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本文章中，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困境归结为“发展的自主性困境”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并围绕着第一章中所提出的影响当代中国发展的四个基本因素，分别论述这两个困境的表现、根源及其可能的后果。作为第1节和第2节分析的应用，在第3节中提出了我们“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现象的解读”。本章的主要内容完成于2004年2-3月（其中第一节《发展的自主性困境》、第二节《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完成于2004年2月-3月，第三节《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现象的解读》完成于2005年12月-2006年1月，2007年4月对上述各节略作修改），现在（2007年）看来，有些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是就总体而言，我们依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自主性困境和可持续性困境——最近几年（2004-2007年）在自主性困境方面有所改善（至少政府决策层已经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并没有完全缓解；在可持续性困境方面则处于继续恶化的过程中。
1：当代中国的发展自主性困境
[附注：我们认为，对于自主性困境的判断可以采用如下三个证否性标准：1.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在外资撤离的极端情况下组织生产、维持经济运转、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2.中国政府是否拥有替代措施以应对外资的威胁、降低可能的冲击，特别是能够维持就业人口的稳定？3.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领域、特别是在无法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领域，中国政府是否有能力组织本国企业实施技术跟踪和产品升级？]
坦率地说，我们曾经对“中国正在陷入自主性困境”这一结论感到非常疑惑。很难相信一个崇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并在艰苦的条件下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会在短短的20几年时间内迅速丧失经济的自主性。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的确透露出这样的趋势——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倒闭、民营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和产品自主升级能力、内需不振导致经济过于依赖对外贸易、日渐增多的跨国公司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对中国民族产业的打压和制裁、对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认同和将中国成为“世界工场”的现实，从不同侧面间接地提供了“中国正在逐渐丧失经济自主性”的证据。[附注：中国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虽然经济自主性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可以称为危机的程度，虽然在某些领域的技术突破标志着中国仍然拥有自我更新能力，但是就整体的趋势而言，中国的确潜伏着丧失经济自主性的困境，这种趋势继续发展的结果就是已被人们所熟悉的“拉美化”——一个丧失了经济自主权的国家，其政治自主的大厦也必将摇摇欲坠。
1-1：经济自主性困境的表现与根源
1-1-1：本土企业弱化与自主创新能力缺失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有一个以“国家所有制”（简称“国有”，其实质是“政府所有制”）企业为骨架的完整工业体系。尽管整体技术水平并不先进，但是它的规模和完整性、它对国外产品的替代作用确保了中国的经济自主性。然而，随着80年代之后追求短期效益的观念逐渐主导政府的产业政策，受内在机制困扰而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逐渐从辉煌走向没落、直至破产，这一现象在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尤为突出。
90年代制定的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政策，同时包含着“保存国家所有制”和“完善民族工业体系”两个目标，然而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矛盾：“保存国家所有制”意味着维持政府的高度垄断与控制；然而，在一个技术进步迅速的时代，“完善民族工业体系”更需要依靠企业管理者的自主决策和利益激励。政府的利益导向和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使得当这两个混杂在一起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对前者（“保存国家所有制”）的考虑优于后者（“完善民族工业体系”）。各级政府在90年代对本土民营企业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时的阻拦、刁难，正是这种利益考虑的反映。[附注：近几年来，中国政府放松了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兼并的限制，但是能够进入兼并市场的“民营企业”通常不是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生产型企业，而是与政府高级官员具有密切利益关联的“特殊机构”。中国政府之所以出现政策的急剧变化，其真实的背景是权势阶层（官僚集团及其利益盟友）急于“化公为私”。关于“权贵私有化”的论述参见第3.2-4节《政府垄断下的私有化》。]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保护，导致政府对本土“民营”（作为特殊时代的特定称谓，“民营”的真实含义是“私有”）企业的歧视和将大量宝贵资源（资金和市场特许权）投入到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而不是平等地对待两者。即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府为了挽救国有企业而执行着对内（本土民营企业）歧视的经济政策：不仅在资金供给和市场特许权等方面给予国有企业优厚的待遇，而且为了达到提升国有企业技术水平的目的，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兼并（公开的说法是“合资经营”）国有企业——如果一家外资企业对国有企业进行兼并，则被认为是“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各级政府不但容许而且给予大量的补贴；唯独不容许本土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并且对本土民营企业采取歧视性税收和信贷政策。因此，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 Gilboy）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改革非常有利于国有企业，给予它各种优惠和便利政策以获取资金、技术和进入市场。改革也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导致外国公司在中国工业出口中占有巨大份额，在中国国内市场也得了有利的位置。结果是，中国工业领域充斥的是低效但又仍然庞大的国有企业、日益占据优势地位的外企以及无力在同等条件下与这两者竞争的民营企业。”[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 Gilboy）《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缺陷》]黄亚生更直接指出，中国外资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中国政府“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中国的金融和法律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人为地给外国企业造成了商业空间，导致外资的大规模的进入。”“限制私营企业发展就等于限制竞争，限制竞争就等于限制技术转移。”[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源于保护本国工业体系而形成的畸形市场结构变成了使垄断得以持续的条件——对后来者“进入”的限制变成了在位者的垄断。然而以歧视、限制本土民营企业为代价的“优惠”（即赋予国有企业资金和市场特许权的）政策并没有能够为国有企业带来生机，国有企业在收益归属问题上的模糊和混乱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代理人问题”，最终使中国国有企业不仅由于缺乏创新精神而形成对外国技术难以摆脱的依赖、而且也由于“代理人的僭越、自肥”而逐渐丧失维持经营的资本。面对内部机制所造成的困境，国有企业企图通过与跨国公司及其分支、附属机构合作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两者在资金、技术、品牌和管理等方面的过大差距并没有导致实现“以市场（特许权）换技术和管理”的初衷。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不对等合作无法撼动后者对核心技术的垄断优势，国有企业对技术人才的轻视进一步妨碍了对国外技术的消化和吸收，使得国有企业始终无法建立起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市场的份额逐渐扩大，在短暂的国有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蜜月期”之后到来的是国有企业面临的更大生存压力和逐渐的“边缘化”。[附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通过对中国汽车产业的研究认为：“中国靠外资引进技术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外资引进很多、但没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是，中国汽车工业合资20年，至今没有开发出一款走向世界的自我品牌。参见路风《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
为了挽救国有企业所作的徒劳无益的挣扎妨碍了本应该积极实施的“完善民族工业体系”的努力，其结果是：政府对“国家所有制”而非民族工业体系的过度保护，造成“借助于政府垄断而压制自由竞争”的局面，然而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由于缺乏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动力，使得国内工业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并没有随着市场份额的出让而明显缩小（1996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表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1180种主要专业设备中，达到先进水平的仅占26.1%）；缺乏自主权的国有企业在政府主导下热衷于大规模的重复投资，产品和生产技术的雷同使得同业之间陷入过度竞争的长期消耗战，并导致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低下（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2/3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造成了政府缺乏对民营企业真实运作状况的监控，由此而引发的民营企业普遍偷税逃税行为使得沉重的税收不适当地加诸于国有企业，造成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缺乏技术升级所需的资本；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保护人为地阻止了民营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兼并、重组国有企业的途径，于是国有企业被迫退出后的市场空白更多地被依附于跨国公司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企业而非独立的本土企业所填补；随着国有企业的普遍衰败，中国的民族工业体系成为了事实上的殉葬品——大批技术工人下岗、大量机器闲置、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流失、经过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化资源被浪费，中国本土企业在相当长时期内失去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并丧失在核心技术层面对国外产品的替代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威慑、保护效应。
中国政府在90年代保护民族产业的努力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护目标的扭曲导致保护对象的错置”，保护对象的错置导致保护成效的低微”。中国政府实施的产业保护，其目的不是为了鼓励民族产业的技术提升，而是为了保护官僚（即所谓的国有）资本不受损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本土民营企业和跨国公司都成为需要遏制的对象，政府的保护理应被国有企业所独享。然而国有企业内在的缺陷造成了衰败的必然，最终政府精心设置的保护网随着国有企业的衰败而失效。[附注：尽管“由于政府过分关注自身利益而扭曲社会资源有效、合理配置”的现象近年来已有所减少，但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的深度介入的做法仍然隐含着“政府垄断导致社会资源被扭曲配置”的可能性。]
在国有企业衰败的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也没有随着中国的经济腾飞而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这其中既有民营企业自身的原因（如由于基础差、底子薄、缺乏长远规划和对私有产权担忧而导致急功近利），也有“垄断社会资源的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以及“强大的跨国公司挤压缺乏政府保护的本土企业”的因素。此外，不合理的低价格机制也阻碍了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激励：劳动力价格和资源（原材料）价格过低降低了企业家对“旨在替代劳动力大量使用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之新技术的重视。
总体而言，“我国工业的差距表现在：我国能够进入世界工业500强、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还很少；我国的工业结构亟待升级，加工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低；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缺乏技术储备，关键生产技术落后，技术进步投入少，技术进步体制存在问题；工业劳动生产率低，工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等等。”[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资金、技术、管理、经营理念等多种生产要素的引进，以及在开放所带来的竞争的推动下，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获得了很大的提升。但目前我国有竞争力的产品还基本上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产业在国际分工中都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无论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服装、玩具业还是属于高技术产业的信息产业都存在以下情况，即我国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在一些国内市场较大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外资凭借强大的资本技术优势，通过收购国内骨干企业和新设投资抢占市场份额，与内资企业争利。而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则是直接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我国投资进行低附加值零件的生产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在外资企业产值已经占到半数以上的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企业的平均工业增加值率反而低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王燕梅《我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借助于资本、技术和对国际市场垄断的优势，跨国公司逐渐增加在中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其负面的效果体现为对中国在化工、机械、电子等基础产业中的自主性产生重大的威胁。科技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04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中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光纤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设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等绝大部分被进口产品挤占，其中仅装备制造业产品每年的外贸逆差就高达数百亿美元。以作为装备制造业核心的数控机床为例，2004年国产数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仅为30%，而且主要集中在经济型和普及型层面，高级数控机床完全被发达国家垄断。此外，集成电路的95%、光电子制造设备的全部、轿车制造装备及纺织机械的70%依赖进口。
