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世界政治极化的加剧，经济问题安全化与政治化趋势显著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扭转逆全球化趋势意义重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其中包括美国的部分盟国。然而，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存在较大差异。结合“一带一路”的推进状况，美国盟国的政策选择大体分为积极响应、明显反对、谨慎中立和左右摇摆四种类型。为解释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呈现的差异化回应，本文构建起一个以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和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为自变量的分析框架，并选取泰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作为案例检验对象。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风险持续增加。美国不断强化“泛安全化”认知，鼓动盟国放弃“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平衡战略，逐步转向经济与安全都依赖美国，国际合作严重倒退。为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须平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安全诉求，最大限度地增信释疑，增强中国崛起的认同度。
【关键词】 “一带一路”；美国盟国；政策差异；威胁认知；相互依赖
一、问题的提出
同样是美国的盟国，为何会对“一带一路”倡议呈现差异化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来，五大洲的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 23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其中包括泰国、新西兰等美国的亚太盟国，以及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希腊、匈牙利、拉脱维亚、卢森堡、黑山、北马其顿、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等多个北约盟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亟待复苏的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恢复经济增长、扭转逆全球化趋势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那么，为何部分美国盟国选择积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而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等美国盟国却对此持抵抗或观望的态度？事实上，作为中美博弈的第三方，美国盟国的政策选择受到中美竞争这一结构性压力影响的同时，其国内政治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常来说，多数美国盟国一方面希望通过美国的同盟体系获取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加强对华经济合作获得经济收益，形成“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二元平衡外交政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全方位展开，美国综合实力下降导致战略焦虑上升，不断强化经济问题的安全化与政治化趋势，严重压缩了其盟国在中美之间权衡和回旋的自主空间。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和巴以问题的升级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盟国的安全焦虑，美国趁机鼓动盟国和伙伴加速所谓的经济“去风险化”进程，导致部分盟国逐步转向安全和经济都依赖美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或将面临较大阻力。鉴于此，本文尝试将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差异类型化，以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与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作为核心变量，提炼出差异形成的因果机制，并通过案例分析予以验证。
二、文献回顾及述评
“一带一路”对中国深化周边外交格局、拓展多边外交网络、完善全球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中美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中美相对实力的变化无疑会影响世界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提出十周年来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美国从观望、质疑转变为对抗，愈发注重借助盟伴网络阻断该倡议的推进。鉴于此，研究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迫切的现实意义。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主要从体系、区域和单元三个层次剖析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及其影响。
（一）体系层次分析
体系层次分析视角认为，中美战略竞争所引发的结构压力是影响美国盟国回应“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中美竞争态势的加剧以及实力差距的缩小，导致其他国家在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政策选择空间不断压缩，对美国盟国而言尤其如此。拜登上台后，尤其注重加强美国联盟体系的紧密度，美国盟国对华关系“看齐效应”强度明显极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包括部分美国盟国）可能强化与中国的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这将塑造地缘经济和安全格局，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主导力量提供重要机会。鉴于此，美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严重损害其战略利益，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推进状况，美国通过加强与印度等伙伴国家的合作对“一带一路”作出回应。有研究将经济机会、安全担忧和同盟压力作为三大影响因素，考察了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在亚投行、“一带一路”和华为 5G 三个关键案例中的行为选择，认为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崛起或将成为美国联盟体系更趋紧密的“源动力”。当前，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考虑，美国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等话语叙事，以致美国盟国对中国的“安全担忧”不断上升。因此，体系层次视角下美国盟国如何回应“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受到中美战略竞争所导致的结构压力影响。
（二）区域层次分析
