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2005年。距今整整600年前，1405年，郑和率领庞大的明朝皇家船队，自福建五虎门放洋……世界历史上不可思议、中国历史上难以忘怀的伟大远航，郑和七下西洋，从此开始了。
公元1405年的明朝，是世界上的最富强的帝国。离开大明帝国向东南，是一片汪洋和一些半开化未开化的岛屿；向西北，原来是帖木耳大帝的领土。帖木耳曾想像成吉思汗那样征服世界，却病逝于远征中国的途中。沙合鲁平定乌浒河外地区与伊朗东部，继承帖木耳王朝，势力已远不如他那跛足驰骋世界的父亲，重新开始向大明大皇帝遣使朝贡。从帖木耳大帝的领土再向西，进入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的土地。他们从中亚征战迁移，控制了小亚细亚与巴尔干半岛，将东罗马帝国围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那座孤城里（君士坦丁堡）。他们向西扩张不全是因为他们强大，还因为西方太虚弱。天主教、东正教与鲍格密勒派异教的宗教纷争，拜占庭帝国、塞尔维亚帝国和保加利亚帝国的政治斗争，使整个东欧四分五裂。意大利诸国战乱不断，英法百年战争对双方都是巨大的灾难。还有可怕的瘟疫，黑死病夺去了欧洲人口的近四分之三。印度衰落已近千年，北印度有许多突厥穆斯林王国，朝兴暮覆，南印度是一些印度教国家，它们与其说是国家政权不如说是一些散落的社会团体。
公元1405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种力量可与大明帝国争雄。永乐皇帝治下的明帝国在政治野心、经济实力、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世界优势。明朝开国已近半个世纪。洪武皇帝平定了传统的华夏天下。30年间努力恢复国力，农业经济繁荣，专制政权强大。一切都准备好了，“靖难之变”后，永乐皇帝登基，扩张的时代开始。向北，永乐皇帝五次御驾亲征蒙古部落，将中国北疆扩展到克鲁伦河与黑龙江；向南，帝国的20万军队征服越南的阮氏王朝。如果说洪武皇帝重建了宋帝国的疆土，永乐皇帝则重建了元帝国的疆土，有汉武唐宗气象。军事扩张的同时，是政治外交扩张。永乐元年，侯显开始出使西番（西藏、尼泊尔、印度），继而海童出使漠北（蒙古草原），1413年秋陈诚首次出使西域（中亚），沙合鲁不远万里遣使来朝。洪武年间在南京地区植下的5000万株树，如今已可以造大船，装备帝国的海军了。“我朝国势之尊，超迈前古，其驭北虏西番，无汉之和亲，无唐之结盟，无宋之纳岁薄币，亦无兄弟敌国之礼。”[1]1405年，郑和庞大的舰队开始远航，在大明的京城里，你甚至可以看到埃及玛木鲁克王朝的贡使。
公元1405年，距今整整600年前，郑和率领大明皇朝的船队，首航南中国海、印度洋。此时的印度洋，是世界交通与贸易的中心。中国商人、印度商人、阿拉伯商人、东南亚商人，不久前和不久后，还有欧洲商人，都乘季风航行到这里；中国的瓷器丝绸、印度的棉织品、阿拉伯的奢侈品、东南亚的香料，都在这里交易。郑和船队出现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广阔海域，战争或和平，都是唯一一支强大的、不可挑战的帝国力量。
从1405年开始，此后的28年间，郑和、王景弘率领大明皇朝的船队七下西洋，从江苏太仓刘家河到亚丁湾，泛海九万里。世界南方海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丽的景象。上百艘大船人字形排开，上千面帆张起，旌旗招展，蔚蓝色的海面犹如春天开满鲜花的草原。只有一个富强的帝国，才能支持这样盛大的远航。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书算手、医士、水手、各类匠人以及民稍人，每次下洋都有两万七、八千人随行。宝船、战座船、粮船、水船，船队乘船总在两百艘左右。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62米，可载千人，相当于现代8000吨级轮船。[2]李约瑟博士估计，庞大的船队频繁下洋，1420年间明朝皇家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
二
中国称雄世界的时候，也称雄海上，从南中国海到整个印度洋。1405年底，郑和第一次下洋，首至占城，自旧港取西北针路过满剌加向西到苏门答剌，入印度洋，经翠兰屿、锡兰山，继向西北，到小葛兰、科枝、古里返航。船队以大宗宝船为核心，遣分宗船队访问周边地区。1407年6、7月间回国时，带来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古里等国贡使。第二次下洋1407年底启航，航路与第一次基本相同。带去诏谕赍赐，带回珍宝异石、珍禽异兽。返程新访问了暹罗，并将渤泥国王带到中国。第三次出使甚至比第二次更加紧迫。诏书下达的时候，郑和还在海上。如果按季风时令于1409年6、7月返国，这年9月郑和已再次挂帆远航。明帝国的船队更像是常驻海上的“维和部队”,“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第三次下洋规模宏大，航路没有多少变化，沿途却访问了更多的地区、国家，政治外交业绩也更辉煌。占城盛大的欢迎，废立锡兰国王，暹罗遣返何八观，建立满剌加王国并带新国王来华。按永乐帝的旨意，此次航行应扩展到西亚，或许因为锡兰山事件的羁绊，未能远渡阿拉伯海。第四次下洋的使命包括出访印度洋以西的国家。帝国的野心际天极地。郑和船队已有一年多的休整生息。1413年底季风一到，船队启航，大宗船队沿旧航路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剌出航，扇形向西往渡印度洋，访问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向北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剌萨、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默德那。分宗船队历时两年，更多的贡使来华。第五次远航首先是要送那些贡使回家。航路不同，先历西洋诸国，辞还占城、满剌加、爪哇、旧港、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科枝、溜山、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麻林等20多国的使节；再通东南诸番，访问渤泥、苏禄、吕宋等国。那位率340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华的苏禄国王叭都葛巴答剌，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永乐皇帝为他在德州营造了壮观的陵墓。那是个多么令人感动的帝国秩序，君万邦、抚四海、怀夷柔远、天下太平！