另据新华社2004年6月7日报道：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上，院士们最为关注的话题是中国科技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问题。院士们认为，目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无法令人乐观：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靠进口。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主要都是依赖进口；而在国家安全领域，一些重大武器装备和急需的关键元器件只能依赖进口，处处存在被别人“卡脖子”的危险。国内一些集成电路企业的特征是核心技术深度依赖国外厂商，一旦国外停止供应核心技术，15天之内只能停产。
“与日本和韩国所代表的东亚发展模式相比，中国在大力促进出口方面别无二致，但是鼓励出口的机制方面却与东亚模式完全不同。所谓的东亚模式是对本国幼稚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国内市场实行寡占竞争，力图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内培养出竞争力后走向国际市场。这种国际竞争力以民族品牌和自主开发为特征。与东亚模式恰好相反，中国鼓励的出口是基于通过生产要素，尤其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来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在每年的进口中，80%是生产资料的进口而不是消费品。也就是说中国进口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是原材料和生产的半成品，然后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进行组装后再出口。以这种方式参与国际分工的好处是见效快，即单纯引进外来技术和品牌并不需要艰苦的自主开发和学习。然而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没有独立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主要利润被跨国公司攫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基础，以大力发展外贸，尤其是大进大出的进出口为主要手段来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分工，形成一种世界工厂的模式。”[高柏《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性风险》]
核心技术研究能力的丧失使中国陷入到这样的困境之中：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借助于在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的优势，迫使中国政府过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附注：随着美国、日本在一些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渐失，知识产权争端已成为他们控制市场的一种主要非贸易手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传统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逐步淡化，技术壁垒的力量日益凸显。跨国公司不仅仅把“知识产权”当作一个法律手段运用，更是当作一种市场策略在使用。其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从市场份额日益扩大的中国企业手中分取一部分利润；二是通过收缴专利费和提请“知识产权”诉讼提高中国企业的经营成本、削弱中国企业产品的价格优势。]这种维护跨国公司垄断商业利益而非鼓励知识和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过度保护，正在成为瓦解中国本土企业自主性、压缩其发展空间的锐利武器，使得本土企业在高技术层面上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障碍。[附注：这里所指的高技术并非仅存在于新兴产业，即使在传统产业领域也仍然包含大量的高、新技术成分。]
我们认为：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威胁不仅在于一时的大规模技术引进和对产品进出口的高度依赖，而且更为根本的威胁在于本土企业普遍失去对国外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开发的人才与动力。一个国家的综合技术能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能够掌握和控制的核心技术（掌握和控制的标准应该是“在面对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时刻，政府有能力使这些技术用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充分发挥这种核心技术作用的完整产业体系；另一部分是充足的、具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的各层次技术人才，以及发挥这些人才能力的管理机制。由于中国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使得中国社会除了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利益分配体系之外，无法形成与之并行的非权力性利益分配体系。权力性利益分配体系长期主导所造成的结果是：本应该分散在各个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大规模地向掌握垄断权力的政府部门和准政府部门聚集，而本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的技术岗位则普遍缺乏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据《工人日报》2003年11月6日的报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期的一项调研结果表明：在一些国企和研究单位，科技人员的分配机制不健全、分配形式不科学、分配报酬不合理的问题普遍存在，导致技术人员争相走‘官路’。报告称：‘最优秀的技术人员都当官去了。’在被调研的一家国有企业里发现：现有的管理人员大多数都是中级职称以上的技术人员调转过去的，高级工程师基本上都在管理岗位。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除了管理人员的工资比技术人员高、有实权、诱惑力大外，还有技术人员的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等因素。技术人员想尽一切办法走‘官路’现象的出现，使国企技术人员严重匮乏，出现了‘断层’。”
国有企业的普遍衰败、民营企业的被歧视、普遍存在的产权混乱、缺乏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以本国企业和国民为受益主体的反垄断措施的滞后和软弱，这些因素纠结在一起成为妨碍企业对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开发的制度性障碍。被权力体系扭曲的市场机制无法发挥自发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则进一步制约着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产业的持续升级、以及劳动力生产技能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由于缺乏创新激励与研究投入，缺乏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动力和能力，中国只能成为外国高技术产品的销售市场，而无法借助于产品引进实现技术自立。缺乏核心技术的支撑，中国终将沦为发达国家的加工车间而绝不会成为真正的制造强国。
近几年来，随着有识之士的广泛呼吁，中国政府逐渐开始重视自主创新问题。但是众多自相矛盾的信息披露使得外界难以准确、客观评估自主创新的成效。下面两则报道就反映了“宏观乐观、微观悲观”的背离。
根据2006年01月23日出版的《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目前全国大中型企业中71%没有技术开发机构，三分之二没有技术开发活动。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即便一些国企引进了技术，但是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在技术创新的各要素中，人是主体，而如何激励人才进行技术创新却是国企当前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达105万人，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然而拥有如此高数量研发人员的国有企业，近年来却一直未能建立起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仅没能像发达国家的大企业那样创新、扩散技术，而且不少产业的关键技术自给率很低，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依赖进口。我国2万多家大中型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有研发活动的仅占30%，60%的企业正处于亏损状态。……目前我国以引进国外成套设备和生产线为主，专利和专有技术引进不足。2004年我国技术进口合同总金额138.6亿美元，其成套设备和生产线等占到52.3%，专有技术所占比重仅为29.8%。……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引进国外技术资源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在关键技术上的自给率低，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发达国家平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在5%左右），高科技含量的关键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可以说，近年来，我国每年形成固定资产的上万亿设备投资中，60%以上是引进的。而且引进技术的结构极不合理。……国有企业在技术引进之后，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充分地对引进技术进行研究、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体系，进而成为技术强国向外输出，实现引进→创新→输出的良性循环。有资料显示，中国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引进经费总额和消化吸收经费两项费用的比例是1∶0.06。而韩国、日本企业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比例则达到1∶5到1∶8。我国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而工业化成长时期的日本、韩国，是花1元钱引进技术，花5到8元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目前国企的技术创新掉入了两个怪圈：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能力越弱越依赖，越依赖能力越弱。两个怪圈反复循环，国企深陷其中挣扎难脱。”
根据《科技日报》2007年1月29日报道：“2007年1月29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一年里，科技界围绕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题，开拓创新，真抓实干，成效显著。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发展进入重要跃升期。……据初步统计，2006年全社会R&D总支出达3000亿元，比上年增长22%，占GDP的1.4%；政府科技拨款稳步增加，其中中央财政科技拨款达716亿元，比上年增加19.2%。徐冠华指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科技事业有了大的发展，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大大增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创新体系初步形成，我国科技事业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一是科技人才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加速形成。2005年我国已拥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35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位；全时R&D人员136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二位。 ‘十五’期间，45岁以下中青年科研人员占研究队伍总人数的近80%。在863计划的课题负责人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专家达到55%以上。在2005年国家科技奖的获奖者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科学家占到60%。一支充满活力的中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正在迅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二是基础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我国科技论文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总数已居世界前列，特别是SCI收录的中国科学家论文数已与英、德、日三国相当，其中纳米领域论文引用数位居世界前列。三是一批关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技术被攻克。近年来，我国在载人航天工程、‘歼十’飞机、超级计算机、核心软件、集成电路装备、大型燃气轮机、超级稻育种技术、新药创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以信息领域为例，曙光4000A高性能计算机、‘龙芯2号’64位高性能CPU通用芯片、‘银河麒麟’计算机操作系统、0.1微米等离子体刻蚀机和大倾角离子注入机等高端技术的突破，为改变信息领域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奠定了基础。在生物技术领域，超级稻育种技术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十五’期间，863计划共有15个品种获得一类新药证书，109个新药品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四是发明专利数量大幅增加。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发明专利的授权量由世界第13位提高到第4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也从世界第8位上升到第4位。‘十五’期间，仅国家863计划就申请专利22000项，其中发明专利17000项；获得专利授权60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3700项，获得授权的专利数是‘九五’期间总和的5倍。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五是高技术产业化迅速发展。以国家253个高新区为例，据统计，国家高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9%，高新区企业研究开发经费总额达到802亿元，占全国R&D经费的40%左右，高新区企业4万多种产品中自有技术的产品已超过70%。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
面对如此众多自相矛盾的信息，或许我们应该秉持如下的原则：相信高层（政府）发布的宏观信息，相信基层（企业）披露的微观信息。因此可以推测：“研究与开发（R&D）的总支出增加”、“从事科技的人力资源增长”、“被国际三大检索系统收录的科技论文总数居世界前列”这些信息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在物力、人力资源投入之后的实际产出情况则可能并没有政府所认为的那么乐观——在被政府高调宣传的众多成功项目中，有些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些由于信息保密而不具有横向（与其他国家同类产品的）可比性、有些则并非完全的自主创新，特别是当相当多的R&D总支出出自跨国公司之手时，支出增加的结果可能是进一步损害国家的经济自主性。
“近几年，软技术的引进在技术引进中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技术引进的主体已经转向了外资企业。尽管有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层次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跨国公司转移高层次技术是以其对企业具备足够的控制权为前提，跨国直接投资本身就是为了保持技术优势、防止技术扩散而出现的，否则采取技术转让的方式可以更轻松地从技术优势上获利。因此，国外资本技术转移层次的提高仅仅是为了应对我国市场竞争而提高其投资企业获利能力的举措，既不可能转让最尖端的技术，也不可能通过技术扩散提高其他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王燕梅《我国制造业的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
“2002年，我国发明专利中国外授权占到72.3%，其中绝大部分都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其中，信息技术领域占90%，计算机领域占70%，医药领域占60.5%，生物领域占87.3%，通讯领域占92.2%。……国外知名的石化跨国公司申请的专利占该领域内国内发明申请的80%。在核技术、医药化学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90%以上属于外国；彩色电视机和录像机生产方面关键技术的专利也几乎全部被外国控制；航天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外国比国内高出30倍；我国曾经处于领先地位的永磁强磁材料、超导技术、计算机以及数据处理方面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大半也被国外占据。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0年，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与外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量比值为1∶9。”[董书礼《从模仿到自主创新：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产业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系列研究报告》]
