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社会文明程度的内涵特征与衡量标准正在发生变化，社会文明程度的实施策略与提升路径也在不断改善。
社会文明的现代性与中国性
文化与文明，是一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文明（Civilization）与野蛮相对，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进步状态；文化（Culture），“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总和，往往侧重于精神财富。任何时代的、任何地区的任何群体，都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但不一定有文明；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群体，在文明程度上会存在各自的不同差异。史学大家钱穆认为，文化和文明都是指人类的群体生活方式，文化取决于地理环境，文化可以产生文明，但文明不一定产生出文化。文明侧重于外，偏重物质方面；文化侧重于内，偏重精神方面。因此，文明可以传播，可以接受，而文化则必须产生于群体内部的精神积累。
在西方，“文明”是一个文艺复兴以来晚近时期才出现的语汇与观念。据学者考察研究，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第一次使用“文明”一词，来描绘“教化”“高雅”的社会状态。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进入国家状态。文明是一种现代性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自英国工业文明以降，文明的现代性阶段成为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进步状态。技术上的工业文明、社会上的城市文明、政治上的民主文明，这些现代文明的特征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并形塑而成，并以“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形式，不断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辐射蔓延。这让我们曾固守一个普遍的文明观念，即所谓文明，特指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也即现代文明。
在中国，“文明”是一个较早出现的人文话语，以描述文采睿哲和德治明朗。无论是《尚书·舜典》中的“睿哲文明”，还是《易经·乾卦》中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文明”概念的意涵都较为广泛。直到近代以来，受西方文明思想的影响，近代知识分子才将“文明”一词特指技术的先进与制度的昌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明观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这种学习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是以被动的方式进行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种学习转变为主动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体两翼的基本话语体系，中国文明逐渐打上了中国特色的专属意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更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迈向中国性的现代文明求索道路，进而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新文明的构建。这种“中国性”探索体现了一种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国家治理的中国观，体现了中国探索新型现代化路径的主体自觉性。“现代性”与“中国性”，成为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社会文明发展的主导原则和价值定位。
社会文明的文化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社会文明有广义界定和狭义界定之分。广义的社会文明包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区域文明等人类文明的全部范畴；狭义的社会文明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文明同构为“五位一体”建设的“社会”的文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把文化建设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紧密联系起来。文化成为文明的动力，文明则是文化的目标，“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深刻把握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文化导向和文化功能，指明了文化强国的文明水准和社会基础”。
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要发挥文化引领的价值高地。正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所说，“文化已成为我们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我们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法合理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美国纽约作为世界都市的定位，就是由其当代艺术、时尚文化、创意设计、流行音乐所奠定的，进而催生了纽约金融、旅游和现代服务业的迅猛发展。新加坡政府也在很早就关注到了文化艺术在塑造国民气质和文明素养中的重要价值，提出《文艺复兴城市规划》，加强新加坡文化城市的氛围营造，将新加坡建成具备文化特长的全球城市，并通过这种社会精神助推了新加坡城市国家的经济转型。
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要弘扬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经济发展模式从传统的注重“物”的旧经济模式转型为关注“人”的新经济范式。新经济范式以人的“生命力”为开拓视野，注重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提升，注重多元性、包容性和融合性社会氛围的营造，以人们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为根本发展目标。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并通过每年发布人文发展报告的形式对成员国进行评估。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就是一种社会文明程度发展指数，包括了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质量等三项基础变量，后来又将生态投入和技术发展等要素纳入基础变量的外生变量。
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2015年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17项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个“复杂、多样、动态和相互关联”的庞大体系，主要聚焦于解决人类发展进程中遭遇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为指导和推动有关SDGs目标的落实工作，中国制定和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从战略对接、制度保障、社会动员、资源投入、风险防控、国际合作、监督评估等方面入手，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分步骤、分阶段推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撑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路径，构成了新时代社会文明的发展内涵，为我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指明了方向。
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社会文明程度价值内涵和衡量标准。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经历了“蒙昧”“野蛮”和“文明”三大时代的进化，文明时代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文明时代经历了古代文明（从四大文明古国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明时代）到现代文明（工业革命以来至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导的文明时代）的历史演进，进入到后发国家独立探索、相互借鉴的社会文明发展模式的后现代文明时代。
当前，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超越感官、质量和功法等功能价值的满足，过渡到有品质、有态度、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开始追求充满设计、创意和情感的美感体验，开始探索有内涵、有价值、有信仰的理念分享。社会文明程度也从生存层面的突破进入到生活境界的探索阶段，进入到生命视野的开拓阶段。按照SDGs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我国新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可以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三个维度构建衡量标准和指标体系。
