论或研究的准的。”而归纳的方法则是“他们不轻下定论，他们下的定论便是集合了许多证据的归纳的结果”。 (29) 这里，“从原则出发”与“从事实出发”，确实是两条不同的研究路线。一般地说：由于归纳法通常是在同类现象的类比中发现问题，而在遍搜事例中归纳出结论的，因此在这种方法适用的范围内，如作者的生平事迹、作品的版本目录、文字的校勘训诂等方面，是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所用的也是这种考据方法，这也是他们受到近代学者赞许的原因。但清儒所致力的主要是经学和小学，“五四”时期继承了他们的治学精神，参照西方科学方法，而移之于文学的研究，就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此最有成就的仍然是在它所适应的范围内，如“新红学”的提出，小说戏曲的作者和版本的考订，以及作品的系年等；而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和研究，就相对地薄弱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不只归纳考察的方法，许多问题的提出和讨论都可以从中看到西方的影响：如中国的史诗问题、古代神话问题，“在宋元之前，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过戏剧和小说的大作品” (30) ？等等。胡适提倡“比较的研究”，就表现了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时代特点。他说：“附会是我们应该排斥的，但比较的研究是我们应该提倡的。有许多现象，孤立的说来说去，总说不通，总说不明白；一有了比较，竟不须解释，自然明白了。”他主张“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 (31) ，向西方学习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虽然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中国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但这种要求和研究方法也是从“五四”开始提倡的；正如郑振铎所说：“现在却是与西方文学相接触了，这个伟大的接触，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时代出现的。” (32)
就方法论的意义讲，“五四”时期研究传统文学最有收获的应该说是如鲁迅后来所概括的“知人论世”的精神。这是估定价值的依据，也是一种既尊重历史又富于时代精神的谨严的治学态度。郑振铎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的产生，不单只该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该注意到这作品的产生的时代与环境” (33) ；胡适更强调对于古人，必须“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他说：“不还他们的本来面目，则多诬古人。不评判他们的是非，则多误今人。但不先弄明白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决不配评判他们的是非。” (34) “五四”以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最有新意、成就最显著的著作，都是带有这种明显的时代精神的。鲁迅对于嵇康和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胡适对于吴敬梓和曹雪芹的研究，郑振铎对于小说、戏曲和俗文学的研究，都是明显的例证。他们运用了“知人论世”的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学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评价，既阐明了历史上产生这些作家和作品的时代和环境，又能站在新的时代精神的高度给予新的评价；虽然有的还缺乏应有的对作品的艺术特色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但就价值重估而言，是体现了现代人的眼光和要求的。
四
在对传统文学进行价值重估时，更重要的是发掘和重视文学本身的真和美的价值。过去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对文学作品的正统的评价一向偏重于道德伦理等的教化作用，但真、善、美之间原是有联系的，除去对“善”的内容赋予不同于过去的、充满现代精神的新的理解之外，“五四”时期更着重发扬文学作品的真实和审美的特性，这是更符合文学的本质特征和科学精神的。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当陈独秀将“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作为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之一，高举起现实主义旗帜时，就已经包含了要重视真实性和提倡现实主义的内容；鲁迅在尖锐地批判传统文学中反现实主义的“瞒”与“骗”的文艺的同时，也称赞《红楼梦》的作者“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 (35) 。“五四”时期的前驱者，无论鲁迅或胡适，都对传统的小说和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其主要理由就在于它不真实；与此同时，他们也努力在传统文学中发掘现实主义的积极因素，作为新文学建设的渊源和依据。《红楼梦》之所以得到当时众口一辞的高度评价，正是由于它敢于正视现实的成就。鲁迅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36) 由此可见，“五四”那一代学人坚持“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真实性的价值尺度是非常严格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认为杜诗是中国文学走向“成人期”的标志，就因为杜甫的作品“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写实的”。这种高度重视文学的真实性的观点是“五四”时期重估传统作品的重要尺度，也是完全符合新文学提倡现实主义的精神的。
至于以新的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来审视和评价传统文学作品，是更能在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变革的深刻性上体现“五四”的时代精神的。在这方面，鲁迅的贡献特别显著。在本世纪初所写的《摩罗诗力说》里，他已尖锐地批判了正统的“持人性情”的诗论，使许多抒情诗“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接着便指出了屈原作品的价值：“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虽然鲁迅认为屈原作品中还缺乏“反抗挑战”之音，距离他所向往的那种“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的审美理想还相当远，因此说“感动后世，为力非强”；但就中国传统诗歌说来，他仍然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伟美之声”。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认为唐人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实唐代特绝之作”；“成就乃特异”，“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所谓“文采与意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构思，是蕴含着深刻的美学评价的。又如讲明代小说，他评《西游记》为“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评《金瓶梅》为“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这些评价都是就文辞和意象两方面考察的，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和审美特点。
