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中文史料的考察，孟席斯所谓洪保、周满、周闻发现美洲的航线是凭空虚构出来，而并未真实存在过。迄今为止，未发现任何可以支持孟席斯“新论”的文献或其它有用记载，孟席斯的“新论”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新证据。
关 键 词：郑和下西洋 孟席斯 美洲
2002年3月，英国退役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提出1421年郑和船队发现了美洲。此论一出，如石破天惊，震动了世界，学界有关郑和船队最远究竟到了哪里的探讨，又一次掀起了高潮。当年10月，孟席斯在美国出版了其著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2003年11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由鲍家庆翻译的中文本。中文本套封上的广告词称：“爆炸性的内容，颠覆既有认知 一部可能改写历史的惊世之作 过去的历史课本都可以扔了，过去学的也可以遗忘，因为这本书改写了一切”；“1421年——明成祖十九年 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早于哥伦布七十年；中国人发现澳洲，先于库克船长三百五十年；中国人到达麦哲伦海峡，比麦哲伦的出生还早一个甲子；中国人解决计算经度的问题，远远领先欧洲三个世纪”。
对于孟席斯的“惊世之作”及其结论，翻译者鲍家庆认为：“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盖棺论定。很多地方必须藉助信念以弥补证据之不足。只是由于论据的品质参差不齐，他的论点非但很难说服不信的人，还可能被当成攻击其历史观的武器。郑和的第六次航海已经很难考证了，十多年的努力不可能完全涵盖。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把话说满，有限的证据不但无法防御批评者的攻击，还处处显露破绽。……其实有关郑和航海的中文资料也不见得全毁。把档案灭失的责任归咎给刘大夏一个人，只是种简化的理论。……明清档案不但蕴藏中国历史的秘密，有些地方也颇有商业价值……等到有人开始考察档案后，再谈郑和到过什么地方，或许比较合适。”
郑和第六次航海的具体情形，确实如鲍家庆所言，“已经很难考证了”，以笔者有限的知识，以为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档案恐怕也已经无从考察了，有关郑和船队的第六次远航，我们固然可以像孟席斯一样，等待世界各地的沉船的打捞性发掘，却不能像孟席斯那样，尚未确定是否是郑和船队的船，就声称郑和船队肯定到了哪里哪里，我们现在能做的，不妨重新梳理一下中文文献，看看中国人自己是如何记载这一次远航活动的。
一
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先要看看断定郑和船队第六次远航发现了美洲等地从而发现了世界的孟席斯是怎样论证和叙述他的“惊世之作”的。
在书中，孟席斯列举了1421年洪保航线、周满航线、周闻航线和杨庆航线，并加以详细叙述。孟席斯称，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在满剌加补充物资后，北上航行5日，到达位于印度洋入口的苏门答剌外海。“郑和在那里把他的船只分成四支舰队，每支舰队都有配备了火炮的士兵以供防卫。其中三支舰队由副使太监洪保、周满和周闻指挥。第四支，也是最小的舰队，则还是由郑和直接带领”[1]（第90页）。“在这第六次航海，洪保、周满、周闻与杨庆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半”[1]（第97页）。“郑和的舰队有没有造访过三千多个国家？如果有，世界的探勘史就要改写了”[1]（第99页）。“从天妃宫的碑文，我知道第六次航海，他们大约走过六万公里，将近绕地球两圈”[1]（第108页）。“第六次航海就带了能操十七种印度与非洲语言的通译”[1]（第122页）。“我现在有一连串宝船舰队从塘沽出海，到永乐十九年八月（西元一四二一年九月）抵达绿角群岛之间的去向的证据”[1]（第126页）。“让我断定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道扬镳。周闻往西北方向航行，经由加勒比海往北美洲走；洪保与周满沿着赤道洋流的西南支到达美洲。两支舰队在各奔前程时一定充满离情”[1]（第130页）。“我已经知道洪保与周满最后返航的日期，以及两个舰队带回的使臣数目”[1]（第154—155页）。“周满的舰队西行测绘太平洋，经由香料群岛回家。洪保的舰队南行至南极洲，继续测量南十字星座，之后由南半球的海洋向东，经过满剌加与古里回到中国”[1]（第155页）。