1-1-2：对外贸、外资的依赖
对外贸与外资的倚重、对短期效益的重视、以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垄断与控制导致了两种“效应”：一个是跨国公司借助于资本、管理和技术优势对本土企业的生产替代和市场挤占；另一个是小型民营企业借助于灵活的管理机制、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各种逃避政府监管的“非法”手段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生产替代和市场挤占。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作为国家能力支柱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每况愈下，逐渐失去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并导致这些企业职工生活水平降低和大规模的失业。这两种效应的同时出现昭示着中国社会内在分化的加剧——一个集中于沿海地区和主要城市的外向型依附社会和一个集中于内地和广大农村的封闭型传统社会的隔膜和对立，也昭示着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自主能力渐趋丧失。
90年代中后期，随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就业安全感普遍消失，人们的收入预期随之下降，加之政府对“调节财富分配、提供福利保障”责任的弃守进一步加剧了下层民众的贫困，导致社会购买力明显萎缩。这一结果的现实影响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过度地借助于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发展，以缓解由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被称为该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 [附注：美国在90年代的外贸依存度为20%，日本同期的比例是25%。]同一时期，中国外贸总额却连创新高，外贸依存度从15%一路蹿升，2003年达到60%、2004年更增至70%，远远高于上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2003年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达到8000多亿美元，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以上，远远超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
外贸对于一国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短时间内的贸易盈余和对国内就业率的提升，更主要的影响在于对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整体提升，包括对该国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本土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的提高。过于重视外贸的短期收益，不仅无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反而由于对国外需求的过分倚重而产生忽视国内市场需求、扭曲资源配置、弱化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后果。短视的对外贸易政策可能产生如下的后果：通过出口低附加值产品获得的顺差越多，意味着对国内资源的透支越严重，国家能力所依托的资源性基础便越虚弱。当顺差来自于大量资源性输出而不是技术性输出时，持续的外贸顺差反而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附注：一般而言，主权国家实行外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能力（如生产效率、技术水平、资源占有量）的提高。以损害国家能力为代价的对外贸易行为，最终将导致国家的衰弱和附庸化。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政府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存在着“重商主义”倾向，因而“重资本性收益（资金盈余），轻视技术性收益（技术提升）和资源性收益（资源占有）”。]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尽管中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出口产品的价格却大幅度下降，与之相应的贸易条件也在不断恶化。居于全球产业循环链低端的现实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到低价竞争的行列，在与垄断全球销售主导权的供应商和销售商讨价还价过程中，日渐丧失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对外贸的过度依赖和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导致本土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其结果是竞相“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产品”。缺乏技术优势支撑的“中国制造”不得不倚仗“便宜”的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博取价格优势。为了给国内从事出口的生产企业提供盈利空间，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出台出口鼓励政策，然而伴随每一项政策的出台，不是国内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增加利润，而是国外贸易商要求中国生产企业进一步降价的要求。以国外市场为重心的中国生产企业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有效手段，为了保住来之不易的市场份额而不得不屡屡满足外商的降价要求，于是中国政府给予本土企业的优惠就在这一出一进之间转手让给了国外商人和消费者。
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结束寻找替罪羊游戏》一文中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出口的真正动力是由总部设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精心制定的外购战略，而不是中国本土公司的快速成长。1994年至2003年中，中国的出口从1210亿美元增加了两倍，达到3654亿美元。外资企业（全球跨国公司的中国子公司以及与工业化国家公司合作的合资企业）同期在中国出口增长中足足占到65%。换言之，中国日益强劲的出口机器上贴满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标签。”中国的出口实力主要在组装上——其出口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价值来自于其它国家的原材料和产品。相形之下，实际在中国产生的价值增量仅占产品总价值的很小份额。根据刘遵义（Lawrence J.Lau）及其同事的测算（C.Xikang，L.Cheng，K.C.Fung，L.J.Lau，Estimation of GDP and Employment Induced by Exports：An Application to Chinese Exports to the United States）：中国出口的每1美元产品中，反映中国国内生产的增值部分仅有30美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中，国内增值部分更低——每1美元中仅占20美分。黄亚生在研究导致中国大量引入外资的原因时发现（《中国“外资依赖症”的原因和代价》）：外国对中国投资有时是不合适的，它们往往以中国本土企业的损失为代价。更有评论说，外资的积极引进导致了如下一种经济的“温布尔登化”现象，即虽然提供了场地，但是积极利用的却都是外国人。[附注：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己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2005年1月26日，中国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发布了《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这份报告一方面积极评价了25年来中国利用外资取得的成果，同时也尖锐地指出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FDI）大量增加而中国科技水平提升速度偏慢的问题。报告称，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2004年的9月止，中国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5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GDP的贡献超过40%，但是FDI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地位显露垄断苗头，大量FDI的引进造成的负面影响扩大，其中最主要的是“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技术提升，这同我们‘市场换技术’的初衷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附注：资本的经济学表述应该是：资本是以往人类劳动成果的物化形式。一般性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需要大量引入国外资本。其本质意义在于，通过直接引入资本这种物化的国外劳动成果达到间接引入国外先进技术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收益与专利技术的使用费是相同的，资本引入与技术引入具有等效性和可替代性。另一个需要认识到的问题是，在资本高度流通和知识、专利保护门槛日益提高的今天，资本所包含的先进技术的含量被日益稀释，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资本引入而达到技术引入的效果越来越差、成本越来越高、资本在贬值。承认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既然资本引入与专利引入具有等效性和可替代性，而包含在资本引入之内的技术引入成本越来越高，一个明智的政府是否还有必要如此热衷于资本引入？能否考虑采用更有效的方法降低技术引入成本？]
今天中国的典型产业形态是：一家或几家跨国公司同时在母国和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整个产业链条中的最关键要素——产业标准、核心技术、品牌、供应链、现金流等等；中国本土企业充当其贴牌制造（OEM）的车间，或者扮演其销售终端的“零售”店。大量处于这种附庸地位的中国本土企业，其利润率被非常精确地计算在微薄状态而无法完成必要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反客为主。其结果是：缺乏出口替代选择的中国，即使产业规模和市场占有份额增加，也无法改变沦为跨国公司经济附庸的命运，无法改变“中国制造”等同于质低价廉的“共识”。
中国以货币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不断增加，但是用于国内消费的财富却不见增长甚至相对下降。[附注：有关数据参见亚洲开发银行《2005年亚洲发展展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内需不振，外需占据了总需求的相当比重，所以政府与企业就以为外需更加重要、进一步不惜抑制内需来扩张外需，于是国家经济进一步走向畸形——其表现形式是外汇持续出现大量顺差。然而，过度依赖外贸的做法隐含着潜在的危险：在全球经济摩擦日渐增加的时代，生产低技术产品的国家和企业不但利润微薄，而且会随时遭遇到各种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壁垒的限制、随时面临被驱逐出发达国家市场的威胁[附注：世界贸易组织（WTO）2003年年度报告指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在过去一年内抬头，中国大陆成为反倾销的重灾区。]；中国在大量输出产品的同时所换回的外币，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消费、被迫购买美国等国家的国债，然而这种被中国政府引以为自豪的巨额外汇储备，在当代垄断着世界金融霸权的美国财团的精心策划下，正不断遭受到美元贬值的打击。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在一定时期内新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的总和，只要是本国或地区的国民，无论是否在本国境内或地区内居住，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新创造的增加值都应该计算在该值之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间的差额称为海外净收益，就是本国投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减去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的收入。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创造的增加值计算在中国的GDP和投资输出国的GNP之中。以2001年为例，当年中国GDP为95933亿元、GNP为94346亿元，两者差额，即中国的海外净收益为-1587亿元。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而不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增长成就，对于垄断世界经济霸权的发达国家而言是企图掩盖其控制世界经济的程度。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政府如此热衷于用GDP替代GNP，使人们有理由怀疑是否试图掩盖对外资与外贸日益严重依赖和经济自主权逐渐失控问题。
在80年代，中国政府大量引入外资的目的，其一是希望借助于外资的流入缓解工业化阶段出现的资本匮乏压力，其二是希望借助于外资的流入带动技术的流入、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但是，这种政策意图实施的效果在90年代之后发生了变异。首先，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整体性资金短缺的状况逐渐得到缓解、国际市场普遍面临金融资本和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盲目固守“以市场换资本”的守旧做法，对国外资本的蜂拥而入不加限制，不仅导致本土企业对国外资本的依赖，更对国内民间资本产生巨大的挤出效应，导致今日国内资本过剩而有产生泡沫经济之虞。[附注：由于政府禁止私人资本进入有丰厚利润前景的行业，因此当前中国社会充斥着过剩资本，并引发大量资本积聚在少数领域——2001年之前的股票市场和其后的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房地产热一方面反映了权势阶层瓜分国有资本（土地资源）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众多民间资本缺乏投资渠道、造成资本的相对过剩、形成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其次，依靠国外资本流入实现先进技术“溢出”效应的期盼，由于本土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实力不对等、以及由于本土企业技术人才流失而导致的消化与吸收能力丧失，最终难以实现。再次，跨国公司大量利润的汇出和大量国外游资的流入，从两个不同方向开始动摇国家的金融稳定，特别是对地下金融市场的失控更凸显了对经济安全的挑战。随着金融市场对国外金融企业的全面开放，在旧机制运作中潜伏着的隐患将上升成为现实的威胁。上述这些现象恰恰是被称为“拉美化”的发展模式所内生的弊端。
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看，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试图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宽松的政府政策（宽松的政府政策往往意味着对环境破坏的纵容、对提供人权保障和福利保障职责的放弃、对贫富差距加大问题的漠视）、和开放的国内市场，在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机制中建立“比较优势”（在中国的官方术语中，这种“比较优势”被称为“洼地效应”），以期吸引大量外国、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投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在20世纪80-9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实行以放松政府管治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因此获得了一段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但是，这种“外资主导型”发展方式的负面作用十分明显。首先，跨国垄断资本的自由流入，导致跨国公司逐步控制受资国经济。例如，通过独资、合资和其他形式，美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拉美70%以上资源开发和原材料生产，其中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6%的家电业、60%以上的电力工业都在跨国公司控制之下。虽然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促进了受资国的经济繁荣，但是掌握着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汇回母国，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出现了“增长而不发展”的奇怪现象。其次，“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因而在投资和建厂时都非常注意对自己技术的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外资主导型”的全球化带来的只是其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参与全球化的生产过程，而没有或很少获得先进技术的沉淀。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至多搞一些配套与维护。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特别是自主开发的能力在遭受跨国公司长期挤压之后将逐渐降低直至瓦解。