第六次下洋在1421年1月，使命除例行辞还贡使外，似乎主要是贸易。此时大明国势盛极，数次出洋，从南海到印度洋的中国势力格局已形成，在满剌加、苏门答剌、古里等地已有帝国的常设机构，“官厂”（仓库）、宣慰司之类。从这些地方，船队分宗远航，西抵南非海岸，甚至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西南非洲海岸；向南船队到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甚至澳大利亚沿海岛屿，“去中华绝远”， 历时3、4年。高潮时刻到来了，像是最隆重的闭幕典礼。第七次远航在8年以后。永乐皇帝去世，仁宗朱高值炽登基，诏令停止下洋。1422至1430年间，郑和及其下洋将士守备南京，直到宣宗即位，想起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才又派郑和出使西洋。第七次出洋的航程基本上与第三、四次相同，历时3年。行前在江苏太仓、福建长乐、湄洲岛大祭天妃宫，树碑立传。与其像是乞保来程平安，更像对往事的纪念。
高潮很快过去。28年，7次浩大的远航，在东方千年航海史上，不过是一瞬间，辉煌但短暂。1433年，郑和在古里病逝[3]，王景弘将庞大的舰队和郑和头发、靴帽带回中国。那是一个盛夏的傍晚，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太仓刘家湾，宝船将永远停泊在那里，在南方温润的港湾里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
三
这么辉煌壮阔的远航，为什么突然开始，又突然结束呢？开始令人惊异，结束令人惋惜；在敬意与惋惜中，历史变成“奇迹”。历史有“本事”，有“叙事”。本事是过去时间实际发生的事，而叙事是过后人们关于那段往事的回忆与叙述。本事中顺理成章的，往往在叙事中变得模糊不清或不可思议。可能是因为遗忘，也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比如说，郑和为什么远航、又何以能够远航？
郑和为什么远航？直接的动机来自他身后的那个皇帝。永乐大帝有许多理由遣使出洋，诏谕即位是其中之一。北穷沙漠，南极溟海，日出日没之间，舟车可到之处，在天子的野心与胸怀中，都是帝国天下。 让他们知道与让他们诚服一样重要，这是名正言顺的动机。
其次，也许还有一点隐密不便直言。永乐皇帝的江山是从他侄子建文皇帝那里夺来的。建文帝下落不明，成了雄才大略的成祖的一块心病。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4]
再次，海禁禁民间贩洋住蕃，致使“商旅阻遏，诸国之竟不通。”东南沿海的私商贸易受阻，不仅使百姓市无番货，帝国府库也空虚。派遣帝国船队出海，贸采奇货珍宝，不仅可以充溢府库，还可以以正规的官商贸易取代私商贸易，将民间的自由贸易纳入朝贡赍赐的政治体系中，经济贸易与帝国政治异想天开地结合在一起。
最后，永乐皇帝是一位有世界帝国野心同时也感到自己有建立世界帝国实力的皇帝，五次亲征漠北，派20万大军讨伐安南，完全有理由派遣一支船队出使西洋。在中国的世界观念中，帝国处于世界的中心。抚绥四方，德化诸夷，重建朝贡-赍赐贸易体系，只要国力许可，就自然成行。明初盛世，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共享太平天下的帝王理想可以实现了。
郑和何以能够远航？如此庞大的规模，如此遥远的航程，600年前？历史为它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汉武帝曾遣太监出海市易，用黄金杂缯换奇石异物，抵达马来半岛、印度东海岸马德拉斯附近和印度河流域。王莽派人去孟加拉找犀牛，走的也是海路。公元414年，法显和尚从印度自海路返回， 乘锡兰山的独桅三角帆狮子舶。671年，首批大食番商在广州登岸，以后，从亚丁湾到珠江口、泉州湾，大食季风客岁岁挂帆印度洋，常来常往。762年，在怛逻斯战役被俘流落西亚10余年的杜环，又乘大食商舶回到广州。从西亚到南中国港口的航行，已经有千年的历史。郑和下西洋的意义，在当时既不是探险，也不是发现。
航路是旧航路，港口也是旧港口。最初是“番舶”，所谓“南海舶”、“西域舶”、“南蛮舶”、“昆仑舶”、“狮子舶”、“婆罗舶”，或者统称为“波斯舶”，往来于亚丁湾、南印度与珠江口、泉州湾。两宋间中国人开始建造大型海舶，“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以泉州为中心的中国闽、浙沿海的航海、造船、贸易规模，已超过阿拉伯世界，中国客舟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印度的航运。“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斛，可载五、六百人。”[5]1343年突尼斯人伊本·白图泰在卡利卡特（古里）候中国船来中国，发现从印度洋到南中国海，往来的都中国船。大船舒适豪华，可载1000位乘客，600名水手，400名士兵。
郑和远航在当时，并非不可思议的奇迹。在历史中，一切都是那么寻常，必然而自然。郑和远航前两百年，中国舟子海商，已成为古老的印度洋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南宋王朝有船运之兴、市舶之利，曾经装备了一支庞大的水军，拥有数千艘战船与五万名水兵。这支水军后来一部分护送幼主帝昺漂泊到广州外洋，成为“海军”，另一部分投降大汗，成为日本、爪哇远征军的一部分。1281年，在蒙古大将、阿拉伯舟师率领下，大汗远征军17万余人，乘中国船匠制造的4400多艘大船，从朝鲜半岛与舟山群岛出发远征日本。一场台风使这次规模庞大的海上征服毁于一旦。蒙元帝国有更优越的条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大明王朝在最初强盛的一个世纪里，继承了蒙元帝国的海军传统，在装备与组织形式上更精良有效。