除来自体系层次的结构压力外，区域层次的秩序变动同样影响着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行为逻辑。以东南亚地区的基建竞争为例，“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建竞争被视为冲击现有地区秩序、引发大国间安全关系变动的触点。一方面，各国日益关注地区安全秩序、地缘政治调整和影响力竞逐等高级政治议题；另一方面，安全关切刺激美日等国重新聚焦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东南亚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对通信、贸易、能源和其他关键资源的运输至关重要，堪称中国的“战略咽喉”，对美国遏制中国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开展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对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间合作力度、地区安全架构参与、主体行为互动、地区影响力施展和大国竞争烈度等都造成了一定影响。针对东南亚国家对“一带一路”的不同回应，有研究从不对称权威理论的视角阐释小国与大国的互动。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对地区权力变化的敏感度是造成二者对“一带一路”差异化回应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以南太地区领导者自居，意图维护其区域主导权，对“一带一路”可能造成的影响力较为担忧；新西兰则更倾向于从经济发展的务实角度来看待该倡议的推进。鉴于此，中国如何处理与“一带一路”共建国的双边与多边关系，如何寻求与国内政治复杂的不同国家进行合作，对中国和该地区具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大体而言，区域秩序的变动对该地区国家的行为选择影响更为直接。
（三）单元层次分析
相较于体系层次与区域层次的宏观分析，单元层次的视角更加具象化，更关注美国盟国的经济发展诉求以及政党政治等国内因素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泰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就日本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初期，自身利益驱动以及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导致日本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从排斥抵触转为犹疑观望。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双强型”组合使得制衡成为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主导战略。在日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会使得地缘政治格局朝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经济方面的收益无法抵消其所认为的政治和地缘层面的损失，故对抗策略比合作策略更占优。此后，由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愈发强烈，日本在美推进“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性持续增加，“物质的相对收益”偏好与“规范塑造的国家利益”偏好导致日本更倾向于对“一带一路”持竞争性认知。与日本的竞争性认知不同，泰国对“一带一路”的回应较为积极。有成果指出，经济发展是驱动泰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核心因素。政党政治也被认为是影响一国对“一带一路”态度的重要变量。有研究以欧盟成员国的中心—边缘位置和国内政党政治构成作为核心变量，解释部分欧盟成员国为何选择加入或不加入 / 退出“一带一路”倡议。还有成果认为，澳大利亚联盟党和工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认知以及这两大政党围绕“一带一路”的辩论和博弈最终塑造了澳大利亚的决策。
总体来看，现有成果分别从体系层次、区域层次和单元层次为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选择及影响因素提供了多样的观察视角，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其一，体系层次视角以美国的战略目标、战略选择以及战略调整为重点，对于其盟国的自主性分析不足。虽然大国博弈的性质能够较为宏观地解释某一阶段盟国或伙伴对华战略的总体态势，但无法深入把握其差异性与复杂性。其二，虽然有不少成果从国别角度分析了不同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差异化回应，但这一维度的研究相对分散，缺少案例的归纳与整合，未能提炼出呈现差异性的普遍因果机制。其三，对究竟哪些变量可以作为影响美国盟国行为选择的关键变量存在分歧。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合作属性与地缘政治影响，本文认为威胁认知与相互依赖是影响国家行为选择的两个关键因素。如图 1 所示，考察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化回应，需要综合考量这些国家在经济层面的对华依赖程度与安全维度的对华威胁认知。尤其是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全方位展开的背景下，美国愈发注重经济问题的安全化导向，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差异进一步加大。
三、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政策选择的行为逻辑
逆全球化思潮加速了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趋势。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国家的首要目标不再是期待从相互依赖中较多获益，而是尽可能地规避损失。美国的泛安全化认知进一步强化了其盟国对外政策的“安全化”困境。基于此，本文将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与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作为影响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差异化回应的主要因素。首先，在无政府状态下，关乎生存的安全利益是国家首要目标，故美国盟国对美安全依赖程度以及联盟紧密度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对华威胁认知的强弱，并决定了让渡包括经济利益、战略自主性在内的自主空间；其次，经济层面对华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相互依赖决定了美国盟国加入、观望还是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应成本。总之，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主导着国家的行为选择，本文以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和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为自变量，搭建起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政策选择的分析框架。
（一）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