[附注：关于跨国公司控制不发达国家的具体方法可参阅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热衷于“外资引入”的中国政府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经济短暂繁荣之后的“拉美化困境”，中国并没有天然的免疫力。事实上，“外资主导型”（拉美化）模式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负面效应。根据程晓农的研究，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最后，如果以本国正规制造业和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之和来度量工业化程度，可以发现整个90年代里从规模上看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从以上的表面观察深入一步，还可以发现一系列问题：大规模引进外资并未有效改善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素质，实际上只是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这说明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本国正规制造业的升级和壮大。这与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明显不同，此类国家成功的工业发展模式都表现为本国制造业素质和规模随着引进外资以及与外资合作而迅速扩大，最终出现了外资工业与本国制造业相互扶持共同繁荣的局面，其工业化程度也因此而迅速提高。但在中国发生的这种“外资替代效应”却导致工业化的步伐徘徊不前。[附注：上述观点摘自程晓农《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尽管在过去的10年内（指1994-2003年——引者注），中国机械工业的出口额增长了20倍（去年为830亿美元），但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从35%上升到79%；电脑设备的出口额从1993年的7.16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410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从73%上升到92%；电子和电信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7倍（2003年为89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的比重从45%上升到74%。这种情形几乎存在于中国所有的高科技工业部门。”[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 Gilboy）《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缺陷》]
本土民营企业在夹缝中崛起的历史经验并不必然推演出跨国公司不会对其产生威胁的预期。在过去的十年（1994-2003年）中，跨国公司的“挤出效应”主要针对占据最大市场份额的国有企业，这是国有企业普遍衰败（少数由于政府保护而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除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国有企业已基本退出市场的今天，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正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压力：技术能力的欠缺导致民营企业面临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如专利、技术标准）方面设置的越来越多的障碍；政府部门在“平等竞争”、“引进先进技术”的思想指导下，漠视民营企业在自主研发、自立标准方面的努力，使技术和资本实力弱小的民营企业在直接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时失去政府的保护屏障而处于劣势。跨国公司对市场和技术的日趋垄断、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动辄诉诸报复和制裁的现实，使得“全球一体化与自由贸易”的理想对于弱小的中国企业来说更像是一个由跨国公司、中国政府和某些御用经济学家联手描绘的海市蜃楼。[附注：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行为在2004年公布的中国国家工商总局的一份调查报告《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中有较为详细的披露。]如果中国政府继续现行的政策，那么过去十年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悲剧可能会在民营企业身上重演。
一个并不遥远、也并非主观臆断的场景是：随着中国对外（特别是对发达国家市场）依附程度的增加，随着中国政府对经济一体化、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放任，跨国公司有了收购和兼并中国企业的机会；中国的众多本土企业由此将成为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附属机构，成为难以掌握核心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只能从事低技术加工的生产车间；中国耗费数十年心血建立起来的完整工业体系面临被肢解的危险。一方面歧视与压制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另一方面纵容国外资本流入，使得庞大的外资侵占本应提供给民间资本的投资空间；对核心技术主导权的失控和为维持“合法”管治而对GDP增长的偏执追逐，使得中国政府正在陷入到“无力摆脱对跨国资本和技术的依赖”的自主性困境中。
1-1-3：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全球化定位
全球化产业分工的理论依据是比较优势学说和主张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根据比较优势学说，如果每个国家都专门生产那些它拥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并且与其它国家进行自由贸易，那么所有国家都可以从其中得益。理论上讲，即使其它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某一个国家仍然可以从单独实行自由贸易中得益。按照比较优势学说，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应该专门生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主张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与比较优势学说类似：发达国家资本丰富、劳动力稀缺、资本的边际报酬低，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资本的边际报酬高；通过资本自由流动，可以使全世界的资本得到更好的配置，增加全世界的收入和财富。
比较优势学说和主张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以人类社会的完全理性和合作博弈为假定前提，但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恰恰对于这种一相情愿的假定给予了无情的嘲讽。片面倡导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自由化、在追求产品与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同时却严格禁止人口的自由流动，只能强化发达国家凭借金融霸权、军事霸权和技术霸权维持现行世界经济运作机制的不公正性，导致财富从穷国向富国的单向流动。长时间的财富单向流动，最终将瓦解连接穷国与富国的全球性“资本-产品”交换循环链，使得以分工合作为特征的现行世界经济机制趋于崩溃。在一个人口、环境、资源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在一个国家间关系仍然遵从“丛林法则”的时代，无视现实条件与理论假定的巨大差异而“教条地”坚信比较优势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理论，如果不是不谙世事、就只能归于居心叵测。
如果过于依靠全球产业分工、过于相信比较优势，不发达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不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是被发达国家淘汰和不具有“进入门槛”的产业，而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是不发达国家没有能力进入的产业。当世界各国遵循合作博弈的时候，这样的分工体系无论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能够带来收益；但是，在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生冲突的非合作博弈时代，缺少对发达国家优势产业替代能力的不发达国家将落入生产的产品无处销售、需要的产品无处购买的尴尬境地。
在扩张性价值观主导的现代社会里，“国家富强”并非仅指民众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更多地是指强于竞争对手的国家能力。一个国家的“富强”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相对“衰弱”，因而隐含着相互竞争、相互威胁含义的“国家富强”不可能指望通过“完全”的自由竞争得以实现。不发达国家如果不能够有效地促进包括技术能力在内的国家能力的增长，不能通过各种壁垒（如关税壁垒、技术壁垒、文化壁垒）保护自己的垄断利益不被外来势力侵占，那么在“自由竞争”表象背后隐含的技术垄断、资本垄断、市场垄断、规则垄断将使发达国家据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垄断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充斥着困境的时代的主流。乌托邦式的“自由化”意味着对强者霸权的纵容，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完全放任必将导致大资本财团主导的市场垄断；然而，排斥“贸易自由化”的保护主义和替代市场垄断的政府垄断，又将导致技术更新迟滞、生产效率和经济规模增长缓慢的前景。这是源于人性内在矛盾的两难抉择的延伸。
如果我们认同“社会发展必然指向垄断”这一结论，那么“全球产业分工理论”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必然能够带来产业升级”的观点显然就具有极大的片面性。不容否认，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即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有技术进步的趋势，但是这种技术进步是一种核心技术进步之后的溢出效应，由于它过度依靠核心技术的进步，因而是一种被动接受的结果。这样的技术进步，无论规模和水平怎样，都无法改变处于产业链下游、被迫接受垄断辖治的地位。
中国政府在某些经济学家和外国势力误导下，片面地接受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自由化的观点，将中国定位为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生产国，以此来换取发达工业国的高技术产品，并企图借助于比较优势获得国家能力的快速增长。“由于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中国不能像日韩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做的那样，保护本国市场使之只面向本国企业。相反，中国允许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企为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开拓新的市场，特别是在诸如飞机、软件、工业设计、机械设备、半岛体和集成电路等产品附加值比较高的领域。”[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 Gilboy）《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缺陷》]
然而这种一相情愿做法的负面后果正在凸显：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通过生产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迅速提升国家能力；建立在低素质劳动力和高资源消耗的产业比较优势不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对国外核心技术的长期依赖直接威胁中国经济和政治的自主性，并纵容全社会范围内的短期行为。中国这样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如果缺乏自身强有力的核心技术和高科技产业支撑，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国际地位，更会在失去经济主动权之后面临可能的经济封锁和制裁。对中国国家定位的偏差，不仅是盲目注重增长数量、忽视增长质量的急功近利心态的必然结果，也是对现实国际政治险恶环境漠视和一相情愿的愚见。在一个日益垄断的世界里专注于低技术产业，将会使中国失去未来赶超的机遇。在未来全球性的生存博弈中，缺乏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的国家，将丧失赢得必要生存空间的筹码。
“随着本国产业对国外技术依赖的不断加深和消费主义的弥漫，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要求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因无力振兴民族工业而产生的失败情绪与自由经济学家和统治精英共同制造的全球化的‘双赢’幻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买办文化的空前泛滥。中国沿着依附式发展路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形成巨大惯性。兴起于90年代初的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加入了发展中国家相互争夺跨国公司投资的行列，与国际惯例接轨于是成为中国不可替代的政策选择。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制的热衷，使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辞流于空谈，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推进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并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世界提供了可乘之机。”[岳健勇《全球化与美国对华战略》]
通过近几年对中国国家政策的进一步观察，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猜测：中国政府如此热衷于引进外资、如此热衷于外贸出口、如此热衷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除了“以市场换技术”和缓解巨大就业压力等因素外，可能还有另外两个更隐讳的动机。其一是通过“大量的资源进口、低成本的本土加工、针对发达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倾销”这一策略，达到“即使不包含技术垄断，仅凭借巨大的低成本优势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低技术产品的规模垄断”，从而不仅使中国成为国际经济产业分工循环链中不可替代的一个环节、也迫使发达国家处于对中国低技术产品无可替代的依赖境地。其二是“中国政府试图通过外贸出口积聚巨额集资、并最终将其投入到与国家安全相关领域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制造、以期通过国防技术的跃升为外向型扩张提供军事支持”。尽管这种努力面临种种困难、最终是否能够实现尚不得而知，但是面临生存困境的中国政府如果不是立足于这一目标，那么现实的各种经济政策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以满足少数人利益而牺牲多数人利益、以满足短期利益以牺牲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自杀性选择。然而这种“赌博式的”策略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巨大的风险：如果发达国家由于内部原因（如人口老龄化）而降低对产品的需求，中国经济将会在国际层次上遭遇到“有效供给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困境；如果急剧升高的资源类产品价格在较长时期内居高不下，低技术市场的过度竞争和国内需求不足将导致中国企业无力将增加的生产成本转移到给最终消费者；如果发达国家在中国国家能力足够强大（对发达国家形成军事威胁和经济威胁）之前加紧培养能够对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形成威胁和替代、减缓其对中国产品依赖的竞争对手，可以肯定发达国家将会“认真”地实施遏制中国的策略——这是近几年来“中国威胁论”得以广为传播、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得到支持的利益背景。无论这些可能性中的哪一个得以实现，都将对过度依赖对外贸易的中国经济产生重大打击，从而使中国经济不仅陷入到自主性困境中、同时也引发可持续性困境。
1-2：管治自主性困境的表现与后果
当代的中国政府正在陷入到一种难以自拔的两难陷阱中：选择对跨国公司更加依从的策略将导致民众对政府管治正当性的质疑、进而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并而形成对政府管治的抗拒；选择对跨国公司强硬的策略将导致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来说，出口产品遭到限制意味着经济发展动力的衰竭、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率激增和社会动乱。这种由于丧失经济自主性而导致的两难将成为中国政府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