洪保的航行，孟席斯说：“指派给洪保的任务是测绘固定的参考点——设立于福克兰群岛——以东的世界。”[1]（第161页）依据皮里司令地图和若兹海图，孟席斯设计出了一条具体的洪保航线：洪保船队沿着非洲东岸，绕过好望角，进入南大西洋，沿着非洲西岸，抵达绿岛群岛，沿着南美洲南下，穿过麦哲伦海峡，向南航行，抵达南极后，经由澳洲返回到中国。他说，穿过麦哲伦海峡后，“洪保率领舰队向南走，往火地岛以西的方向航行”[1]（第167页）。“舰队在永乐十九年十二月（西元一四二二年一月）到达南极”[1]（第172页）。“我完全相信洪保到过澳洲”[1]（第179页）。“我认为是洪保派出去测绘南岸的帆船，在今天澳洲东南部维多利亚省（Victoria）的瓦南布尔（Warrnambool）外海沉没了。一百六十六年前，这里曾发现过一艘沉船，很可能就属于洪保的船”[1]（第181-182页）。洪保“他们又经过菲律宾西方，终于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西元一四二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回到中国”[1]（第184页）。
周满的航行，孟席斯说：“指定给周满的任务是测量南美洲以西的世界。跟往东边航行的洪保一样，周满在老人星底下飘洋过海，应该会需要在南纬五十二度四十分上的‘固定’参考点。”[1]（第191页）。孟席斯设计的周满的航线是：差不多与洪保的船队走同样的航线穿过麦哲伦海峡后，沿着南美洲海岸，到达厄瓜多尔，而后横渡太平洋，到达今日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旧金山一带，由澳洲东部和北部，经过香料群岛回到中国。孟席斯说，离开秘鲁之后，周满的舰队会先乘着赤道洋流最北漂流到厄瓜多尔。到了这里洋流会转向西方，带着舰队横渡太平洋。到了太平洋中央的萨摩亚群岛，“根据很确切的证据，周满的舰队在这里分成两队。北方支队在卡洛琳群岛的吉里巴斯建造天文台，在新几内亚也建造了五个”[1]（第194页）。“在他们回航的路上，至少损失了两艘宝船”[1]（第203页）。“当他们在永乐十九年离开中国时有一百零七艘宝船，永乐二十一年回航时却所剩无几”[1]（第209页）。周满的舰队“永乐二十一年九月（西元一四二三年十月）返航时，原来的九千人只剩下了十分之一”[1]（第223页）。从太平洋经过菲律宾一直到香料群岛的路线，“我论定麦哲伦的海图上面画的就是周满的航行路线”[1]（第228页）。菲律宾的玉米，原产自美洲，“少数残存的中国文献也记载郑和舰队带回玉米。中国帆船除了送出瓷器、丝织品以及中国制钱，带回胡椒以外，还把玉米从南美洲带到菲律宾”[1]（第231页）。“我现在晓得周满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初四日（西元一四二三年十月八日）回到南京，一个外国使节也没带回”[1]（第235页）。今天美国奥勒岗州内克卡尼的海滩上找到了几艘年代久远的船只残骸，其中一处遗迹发现了柚木的零件，上面有胡桐，“这种木头是东南亚的特产。那块木材尚未以碳十四定年。但是万一这块木材证明出于十五世纪初期，这就成了有一艘周满的帆船在内克卡尼湾（Neahkahnie Bay）遇难的有力旁证”[1]（第238页）。“瓦德西穆勒地图在正确的纬度上详尽画出今日的旧金山与洛杉矶。我很肯定周满一定南下航行过那段海岸”[1]（第239-240页）。“我确信宝船队发现了南北美洲的太平洋岸，但是我的研究还是没有找到中国帆船残骸的确切证据”[1]（第249页）。
周闻的航行，孟席斯说，“永乐十九年九月（西元一四二一年十月），正当洪保与周满的舰队往西南从加勒比海的入口航向南美洲海岸时，留下周闻的舰队朝西北顺着赤道洋流的北侧支流前进”[1]（第281页）。他按照毛罗地图、匹奇嘎诺海图、甘地诺地图和文兰地图，设计了周闻舰队的具体航线：在到达绿岛群岛后，朝西北向横渡大西洋，在中美洲沿着东海岸往东北航行，周闻手下有人定居北美洲，绕过格陵兰岛，在北极探险，穿过白令海峡，往西航行，在今日本列岛东部南行，回到中国。孟席斯说：“我用合理的推测认定他们通过多米尼克海峡时是一片黑暗，没有月光的晚上”[1]（第289页）。“我的结论是，有四艘帆船在北比麦尼岛外海不远处沉没，五艘则是弃置在东北麦尼岛，剩下的在修理过后又回到海上”[1]（第321页）。“为了解决船只毁损的燃眉之急，周闻又遇上了更大的麻烦。他的船有些修好了，还救回了一些白米，但是他得替在比麦尼搁浅的水手和婢女留给口粮。他还有至少几千个水手跟几百个婢女等着吃饭，舰队所剩的粮食却早已寥寥无几。