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之所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路之所向。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和平文化基因，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要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对推动世界和平理念的凝聚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中华民族和谐哲学的根本体现，是一种看待自我与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民族和谐哲学的根本体现。“和”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意涵深刻的汉字，表达了中国人在身体状态、音乐节奏、精气神色、社会建构、精神信仰等不同层次的理想状态和价值追求，蕴涵着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人所独有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协和万邦的外交观以及人心和善的伦理观”。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源于中国人感性的人伦秩序观与族群结构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具有天下情怀和大同理想。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里，存在一个“家—国—天下”的秩序体系。中国人以自我为体认，从自我的生命情感出发，自觉而自然地延伸至家、国和天下的秩序框架。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认为，从内部社会来看，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形态；从外部世界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美好社会建设为目标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具有差序结构的特质，社会关系是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水波”，而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团体格局，就像“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每个人与这个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团体结构中的最小单元是家庭、最大单元是国家。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突出反映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北宋理学家张载以“太和”描述中国人的认知思维。他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对此，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就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正所谓“和而不同”。当代哲学家张岱年很早就提出了“生理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并对“仇必和而解”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指出，“对待不唯相冲突，更常有与冲突相对待之现象，是谓和谐。和谐非同一，相和谐者不必相类；和谐亦非统一，相和谐者虽相联结而为一体，然和谐乃指一体外之另一种关系。和谐包括四方面：一相异，即非绝对同一；二不相毁灭，即不相否定；三相成而相济，即相互维持；四相互之间有一种均衡”。“仇必和而解”消除了国际政治理念中的对立思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展现了一种看待自我与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关系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想。中国人秉持天人合一的思维，个体在东方式的差序格局中的联系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共融共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中国人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人具有“推己及人”的思维观念和“以和为贵”的交往伦理，这是儒家忠恕之道的“仁”本思想对人与人之间交往原则的根本约定。在孔子看来，人类世界的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仅仅要求最低限度的兼容性，而不是最高限度的统一性。《中庸》载：“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万物并肩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此，人类共存的国际秩序要兼容不同族群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尚和合，求大同”的理想世界。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国际秩序观的超越。西方的国际秩序观建立在一种“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念和“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友即敌”的关系，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必然处于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的冲突状态。因此，合作与冲突、和平与战争是国际秩序中国与国之间非此即彼的交往状态。西方人的国际秩序观是以自我为中心，建立起一套“个体—共同体—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系统。中国人的天下秩序观起源于荀子所谓的“群体合作”，是民胞物与的天下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的天下世界是一种安全、和平、互信、互助的应然世界，是康有为所展望的“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世界。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体现了中国人以“天下体系”描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秩序想象。中国人秉持“家国一体”和“天下一家”的国际秩序观，“也就在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就是排除了异教徒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进一步解释道：“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是意味着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以便能够设想与全球化的现实相配的政治秩序。”赵汀阳认为，个人成为西方国际政治秩序结构的最终解释，天下成为东方国际政治秩序结构的最终解释，“个人—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政治系统与“天下—国—家”的政治系统之间形成一种齿轮式的错位契合而形成结果上的互补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中国人“文化自觉”的根本体现。费孝通在探索全球化与不同文明间的关系时提出了“文化认同”的重要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人们对其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有“自知之明”，意味着不同文化的自我认识、互相理解、互相宽容、多元共生，最终达到“天下大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集体运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进行和平外交实践探索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中国外交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中国的发展要从国家兴亡的历史视野和国际政治的现实视野加以审视，这是一种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相整合的立体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时代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推动我国外交关系的顶层认知从矛盾对立性转向矛盾统一性，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调整和平外交手段的现实策略与实施路径，形成了不同时代、特色鲜明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进行着和平发展与和平强国等和平外交实践探索。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践行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这是和平治国理念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战略延伸。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说：“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他充分尊重国与国之间的差异，认为国与国之间在保有差异的同时应互相尊重。1955年4月，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二十九国首脑会议，主张“求同存异”，代表中国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新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之后逐渐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国际形势判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一切有利的外部条件支持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高度警惕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树立起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的国家形象。