经济自主性困境与管治正当性困境具有耦合的效应。一方面，经济自主性困境可能引发管治正当性困境。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外资（跨国公司）的过于依赖可能产生“在经济上逐步沦为发达国家经济附庸”的后果，这是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任何一个企图借助于跨国公司实现经济发展的不发达国家所必然面对的风险。这种风险在政府管治方面的延伸表现为：逐渐失去控制本国经济能力、越来越倚重跨国公司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目标的政府，需要满足跨国公司日益强烈地保护其自身利益的要求，然而这种维护跨国垄断资本（跨国公司）利益的要求与政府维护民族共同利益的责任（管治正当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内在冲突——陷入这种冲突之中的政府必然面对由经济自主性困境而引发的管治正当性困境。另一方面，管治正当性困境也可能进一步激化经济自主性困境。如果陷入管治正当性困境的政府选择“以经济利益为诱饵、换取发达国家政府对其压制人权行为漠视”的做法，那么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仅由于廉价出让国家利益而进一步加剧政府的管治正当性困境，而且也由于为了博取发达国家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政治认同而被迫放弃对本国经济的自主决策。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扩展了国家利益的界限，使得对国家利益的捍卫不仅仅停留在国境线上，而且深入到国家内部。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跨国机构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在当代中国，国家间的利益竞争已经不单纯表现为政府间的竞争，而越来越多地呈现为本土资本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商业性竞争。对于掩盖在商业性竞争表象下的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竞争的形式变化缺乏有效识别、对于国家间利益竞争的尖锐性缺乏足够的警觉，加之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官员将自身利益的考虑凌驾于保护社会共同利益的职责之上，使得中国政府在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对跨国势力（特别是跨国公司）刻意偏袒和纵容：在中国各地的“招商引资热”中，各级政府不惜余力地营造所谓的“洼地效应”，在税收减免、土地批租等方面给予跨国公司各种“超国民待遇”，因而在事实上给本土企业设置了在与跨国公司竞争时的制度不平等障碍。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场，它不仅揭示了中国的中、初级工业产成品正在全球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也表明在一个过分顾及资本与权力拥有者利益的政府的袒护下，中国正在成为跨国大资本拥有者的投资天堂。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给予跨国公司“超国民待遇”的情况出现在跨国公司直接与民营企业、非垄断性国有企业竞争的领域。对于政府垄断的领域，如金融、电讯、航空、铁路、石化等行业，则存在着不仅对跨国公司、而且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压制。此外，各级政府对跨国公司的策略也不完全相同。总体而言，各地方政府较之于中央政府更热衷于在彼此间的相互竞争中给予跨国公司“优惠”的条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在享有更多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恪守世界贸易组织基本规则和各项协定、协议的义务。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初衷或许是：借助于恪守国际义务的压力，推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政府向规范的市场管理者角色转型。[附注：这一点可以从前中国总理朱镕基在其任职期间关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义的多次讲话中得到确认。]然而，在一个等级观念-集权机制根深蒂固的国家里，这种试图借助外力迫使政府产生适应性变化的改革思路，正在演变成为一种与政府领导人的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一方面，官僚集团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以牺牲社会共同利益为代价，对强硬的外部势力做出过多的妥协和让步；与此同时，官僚集团对于处于等级体系底层、承受着强有力管治而无反抗能力的民众则实施进一步的压榨。
缺乏权力制衡的集权政府并不必然致力于创造一个公正的自由竞争机制；相反，更可能凭借手中的垄断资源而实现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即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现双方的联合垄断，这种做法对集权政府和跨国公司双方而言既稳定又获利丰厚，因而是一种“共赢”的选择。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世人将会看到这样的场景：以官僚集团为核心的中国权势阶层（即官僚集团及其利益盟友们）在本土权力与跨国资本的结合中成为跨国公司的代理人，这样的身份远比和微薄的、带着土气的民族资本结合要更安全、更体面、更高效，更有利于权势阶层在本国遭遇到巨大危机时顺利逃离；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借助于与中国权势阶层的勾结、以合资和外资的名义逐渐廉价地获取各类国有资源（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和特许权、各类矿产资源开采权、土地开发权），从而逐渐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最终达到使中国成为附庸者的目标。
在当代，加入全球化进程意味着对全球化所依靠的欧美法治体系的确认，意味着与经济活动密切关联的司法管辖权的跨国延伸。从理论上讲，这种跨国延伸是双向交互的，但是由于中国司法制度的薄弱和司法理论的滞后、由于中国缺乏足以制衡发达国家的法律与技术手段，使得未来司法管辖权的跨国延伸将更多地体现为向中国的渗透。
面对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浪潮，中国政府尴尬地发现：由于至今为止尚缺乏反垄断方面的法律、法规，中国政府正在失去对涉嫌垄断的跨国公司进行规范和制裁的合法手段。回避和拖延反垄断法的制定，其初衷是使垄断管治权力的政府免于法律的问责，然而形势的发展却正在走向政府管治者初衷的反面：如果容忍跨国公司主导的市场垄断趋势继续发展，跨国公司终将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附注：在此需要强调：在当代中国，反垄断不仅应该指向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特殊行业部门的资源和市场垄断，同时也应该指向造成社会资源与权力分配不公的政府垄断。]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始自于70年代的发达国家资本/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在东亚与拉美国家造成不同的结果：虽然出于同样的“借助于跨国资本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然而在经过30多年之后，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崛起成为世界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制造和研发方面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力量，较为失败的国家（如拉美诸国、东南亚诸国）却始终无法摆脱对跨国公司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依赖。造成两者间如此重大差异的原因包括政府是否坚持经济自主的政策、是否建立激发个体创造力（个人潜能）的制度措施（如提高国民的普遍受教育程度、是否通过普及民主价值观（而非狭隘的民主制度）以改善人权状况、是否通过建立社会信用制度以降低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转化过程中的社会交易成本等，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政府对经济自主性的认同和为了实现经济自主所付出的努力。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的崛起表明：在引入外部资本、技术、管理的同时，政府需要大力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并逐渐使本土企业掌握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培养一大批能够不断研发出具有领先技术的本土人才，从而使得跨国公司而不是本国政府处于博弈谈判中可被替代的地位。
中国政府需要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社会里，政府及政府管治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本国民众共同利益（而不是官僚集团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中国政府应该认识到：相较之具有全球流动和威胁优势的跨国公司而言，本土企业（特别是本土中小企业）才是确保政府拥有经济自主权的支持力量。中国的政府领导人和民众需要警惕部分政府官员由于受其自身利益的驱使而扭曲政府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从而出现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某些利益集团（特别是与跨国公司相联系的买办集团）所影响、所俘获。[附注：“政府俘获（Government Capture）”是指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影响、所俘获，使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跨国公司在专制国家与垄断了社会资源的权势阶层结合，可以获得远远超出在民主国家可能得到的垄断利润，因而导致跨国公司加速向能够给予他们利益保障的专制国家增加资本投入，这是今天中国对国际资本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经济性根源。但是在资本投入增加所带来的“繁荣”背后，潜伏着长期的隐患：低标准的环境保护标准、低水平的资源利用能力，正在使中国的环境急剧恶化、自然资源趋于枯竭，最终的苦果将要由无路可逃的普通中国民众吞咽；国际垄断势力与国内垄断势力的结合，使得中国民众处于双重的压迫之中，管治力量的强大使得依托和平手段实现民主的道路变得越发渺茫；跨国公司主导的中国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挤占了其它国家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原本占有的份额，导致这些国家民众的日益不满，从而点燃起以中国为讨伐对象的民族主义火焰；受治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劳动力的不可流动性和生产能力过剩，中国企业将陷入到无讨价还价能力的窘境；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屈意迎奉、对不发达国家的利益挤压侵占将使中国步入到只有对手、没有朋友的道义误区。
中国未来的力量较量将主要集中在如下三方——跨国垄断势力、中国权势阶层和中国民众。这三种力量之间较量的结果将决定未来中国社会可能的五种演变方向。
第一种可能是：如果跨国垄断势力日渐强大、本土权贵势力日渐衰弱、中国民众力量依然分散，那么三者之间的力量对比将导致中国社会向拜占庭化的没落方向演变——在外来势力的蚕食下，中国的权势阶层管治逐渐弱化，分散的民众背弃权贵的管治而归顺外来势力。
第二种可能是：如果权势阶层能够利用垄断管治权力的优势对跨国垄断势力的渗透予以控制，并且能够在与跨国势力的结合中保持自身强大和管治稳固，那么有可能演变成为类似17-18世纪伊比利亚王国的社会——既维持传统（等级-集权）的、自主的社会管治模式，又能够在全球化产业分工中坐稳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出口国的地位；沿海成为对外交往的窗口，广大内地沦为事实的经济殖民地，权势阶层成为“贡物收集者”。这是中国权势阶层正在努力争取的目标，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也是未来中国最可能实现的结果。
第三种可能是：跨国垄断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撤离中国、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其原因可能是权势阶层因为惧怕自身权威遭到削弱而放纵狭隘民族主义、或者是跨国垄断势力对中国政府控制社会稳定的能力丧失信心、或者是跨国垄断势力为了寻求利润最大化拒绝给予中国劳动力更高的定价。如果这种可能性最终成为现实，那么像被榨干了的柠檬一般被无情丢弃的中国将会因此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和社会动荡之中。陷入经济困顿的中国民众，除了通过包括从抗议游行到武装骚乱的各种可能形式表达对政府的怨恨（这样的场景可以参考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1997年的印度尼西亚危机）之外，最终将自发地掀起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难民狂潮。
第四种可能是：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励下，中国的权势阶层与民众实现短暂的联合，从而产生类似“义和团运动”的狭隘民族主义狂飙运动。但是在专制国家里，权势阶层与民众的利益对立决定了这种联合的短命——如果不能够顺利地实施对外扩张，那么在面对现实生存困境而无法回归到闭关锁国的时代，受自利本能支配的权势阶层将会在跨国垄断势力威逼和利诱的双重胁迫下放弃民族主义而向第二种可能退归；即使对外扩张的是能够占据上风，缺少道义支持的扩张行动终将会遭遇到猛烈的打击而失败，从而使中国社会向着第一种可能或者第三种可能演变。
第五种可能是：如果在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本主义思想引导下，觉醒的民众能够积攒足够的力量同时对抗跨国垄断势力和中国权贵势力，将会引发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般的巨大冲击波，对21世纪及其以后的人类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前提基础是构建和普及“以反对扩张性价值观为主旨”的后现代价值观。
2：当代中国的发展可持续性困境
如果说发展的自主性问题由于存在着诸多争议（如“什么是‘国家自主’？”、 “自主权力的主体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衡量‘掌握自主权力’的标准是什么？”、“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衡量企业、个人的归属？”）而难以获得一致认同的话，那么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由于具有相对客观的评判标准而应该比较容易得到共识的结论。根据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阐述，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是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是两种对中国社会发展前景貌似对立的观点。“崩溃论”看重中国经济发展的弊端、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以及环境恶化与资源短缺等问题，认为面临诸多问题困扰的中国社会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化解现实的障碍，因而最终会走上崩溃的道路。“威胁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生存困境的时代，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的迅速发展必然激化庞大人口与日渐短缺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国家能力日益强大、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最终会试图通过对外扩张缓解国内的紧张压力。“崩溃论”揭示了由于对资源的过量消耗和对环境的急剧破坏而导致的生存困境；“威胁论”意识到扩张型发展模式主导的中国社会在未来遭遇到生存困境时，对外转嫁矛盾的可能性。[附注：不容否认，“威胁论”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隐含着“任何对现有世界秩序的颠覆都是非道义行为”的价值预设。]无论这两种观点立意如何，它们都从不同侧面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所遭遇到的可持续性困境。无论以怎样的观点看待中国问题，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前景：如果中国沿着既有的（扩张型）模式发展下去，的确存在着在争夺资源与市场、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等方面与其它国家发生剧烈冲突的可能。
2-1：可持续性困境的表现与根源
如果说社会的公正性困境是指同时代、不同阶层之间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那么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困境则是指不同时代的集体之间（代际）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一个社会的资源可以认为由四个方面构成：一是自然资源，包括各类土地（耕地、草地、林地、自然保护地）、矿藏和能源、动植物资源、生态环境（水资源、空气资源）等；二是产出资源，包括各种通过人类生产和建设活动创造的资源，如交通与通讯设施、生产与生活设施、各类满足生产与生活需求的产品等；三是技术与人力资源，包括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积累、公益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普及、民众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四是制度资源，包括具有稳定预期的政府决策系统、有效的个人权利保障机制、低成本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和管治机构、确保专业化生产与社会化分工得以延续的信用制度。然而在对中国社会上述四个方面的资源状况进行考察之后不难发现，处于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由于各类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恶化而导致的不可持续性：包括能源在内的众多自然资源供应困难、生态环境在掠夺性开发中遭受破坏；私有与国有混合的产权制度造成成本支付者与利益获得者的普遍性错位，导致急功近利的短期化行为；人力资源开发（教育）过程中的目标和手段异化不仅强化着社会的等级化程度，而且导致对知识和技能积累与应用的轻视、以及对民众进取心和创造力的遏制；政府的垄断性管治导致政策制定的低预见性、对个人权利的普遍损害、公共服务的高成本与低效率、以及作为社会化分工-合作基础的社会信用制度日渐恶化……