这些婢女服侍过阿拉伯、非洲、印度诸王，很多人出海前早已有了身孕，有几位可能早就监盆了。要在船只数量大不如前的情况下避免过度拥挤，就得在海岸上找地方定居，好认水手、婢女以及生下的孩子有条活路。以后也许还会有船过来接他们回去”[1]（第327页）。“中国人由北极之地返航或许可以解开另一个一五0七年出版的瓦德西穆勒地图的谜”，“唯一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周闻在通过白令海峡回到中国的路上勘测过这个地方”[1]（第362页）。这样，“另一位中国的太监周闻已完成了发现之旅，他的航行就算比不上洪保和周满的更伟大，也是不遑多让。在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一年到一四二三年）这行踪不明的两年之间，杨庆也率领庞大的舰队航行海上”[1]（第363页）。
杨庆的航行，孟席斯在杨庆的航行的一开头就说，“就在同僚们忙着测量老人星与南十字星座，深入极区探险，以及在世界各地发现新大陆和岛屿的同时，杨庆的舰队比其他人的舰队都早一个月从北京出发，但他的航程却局限于印度洋”[1]（第367页）。孟席斯凭着甘地诺地图，设计了杨庆船队的具体航线：进入印度洋，接近好望角，沿着非洲东岸回航。“杨庆的旅程不如其他人那么远，但是他的任务却跟洪保、周满等人同样艰巨，也同样重要。他的成就也不比其他人逊色。因为在那次航海结束时，他的手下将决定经度的技术发扬光大”[1]（第382页）。
在结语中，孟席斯再次将太仓刘河与福建长乐的两块碑文搞反，却信心十足和口气肯定地说：“在我开始这段长达数年的发现之旅时，我曾对这块石碑感到困惑。如今旅程结束，我又回到这里，深信自己已经得到了证据，足以推翻西方世界长期公认的历史。我发现了由郑和、杨庆、周满、洪保与周闻率领的中国舰队，在传奇性的第六次探险中曾勘查世界每一块大陆的许多证据。他们航行经过六十二个群岛，共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并且测绘了数万公里的海岸线。郑和自称造访过‘大小凡三千余国’似乎是对的。中国舰队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东部，绕过好望角到绿岛群岛，又经过加勒比海到北美洲与北极，又南下合恩角跟南极、澳洲、纽西兰，再横渡太平洋。整整十万里的航行，只有到了南极洲，宝船才需要逆风或是逆流航行。在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西元一四二一年到一四二三年）的大航海之前，明成祖已经把整个东南亚，还有满洲、朝鲜、日本都纳入了朝贡中国的领域内。丝路的东侧从中国开始，最远又开通到波斯（今伊朗）。整个中亚对中国俯首称臣，印度洋也成了中国海运的势力范围。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的宝船舰队扩展了这个本来已经很广大的贸易帝国。他们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秘鲁的南北美洲太平洋岸建立永久殖民地，又在澳洲、印度洋各地乃至东非开始屯垦。他们在太平洋上设立多处补给站，以连结美洲与中国，其次则连结澳洲、纽西兰和中国。他们的基地涵盖范围甚广，分布在：从复活岛经过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和土木群岛一直到皮特凯恩岛（Pitcairn Island），卡洛琳群岛的大溪地、西萨摩亚（Western Samoa）的沙来岛（Sarai）、东加群岛（Tonga）、索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的圣克里斯托伯岛（San Christobal）、南马杜尔岛（Nan Madol）、雅蒲岛（Yap）、托比岛（Tobi），以及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 Islands）的塞班岛（Saipan）。至今在这些岛屿上还经常可以发现留下的石造营房、简易码头、房舍、水池，以及天文台。郑和的庞大舰队和他们的补给队连结了这些殖民地和补给点站。对于从永乐十九年二十一年，这两年‘失踪’期间的中国航海旅行，我的相关主张是奠基在疆里图、皮里司令地图、若兹海图、甘地诺地图、瓦德西穆勒地图，以及匹奇嘎诺海图的真实性上。……就是因为证据具备如此的深度、广度，还有多样性，永乐十九年到二十一年之间伟大的中国航海旅行才如此可信。……这样的主张并没有任何不合理之处。……洪保的船只有四艘返回中国，周满则仅仅剩下一艘船。光是他们的这两支舰队，就损失了至少五十艘船。人命的损失也一样高：周满的舰队在永乐二十一年九月（西元一四二三年十月）返航，九千名水手只回来了九百人。舰队最初的成员有四分之三应当已经死亡或是被遗弃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明成祖打算发现并且测绘全世界。”[1]（第461-466页）