邓小平同志从战略全局把握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因为抓住并顺应了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大义，在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快发展自身建设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从而使中国的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奉行“和平与发展”的国际主题，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国内的改革与发展积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凸显了独立自主的外交精神、求同存异的务实作风与和平发展的行动策略。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亚太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江泽民同志认为，要坚决摈弃冷战思维，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要全世界都接受一个统一的模式是不可能的。各国的国情、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等都不同，相互间可以进行交流，但照搬是不行的，总得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国际秩序的变化趋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中汲取治国智慧，提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强调“和平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弘扬文明互鉴与交流对话，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价值、引领人类进步的习近平外交思想。这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外交理念，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促成人类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具体策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扮演世界和平的主导力量，促进中国与世界大国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协调和良性互动，积极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和全球发展格局。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号召和思想擘画。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深入学习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举措，是对创造国际秩序新文明深刻的时代洞察和历史回应。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性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精神指引，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和平智慧与面向未来的和平理想。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性，既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又让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光芒。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理念具有超越时间的时代价值和超越空间的世界意义
“和平、和睦、和谐、和合”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世界的文化智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关切。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思维既是中国人独特的价值观念，也是全人类普遍依循的价值逻辑，具有超越时间的时代价值和超越空间的世界意义，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源泉。
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康德从人的道德世界的“普遍赞同”和“心灵共识”的哲学思考出发，提出：“建立一个普遍和持久的和平，不只是纯粹理性范围内法权理论的一部分，而且是理性的整个最高目标。”他的《永久和平论》一文推演了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的理想路径和道德义务。然而，人类历史演进中出现的无数次残酷的战争和屠杀，让康德的“永久和平”成为虚无缥缈的修辞神话和理想主义的抽象实验。
在西方看来，和平的对立状态就是战争和冲突、杀戮和暴力。西方文明的和平主义是一种基于国际地缘政治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构建策略，包括消极和平理念与积极和平理念。“经过现代战争的洗礼，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美国和平组织开始追求一种‘积极和平’的理念，旨在通过构建国际和平机制以及进行国内制度改革来消除国家间冲突的根源，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悲剧再次上演。”“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美国和平团体的理念和行动路线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逐渐放弃了通过国际合作维护战后和平体系的国际主义取向，转而寻求在美国社会内部铲除战争根源、在国际危机中保持严格中立的和平主义取向，也就是说，退而追求比较‘消极’的和平理念。对于这种转变，学术界通常认为这是大危机、国际安全局势的恶化以及国内孤立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而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展现了一种高级状态的、积极主义的和平精神，是在人的身心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广泛存在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价值信念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本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世界政治秩序状态。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不仅可以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提供借鉴，而且可以为国际伦理、国际道德的构建贡献智慧，是对人类和平文化与和平精神的重大完善。
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和保障。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为内容的人类共同价值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标。国际政治学者赵宝煦指出，“多元化是各国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无法否认的趋势。但它并不是坏事。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并认为它是一种最美好的境界”，“由于……传统思想的时代熏陶，由于对民族屈辱和战乱的痛苦教训，使得中国人民培育出‘和为贵’的处世智慧，并且长期不懈的追求和平”。和平是实现全人类其他共同价值的前提条件，表明了中国坚定捍卫世界和平发展的智慧、决心和勇气。
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基石和价值精髓。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极大提高，重塑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深刻洞察“世界之变”，科学回答“世界之问”，为解决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全球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的和平性意蕴，展现了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国际担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
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国际秩序重塑的新全球化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希望的新时代。作为一种全球价值观，和平是中国致力于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的未来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大最深的关切，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人类担当。我们应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弘扬中华文化中的“和”文化，倡导中华民族的和平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建设新的现代人类秩序文明。
作者: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向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