2-1-1：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
下面这一组分别由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着严重的自然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它们共同构成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刚性制约：中国人均耕地1.43亩，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量2257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7%；全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面临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况；全国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人均森林面积仅为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石油资源可采储量约为130-150亿吨，仅占世界总储量的3%左右，但是国内石油需求与日俱增，估计到2010年石油年需求将超过3亿吨，2020年达到4亿吨；矿产资源种类不全，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在自然资源短缺的同时，资源破坏和浪费却非常突出：滥采、滥垦、滥伐屡禁不止，资源的产出率、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低，生产、流通和生活消费方面的浪费惊人。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数据显示：50多年来，中国的GDP增长了大约10倍，与此同时，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了40倍；单位产值的能耗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2003年，中国消耗全球7.4%的石油、31%的原煤、40%的水泥、27%的钢材、30%的铁矿石和25%的氧化铝，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中国水利部的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每万元GDP的用水量为465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全国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5至10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为50%（发达国家水重复利用率的平均水平为85%）。
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状况令人触目惊心，部分大中城市污染形势日益严峻。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年的报告显示：全国日排污水量1.3亿吨左右（人均100公斤），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处于高水平、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空气污染大国，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全国1.16亿城市人口生活在空气质量劣于三级的环境中，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散，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2%，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到4亿；物种濒危现象十分严重，目前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经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
从上述诸多数据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几乎所有自然资源都已处于供给紧张的状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消耗超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限度。当代中国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困境，除了归因于追求扩张型发展模式之外，更由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缺失和产权不明晰所造成的“收益个人所有与成本公共承担之间的错位”而加剧。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缺失和产权不明晰造成各类资源使用的成本-收益不对称分配和资源成本扭曲，表面的“低成本”导致对土地、矿藏、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对私有产权保护的漠视使得中国政府和民众往往更关注现时的利益所得而忽视或者无视现时所得背后的长期代价。
在这个让中国人陶醉于产出性资源日渐丰富、满足于以货币方式衡量的财富急剧膨胀的时代，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切的获取相当一部分源于廉价消耗业已为数不多的自然资源？是否意识到为了满足今天的虚荣和奢华，我们正在将本应属于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消耗殆尽，而使他们永久地挣扎在愤恨与绝望之中？当我们对大量的中国商品廉价地充斥发达国家的超级市场、为中国成为世界商品生产基地而自鸣得意的时侯，我们的确有必要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在盗卖属于我们后代的财富？
“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益”的规模扩张型发展道路不仅不能给民众带来更多实惠，更不可能长期持续。[附注：林毅夫曾经论证过：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长久维持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所以资源大国能够在错误的发展道路上维持得更为长久。苏联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就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很有关系。由于中国比苏联幅员要小，矿产资源也没有苏联丰富，所以工农业粗放型增长的空间肯定比苏联要小，维持的时间无疑还会短一些。]在减缓资源消耗、防止进一步环境恶化的前提下实现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中国政府和民众应该正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制约问题，通过反思扩张性价值观、修正扩张型发展模式，遏制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趋势，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生态环境，并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构建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不是为了维持短暂的繁荣而对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对生态环境肆意破坏，以致最终造成无法弥补的战略性错误。正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可持续性困境而不是逃避、绝望和恐惧，是真正解决问题、并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开端。如果中国能够寻找到一条兼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重复利用与社会财富（福利）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将是中国对未来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并具有全球性的普适意义。但是，对人类利己本性的了解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人类的自律与节制是否能够抵挡欲望的诱惑？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人类的自私、狭隘、偏见与无知？
2-1-2：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
了解经济增长方式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困境的关系，需要首先了解促进中国自80年代以来经济迅速增长的真实因素。这些因素包括：
第一，较低的经济发展起点使中国社会具备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突变时所特有的跃迁式发展空间。尤其是将绝大多数国民（特别是农民）从有束缚、无保障的“负帕累托过程”中解放出来，即可产生“走出负帕累托过程即为帕累托过程（即人人受益过程）”的结果。[附注：萨克斯（Jeffrey Sacks）等人认为：相比于东欧计划经济，中国计划经济的极端无效率导致“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的结果——无论是转变成为高度理性的计划机制、或是转变成为崇尚个体自主的市场机制都能够使中国从中得到社会利益的净增长。详见萨克斯（Jeffrey Sacks）、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萨克斯等人的观点可以从“改革前国有经济效益的低下为非国有企业的成长降低了机会成本”这一事实中得到部分的验证。]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治困境和政府行政能力低下使得中国政府的政策具有高度的“可谈判性”和较低的“赎买”成本，从而为民间力量的自主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成长空间。[附注：90年代中期，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张维迎、樊纲等人认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是中国的“次优”选择。我们认为，他们的初衷应该是试图说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可谈判性和较低赎买成本可以为民间力量的自主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成长空间”，但是由于他们在论证这种“次优”选择的合理性时，忽视了由此造成的社会公正性困境，因而引发了始自于90年代末的一场中国知识界争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经济领域不断解除管治，以及诸如分税制、低效率税务征收机制、匿名存款制、政府官员权力赎买（即行贿受贿）、政府管治弱化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增加自身财富的激励，为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多元利益集团的崛起减少了制度障碍，使得市场机制和民众的自主性逐渐得到发展。[附注：王永钦等人认为：“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在保持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做对了激励机制”。参见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十字路口的中国──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第三，中国贫穷的现实激发了民众强大、持久的致富欲望，对亿万民众被压抑已久的致富欲望的部分释放使得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得以发展，这一现象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中国都曾经出现过。成就当代中国经济繁荣的主力并不是垄断性大公司和政府部门，而是无数不断涌现的本土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正是代表着创新力量的中小企业家为当代中国的经济繁荣不断地注入成长的活力。
第四，政治领域的高度集权使中国政府能够提供经济机制转换所需要的强制力，并在短期内降低为顾及社会公正所需花费的“制度变迁成本”——即用“铁腕”方式减少了民主制度下的讨价还价。正如科斯（Ronald Coase）所言：极权（的政治）体制要说有什么优越性的话倒，那不是这种体制“公平”，而是这种体制能够以极权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减少“交易成本”。
第五，廉价、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为跃迁式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劳动人口过剩和社会福利保障缺失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对环境资源破坏的纵容、政府税收监管机制的滞后和以外贸为主导的产业政策增加了企业的（而非社会的）收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的产品在低技术领域形成强大的成本优势。
第六，70年代的美苏争霸和中美结盟给中国提供了引进西方技术、进入西方市场的机遇，苏联瓦解之后迅速扩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使中国得以延续这一便捷。
第七，企业技术水平的落后为技术模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是一种后发国家通过对先进国家的先发经验进行技术模仿而获得的“后发优势”。
第八，中华文化圈内的企业对中国经济活动的介入降低了中国进入全球化市场的“门槛”，并为中国民营企业提供了制度模仿和技术模仿的样板，这一效应在80年代尤其明显。
在认清促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可以更有利于反思中国面临的现实困境——这些曾经的有利因素正在逐渐显现出其负面效应，从而使得中国引以为自豪的经济增长遭遇到可持续性困境：
第一，对市场机制所依赖的“自主化”、“个性化”理念的抵触和对计划机制所依赖的等级-集权的依恋，使得中国社会始终无法建立起不受政府操控的市场机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兼具市场机制（个人自主）与计划机制（政府管治）的混合模式，然而由于政府管治能力低下和传统管治理念的影响，导致两种机制各自内在弊端的耦合、放大和“权势资本主义”（又称为“裙带资本主义”）的泛滥。
第二，把持管治权力的官僚集团对“维护既得利益”底线的坚守，使得中国政府的政策可谈判性被弱化、“赎买”成本增加。在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借口实施强硬社会管治措施的政府面前，中国的民间力量面临着瓦解自主发展的两难选择——或者与政府合作、成为官僚集团的附庸和利益盟友；或者与政府对抗、并因此受到把持管治权力的官僚集团的打压。随着民众与政府利益对立的尖锐化，在两者之间折衷、调和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第三，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跃迁的过程中，巨大的人口规模始终迫使中国社会面临“就业压力对技术进步的冲销作用”。[附注：费正清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的重大技术成就……大致在宋朝截止。以后，既然有充裕的劳动力可用，节省劳动力的发明也就不大需要了。”参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中国新史》。]同时，相对于人口压力的资源有限性强化了中国政府实施城乡二元化管治、以确保“现代化”进程不致中断的决心。这两个因素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影响表现为：前者（人口压力）使得中国经济长期停滞在低技术阶段；后者（资源有限性）不仅催生出社会公正性困境，并进而由于社会公正性困境（利益分配失衡）而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潜在因素。[附注：关于社会公正性困境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影响参见第3.3-1节《公正性困境的经济性后果》。]
第四，对等级观念与集权机制的维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公正性困境和管治正当性困境，制约着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使得等级观念-集权机制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同时、又增加了内部管治成本。[附注：具体的论述参见第3.3-2节《公正性困境的社会性后果》和第四章《当代中国政府的管治困境》。]
第五，由于缺失人权保障，导致产品数量的增长主要不是基于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是基于对劳动力超时和超强度的榨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无法支撑劳动力技术水平提升所需的投入，对资源和环境粗放的利用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环境恶化、并造成日后高昂的补偿，对低技术加工业的倚重湮灭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这些促使中国在低技术领域形成强大成本优势的因素正在成为阻碍技术水平提升的障碍。