孟席斯如此信心十足，斩钉截铁，形象生动而又具体翔实地描写郑和船队的第六次远航世界的活动，按理说，总要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或史料依据。遗憾的是，他的一切结论不是从材料、证据或事实出发，而是先有结论，先入为主，先认定郑和船队肯定到达了美洲等世界各地，然后依照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几张海图，将那些海图所绘视为郑和船队的实际航线，差不多将沿途出现的一切遗迹遗物、动物植物和不明真相不知年代的沉船等均作为郑和船队活动的证据，并且展开想象的翅膀，随心所欲地给郑和船队分配舰队，分配指挥官，乱定身份，乱定船队规模和人数，乱定受损船数人数，乱定航行日期，乱定船队回国时间和船数人数。在孟席斯那里，没有时代概念，没有地理概念，没有史学规范这一说。只要他的设计需要，郑和船队就可以按照他的设计驰骋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孟氏采用倒因为果、无视历史时代的做法，任意想像的描述和凭空推论，曲解或根本没有理解中国古籍，无助于问题的说明，孟氏关于中国式帆船“不使用指南针”的说法与郑和宝船的实际情况不符，孟氏提供的所谓郑和宝船横剖面图没有中国帆船的特征，孟氏作为证据的加勒比海沉船不能证明是郑和宝船，孟氏所举证的美洲动物、植物的事例根本不能说明与郑和船队有任何联系。
孟席斯在论证郑和船队航线时，虽然言之凿凿口气毋庸置疑，但通常是用应该、理应、会、合理的推测、论定、确信、确实、深信等推测或自我肯定的语句。他通常先是假设，推论，然后笔锋一转即以十分肯定的口气下结论。如说“第三支分的指挥官并不完全确定，但是在与慕尼黑大学的Roderich Ptak教授通讯讨论后，我认为最可能的人选是周闻”[1]（第93页），他“认为”以后，配以后来毫无关系的海图，一条周闻船队的具体航线就被他绘制出来了。全书充斥着这样经不起任何检验的荒诞做法和离奇结论。
郑和船队是从南京出发的，《郑和航海图》全称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然后又从太仓刘河出海，可到了孟席斯那里，他一再声称船队从北京出发，并绘制了从北京出发经渤海湾、黄海的航线。北京没有通海的水道，此乃常识，孟席斯根本不知道。
郑和七下西洋，次数上学界已无异议，可孟席斯弄不清楚，他说：“大部分权威人士则把他的第四次与第五次算为同一次。笔者也遵循这种见解。因此永乐十九年开始的旅程便算是第六次。”[1]（第58页）如果第四和第五两次合为一次，永乐十九年那次就是第五次，不是孟席斯说的第六次。实际上学界无人将第四第五两次合为一次。孟席斯在总结郑和第六次远航后说，“从此再也没有远人朝贡，没有伟大的科学实验，更不会有贸易与发现的远航壮举。中国进入了闭关自守的漫漫长夜”[1]（第467页）。他绝口不提郑和还有始于宣德五年的第七次远航。他不但弄不清楚郑和七次远航的具体次数，而且似乎根本不知道在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后还有宣德五年的第七次远航！一个连郑和几次下西洋都吃不准的人，却能详尽勾勒出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具体航线，实在匪夷所思。
孟席斯并不清楚江苏太仓与福建长乐在郑和下西洋中的地位，他只是从他人的书中看到郑和立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和《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两块碑文，因而一再将两处碑文搞反，“竟然连它们在何处都张冠李戴”。诚如金国平、吴志良所说，“业余也不能业余到如此地步吧”[2]。
孟席斯得意地宣布：“我发现一些逃过劫难的中国文献与航海针位记录，还有几份第一手报告：两份是中国历史学家写的，另一份的作者是个欧洲商人。其余资料的作者则是跟随中国的航程前进，并且发现前人的蛛丝马迹与遗留文物的第一批欧洲探险家。”[1]（第23页）这些所谓“发现”，凡是从事郑和下西洋研究的人其实都耳熟能详。他还声称“至少有一千多本书提供前哥伦布时代的中国人就旅行到美洲的铁证”[1]（第274页），却不以证据论证，惟一提出的证据却是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为了冒称该书的重要价值，他竟然说该书是逃过官员销毁的“一份中国的文件”，甚至在道听途说后说该书“但是现在已经很罕见了，亚洲学院图书馆所收藏的版本是全世界仅剩的孤本”[1]（第192页）。这本与郑和航海文件毫无关系的小说仅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就一次性印刷了215000册，其它版本印数更不知凡几，如此离奇的说法，只能说明孟席斯实际上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史籍依据。