郑和远航绝非什么不可思议奇迹。民间航海贸易传统、帝国海上武装，所有这些条件，都使郑和远航的发生，顺理成章。郑和船队从长乐港到中南半岛的占城，从占城到马来半岛的满剌加、爪哇再到锡兰，从锡兰到印度南部的古里，从古里到波斯湾的忽鲁谟斯、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天方，埃及的米息，或从阿丹到东非的木骨都束、麻林地、慢八撒，泛海九万里（往返），所历30余国，所有这些航路，至少已有1000年的历史，绝大多数国家地区，在历史上也与中国有过交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和远航自然而必然，之所以在后世的记忆与想象中成为奇迹，不是因为远航在那个时代突然开始，而是因为远航在那个时代无端结束。
四
郑和下西洋，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远航没有继续。1433年，那个如火的七月，大明帝国的船队静静回航，驶入太仓刘家湾，从此收起的巨帆，就再也没有张扬过。《明史》中对郑和的记载，600年后读起来，还令人感伤：“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资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政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6]
好端端的事业，为什么嘎然而止，仅因为新皇帝的一个念头、一纸诏书？实际上也不尽然。停止下洋，自有道理。大明帝国的远航难以为继，首先因为它缺乏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在经济政治上，都是一种“挥霍”。“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 从经济角度看，时人的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筹备远航已成为时下一大苛政， 官军匠户纷纷畏避逃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南京区手工业的匠户锐减达四分之三以上。有人强调郑和下洋的贸易实质，可是，当我们了解了朝贡贸易厚往薄来的原则和贸易品的性质，就不难猜测其荒唐的经济实质。每次出使, 朝廷都要备大量的赍赐品；贡使来朝，又有大量赏赐，这些物品多为陶器、缎匹、纱绢、丝棉、铁货之类的用品。如果是贸易，就要有出有入，船队长驶远驾、充舶而归的又是什么呢？大多是香料珍宝之类供皇宫与上流社会玩好的奢侈品，与国计民生无关。“由是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 龙速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樟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皆充舶而归。”[7]
郑和七下西洋，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富于生机的民间航海与自由贸易，被海禁政策窒息，“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的政治理想，也落入一个荒唐的游戏。航海那些年里，确有许多异邦远国贡使来朝，但他们是“慕义”而来还是“慕利”而来，动机与效果都值得怀疑。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洪武皇帝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 以后的事态越来越明显，夷邦僻岛的贡使，修贡是虚，市利为实。帝国慷慨给赐，宴乐劳之，万邦来朝的帝国式浪漫政治，毕竟代价太大了。当年诏令下洋，有条件，如今悉令停止，也有道理。历史中辉煌的背后，可能是残酷，而暗淡中，却有温暖。
在经济上挥霍财富是灾难，在政治上挥霍理想也是灾难。而最大的灾难还在于下洋发生的海禁背景。郑和七下西洋期间，“片板不得入海”的海禁仍在厉行；民间造船、出海、市番货、用番货，一律绳之重法。明朝政府一方面对私商执行海禁，压制了民间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又试图以帝国的权力垄断海上贸易，将唐代以后兴起的市舶司管理的海上贸易变成奢侈性的官方垄断贸易, 破坏了500年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传统，也破坏了整个世界南方海域的的自由贸易体制。帝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没有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有机互惠地结合起来，明朝一边厉行海禁，一边组织耗资巨大、有政治虚荣无经济实惠的官方下洋，当陆地农耕经济的赋税无法支撑这种挥霍式航海时，官方航海与奢侈贸易不得不停止，民间航海与简朴贸易也受到致命伤害。
远航在海禁背景下发生，辉煌也悲凉。郑和远航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不合理，在历史进程中也有些不合时宜。辉煌的远航是在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明帝国的远行突然停止就永远停止了。葡萄牙开始的西方海外扩张，却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翻天覆地。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然后是英、法、德，西方从欧亚大陆的一个冷落贫瘠的角落，扩张到全世界；首先是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然后又是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最后是美利坚帝国。郑和远航，不是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真正值得后人思考的，也不是它如何开始，而是如何结束。
五
郑和下西洋，在郑和时代，是一段寻常合理的历史事件，始乎当始，终其所终。之所以在后世成为奇迹，是因为突然停止、长久遗忘，人们觉得遗憾、不可思议。历史有本事，有叙事，叙事的中断与转移，使历史变得模糊而神秘。