第六，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差异，特别是中国政府固守传统管治理念的做法，消蚀着强势的西方社会对弱势的中国社会的包容。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立在苏联瓦解之后日渐显现，它导致了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任何经济摩擦都潜伏着上升为政治与价值观对立的危险。[附注：虽然9.11事件使得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间的冲突加剧，为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的冲突起到了事实上的缓解作用，但是冲突的诱因并没有消除而只是被暂时搁制。如何持久地化解双方的对立和不信任，是确保未来中国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七，制度模仿往往会遭到现实利益分配格局的制约，因此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往往偏重于较为容易实施的技术（包括管理技术）模仿，而将制度模仿表层化，轻视作为制度基础的价值观的改造。然而仅仅通过“技术模仿”而拒绝社会制度变革，必然使后发国家在耗尽“技术模仿”优势之后面临发展可持续性困境——苏联在30-60年代的成功及其最终瓦解是一则极端的例证、日本在90年代之后的长期停滞是一则典型的例证。[附注：杨小凯认为（《后发劣势——在天则研究所的演讲》）：后发国家在技术模仿方面有“后发优势”、在制度模仿方面则有“后发劣势” ；中国对技术模仿的热衷和对制度模仿的冷漠将导致在技术模仿潜力耗尽后显现出传统制度的弊端。]
第八，中华文化圈对中国社会的介入并没有导致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和确立，相反，由于对“等级-集权”思想（即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崇拜而误导了中国民众和政府对“民主化”的理解，强化了将现代化进程片面理解为技术化的臆断。
2-1-3：技术能力与人力资源的制约
历史经验表明：社会发展最主要和持久的推动力量是科学与技术进步。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具有“思想自由”的人们积极进取的结果，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然而以等级-集权为特征的管治机制阻止了人们从事挑战传统权威的探索，不容异端的文化传统封杀了促进自由思考的多元化空间，集体本位的潜意识和个体权利保障机制的缺失无法为具有创新才能的个体提供足够的利益激励，这些因素的耦合导致“阻碍个人创造力发挥、制约科学与技术进步”的结果。
一般而言，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与现实利益的诱惑下，专制的社会可以激发出学习先进科学知识与生产技术的欲望，但是对个人创造力的制度性制约则导致社会缺乏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与技术体系的能力。因此，这种社会可以通过技术摹仿而获得“后发优势”，并有可能缩短与先行者的差距，但是它始终无法通过知识创新而超越先行者。[附注：就一般情形而言，技术模仿策略的确能够节省探索未知领域的成本、降低创新所必然内含的风险。然而在技术模仿的优点背后，是难以掩盖的弊端：一个习惯于“跟随”、“模仿”的社会往往善于在一个既有的知识框架内开展局部性的完善工作，而不善于从新的角度对既有框架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更缺乏构建新的知识框架的勇气。这种模仿与跟随策略的长期实施对于整个社会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从“对个体价值尊重的忽视”到“对填鸭式教育模式（机械模仿与知识灌输）的固执”的诸多方面。]当技术摹仿的潜能发挥殆尽之后，曾经拥有的经济高速增长势头逐渐滑落，社会转向长期停滞的状态。在一个扩张性价值观占主导的时代，这种停滞意味着国家能力增长的停滞、意味着外来威胁的加剧。为了避免这种窘迫现实的出现，通过持续扩大资源投入以维持经济进一步增长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在资源日益匮乏的背景下，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外部条件的制约而丧失可持续性。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技术能力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社会资源分配失衡导致内需不振和过分倚重对外出口，对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认同和缺乏自主核心技术的现状导致对外出口集中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技术产业。廉价的低技术劳动力过度供给、基本人权保障制度缺失造成的劳动力成本扭曲、政府对环境监管失控造成的资源成本扭曲，导致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呈现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特点，不仅造成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资源消耗、而且使得低技术产业长期成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次，由于技术能力不足导致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倚重，但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繁荣和廉价劳动力供给充裕导致的一个负面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使他们无法对自己和下一代进行足够的教育投资，形成“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停滞”的恶性循环。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过于廉价，在中国的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或是外资企业）宁愿降低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通过大量廉价劳工的投入获得更大的赢利，这种趋势的蔓延进一步造成中国产业的“低技术陷阱”、削弱了中国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动力。第三，由于低技术工艺的广泛使用，加之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缺失造成的资源成本扭曲机制，使得资源过度使用和浪费现象得不到有效改善。一方面，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浪费是技术能力制约效应的体现，另一方面，技术能力低下也强化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可持续性的制约效应，两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易纲等人的研究报告认为：近些年中国“向技术密集产业升级的过程不顺利，技术进步的前途不明朗，从而经济发展的长期前景处于危险之中。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与其说靠的是通过高技术来提高生产力，不如说靠的是对资源的使用和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经济的效率表现远没有速度那么成功，规模扩张型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规模扩张型的高速增长对效率的损害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直接损害增长的动态效率，破坏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力；二是经济效益低下，过度投入与无效产出并存，GDP水分加大，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使得资源存量和环境负荷难以为继。”[易纲、赵先信、钟凯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
根据陈漫和岳健勇的研究：“在中国，由于引资工作多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在引资中就表现为‘重表面而轻实质’，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严重不足。中国用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资金只占技术引进资金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和韩国的情况正好相反，用于消化吸收的资金三倍于技术引进的资金。对于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引进外资的目标日益模糊，甚至引资本身成了目的，从而造成‘为开放而开放，为引资而引资’的局面。中国不少企业未能通过合资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无法逐步形成自主研制开发能力，即便是在员工素质和信息等基础条件较好的上海也不例外。”[陈漫、岳健勇《出让市场换来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引进外资策略的分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人文发展报告（2001）》、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5）》等资料显示：自1989年-1999年，中国的科技研究和开发（R&D：Research and Develope）费用占GNP的比重一直在0.7%-0.8%之间徘徊；虽然近些年（2002年）已超过1%，但是这一投入水平仍然难以同发达国家（美、德、日、韩各国均在2.5%-3%之间）相比。“尽管近几年我国企业 R&D投入迅速增长，企业投入已占全社会R&D的60%以上。但投入的分布极不均衡，作为我国产业主体的大中型企业中有69%的企业没有自主的研究开发活动，67%的企业没有新产品开发。”[《关于我国未来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的思考》，《科技日报》2004年5月14日。]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5）》，2002年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2.1%，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5.5%）和世界平均水平（4.4%），甚至低于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2%）。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布的《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对于中国的评价是：从宏观经济指数、技术指数和公共机构质量这三项标准来衡量，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得分比较高，位列第25，这说明中国政局稳定、通胀率低，宏观环境优势明显；但其他两项指标（技术指数和公共机构质量）的名次分别为第65位和第52位，因而使得中国的最终排名落到后面。从技术指数方面看，虽然中国过去在技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重单纯模仿而不重创新，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未缩短，加之公共机构服务质量的低下导致全球竞争力最终排名的下滑。
上述各项研究共同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始终伴随着资源浪费和使用粗放，尽管各种资源都相对不足，但是“只讲速度、忽视效益的痼疾仍根深蒂固、并未消除”，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已经威胁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附注：自2004年之后，中国政府在教育、科研方面的投入有了显著增长，但是其实际成效如何尚待观察。我们认为，2004年开始出现的“中国高科技威胁论”实际上是跨国垄断集团对中国在科技领域崛起趋势的提早遏制，而绝不是中国科技实力的现实描述。]
对于一个现代化社会来说，人力资源不再是具有简单劳动能力的人口在数量上的简单叠加，而是由“具有技术能力的劳动人口”、“凝聚在每个个体身上的专业技术知识含量”、“确保专业技术知识运用的制度”这些因素复合叠加的结果。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源水平取决于社会的教育与科技发展程度、以及对个人潜在能力开发的重视与利用程度。综合了劳动者数量、质量与能力的人力资源正在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日益重要的指标，并对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越来越多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力参与到现代化生产之中，这种“参与率”（参与现代化生产的人口占全部人口总数的比率）的上升是社会平均技术水平进步的外在指标。当代中国这种“参与率”的上升，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国有企业培养的技术骨干的知识外溢，使得被制造业大量吸收的新增员工能够迅速掌握基本技术。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不仅源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出口导向的经济产业政策，也部分地得益于毛泽东时代实行追赶式发展战略建立起来的技术储备。在80年代之前、实行追赶式发展战略的30年中建立起来的自主工业体系，虽然缺乏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但是培育了庞大的科研和生产队伍，特别是培育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人稍加组织和指导，就可以成为新型企业中的骨干力量。不仅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已有技术队伍和技术体系的利用之上，就是外资企业也大量雇佣国内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企业、培养的大量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不仅大量的民营企业无法产生，就是许多外国投资新建的企业也根本不可能迅速运转。
然而近20年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正在迅速耗尽这一份丰厚的技术储备：许多关键领域的技术进步越来越缓慢，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出现严重的断档，企业技术研发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的匮乏正在明显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5）》显示：2002年，中国每百万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仅为633人，同时期的日本为5085人、美国为4526人、俄罗斯为3415人、韩国为2979人，中国与这些国家相差5-10倍。另据有关资料披露，“在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只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2.1%，高级技师只占工人队伍的0.16%。”[韩忠朝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第三次会议（2005年）的发言《把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
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缺乏技术研发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既是注重短期成本-收益的结果，也是现行管理体系扼杀、限制个体创新精神的反映。中国特有的“官本位”现象导致了科技界“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屈从”：在资源分配、成果评价、学术争论等方面屈从于长官意志；政府管理部门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并由于缺乏有效监控而招致权力滥用与腐败；管理部门利用职权追求“政绩”，使科技界浮躁风气滋生蔓延；“官本位”主导的激励机制使专业人员难以集中精力于专业能力的提高，而研究和技术应用单位则把向管理部门输送“干部”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与途径。“政府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取代科学内部的社会管理，成为赋予各种科学探索以资源和声望的最终仲裁人，并对选择、拒绝或忽视某学科或科学问题起决定性作用。”[中国科学院2004年报告《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
“旧有科研体制以个人人身依附于共同体、共同体的一般成员依附于共同体的人格化权威或领导为特征。旧体制可以看作以权威、领导为圆心的圈层结构，离圆心近的成员占有的权力、获取的资源多，越往外占有的权力、获取的资源少，受到的束缚越多。旧体制既无效率，也很不平等，身份等级壁垒、权力等级壁垒造成‘非竞争性结果不平等’。旧体制在对共同体成员束缚，内部有不平等权力关系（等级壁垒）的同时，也对其成员保护（同等级的平均化、对等级分化的抑止）。改革的过程是个人独立人格与权利的获得，契约关系取代依附关系的过程。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将摆脱共同体的束缚同时失去共同体的保护，成为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然而，由于转型进程中的某些不公正的因素，一些人在现实中失去了保护，同时没有摆脱束缚；一些人摆脱了束缚，同时仍享有保护。旧体制的宗法因素仍然存在，但旧制度那种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不复存在了。新制度没有建立。效率的提升受到两种不公正的困扰，就不会达到市场经济许诺的水平。”[杨振寅《反思当代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
在等级化的文化氛围里，创新不仅得不到应有奖励反而需要承担个人风险，“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观点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之中将中国的劳动者改造成为执行型和驯服型的员工。循规蹈矩地恪守企业现行工艺技术标准就是在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下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性应对。[附注：美国风险投资企业家李宗南（Charles Lee）在其著作《龙与牛仔》中则指出：中国与西方之所以在科技上的差距如此巨大的原因在于，在西方技术进步与个人收益有关，当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技术知识方面有所贡献，可以得到认可的产权，这驱动了技术的进步；但在古代的中国，一旦皇帝的某个技术人员失败了，却很可能被砍头。]如果不对现有管理体制做出重大变革，劳动者的创新精神就无从发挥，技术进步缓慢、缺乏技术研发人员和高级技术工人的问题将日益严重。