我们所以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观点，是因为对于传统文学的美学选择中，不仅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影响，而且有个人气质、修养和爱好的鲜明印记。与提倡小说戏曲等新观念为多数人所异口同声者不同，审美观点常常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尽管当时的前驱者都有追求新的富有时代精神的新观念的愿望，但在具体评述中则不能没有强烈的主体色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为最高，这当然是同他对知识分子命运的特殊关心和感受分不开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十分重视作品的“诙谐的风趣”，他认为杜甫晚年的诗即使谈穷说苦“也常带有嘲戏的风味”，“正因为他是个爱开口笑的人，所以他的吞声哭使人觉得格外悲哀，格外严肃”；他认为这最能显示杜甫的“真面目”、“真好处”。他还从陶潜那里（和杜甫同是胡适最喜爱的诗人）也发现了“诙谐”：认为这既是人生的境界，也是诗的境界。这种审美趣味就是与胡适本人的个性分不开的。其他许多学者在对传统文学的艺术评价中，也都有互不相同的美学观点和趣味。鲁迅的观点之所以有代表性，是因为它既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又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许多精辟的论述今天仍然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尊重个性，重视自我，是“五四”时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时代精神，也是重估传统文学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意识，因而在观察角度和美学评价上就自然呈现出千姿百态的面貌了。《新潮》一卷一期的一篇《故书新评》，其中说：“果真以我为主，而读故书，故书何不可读之有。若忘其自我，为故书所用，则索我在地狱中矣。” (37) 既然“以我为主”，则对传统文学的重估中就不能不深刻地打上时代与个人的烙印。所谓“重估”，从主体意识方面说，就是在以往的历史中“寻找”和“发现”符合于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和自我的美学爱好的东西，因而它必然是有所否定、又有所肯定的。所以无论在具体评价上彼此的观点如何不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绝不是对所有传统的东西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则是无疑的。鲁迅对封建文化的批判是尖锐的和彻底的，但他所赞扬和肯定的价值也是鲜明的和深刻的。当然，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何况“五四”时期属于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但就代表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来说，“五四”时期的一代人又是有其惊人的共同点的。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漫长而艰巨的，现代文化的创造和同外来文化的融合同样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阶段远未结束，我们今天仍处在这个进程之中。作为现代化的起点，“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或讨论过的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是学术文化领域注意的热点。尽管问题的提法不同了，内容进入到更深的层次，更广阔也更复杂了，但就许多方面来说，仍属于同“五四”时期相同的类型或范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现代化的问题。就社会发展来说是如此，就现代文化的创造和建设来说也是如此。
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目标是要创造一种符合世界潮流和社会进步的新文学。在谈到对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即当时对传统文学重估最热忱的倡导者，如我们一再提到的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人，同时也是现代新文学的主要创造者；这就说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深刻联系。他们在传统文学中所发现和肯定的价值特点，也正是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新文学作品中的基本特征。鲁迅后来曾说：“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 (38) 同样是鲁迅的话：“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39) “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40) 历史已经显示了“五四”一代人的无可置疑的功绩和贡献，它同样也启示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对待传统文化所应采取的态度。
1989年2月14日，于北京大学寓所。
（原载198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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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作人：《复古与反动》。
(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
(3) 鲁迅：《〈草鞋脚〉小引》。
(4) 见《小说月报》12卷1期。
(5) 鲁迅：《〈草鞋脚〉小引》。
(6)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7) 朱自清：《新诗杂话·真诗》。
(8)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原载《小说月报》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
(9) 西谛（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原载《文学旬刊》51期。
(10) 鲁迅：《坟·看镜有感》。
(11) 钱玄同：《寄陈独秀》。
(12) 鲁迅：《〈草鞋脚〉小引》。
(13) 西谛（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原载《文学旬刊》51期。
(14) 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
(15) 鲁迅：《〈草鞋脚〉小引》。
(16)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
(17) 原载《文学旬刊》51期，1922年10月1日上海《时事新报》。
(18) 胡适：《〈词选〉自序》，并参看鲁迅：《门外文谈》。
(19) 胡适：《白话文学史·引文》。
(20)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
(21) 西谛（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22)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23) 同上。
(24)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原载《小说月报》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
(25) 胡适：《问题与主义》。
(26) 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
(27) 西谛（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
(28)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原载《小说月报》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
(29) 同上。
(30)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原载《小说月报》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
(31)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32) 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原载《小说月报》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
(33)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收于《中国文学研究》下册。
(34)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35) 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36) 鲁迅：《中国小说的厉史的变迁》。
(37) 《新潮》1卷1期《故书新评》，署名“记者”。
(38) 鲁迅：《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
(39) 鲁迅：《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40) 鲁迅：《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