威胁认知作为影响国家战略选择的核心变量，指的是“外交决策者对本国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国际安全环境压力所产生的感受、理解和判断。”作为博弈论与政治心理学的交叉概念，威胁认知“既包括一国对其外部环境的主观感知与评估，又涉及国家适时调整其政策行为，从而影响他国未来的行为选择，进而改变本国外部环境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威胁认知是人们对于关乎自身安全的威胁来源的主观感知与理解，是对威胁信号的筛选与认定。根据沃尔特（Stephen M. Walt）和施韦勒（Randell Schweller）的观点，威胁认知的影响因素包括综合实力、地缘毗邻性、历史记忆、情绪焦虑等，这些因素影响了行为体的感知程度，并塑造了行为体的决策倾向。可以说，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既与一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也与一国自身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等紧密相连。
那么，美国盟国的对华威胁认知与其战略选择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对此，需要结合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就体系层次而言，中美竞争的烈度以及国际环境的稳定程度对美国盟国的对华威胁认知具有较强影响力。在体系较为稳定时期，美国盟国的安全感知相对不敏感，更倾向于追求经济发展与对外政策的自主空间；在体系动荡时期，这些国家则会选择牺牲战略自主性来寻求美国的安全保障。换言之，安全威胁的紧迫度与明确性影响国家追求战略自主性的程度。在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美国愈发注重“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叙事，不断强化其盟国和伙伴的对华威胁认知。与此同时，乌克兰危机的延宕与巴以冲突的持续升级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盟国的安全焦虑，迫使部分盟国放弃战略自主空间，配合美国的话语构建，以此增强与美国的同盟紧密度，获取安全保障承诺。
就单元层次而言，国内政治因素对国家的行为选择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在分析不同国家对同一事物的差异化现象时，更需要打开国家的“黑箱”。结合威胁认知的概念内涵可知，单元层次决策者的认知判断是解释国家行为的恰当因素。威胁认知越强烈、相对能力越高的国家，其对冲战略形态中制衡元素的比例就越高。即使国家行为体面临的威胁或许客观存在，但国家对威胁强弱程度判断很可能存在主观偏差，由此产生所谓的“错误知觉”并误导其政策选择。基于此，所谓的威胁认知可能来源于实际存在的威胁，也可能源自决策者对国家所处环境的误判，或是对其他国家不确定性战略意图的“想象”。
综上所述，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既需要考虑来自体系层次的结构性压力，还需要考察单元层次决策者的观念。尽管威胁认知并非影响国家行为逻辑的创新性变量，但通过将这一核心变量细化为美国的同盟压力、国家的自身定位以及历史记忆三大要素，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美国盟国对华威胁认知的生成机制。其中，来自美国的同盟压力以及国家对自身的定位是美国盟国对华威胁认知的主要因素，历史记忆则作为前两个因素的辅助变量。比如，美国盟国在受到较大同盟压力，且自身具备追逐权力的意愿时，负面历史记忆将强化其对华威胁认知。
同盟压力的强弱主要受到体系层次中美竞争的烈度影响。体系层次的结构性压力越小，来自美国的同盟压力相对越小，美国盟国的战略自主空间越大。美国综合实力的衰落导致其战略焦虑日益加深，更加注重通过“全副武装、穿着铠甲”的安全化策略来应对大国竞争。为此，美国愈发倚重通过“盟伴”网络构筑阻断中国崛起的“包围圈”。然而，联盟成员之间存在的利益需求差异以及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将引发联盟管理的有效性问题。因此，在缺少共同安全威胁这一最重要的“黏合剂”的情况下，美国维持庞大的联盟体系就需要根据形势变化为联盟确定新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加强联盟管理的核心叙事。正如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强调的，中国的快速发展将“威胁”邻国安全，促使这些国家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来共同遏制中国发展，这将有助于美国维持与管理其联盟体系。由于美国在联盟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及其日益强化“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叙事，美国盟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同盟压力，导致美国盟国持中立立场或继续与中国合作的成本持续上升，对外政策的政治安全逻辑压倒经济逻辑，自主空间不断缩小。从单元层次来看，国家的自身定位也是影响威胁认知程度的重要因素。比如，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对华政策差异形成的原因之一就是自身定位的不同。由于澳大利亚自视为南太地区的“领头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日渐扩大的政策影响力正在改变其区域秩序，对该倡议的进攻性认知日益固化。与之相比，作为偏离南太地区中心板块的岛国，新西兰将对外防御的半径限定为南太地区周边，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卷入地缘战略竞争，对华认知更趋务实和理性，经贸关系始终是新西兰对华政策的基础。历史记忆同样影响着美国盟国的威胁认知，尤其是负面历史记忆与现有领土（领海）争端。泰国、日本、菲律宾是典型代表。泰国与中国并不存在负面历史纠葛，也不存在既有领土（领海）争端，因此安全问题让步于经济发展问题，泰国坚持经济优先的对华政策。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泰国对中国始终保持着温和友好的态度，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外交形势因南海问题日趋严峻的大背景下，泰中之间的积极合作更显得难能可贵，而泰国对华温和政策的主要动力是更好地落实其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与之相比，日本、菲律宾与中国仍然存在历史记忆、领土（领海）主权争端等问题，即使对华经济依赖程度较深，也难以减弱对华的竞争性安全认知。美国作为第三方介入是导致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国与周边海洋争端国家之间，一直都有美国等大国的参与。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与美国的持续性介入密切相关。
（二）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
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是影响国家行为选择的两大核心因素。如果说体系层次的中美竞争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所谓的威胁认知，那么经济相互依赖则更多地将目标国的自主性纳入其对外决策的考量范围。与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相比，经济上的相互依赖部分弱化了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为解读国际关系形势和处理对外关系定位提供了更客观的视角。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易对这些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敏感性。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进一步指出，相互依赖是基于强制力或需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敏感性和脆弱性是相互依赖最核心的两个特征。事实上，“敏感性和脆弱性都与相互依赖中断之后的代价有关，前者指的是为适应相互依赖中断或者为维持原有依赖而付出的短期代价，后者指的是为适应相互依赖中断而付出的长期代价。”此外，尽管理论上存在对称性相互依赖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之分，但现实中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显然更加常见。基欧汉和奈认为，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是权力的来源，相互依赖的脆弱性程度取决于各行为体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及其付出的代价。