孟席斯不懂中文，将《隋书》中的“婆利”理解为了澳洲[1]（第195页）。他描写郑和：“他这个人身高体壮，比朱棣高出不少。有些记载说他身高超过两公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1]（第32页）。他又转引中文文献称，“我很确定中国人航行过北大西洋，因为在完成第六次航海后，郑和在中国南方的长乐县（孟席斯原文误作浏家港——译者注）的石碑就说过：‘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西域之西’和‘迤北之国’就是最北边的北国和最西边的西国，就只能解释成北美洲的大西洋岸”[1]（第300页）。一看原文可知，“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只是泛指遥远之国，并非具体指称哪些国，而明朝“臣妾”的国家也断无“北美洲的大西洋岸”国。孟席斯说，“从天妃宫的碑文，我知道第六次航海，他们大约走过六万公里，将近绕地球两圈”[1]（第108页）。孟席斯大概根本不懂中国人常用虚数，《西洋朝贡典录》描写郑和“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是不能理解为“身高超过两公尺，体重超过一百公斤”的；郑和所说“涉沧溟十万余里”更是不能理解成“六万公里”的。
孟席斯大概听说明初有刘基其人，所以称：“于是在永乐二年十一月（西元一四0四年十二月），朱棣命令他的两位亲信——姚广孝与刘基，率领两千一百八十位大学士共同编纂《永乐大典》，以收纳可以查考的所有文学作品与知识。这是历来最庞大的学术计划。最后产生的是四千余卷，超过五千万字的大百科全书。”[1]（第46页）孟席斯不知道刘基已于洪武八年（1375年）去世，是不可能在永乐年间参与编纂《永乐大典》的。他这段描写更触处皆错。《永乐大典》开始编纂于永乐元年；参与其事者147人，后来重修时参与者为三千余人，不可能是“两千一百八十位大学士”，其时哪来那么多大学士；《永乐大典》最后成书是22877卷，3亿7000万字，而不是4000余卷5000万字。
孟席斯说：“永乐五年（西元一四0七年），郑和在南京设立语言学校‘四夷馆’”（[1]（第51页），“毕竟南京城的语言学校‘四夷馆’就是由郑和设立的”[1]（第122页）。四夷馆是明代翻译边疆民族和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是由朝廷设立的，根本不是由郑和设立的。史籍中记载的汗血马，孟席斯说，“明成祖在位期间进口了几百万匹这种马，花了不知多少银子，以至于朝廷里还专门设了一个单位‘以茶易马’，藉以节省白银的开支”（[1]（第215-216页）。明廷以茶换易的马匹，根本不是什么汗血马，而是战马。孟席斯说：“郑和的宝船舰队在世界各地建造类似的天文台。”[1]（第375页）这是孟席斯的想像。孟席斯说，在郑和的“白色丝质外套里，总放着一个珠宝装饰的小匣子，里面装着他的阴茎和两颗睾丸。因此人们叫他‘三宝太监’。小匣子里的东西就是他的‘宝’。只要还跟着他，将来他到了阴间，便可成为完整的男人”[1]（第35页）。这样的描写，真乃野叟曝言，违背常识。书中用的插图“豪华的丝织品”，实际是清代的“童子串枝莲”妆花缎，孟席斯移花接木，遮人耳目。
诸如此类常识性和因想当然而导致的错误，以及经不起任何检验的道听途说或凿空之论，如要一一指出，细细评说，正如金国平、吴志良所说，“篇幅当在其书之上”[2]。以上只是聊举数例，以观孟席斯惊世之论之荒谬。
二
那么，有关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真正的文献记载是怎样的呢？现将相关的中文资料分类汇录于次。
1、郑和的刻石记录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巩珍《西洋番国志》所附，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左少监张达等立。其辞曰：……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各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贡献方物，视前益加。”