郑和身后600年漫长岁月，远航在遗忘与追忆中，由历史变成神话。首先是遗忘。皇帝诏令，下洋悉令停止，曾经行巨浪泛沧溟、牵星过洋的巨大的宝船，如今冷落地躺在渐渐淤积的南方港湾里腐烂。20年间，帝国皇家的龙江造船厂已经衰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连当年宝船的尺度都忘记了。[8]再过20年，成化皇帝当朝的时候，有人动起出洋的念头，才发现皇家档案库中郑和航海的档案已不翼而飞。据说被车驾郎中刘大夏烧毁了，因为愤慨！远航劳民伤财，几十万钱粮几万人的生命，换回来的是帝王的奢侈品，奇珍异宝于国家何益？[9]忘掉历史，也就是几代人的事。国朝盛事，已经变成“辽绝耳目”、“恢诡谲怪”的传奇，在平话、在剧戏里，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万历年间人钱曾感叹：“盖三保下西洋，委港流传甚广，内府之剧戏，看场之平话，子虚亡是，皆俗语流为丹青耳。……下西洋似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记载缺如，茫无援据，徒令人兴放失旧闻之叹而已。”[10]
遗忘与无聊使历史变成传奇。明人罗懋登写《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神魔化，有“说不尽的古怪刁钻，数不清的蹊跷惫懒”，三宝太监郑和，也变成一个虾蟆精。历史衰落与遗忘到人已经无法想象人的事迹，就只好将人的事迹神魔化。知识与经验的范围越小，幻想的空间就越大。《西游记》问世于1580年前后，《西洋记》问世于1597年前后，都是衰世的象征。玄奘和尚乘危孤征、远徒万里去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神魔夹道的传奇。千百舟子当年牵星观斗的航行，现实到寻常，如今因为不可思议，只好让碧峰长老从中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成帝国水师西洋取宝之行。无法相信人的事迹，神魔化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安慰。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解释《西洋记》成书的心理，嘉靖后倭寇猖獗，无可奈何只能幻想妖魔法术（第五讲）。
郑和下西洋一边在民间的传奇化，一边在正史中被贬低与省略。《明史》“本纪”提到国初下洋，仅有只言片语，《郑和传》在“列传”“宦官”，简略不及千言。遗忘并非偶然不经意，而是历史价值的选择。郑和下西洋在中国被遗忘的同时，在海外华人中却被追忆、纪念、颂扬、奉祀。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东南亚以三宝命名的郑和纪念地，有庙、有井、有山、还有城。印尼中爪哇省省会三宝垄，是东南亚祭拜郑和的中心。相传郑和当年多次来访，副将王景弘还定居终老于此。城中有三宝山、三宝洞、三宝公庙，每年阴历6月30日，当地都举行隆重的祭奠活动，马拉三宝公圣像游行，载歌载舞，到三宝公洞默祈拜祷。
郑和在国内轻松地神魔化的同时，在海外却沉重地神圣化，成为华侨的守护神。“华侨的信仰三宝公，的确较国内吃食店之敬关公，读书人的尊孔子，尤为强烈。他的地位，简直可以和基督教的耶稣，回教的穆罕默德相当，几成为一个宗教主了；所以在传说中，他是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的。”[11]
华侨神化郑和，自有其沉重的原因。唐代已有华人住蕃，宋代向海洋发展，闽粤先民移民东南亚者迅速增多。蒙元入主，宋遗臣远遁海外，在东南亚华人的经济移民中，又加入政治移民。元末明初，在爪哇的杜板、新村，苏门达腊的旧港，都出现有组织性聚居的华人社区。然而，华侨始终是个人自发的、纯经济性的移民，身后有不但没有国家的支持，反而有国家的招抚追剿。他们孤立无援，有人数之众、经济力量之强，但始终没有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保护，也无法逃避当地的迫害。西方扩张，将国家军事政治甚至宗教力量，与民间海外贸易拓殖结合起来，殖民地有军队、自治政府，野蛮屠杀在马尼拉、巴达维亚的华人，每一次都不在万人以下。华侨，这些“没有帝国的商人”、“没有帝国的移民”，在苦难中唯一可以寄托梦想与期望的，就是当年郑和“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威震海外。自是诸番益钦其威信，凡所号令，罔敢不服从”[12]的盛况。
安土重迁的百姓，自然不会去崇拜牵星过洋，漂泊过海的番客，却知道什么叫孤苦无助。屈辱与苦难越多，幻想与期望就越强烈。2004年底，笔者在寂静中写这篇郑和下西洋600年祭。一年以前，2003年底，笔者受国际郑和学会会长陈达生先生之邀，在马六甲荷兰街的郑和博物馆做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演讲，参观马六甲郑和官厂旧址，据陈先生说，那里将开辟为“郑和广场”，竖起郑和雕像。马来西亚将在郑和下西洋600年纪念时，举行盛大的庆典。此时此刻，我体会华人的心境，知道历史延伸入现实。
六
郑和身后600年的命运，首先是被遗忘，然后是被放逐，放逐到现实之外的传奇、帝国之外的南洋，最后，才是回归，带着荣耀与悔恨，在大势已去之后，回归。
1904年，郑和下西洋500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13]，提请国人重新记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其中有骄傲，也有悲愤：西方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上，有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而“我泰东大帝国，与彼并时而兴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郑和在。”[14]这是骄傲，然而，还有悲愤：“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见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嘉马发见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15]