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究竟如何影响国家的行为选择？对此学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相互依赖和平论、相互依赖冲突论以及中立派。自由主义认为，经济或贸易相互依赖有利于促进国际和平，对繁荣的追求和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促使政府选择以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解决纠纷或争端。现实主义所持的相互依赖冲突论则认为，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使相互依赖难以避免冲突和战争，国内政治的发展也未必有利于国际纠纷的和平解决。中立派则认为，相互依赖究竟是会促进和平还是导致冲突，不能一概而论，这主要取决于依赖国对未来贸易价值的预期以及依赖国自身的国内机制和制度。如果大国期望彼此之间建立强大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它们将减少外交政策的好战性以维持这些关系；如果贸易预期悲观，大国将对其未来的安全前景持怀疑态度，外交决策过程中可能受到的限制将会变少。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全面展开，美国不顾经济规律，排斥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复合相互依赖，并不断向其盟国扩散经济安全化的思维导向，导致国家的不安全感急剧上升。受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由于难以驾驭相互依存带来的潜在风险，趋向于保守主义经济战略，更加强调竞争而非合作，强调国家而非市场，强调韧性而非效率，强调安全而非发展。鉴于此，即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象国，部分国家仍然表现出与中国“政冷经热”现象，以日本为代表的个别中国周边国家甚至开始表现出“政冷经冷”的趋势。
回到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选择问题上，根据相互依赖和平论的观点，经济相互依赖越紧密，冲突成本相对越高，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然而，现实中的国家行为不可能完全符合“经济理性人”的假定，还受制于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国内政治因素及第三方国家的影响。此外，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各国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偏好差异。就美国盟国而言，既有发达国家，诸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泰国、菲律宾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经济发展偏好上的差异，其对华经济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并且，由于安全考量在美国盟国对华经贸决策中占据关键地位，对华经贸相关议题与安全的关联度会对盟国的选择产生决定性影响。
事实上，在大国竞争时代，相互依赖的脆弱性比敏感性更加重要。如前所述，脆弱性是指中断依赖需付出的长期代价，与指向短期代价的敏感性相比，前者的地位更加突出。如果行为体在脆弱性不对称依赖上占据优势地位，那它更有可能减少因敏感性依赖而遭受的损失。鉴于此，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合作属性出发，脆弱性相互依赖是构建分析框架时的主要考量，可以从目标国对华贸易依赖度、对美贸易依赖度以及进出口产品构成等方面予以衡量。
对华贸易依赖度与对美贸易依赖度的比较为美国盟国提供了减少损失的替代性思路。具体而言，若美国有能力为其提供可替代的经济方案，且这些国家所需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则中国对其经济吸引力将会下降，选择对抗“一带一路”的可能性将会增加。反之，若美国不能为其提供可替代的经济方案，并且这些国家需要承受对华经济脱钩的较大成本，则选择制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可能性将会减小。对华与对美贸易依赖度主要通过分别考察该国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指数来衡量。为确保数据来源的权威性和相对简洁性，本文统一选取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统计库中近五年（2018—2022）的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具体项目包括目标国与中美的双边贸易总额、目标国对华出口、自华进口以及目标国对美出口以及自美进口的相关数据。进出口产品的构成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经济议价能力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原指企业基于自身产品、技术等资源的稀缺性、垄断性及差异性所具备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议价能力关乎一国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调整成本。当进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强时，目标国的议价能力相对较弱，脆弱性相互依赖程度就更高，此时中断依赖需要付出更高的调整成本；当进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弱时，目标国的议价能力则相对较强，脆弱性相互依赖程度就会较低，此时无须付出过高的调整成本。
（三）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差异化回应的基本类型
虽然美国的正式和非正式盟国数量众多，但一方面由于同盟条约和协议的保密性，另一方面基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联盟关系的实质存在巨大变动，因此对美国盟国的具体界定尚不明晰。以是否签订条约为标准，可以将美国盟国分为条约盟国和非条约盟国。美国对条约盟国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国际行为体，但国家安全利益仍然是美国外交决策者的最优目标，即便是条约盟国也可能被放弃。准条约盟国是指虽未同美国签署类似北约那样的书面安全和防务协议，但同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理念、战略和经济联系的国家或地区，比如以色列。尽管两国没有正式的防务协议，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迈克尔·奥伦（Michael Oren）仍将以色列称为美国的“最终盟国”。