社会生活：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文明倡导健康乐活、构建文化引领的社会生活方式。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文明程度不仅消除贫穷和饥饿，改善民生，实现粮食安全，而且开展多项营养计划，确保良好的健康与福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实现城乡人民的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地提供人人负担得起的、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以及便利的交通。以上是从物质上确保健康乐活的生活方式。此外，还要从精神上确保品质内涵的生活方式，提供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建设终身学习社会；从根本上实现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儿童的权利；提高文化娱乐旅游消费的支出占比，人们的创造力和审美力普遍提高，培育良好的文化氛围；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氛围，以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持和平、正义和强大的法治机构；重视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利益相关者联盟和全球伙伴关系。
经济发展：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文明提倡技术驱动、构建文化创新的经济增长途径。人民充分就业和有体面的工作，实现不断增长的、较高的经济收入，促进持久、包容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发展抵御各种灾害的新兴产业、创新研发和基础设施；缓解国家内部在城乡、东西和南北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情况；建设包容、安全、可持续的城市、乡村与社区；建立绿色可持续、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生态环境：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文明坚持绿色发展、构建文化融合的优先发展模式。新发展阶段的社会文明程度积极采取务实有效的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减少碳排放量；人均绿地、湿地和森林面积较高，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和水下生物；划定生态红线，保护和修复陆地生态系统和陆地生物；保护生物多样性，注重多样性、历史感和权威性文化空间的打造；人人具有环保理念，采取自觉的环保行动。
总而言之，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不只是一个单纯追求科学合理、全面系统的理性规划的静态结果，还是一个兼顾世界形势、国家战略和社会进程，不断根据发展中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优化的动态过程。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指标体系是相辅相成、互相关联的，指标体系中定量指标的标准设定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定性指标的主观描述要引领国情民风的实际情况，充分展现我们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文明和美好生活的雄心和气魄。
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路径
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是为了实现更美好、更可持续的发展蓝图，是为了实现新时代中国性与现代性的统合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大国文明实践，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手段。
加强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提升的战略定位和总体规划。社会文明程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成果的直接体现，是我国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高质量发展的外在显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本地区、本部门的社会文明实践探索，加强财政、税收、机制、体制等方面的创新，统筹实施好不同层级的文明创建工程，打造新时代社会文明实践创新示范区，全方位推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能力和治理水平。
提高新发展阶段公共服务的文化品质和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在一般公共服务中不仅强调普惠、均等和便利的公平与正义原则，还要涵育公共服务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要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精神品格和价值内涵，以“守正创新”和“双创转化”的理念守护传统与创造之间的关系，平衡大众化、时代化、国际化与品质化、内涵化之间的关系。创新文化产品内容管理的标准和方式，促进文化创意与其他领域的服务和生产相融合。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善社会风貌、生产形态和生活方式，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社会文明治理体系。
开展新时代社会文明新生活运动。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和时代新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人文素养提升，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不断推进健康文明、简约高雅的新生活方式。引导人们在观念层次和行为层次建立起社会文明的价值认同、知识认知和实践认可，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文明的言谈举止，发挥道德软化的社会治理功效，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
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发展为社会文明的文化综合体。文明具有社会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深入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社会文明实践活动，社会文明综合体是融合群众教育活动、城乡社区文化展演、地方创新产品研发、社区居民文化消费等综合需求的立体空间，是一个既有“精神内涵”又有“审美颜值”的综合美学空间，发挥教育性、群众性、参与性的综合社会文明实践功能。
促进区域与国别间社会文明的交流合作与文明互鉴。在同一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水平和表现形式。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要秉承开放包容的理念和互鉴共享的心态，尽量消除不必要的文化隔阂和主观上的文化误解，打造协同、均衡、互利的文明互鉴格局，扩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文明程度的开放水平和认同范围。
文化是国家的灵魂和命脉，文明是国家进步的标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是我国几代人浴血奋斗的共同梦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国家的理想范式，是在充分借鉴了工业革命以来由西方中心主义塑造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弊端，通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不断探索，最终找寻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由中国主导、具有东方美学生活方式的现代社会文明形态的发展之路。这种以“中国之眼”洞见世界文明的共通性，展现中国主见和中国尊严，是中华民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充分体现。
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目标，不仅是经济层面的物质福祉，也是文化层面的精神福祉，更是环境层面的生态福祉。新时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具有鲜明的文化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引领，实现国际语境下价值共享和模式认同的社会文明体系建构。新发展阶段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是中华民族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数字创意实验室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