骄傲可以鼓国人志气。如研究者指出：梁任公“眼看祖国被列强瓜分，国弱民穷，乃以郑和航海事迹和造船业处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为题材，著为专文，意图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16]。悲愤却提出深入思考的问题：郑和为什么远航？大明帝国又为什么停止下洋？葡萄牙人为什么远航，西方又为什么能够将远航进行到底？多少年以后，当西方人以商人加海盗式的航海改变了世界，创造出现代文明时，衰落败亡的中国，又想起那已被遗忘的辉煌。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隐藏在郑和叙事之后的真正问题是：世界现代史上为什么华夏文明衰落西方文明强盛？为什么中国没有将天下德化为华夏一家，而让西方将世界殖民化中国西化？
梁启超首开中西航海与现代化比较研究的视野。在西方地理大发现这个光辉的起点照耀下，郑和七下西洋，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可以同时让中国人感到骄傲与悔恨。骄傲曾经有过的辉煌，悔恨这种辉煌昙花一现，似乎永不再来。如果没有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大叙事，不论是郑和远航还是葡萄牙扩张，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西方500年间扩张成一种强势的全球文明，追溯其源头，便找到地理大发现这个起点。中国从天朝上国一路堕落，在失败与屈辱中开始现代化历程，文化反思自省，总是在对比西方为什么成功、中国为什么失败这个前提下进行。
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大叙事中讨论郑和七下西洋，有两种意义。一是郑和远航如何发生，二是郑和远航为什么结束。第一重意义上感受的骄傲是短暂的，在第二重意义上感到的悔恨，却刻骨铭心。公元15世纪，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扩张成海上帝国。世纪前半叶，大明帝国的远航停止；世纪后半叶，伊比利亚航海发现新大陆与印度航路。郑和远航开始，整个东方航海事业瞬间达到的高峰，如此壮丽辉煌的航海事业，为什么那么短暂脆弱？
大明帝国船队的帆影在那个沉醉的夏季最后消失在海面上，世界南方海域与南方世界一切如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度的辉煌很容易变成虚荣，壮丽也显得空洞。华夏文明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帝国理想，是否借助这一系列盛大的远航创造出世界新秩序？葡萄牙的海外扩张开始了，他们在权力真空的世界南方海域，开创了一种“炮舰秩序”。这种“炮舰秩序”，创造了葡萄牙海上帝国、西班牙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最后是美利坚帝国，600年后，巡航在郑和船队去后的海域上的，是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谁称霸海洋，谁称霸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也将失去家乡！
得意或感奋的时侯，我们想到郑和远航辉煌的开始；失意反思的时候，我们想到其悲凉的结束。祭奠郑和下西洋，我们有着不同的心境、语境。曾经被历史遗忘的郑和下西洋，被中国现代化意识形态激活。孙中山《建国方略》盛赞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意在以此壮举，振奋民族精神、建设现代国家。邓小平用这段历史，说明开放是硬道理:“不开放不行，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肯定不可能。”一个世纪即将过去，江泽民又从郑和远航中，启发世界和平的意义，郑和下西洋成为“世界各国友好交往互通有无的典范”。
郑和下西洋，首先从历史变成传奇，然后从传奇回归历史，最后成为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爱国主义神话的生动素材。20世纪的郑和研究，在学术界持续不衰。校注文献、考证文物，确定郑和下西洋的年月、事迹、航路、所到地名、出使船舶、郑和身世与随员等。但所有这些学术性的细部研究，都离不开那个宏观的国家神话语境。这一语境在建国后一度构筑的主题，成为弘扬中国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谊，将朝贡赍赐体系的天朝梦想，变成领导第三世界革命的政治隐喻。然后是每一个时代主题，都从郑和叙事中发现象征意义，从改革开放、现代化，到冷战后的世界和平。
郑和下西洋的叙事，从神话构筑历史，又从历史构筑神话。整整600年过去了，如今，郑和七下西洋，早已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寄托着中国人的帝国回忆与想象、失望与希望，寄托着某种国人的自我形象，尤其是在流行的“太平洋时代”“中国崛起”或“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
七
感到屈辱，或者荣耀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600年前的那七次远航。庞大的皇家船队，在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的广阔海域巡航，一次次出访东南亚、南亚、东非、阿拉伯半岛各大商港。世界帝国的理想、遥远的航程、庞大的阵容、不可抗拒的力量，安抚或追剿，赏赐或贸易，封敕或庆典，慷慨傲慢，繁复夸张。那是何等眩目的辉煌！尽管辉煌背后也透露出一时的荒唐与永久的悲凉……
2002年3月15日，英国业余历史学者、退休的皇家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布了他的新发现: 郑和比哥伦布早72年发现新大陆！传统史料证明，郑和下西洋到过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和东非海岸，最远可能还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但孟席斯认为，郑和的第六次远航，远到拉丁美洲、加勒比海、澳大利亚，在麦哲伦前100年，环航地球。不仅中国人在西方人之前发现美洲、环航地球，而且启发了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意大利旅行家尼古拉·康悌从印度或阿拉伯地区，将郑和的海图带回欧洲，于是1428年葡萄牙人的地图已经准确地标明了好望角、非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和很多岛屿的位置。葡萄牙人航海不是瞎碰，而是按照郑和船队提供的航海资料寻找海图上的海域海岸与岛屿。据说孟席斯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据，比如，在加勒比海发现9艘中国古代船只的残骸。