结合上述观点，本文选取部分美国盟国作为案例，尝试将其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差异类型化。如图 2 所示，本文将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和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作为两个核心变量，根据不同象限的组合，将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政策差异的基本类型概括为：积极响应、谨慎中立、左右摇摆和明显反对。积极响应指该国不仅与在政策宣示层面与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协议，并在实践层面积极推进；明显反对，即该国对“一带一路”持较为明显的对抗性认知，抵触及竞争意识强烈；谨慎中立与左右摇摆两个类型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谨慎中立更强调主观层面的消极认知，未明确反对，但更多体现为一种排斥性的不支持；左右摇摆是指主观上具有一定意愿，但受客观因素的掣肘，对“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出观望和犹豫的态度。
具体而言，当威胁认知较强且相互依赖较强时，美国盟国表现为谨慎中立；当威胁认知较弱而相互依赖较强时，表现为积极响应；当威胁认知较强而相互依赖较弱时，表现为明显反对；当威胁认知较弱且相互依赖较弱时，表现为左右摇摆。文章选取泰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以色列四个美国盟国作为验证案例。选取这四个案例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四个案例的因变量取值不同。虽然四国都属于美国盟国，但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呈现明显差异，四国的对比有助于检验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其次，就地理位置而言，四国既包括中国周边国家日本、泰国，也包括澳大利亚和以色列这类不与中国直接接壤的国家，地理距离的差异有助于体现分析框架的一般性。最后，四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相对稳定，有助于体现案例比较研究的科学性。
四、案例检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也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乌克兰危机的延宕与巴以冲突的升级使安全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推动“经济安全化”认知，模糊经济与安全的界限，以安全逻辑压倒发展逻辑，世界经济合作倒退严重。美国认为，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在渗透至美国及其盟国的各个经济领域，并试图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民众认知。对此，美国必须从防御转向进攻态势，联合其盟伴开展更有效的进攻行动来遏制中国。经济问题安全化导致美国盟国对华威胁认知与经济依赖产生变化，进而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化回应。
（一）相互依赖较强而威胁认知较弱：泰国的积极响应
泰国是美国的亚太盟国，但由于其对华经济依赖较强，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故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保持了积极响应的态度。2017 年 9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泰国时任总理巴育，双方签署“一带一路”建设和铁路等双边合作文件，泰国支持并愿积极参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澜湄合作等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重要主张。2018年 9 月，北京大学“五通指数”课题组发布了全球首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对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度和接受度进行了指数化分析，泰国总分为 73.56，排名第六，隶属“合作顺畅型国家”的行列。2023 年中国两会召开期间，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接受新华网专访高度评价了“一带一路”倡议。从时间上来看，泰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响应的态度保持了较长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中泰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也得以顺利进行。
在经济层面，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泰国始终将经济发展作为优先战略，尤其重视中国对其实现国内经济振兴的重要意义。尽管中国是泰国主要的贸易逆差来源地，美国是其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但总体而言泰国对华经济依赖度要高于对美经济依赖度。自 2013 年以来，中国连续 10 年成为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 年 9 月 30 日，泰国正式加入亚投行。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泰中两国在多个领域拓展合作。就双边贸易总额而言，根据表 1 可知，从 2018 年至 2022 年，中泰双边商品贸易总额显著高于美泰。2022 年，中国成为泰国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国。在 2023 年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意调查中，超过 74% 的泰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大国，比 2022 年的 69.2% 略有上升；与此同时，只有 9% 的受访者选择美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大国，较 2022 年的 13.7% 略有下降。因此，与美国相比，泰国对华贸易依赖度更高，所需付出的调整成本也相对更高。
就进出口商品构成来看，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构成泰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前三大类，可替代性较弱，因此泰国议价能力较弱，对华依赖较强；塑料橡胶、机电产品、植物产品则是泰国出口至中国的前三大类商品，相对而言可替代性较强，需要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故泰国议价能力依旧较弱。其更重要的是，近年来泰国主要出口市场如美国、日本、欧盟等购买力渐趋疲软，对华出口已经成为拉动泰国整体出口增长的关键。
基于泰国对华与对美贸易依赖度的比较以及进出口产品构成所产生的经济议价能力，泰国对华经济依赖要大于对美依赖，故选择中断对华相互依赖的长期代价与调整成本都较高，且美国为其提供替代性经济选择的能力相对不足，故泰国选择制衡“一带一路”的可能性较小。
在安全层面，泰国对华威胁认知相对较弱。就同盟压力而言，泰美同盟相对松散。虽然美国将泰国称为“条约盟国、国际社会安全的领导者和保障者、可靠的伙伴”，并将其认定为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盟国，但在安全层面，泰国并不一味追随美国，将中国视为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或“军事威胁”，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最大的经济伙伴。泰国是东盟成员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国家。并且，自 2014 年政变以来，泰国迅速深化与中国的防务关系，每年与中国举行双边空军、陆军和海军演习。总之，与其他“印太”盟国相比，拜登政府对泰国的关注相对较少，泰国面临的同盟压力较弱，具有较强的战略自主性。泰美之间这种松散的同盟关系使泰国具有更大的自主空间亲近中国，进而塑造其积极的对华认知。