《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巩珍《西洋番国志》所附，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一、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祐之功如是，勒记于石。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
2、郑和随员的记录
巩珍《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前附敕书一：“敕：太监杨庆等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合用各色纻丝纱锦等物，并给赐各番王人等纻丝等件，敕至，即令各该衙门照依原定数目支给，仍令各门官仔细点检放出，毋得纤毫透漏。故敕。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巩珍《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前附敕书二：“敕：内官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番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并带去银两段匹铜钱等件，敕至，即照依坐去数目关给与之；其官军原关粮赏，买到麝香等物，仍照依人数关给；该用军器等项，并随船合用油麻等物，令各该库分衙门逐一如原料数目关支。就令太监郑和眼同打发，就拨海船二只与之装载前去。仍发落各门官仔细点检放出，不许纤毫夹带透漏。故敕。一、下西洋去的内官合用盐酱茶油烛等件，照人数依例关支。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
巩珍《西洋番国志·阿丹国》条（中华书局1961年向达校注本）：“永乐十九年，上命太监李充（充当作兴）正使，赍诏敕往谕旨。李口（当即李兴）苏门答剌国，令内官周口口口（当即周满等）等驾宝船三只往彼。王闻，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入，礼甚敬谨。开诏毕，仍赐王衣冠。王即谕其国人，凡有宝物俱许出卖。此国买到猫睛一块重二钱许，并大颗珍珠各色鸦鹳等石，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枝柯为珠者五柜，及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
马欢《瀛涯胜览·阿丹国》条（冯承钧校注，商务印书馆1935年）：“永乐十九年，钦命正使太监李（以下原阙一字，黄录同，吴本作某。疑是太监李兴）等，赍诏敕衣冠赐其王酋。到苏门答剌国分，内官周（其下原阙一字，黄录亦同）领驾宝船数（吴本作三）只到彼，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谨感伏。开读毕，国王即谕其国人，凡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大块猫睛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之类而还。”
3、《明太宗实录》所载
《明太宗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卷一一九，永乐十九年正月癸巳（三十日）：“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还，赐钞币表里。复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就与使臣偕行。”实录所云十六国，由实录永乐十九年正月戊子条，忽鲁谟斯等十六国遣使贡名马方物，命礼部宴劳之，可知指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喃勃利、苏门等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