2002年10月，孟席斯带着他的新著《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到中国，在南京、云南和北京巡回讲演。他的发现，在西方如果只是一种有趣的海外奇谈，有畅销书的卖点；在中国，意义就远不一般。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提供更大的想象与诠释空间，让中国人摆脱一个多世纪以来比较现代化历史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压力，重温古老深远的帝国梦幻。这或许是郑和远航600年预演的一次最盛大的想象祭奠。孟席斯的大胆假设，有人为之振奋为之鼓舞，但无人为之求证为之落实。或许关于郑和，国人的文化期待，本来就是神话，而不是历史。
但是，不容细想深思，追问下去，还是令人遗憾。即使是这么石破天惊的发现，也无法驱赶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阴霾。因为，如果中国人早在西方人之前就发现美洲、环航地球，那么后来他们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中国人发现美洲，美洲却成为西方人的天下，为什么中国人率先环航地球，如今的全球化文明，确实一种西化文明？西方现代性观念中早就有这样的说法，中国文明先进，但却停滞了，西方不断进步，从历史到未来、从西方到世界，后来居上。孟席斯的惊人发现，最终还没有超出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反倒是换一个角度参与了该话语的生产。中国的帝国梦幻，在郑和神话中，最终也是一种影戏，不能持久、不容深究。不出三年，我们已经看不到人们续“炒”这个话题，续做深入的研究。
比较现代化视野下的郑和叙事，永世不得翻身。实际上，真正的提问是，中国为什么不像西方那样扩张、为什么不是西方？摆脱郑和叙事的困境，必须摆脱现代性大叙事的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从中国发现历史，发现历史的价值。
首先，不能从郑和与哥伦布、达·伽马的比较说历史。本来两种远航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知道了近代东西方竞逐富强的结局，再回去翻说历史，似乎人类历史的发展完全是欧洲模式的普世工程，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都无从选择，那不是在研究国别历史，而是证明西方历史的普遍主义意义。郑和远航似乎证明了世界历史的另一种选择，比较至少应该有双向标准吧？这样才能公平客观！“协和万邦”的朝贡-赍赐体系，难道就不能创造一种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像郑和时代环印度洋地区的文明秩序？历史总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总有比成败更高的正义，世界大同或永久和平？
其次，不能以资本主义扩张的成败论历史。世界的现代化运动使西方成为霸权中心，然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太平，人类并没有因此幸福。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奴役，发生在西方现代历史上，洲际贩奴；大规模的屠杀也发生在西方现代历史上，纳粹的种族灭绝。西方扩张的历史，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时代开始，就是掠夺、杀戮的血腥历史，而郑和时代的明帝国，强大却不称霸，内安诸夏，外抚四夷，宣昭颁赏，播仁爱于友邦，厚往薄来，致远人之归服，忍辱负重，化干戈为玉帛，万不得已诉诸武力, 生擒暴虐无道的锡兰山国王、平息苏门答刺内乱，也做得仁至义尽。和顺万邦、共享太平，那才是千秋功业，可以永垂青史。
祭奠郑和下西洋，可以让我们感到屈辱悔恨，也可以让我们感到骄傲荣耀。尤其是陶醉在“中国崛起”的神话中飘飘然的时候，对往昔的辉煌的纪念，可能变成来日崛起的预言或许诺。国人不乏有带着这种心态祭奠郑和下西洋的。那是一种空洞自慰式的骄傲、浪漫自大式的自信。中华帝国的历史，结束已经近一个世纪了，帝国的回忆想象与历史叙事，还萦绕在人们心中，不失时机地找到某种隐喻。
太平帝国、大同世界，美则美矣，可现实吗？
八
郑和下西洋，1405到2005，已经整整600年了。世界历史上最不可思议、中国历史上最难以忘怀的伟大远航，早已从一段历史本事，变成持续不断的现代叙事，变成文化隐喻或象征，意义深远而宏大。然而，在那深远而飘渺、宏大而空幻的意义中，历史与乌托邦的界限，时而模糊，时而明朗。
祭奠郑和下西洋600年，对我们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中国、海外华人、整个世界，对国家复兴、移民安全、世界和平，究竟意味着什么？2001年元月，《参考消息》曾经摘登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赞誉“郑和为寻求贸易和信息而进行的海上航行，与后来以征服为目的的欧洲帝国的航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国内同类叙事更多，构筑郑和下西洋的世界和平神话。
郑和七下西洋，敬天抚民，协和万邦，四海如一，共享太平……如果真是那样，世界历史与人类命运，可能有另一种选择？这种设问，在今日世界，越来越重要了。世界的现代化历史，是许诺和平与幸福的，暂时的不公与苦难，可以作为代价。但是，种族屠杀、奴隶贸易、殖民侵略、欺压剥削，所有现代化过程中的罪恶，并没有换来所谓历史终结处的自由与公正、和平与繁荣。帝国主义列强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冷战结束了，但世界范围内的屠杀与混乱并没有结束，拉登为首的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是一种恐怖，布什政权强势推动的全球反恐战争，是另一种恐怖。科索沃事件、“ 9· 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使人们在警惕到“基地”的威胁之外，也警惕到一种新的帝国主义的威胁。曾经有人预见的“帝国秩序的全球彩虹”，正消失在一种普遍的对全球安全结构的怀疑与焦虑中。