在国家身份定位方面，受实力限制，泰国的重心在发展经济而非谋求地缘政治层面的区域大国地位。更关键的是，中泰之间既不存在领土或领海权益争端，也无压抑的历史记忆。对华采取合作策略造就的经济收益显著高于政治和地缘层面的损失，对泰国自身发展更加有利。因此，由于泰国自身的定位及对华友好政策的延续性，泰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程度相对较弱。
综上所述，由于泰国在经济层面的对华依赖强于对美依赖，加之相对较弱的对华威胁认知，泰国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战略自主空间相对较大，以上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泰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
（二）相互依赖较弱而威胁认知较强：日本的明显反对
与同为美国亚太盟国的泰国不同，日本对华经济依赖相对较弱，威胁认知则显著增强，对“一带一路”的对抗态度较为明显。尽管日本曾在 2018 年对“一带一路”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总体上持竞争性的负面认知，且这种制衡意愿仍在不断上升。与经济发展诉求相比，追求政治大国地位是日本更加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推进政治大国战略的首要保障，以美国最重要的亚洲盟国自居，倚重美国支持提升其国际政治地位。因此，无论是制定对外政策还是国内立法，日本都尤其注重与美国的协调。在“泛安全化”视域下，日本安全上配合美国全面对华遏压，围绕中国形塑有利于日美的战略环境和价值观同盟；经济上稳固以日美为主导的依附型共生体系，既确保日本的技术优势，又能将中国框限在产业链的中下游。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不断以“中国威胁论”等叙事框架鼓动其盟国对抗、抵制该倡议，并提出一系列的替代性框架。作为美国最为忠实的盟国之一，日本亦追随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负面态度。可以说，日本之所以对“一带一路”持明显反对的态度，一方面是基于日本对华相对较弱的经济依赖程度，另一方面则是日本为争夺区域主导权而对华持续上升的威胁认知。
就经济层面而言，日本对华经济依赖程度相对弱于对美。根据表 1 可知，虽然从数量上看，日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显著高于美国，但自 2018 年以来，日本对华贸易逆差呈逐年上升态势，美国则日益上升为日本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国。事实上，在当前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倡议有望满足日本日益增长的海外市场需求。但日本和中国却面临由于权力差距不断缩小而导致的国际合作困境。相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带来的经济收益，日本担忧合作收益将更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区域影响力甚至全球影响力，故倾向于对“一带一路”持相对负面的竞争性认知。中美竞争加剧背景下，美国积极为日本加速对华经济“脱钩”、减少对华经济依赖提供所谓的替代性经济方案，在关键领域实施“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日本自身也在不断寻求加强与美国的经济合作，意图借助日美经济同盟，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来自美国的替代性方案与国内政治因素的驱动，导致日本对华经济依赖的程度或将持续下降。
就日本进出口商品构成来看，其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可替代性较弱，故议价能力相对较强，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判定为“出口依赖型”经济体。日本对华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运输设备，多数产品是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正常运营的机械和零部件，替代性相对不高，有些核心部件甚至无法替代，故日本对华议价能力相对较强。就日本自华进口商品构成而言，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据较大比重。纺织品及原料、鞋靴伞和箱包等轻工产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均在 60% 左右，但这些产品的可替代性相对较强，中国还面临来自越南、泰国等国家的竞争。因此，就日本进出口产品种类而言，日本对华经济依赖事实上同样有限。
就威胁认知而言，美日同盟紧密度、日本的国家身份定位以及中日之间的历史纠葛与领土（领海）争端相互作用，导致日本始终对中国崛起抱有较强的威胁认知。美日盟属于典型的不对称联盟，美国对日本具备强大的控制力。由于美日同盟高度捆绑，日本在客观上势必受到来自美国抵制“一带一路”的态度影响。在主观上，日本也需要借助美国的盟国及伙伴网络遏制中国崛起，维持其在东亚地区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尽管以中日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对日本而言意义重大，但其以日美同盟为依托的政治大国战略始终优先于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无论是主观上倚重美日同盟还是客观上受同盟制约，日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经济收益无法抵消其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利益损失，故倾向于追随美国采取对抗态度。
此外，日本自身对政治大国地位的追求，导致其对华政策始终带有强烈的竞争性色彩。中国快速崛起与日本持续衰落是一个相对同步的过程，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威胁认知。对日本而言，“一带一路”代表了一种力量投射工具，其顺利推进将加速中日之间的权力转移进程，可能冲击甚至取代日本已有的海外战略布局和影响力。加上中日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以及现存的领土（领海）问题，日本试图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借助美国的联盟网络协同推进“印太战略”，遏制中国崛起。美日同盟的加强、“印太经济框架”的提出以及日美两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半导体产业领域愈发紧密的合作，为日本加紧对冲“一带一路”倡议、提高区域影响力并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抓手。
因此，基于对华较强的威胁认知以及较弱的相互依赖，日本积极参与并且热衷推进美国主导下的遏华进程，秉持安全逻辑压倒经济逻辑的思路，不惜牺牲部分经济利益来制衡和对抗中国，未来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抗性认知或将进一步增强，陷入对华“政冷经冷”的局面。
（三）相互依赖与威胁认知均较强：澳大利亚的谨慎中立
作为美国重要的亚太盟国，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方向始终与美国保持一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选择问题上，由于对华较强的相互依赖与威胁认知，澳大利亚目前仍保持拒绝签署的谨慎中立状态。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与进口来源国，两国经济互补性较强，经贸往来十分密切。但 2017 年以来，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政府及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一直奉行错误的对华政策，导致中澳关系不断走低，严重冲击了经贸合作与政治交往。2023 年 11 月 4 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正式访华，这也是 2016 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华。尽管从表面上看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由于澳大利亚依旧追随美国的对华方针，其对华威胁认知并未下降，只是从“直白对抗”转向“隐而不宣”。