《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三，二十年八月壬寅（十八日）：“中官郑和等使诸番国还，暹罗、苏门答剌、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有关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直接或较原始的材料，大体不出以上范围。马欢《瀛涯胜览》显然有参考过《西洋番国志》的印记。综述上述数条记载，可知永乐十八年底忽鲁谟斯等国使臣准备回国，明廷派太监杨庆出访或作出访的物资准备。次年正月各国使臣辞行，明廷赐与各色锦缎等物，命郑和随行。同年十月，明廷又命内官洪保随同未曾来得及与郑和同行的外国使节出访，所需物资令已先期在南洋的郑和支给（注：束世澂《郑和南征记》（青年出版社，1941年3月）称：“从这段记载，可知郑和在正月底送第一批出发，洪保送第二批出发。所以洪保去时敕知郑和照例给赐，这是通知已到南洋的郑和。郑和此时早离国而奔走使命了。假使各番使臣还在京，而郑和还未出发，如有赏赐，应当命礼部关给，不能敕郑和给与。因为郑和只能奉命到各国后给与赏赍，没有在国都赏赐外使的职权。郑和下番，当然在南洋有通信的设置，可与政府通消息。”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商务版，1937年1月，第99页）也认为：“和先于十九年春率大宝船出发，洪保于同年十月率分继往。”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6月，第309-310页）在叙述这次出使的经过时，不但沿用束世澂的看法，而且认为“郑和船队要依次访问阿拉伯诸国，一次季风只能达于半途，必待第二年之原一季风来临，才能接着走完全程。……郑和为了赶季风，接到命令后只好急忙兼程出发，因此十六国中也有赶办不及，未能同郑和一起出发的。这样，只有在郑和于正月底送出第一批后，第二批启程的使节，便于当年十月趁冬季季风刚开始之际，命令洪保等护送回还，仍由郑和负责依例赏赐各番国”。笔者暂且借用这种看法，认为郑和在于永乐十九年正月接到下洋敕令后即随十六国中的部分使节先行出访。）。到永乐二十年八月回国，郑和出使在外至多一年半。到苏门答剌的是太监李兴，驾驶三只宝船抵达阿丹国的是内官周满。周满等明朝使者在那里“买得”珍宝异兽“而还”，应该是回到国内的。
4、明后期人的记载
明嘉靖时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阿丹国》（谢方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条小注：“永乐辛丑正使太监李口等（按应作李兴）赍诏赐其王奠到冠服。苏门答剌国分周口（按应系作周满）等领宝船往彼，王率头目迎入王府，其肃开读赏赐毕。王谕国人有珍宝者许易。”
万历元年，曾任过行人司行人的嘉兴人严从简，编成《殊域周咨录》一书（余思黎点校本，中华书局1993年），涉及到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的记载如下。暹罗条：永乐“十八年，又贡。遣中官杨敏等护贡使归国，仍厚赍其王。十九年，王遣使奈怀等十六人入贡，谢侵满剌加国之罪。赐纱币有差”（注：笔者注：“纱”字当为“钞”字之误。）。三佛齐条：永乐二十一年，旧港宣慰使施进卿卒，命其子济孙袭宣慰使，赐冠带、织金、文绮、袭衣、银印，“中使郑和赍往赐之”。
万历末年，张燮撰成《东西洋考》（谢方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涉及到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的记载如下。暹罗条：永乐“十八年，贡又至。遣中使杨敏护其使还国，并报礼王。十九年春，奉表谢侵满剌加国之罪。七月贡如常仪”。
5、《明史》与《国榷》等史书的记载
《明史》卷七《成祖本纪三》（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永乐十九年春正月“癸巳，郑和复使西洋”；二十年八月壬寅，“郑和还”。《明史》此段记载，当本诸实录。
《明史》卷三二六“祖法儿”条：“永乐十九年遣使偕阿丹、剌撒诸国入贡，命郑和等赍玺书赐物报之。”同卷“阿丹国”条：“其王甚尊中国。闻和船至，躬率部领来迎。入国宣诏讫，遍谕其下，尽出珍宝互易。永乐十九年，中官周姓者往，市得猫睛，重二钱许，珊蝴树高二尺者数枝，又大株、金珀、诸色雅姑异宝、麒麟、狮子、花猫、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以归，他国所不及也。”观《明史》此段文字，与《西洋番国志》和《瀛涯胜览》“阿丹国”条所载相近，当本自该两书。文中所谓“中官周姓者”，当即周满。有意思的是，此次前往阿丹国的使者，市得珍禽异兽重宝“以归”，使者是回到国内的。这与实录所载阿丹等国遣使随郑和等使者贡方物正相吻合。
清初谈迁《国榷》卷十七（中华书局1958年点校本）：永乐十九年正月癸巳，“命太监郑和偕十六国使臣往赐其王锦绮纱罗绫绢”。