后冷战时代，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如何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权力结构正在严峻转型，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是世界各国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9· 11”事件前一年，曾有人宣言，一种新的政治秩序、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即所谓的“帝国”，正在悄悄出现。[17]“帝国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民主的世界政治制度”、“是对国际制度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改进”，因为帝国没有权力中心、没有国都疆界，帝国对全球秩序的统合，是依靠一种相互制约的权力网络完成的。超国家的全球权力与权利限制，将带来世界最终的正义与和平。
帝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霸权，而是一种跨国权力网络，掌握了全球武力霸权的美国，也只是这个权力网络中的一个层面。哈特与内格里认为，他们在宣谕世界和平的福音，民族-国家主权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时代过去了，人类不仅找到了全球伦理的理想、实现其理想的法律原则，还落实了业已出现的、可操作的物质结构。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劳动转变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社会的管制形式由规训社会转化为控制社会，政治权力也由外在压制性权力转移为内在微观、网状的生态权力，渗透在到社会结构之中。《帝国》仔细区分帝国与以往民族国家互相竞争帝国主义，认为西方现代性产生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国家军事强权，意味着掠夺与战争，而帝国这一全球立宪形式，则带来和平。
然而，问题是，当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时候，权力是否可以分散、制衡？冷战间两霸相争，权力制衡与妥协避免战争。那么后冷战时代呢？今夏在温哥华，好友子夜问我，后冷战时代的特征是什么，我一时答不上来，他说，就是“热战”，打你没商量的“热战”！过去国家之间的战争是战争，现在是“维和”；过去军队是军队，现在是国际警察。《帝国》的作者认为，帝国作为一种全球宪政，产生自美国的联邦宪法，祖述罗马帝国。祖述罗马帝国不假，在正义的名义下征服其他国家，西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在强大时，路易十四的法国、18世纪的英国，都自认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但联邦宪法是否可以跨越国家界限延伸到国际，就未必可知。布什政权的国际权力运作完全立足于民族国家利益，有明确的国内国际分野，跟传统欧洲的帝国主义，基本上没有区别。21世纪初的美国，是帝国还是帝国主义？21世纪初的世界，是战争与恐怖，还是和平与繁荣？
或许，帝国主义从未结束，美国的军事帝国主义时代，才刚刚开始。美国为国家利益，利用法权上国际秩序的名义，使用军事暴力，执行全球化警察权。恐怖主义与反恐战争，同样在威胁、考验着世界和平。人类是否有能力缔造世界和平、有资格享有世界和平？罗马帝国、美国宪政，如果都不能提供精神与物质上的资源，中华帝国的天下国家理想与朝贡体系实践，就可以提供吗？三宝郑公，魂归来兮！将世界和平的期望寄托在礼仪天下、和顺万邦的天下国家理想中，究竟有几分可能、几分欣慰？
征服还是礼教？罗马帝国无法提供的世界和平资源，中华帝国是否可以提供？人类所已经历、所能想象的世界秩序体系，本来就不多。儒家的天下国家理想，算是其中之一，[18]郑和下西洋，算是这种理想最大限度的实验。世界一家、天下为公，是中华帝国的一种世界理想，西方帝国主义以民族国家霸权为立场构筑世界秩序，中华帝国则以天下太平为立场，构筑世界秩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先代的天下国家理想，建立在“王者无外”，“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原则上，其物质结构，实现于具体的礼教体系中。礼制天下，反对强权压制，主张自然向化，“不取人、不往教”、“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不仅 “礼尚往来”，而且“厚往薄来”。在中华帝国的天下太平理想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郑和远航的史诗意义。郑和七下西洋，试图将天下秩序从华夏九州推广到南洋印度洋地区，不是没有理想，而是难以实现其理想。
国家富强了，是否可能不称霸？政治全球化了，是否可能和睦太平？600年过去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秩序，还在考验着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天下帝国理想。这是我们祭奠郑和下西洋的最后一层意义。郑和下西洋，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神话、海外华人移民的神话，是否还可能成为全球化政治秩序的神话？而一旦成为神话，是否永远就是神话了？
天下太平，郑和远航，是历史，还是乌托邦？人类不是没有理想，而是没有能力实现理想。“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人类假设了这两种实现秩序的途径，但不幸的是，可以实现的却只有一种，征服与强权创造世界秩序。从历史上看，茶叶与瓷器维持的礼仪天下，是脆弱的，坚船利炮横绝天下，才能持续扩张发展。预言中帝国的权力网络秩序，远没有出现，唯一超级帝国主义大国呼啸着人权与正义的炸弹，正不断在地球上准确地制造废墟，永乐大帝所谓“君监万邦，四海如一，敬天道，抚人民，共享太平之福”的天下理想，600年后显得更有传奇色彩了。