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 2017 年发布的《理解中国“一带一路”》研究报告，澳国内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主要分为两种：以联邦政府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该倡议表面具有经济属性，但实质是战略性的政策工具；以地方政府和商界为代表的自由派则倾向于将该倡议界定为单纯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换言之，保守派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威胁澳区域主导的权力地位；自由派则主张该倡议能够为澳大利亚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不仅能够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还可以通过加强双边经贸合作提振低迷的实体经济。2021 年 4 月，澳大利亚时任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Marise Payne）以不符合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为由，撕毁维多利亚州同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由此可见，虽然澳部分地方政府，比如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看好澳大利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潜力，但由于联邦政府对该倡议的安全认知以及美国的反对，短期内澳仍不太可能正式加入该倡议。
从经济维度来看，澳大利亚对华依赖显著高于对美。根据表 1 可知，近五年来，即使中澳关系受挫，但双边贸易总额仍在持续上升，从 2018 年的 1322.4 亿美元升至 2022 年的 1860.8 亿美元。并且，澳大利亚对华始终保持贸易顺差。而澳美双边贸易总额不仅显著低于澳中，澳对美更是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此外，澳大利亚出口以矿产品、贵金属及制品以及动物产品为主，主要进口商品包括机电产品、运输设备等。可以说，服务业、农牧业和采矿业构成澳大利亚的三大经济支柱，这些产业对外依赖度相对较高，这一点在对华贸易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对澳服务业、农牧业以及采矿业的产值贡献巨大，以金属矿砂为主的矿产品、动物产品、纺织品及原料是澳对中国出口的三大类重要商品，这些产业的可替代性相对较高。澳大利亚莫里森政府此前对华在澳企业实施无理打压，中国以对澳煤炭等商品实施输华禁令作为对等反制措施，澳相关企业因此损失较重。这也是现任澳政府希望通过恢复双边对话，缓和经贸关系的最直接原因。总之，基于澳大利亚对华依赖的脆弱性与敏感性程度，若寻求中断对华经济依赖，所需付出的短期代价与长期代价均会较高。
就威胁认知而言，澳美同盟的紧密度以及澳大利亚对自身的国家定位，是澳大利亚对华威胁认知居高不下的关键原因。一方面，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澳大利亚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有着重大的利益和政策偏好，维护这一秩序是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因此，一旦澳大利亚给“一带一路”倡议打上“挑战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烙印，拒绝该倡议就是必然的政策选择。另一方面，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为澳大利亚提高自身的区域和全球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契机。以澳大利亚国防部和安全情报局为核心的“安全建制派”对华政策的挑衅性和对抗性日益固化。改革后的澳大利亚情报界热衷于追求权限的扩大与政治影响力的提升，竭力推动美澳在情报安全领域的协调与合作，以凸显自身的战略重要性。情报机构对民意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为澳国内民众塑造了所谓的“事实”和“真相”。
基于此，尽管澳大利亚本身与中国并不存在领土（领海）争端，也无复杂的历史纠葛，但澳美同盟关系的持续加深，以及澳自身强化寻求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导致其对华威胁认知仍然较强。尽管尚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国盟国不在少数，但澳大利亚在该问题上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先是联邦政府拒绝对接该倡议，继而维多利亚州政府自行与中国签约，最后联邦政府强力干预毁约。2019 年 11 月，澳大利亚与美日签署“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BDN）计划，主要目的是对抗“一带一路”倡议。澳大利亚还试图通过“太平洋升级”（包括澳大利亚基础设施融资基金等举措）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等行动来制衡“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说，虽然澳大利亚声称在“一带一路”倡议问题上持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更倾向于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替代性方案。
（四）相互依赖与威胁认知均较弱：以色列的左右摇摆
与澳大利亚相比，美国盟国以色列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相对积极，但由于美国等第三方国家的政治钳制，以色列深度参与“一带一路”的空间受限。自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以方对此表示出较强烈的兴趣。以色列外交官曾明确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以色列企业在基础设施项目领域带来了更多商机，以色列也自视为从南海到地中海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因此，虽然美日坚决反对加入亚投行，以色列仍由观望转变为积极加入，正式成为了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这一举动可以视为以色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响应。然而，尽管以色列对华威胁认知相对较弱，但考虑到美国的同盟压力，以及其对欧美高度的经济依赖，以色列并未与中国正式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以色列经济高度发达，高科技产业竞争力尤其突出，素有“中东硅谷”之称。该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设计产业，是世界上主要的半导体设计中心，还具备十分发达的工业。就经济层面而言，根据表 1 可知，虽然中以双边贸易额呈上升趋势，但以色列对美贸易依赖度仍显著高于对华。以色列前十名的出口国中，美国排名第一且额度远超位居第二的中国。此外，中国还是以色列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就进出口商品构成来看，以色列主要进口商品包括电器机械和设备零部件、矿物燃料和矿物油等低附加值产品，而出口大部分是高附加值产品，如电子元件和其他高科技设备、工具和机械、切割钻石、精炼石化产品和药品。以色列对华出口商品以集成电路以及电气设备等高科技产品为主，自华进口以原材料、汽车等为主。因此，就经济相互依赖程度而言，以色列对华经济依赖较弱，中国对其高科技产品的依赖反而较强，在半导体领域尤其如此。有研究曾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对中国产品市场的依赖度，认为东南亚地区国家对华依赖度最高，中东欧国家则最低，其中包括以色列。因此，虽然中以之间的双边贸易额逐年上升，且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以色列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但欧盟和美国仍占据以色列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以色列对华经济发展诉求相对较弱。