6、其它记载
康熙时人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别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丁瑜点校本）介绍巩珍《西洋番国志》，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有关的文字为：“今夷考之，此册首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敕太监杨庆往西洋公干’。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敕内官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番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即照依坐去数目，关给与之’。”
道光时人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四“三保太监下西洋”条（海王邨古籍丛刊本）：“第五使，永乐十九年春，使和等复往，二十年八月还。”此也当本诸实录。
据说向达藏有清初钞本残卷一册，书题序跋并缺，冯承钧推断为《针位编》的一种，残卷文载：“永乐十九年奉圣旨，三保信官杨敏，字佛鼎，洎郑和、李恺等三人，往榜葛剌（原误傍葛据）等番邦，周游三十六国公干，至永乐二十三年，经乌龟洋中，忽遇风浪。”（下言祷告天后娘娘得平安）[3]。
上述后三类相关记载，实际上大多是抄录自前三类记录，史料价值已不大。惟清初钞本残卷所载与其它记载不同。只是此所谓清初钞本，语焉不详，且所言郑和等三人往榜葛剌，至永乐二十三年忽遇风浪，显与史实不符。盖按《太宗实录》所记，永乐二十二年正月成祖命郑和出访旧港（注：《明太宗实录》卷128载：“永乐二十二年正月甲辰，旧港故宣慰使施进卿之子济孙遣使丘彦成请袭父职，并言旧印为火所毁。上命济孙袭宣慰使，赐纱帽、银花、金带、金织、文绮、银印，令中官郑和赍往给之。”）。郑和于十九年下洋后既已回国，自不可能因未回国而于二十三年忽遇风浪。此钞本，即使存世，恐也多属清初钱敏求所谓郑和下西洋事“委巷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4]一类，不足凭信。而且是杨敏，而非孟席斯所说的杨庆。
由上述各种有关史料，可知洪保曾于永乐十九年十月领敕出访忽鲁谟斯等十六国或十六国中之部分国家，周满曾经在抵达苏门答剌后到过阿丹国，杨庆曾于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十日领敕前往忽鲁谟斯等国。有关他们的记载都很简单，根本没有抵达何处、何时抵达，何时返回以及船队损耗的确切记录。而至于周闻，根据其墓志铭，可知其为合肥人，从军太仓，曾参加了后五次的郑和下西洋远航以及永乐二十二年的航海活动，其间于永乐十三年“以劳升本卫右所副千户，世袭阶武略将军”。关于周闻所历“西洋诸国”，其墓志铭称“侯凡六往，四抵厥境”，关于他参加的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墓志铭更明载，“辛丑继往，而中道取回”（注：《明武略将军太仓卫副千户尚侯声远墓志铭》。铭文拓片承原太仓市博物馆沈鲁民先生提供，顺致谢忱。）。周闻参加了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但中途提前返回。按照明朝出使情形，郑和下西洋的带队使者都是太监，而不是武官，周闻作为千户所副千户的下级军官，更不可能率领分船队出使。孟席斯将周闻误成为太监，连周闻的身份都未搞清楚，更不知周闻有墓志铭存世。因此，孟席斯提到的这四个人，虽都曾参加了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郑和下西洋，但都未曾到达澳洲，都未曾绕过非洲南端，更不可能抵达美洲，而且或先或后都回到了国内，所谓下落不明的船只似乎与他们的这一次航行无关。孟席斯所谓洪保、周满、周闻到达美洲的航线，看来只是他凭空虚构出来的航线，而并未真实存在过，迄今为止，也未发现任何可以支持孟席斯“新论”的文献或其它有用记载，孟席斯的“惊世之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新证据，孟席斯的新论对于郑和研究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根本不可能因此而改写郑和下西洋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