祭奠郑和下西洋，是在祭奠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天下太平的乌托邦。郑和远航难以为继，实际上是天下帝国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实验，难以为继。那是穆天子西游式的浪漫故事，慷慨的封敕赍赐、热情的送往迎来，短暂的辉煌、永久的悲凉……三宝郑公，魂归来兮！祭奠一种乌托邦，是重温理想，也是觉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许，其中严酷的道理是，今生今世，现实永远，那距离，根本就不可逾越。混淆历史与乌托邦，在任何时候，都是现实的灾难。
世界南方海域，很难再见到中国海舶千帆如云的盛景。
（本文拟祭文，不好写引言之类的话，建议加类似的“编者按”：如“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值此之际，我们发表周宁的《历史或乌托邦：郑和下西洋600年祭》，回顾600年前事件发生的历史，清理100年内关于这段历史的叙事，思考这段历史的本事与叙事，及其对今日世界、对全球化政治秩序的意义。”）
--------------------------------------------------------------------------------
[1]《东谷赘言》（明） 敖英 著，卷上。
[2] 《明史》“郑和传”：“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按公尺换算，长150米，宽62米。1492年哥伦布船队只88人，旗舰圣玛丽亚号250吨。1498年达·伽马的舰队只有四艘船，最重的200吨。伊本·白图泰说，航行于印度洋的中国船大者可载客千人，《古今图书集成》卷178·考工典·舟辑部：“海舶广大，容载千余人，风帆十余道。”
[3] 据考郑和于宣德八年（1433）四月初逝世于南印度古里国，即达·伽玛到达的卡利卡特。参见《天妃灵应碑》，《郑和研究资料汇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又郑一钧文《郑和死于1433年（4月初）》，《光明日报》，1983年3月10日。
[4] 清张迁玉等的<<明史>>,傅维鳞的<<明书>>、万斯同、王鸿绪的<<明史稿>>、沈德符的<<野获编>>、赵士哲的<< 建文年谱>>，均持此说。实际上明朝已提出异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九：“建文仁弱，帝座一倾，窜入蛮夷中，其何能为，文皇帝岂不见及此。”
[5] 见《梦梁录》，（南宋）吴自牧著。
[6] 《明史》，卷304，“郑和传”。
[7]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序》。郑和船队采购的多为奢侈品，番使献贡的也是奢侈品：“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縻里羔兽。”
[8] 嘉靖三十年[ 1551年]李昭洋主持龙江船厂，《龙江船厂志·舟辑志》“海船”下记“ 尺度无考”。
[9]万历年间顾起元：“旧传册在兵部职方。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八“琐里、古里”条：“[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 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合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和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史，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物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10] 《读书敏求记》，卷32。
[11] 许云樵《三宝公在南洋的传说》，又杨文瑛《暹罗杂记》记南洋华侨“皆极崇拜”郑和，“大抵凡事物之不明事理者，不曰三宝公所教，则称三宝公所为。敬信之深，于此可见矣。此种信心，牢不可破。甚有谓三宝公圣口者，好害凭其所言。”引文皆见《八桂侨史》，广西华侨历史学会主办，1997年第2期，第35-36页。
[12]王鸿绪：《明史藁·郑和传》。
[13] 《新民丛报》，1904年第3卷21号。
[14]《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15] 《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16]《郑和研究八十年》，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17]2000年，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副教授迈克尔·哈特和意大利左翼哲学家安东尼奥·内格里出版《帝国》，提出“帝国”理论，迅速卷起思想风潮，开创了一种思考新世纪全球化政治秩序的新范式。该书很快的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汉译本见《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内格里著，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8] 有关中国思想对世界和平理念的贡献，论述颇多。最近精彩者，就笔者所见，如赵汀阳为“普遍知识和互动知识”国际会议（Goa,India, 2002/11/25—29）与“帝国与和平”国际会议（Paris, France, 2003/2/15—18）提交的主题发言论文《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粱燕城博士为“文明冲突与文化中国”国际研讨会（Vancouver, Canada, 2004/7/13—15）提交的主题发言论文《冲突抑或和谐——全球化下的中国哲学反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