中以两国既没有历史纠葛，也没有直接利益冲突。自 1992 年双方建交以来，中以关系总体发展顺利，以色列对华威胁认知也相对较弱。在古代时期，部分犹太人沿丝绸之路来到开封等地长期生活，并逐步与中华民族实现同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近３万名犹太难民从欧洲来到上海避难。1992 年中以正式建交后，双边关系进展顺利，在经贸、人文交流与农业等领域广泛开展合作。2015 年 8 月，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之际，以色列驻上海总领馆制作《谢谢上海》宣传短片以表感谢。可以说，中以之间的历史记忆相当正面。就国家定位而言，以色列作为中东强国，与中国不存在相应的权力竞争，亦没有领土争端问题。总体而言，以色列对华态度相对友善。
然而，由于以色列不顾美国反对坚决加入亚投行，并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之下与中国持续开展基建合作，美国开始高度关注中以合作的动向，甚至以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由进行阻挠。2021 年 8 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访问以色列，表示美国对中以之间日益加强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十分担忧，声称中国为以色列在海法市修建的新港口为中国监控美国船只动向提供了便利，危及美国网络安全。在美国的零和博弈视角下，“一带一路”的港口建设项目被视为中国意图挑战西方传统海权优势的举动。迫于美国的同盟压力，以色列最终取消了与管理该项目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的合作。美以同盟的紧密程度导致以色列对外政策自主性不足。究其实质，以色列因追随美国而过度强化国家安全视角，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质是经济合作。视角差异导致二者相互接触时容易混淆彼此的目标和利益。
总之，虽然对华威胁认知较弱，但以色列面临来自美以同盟的巨大压力，对欧美经济的依赖度更高。因此，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能给以色列带来巨大机遇，但以色列在中美之间难以平衡国家安全需求和经济利益，放弃了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诸多机会。
结语
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基于此，美国对该倡议也从最初的观望转变为当前的制衡与竞争，拉拢其盟国加入一系列旨在对抗“一带一路”的替代性框架。一国的对外政策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还受到域外行为体权力竞争的影响。在国内层次，国内利益集团希望政府能够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在国际层次，一国政府注重寻求压力最小化和利益最大化。就当前的全球化程度而言，国家利益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经济和安全复合依赖的趋势，差异化的威胁感知与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使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出现分化。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细化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与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的影响，更细致地解读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差异化回应的动因，并选取泰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以色列四个案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验证，为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借鉴。研究认为，与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相比，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更能影响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在全球地缘政治剧烈动荡的当下，美国为进行霸权护持，不断挑动盟国强化对华威胁认知，并加速经济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趋势，导致安全逻辑进一步压倒经济逻辑，菲律宾、意大利等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转变也预示着“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或将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伴网络的更多阻碍。
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之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价值在于推进新型全球化。共建“一带一路”不仅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为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与完善全球治理的价值，首先，中国在崛起进程中需要转变单一的“经济导向”思维，平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安全诉求，将“利他”与“共赢”的中国理念融入西方文明中，破除“中国威胁论”，消解其不安全感与固化的对抗认知，最大限度地增信释疑。其次，积极推动区域安全合作，审慎处理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及历史问题的周边国家关系，尤其是兼具美国盟国身份的周边国家关系，保持战略定力，避免战略冒进。最后，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天然成员，可以着力争取那些具有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美国盟国，增强南南合作，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在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及时协调与共建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分歧，有效管控分歧、妥善化解矛盾并及时解决问题。展望未来，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半球化”愈发明显的当下，只有尽可能地追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现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才能真正实现新型全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