创新既是一种个体化的智力活动——它取决于个人的才智和动力，更是一种社会化行为——它必须依托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化解从事创性活动的个体所承担的巨大风险。然而，在当代中国仍然没有设计出事前分担创新者个人奉献的机制，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员在已有的财富分配制度中所占的分配比例过低也阻止了创新意愿的发挥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仅仅依靠事后的鼓励机制（如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并不足以鼓励个体从事基础性的创新活动，因为任何基础性的创新活动都意味着长时间的知识准备和智力投入，而期间潜在的风险是个体所无法承受的。因此，如果没有制定出鼓励个体探索的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大规模的创新活动不可能自发和持续地产生，而能够自发出现的仅仅是以修补、完善为特征的小型改造。
[附注：在一个封闭等级-高度集权社会里，造成技术能力发展滞后的原因包括官僚（管治）集团目标迁移和被管治集团激励缺失。首先，封闭等级-高度集权化的管治压制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种长期的损害是管治效率的短期提高所无法弥补的。特别是当产量增加的收益几乎完全归属于官僚（管治）集团的时候，被管治集团不会积极主动地去发明或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从而导致技术手段难以取得革命性突破，造成社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其次，严格的社会等级化使得官僚（管治）集团（官僚集团）与知识生产者集团相分离、使得技术性发明和革新得不到系统性的整理和推广，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得不到有效积累和传播。等级观念-集权机制与稳态化社会的结合则更进一步强化了“将技术、知识、信息滞留在社会上层”的趋势，因为在一个稳态化社会里，缺失外向发展动力的官僚（管治）集团更加不愿意将为数不多的技术发明和革新推广并运用于社会各个方面、以寻求社会利益最大化，而是将其限定在直接关切自身利益的领域。]
技术能力与人力资源对发展的可持续性制约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全社会缺少危机意识和技术立国思想，政府缺少强有力的国家科技产业政策、对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和支持不足，这一战略性失误造成的影响在确保国家安全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和各行业核心技术层面，以及在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与治理、卫生与健康保障等公益性领域尤为突出；2.政府产业指导政策的偏差、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意开展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弱化了企业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市场激励，造成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的产业发展偏向低技术部门，从而导致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相对下降；3.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过度依赖外资企业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转移、重视实物产品的购买而忽视影响自主开发的技术产权的购买，其结果是外资引入、市场出让没有换回设想的技术进步，对国外核心技术的过度依赖削弱中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自主权；5.恶劣的国际政治环境导致技术引进受阻、丧失主动控制技术引进渠道和来源的能力，跨国公司对知识产权的垄断提高了技术转移和学习的成本，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前所未有的知识产权垄断和技术性贸易壁垒；6.在专利与知识产权领域的观念落后以及长期的产权混乱导致对技术进步激励不足，知识产权保护观念的薄弱导致现行科技管理体制缺乏对研究人员创新精神的激励、并对知识积累和共享产生负面影响；7.由于产权（特别是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乏力，导致依靠民间力量实施自主研发的机制难以运转，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不得不过多地依靠政府，一旦政府决策失误或投入不足，就会造成波及全社会的巨大影响；8.以利益与信用为纽带的合作机制缺失、以政府强制力为依托的合作机制弱化，严重地影响了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展开，产权制度的缺陷削弱了研究成果的溢出效应、阻碍了成果积累与共享机制的建立，部门之间、地方之间、军民之间、产学研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合作与交流；9.现行价格评估机制扭曲了“人力资本”的真实价格，这种扭曲不仅体现为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和组织才能的低估、更反映在对普通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低估（从这一点讲，当代的中国经济政策在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权势阶层过度攫取所造成的劳动力价格过低状况使得劳动者由于缺乏财力支持和利益激励而阻碍了人力资源的自我增值、造成社会缺乏“通过专业化提升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10.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妨碍了对技术进步的激励，忽视教育的实用性导致缺乏大规模培养合格专业技术人才的体系。
2-1-4：政府管治的制约
对传统管治理念的固守正在使政府的管治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制约。这一制约表现为：政府对管治权力与社会公共资源的垄断导致管治的高成本、低收益，导致政策制定的低预见性；官僚（管治）集团“借助于垄断性管治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做法的普遍化、制度化，压制了社会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基于政府失信所造成的社会信用制度软化，妨碍了社会化分工的发展。正如《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所指出的：公共机构服务质量的低下与技术创新的滞后正在成为阻碍中国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治机制改革的结果，那就是：在最应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社会公正领域放弃了应尽的职责；在最不需要、也不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中仍然试图占据着最终决策者的位置。
[附注：维诺德.托马斯（Vinod Thomas）、曼索尔.达拉米（Mansoor Dailami）、王燕在《增长的质量》一书中指出：不但增长的数量是重要的，而且增长的质量也同样重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尊奉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这三种资本都应同等重视；第二，在增长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收入分配问题；第三，要强调能够导致良好管治的制度框架。这三项原则都与政府有关。第一条原则暗含了要求政府帮助积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帮助保护自然资源。第二条原则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防止收入分配的扩大。第三条原则要求政府做到廉洁、有效、反映民意。实际上，第三条原则最为关键，只有高效、廉洁的政府管治，才保证前两条原则的落实。]
政府管治能力主要包括“对于制度选择和政策评价的决断能力”、“对于整体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组织能力”、“对于社会行为和公民意识的引导能力”、“对于不同社会诉求和利益集团的整合能力”、“对于全体公民和社会发展的服务能力”。[附注：参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2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其中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政府“对于制度选择和政策评价的决断能力”。
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发展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而展开：以功利主义的方式（无论是借助于高度集权的计划机制，或是在前者遭遇到危机之后被迫求助于激发个人活力的市场机制），试图快速地实现（政府控制的）国家能力的增长。在这一目标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与控制的痕迹。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鉴于高度集权和僵化的计划机制所导致的失败，中国政府对其进行了大量改造，引入了相当多的市场机制成分，但是由于社会目标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而政府对社会事务具有最终决定权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鉴于“高度集权机制导致社会创新意识窒息、与发达国家在国家能力（生产技术水平、政府财政-税收水平、社会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逐渐加大”的现实，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导致在制度层面上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为：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出现过一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政府对民众逐渐放松管治的过程，地方政府、企业和民众个体因此而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力；政府在相当大程度上将企业生产决策权和经营权交还给企业，并试图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确定资源配置，同时逐渐放弃对个人生活的干预；随着以集中化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与之相应的高度集权社会管治机制也有所松动，中央政府的权威与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减；在“党的领导”下的“有限分权”使得决策权力从原来极小部分人掌握逐渐转变为一个相对庞大的集团共同分享；社会基层组织（农村村民委员会与城镇居民委员会）的选举成为重新构建社会权力体系尝试的起始。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管治机制的变迁：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代的中国社会管治更具有弹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口自由流动（从农村向城市、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流动）的空间和可能，这种与毛泽东时代强硬的社会管治机制相比具有更多弹性的机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焕发活力的重要推动力。上述的评价并非企图掩盖现行制度中非人道的阴暗面，而只是试图指出：现行机制之所以能够带来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附注：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发展较少得益于政府管治，而更多是得益于政府在外在压力下对管治的放松和民间力量对官僚集团管治权力的赎买，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导致对政府管治的削弱和对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放任。“中国所取得的一些成就并不是所谓政府英明的政策、方针导致的结果，而是政府对管治权力有意或无意地自我限制和失控的结果”，这一观点虽然令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强势政府感到不快，但是它的确可以合理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
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些变化中就试图推断“中国社会管治理念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则表明缺乏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国政府（执政党）的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性在于：首先，这些变革的主导者是中国政府（执政党）而并非民众；其次，由于中国社会始终缺乏对最高（中央）权力机构的制衡，权力下放与回收均出于最高（中央）权力机构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并由其实施，而不是基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所谓的分权与集权不过是中央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在利益分配方面博弈的结果。在一个等级-集权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里，一个强有力的最高（中央）权力机构随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名正言顺”地将权力收归己有；而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只会孕育出日渐强大的地方政府、并导致相互对立的地方割据，而不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发展出“个人本位”的公民自主与合作机制。
[附注：对于中国的分权改革，吴敬琏认为这是一种“行政性分权”而非“经济性分权”。所谓“行政性分权”是以政府为主导、以政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政府官员政绩为核心标准；所谓“经济性分权”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以社会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民众满意程度为核心标准。两者在出发点、执行主体、考核标准方面的迥异决定了两者效果的截然不同。虽然政府主导的行政性分权带来了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剧烈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虽然造就了短时间内的经济“繁荣”，但是也正是这种以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为动力的政府间相互竞争，导致了逐渐展现的、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困境和可持续性困境——攀比型政绩意识诱发赶超冲动并造成大量重复建设和短期功利化的评价标准。评价一个政策的优劣不应该以短期的效益为主要指标，而应该看到它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此对中国政府主导的“行政性分权”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
管治权力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部分下放并没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发展出“个人本位”的公民自主与合作机制。权力下放的结果是，地方政府将曾经被中央政府所垄断的管治权力据为己有。这种管治权力的“截留”实际上造成了当代中国的管治机制逐渐从“中央政府集权制”向“中央与地方政府双重集权机制”的转变。等级-集权观念没有随着政府内部的管治权力的转移而改变，转变的只是集权管治的主体而非集权管治的性质，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管治机制的基本特点。
管治权力的部分转移没有带来多元化的自由竞争，反而使中央集权机制所特有的强制调控能力和国家经济一体化优势日渐丧失。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强大地方势力的阻碍既加大了回退到中央集权机制的成本，又压制了沿着“权力多元化”方向进一步转化的动力。随着中央政府权力弱化而来的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力监督的失控：只受到来自上级权力机构有限且低效的权力监督，加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使得各级政府官员有了将政府权力与经济利益密切结合以换取个人利益的“寻租”空间——政府管治权力与经济市场化的结合为“权力市场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诚然，中国政府近些年试图在管治理念方面引入一些“新”的变化，试图尝试从一个“（欲望）无限”的政府退缩为一个“（责任）有限”的政府——承认有限的能力、放弃无限的职责。然而，这种“改革”的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其关键的原因在于：各项“改革”措施的主导者是政府而不是民众，其目的是加强而不是减弱政府的权威。对非政府自治机制（或称为“公民社会”）的压制阻碍了民间组织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缺乏权力监督与制衡的政府有着扩张管治权力的内在冲动。尽管“改革”的本意是促进社会发展，但是对等级-集权管治理念的固守使得以“有限政府”为目标的“政府机制改革”最终异化成为对（维护社会共同利益）职责弃守、对（社会管治）权力攫取的“怪胎”。垄断着管治权力的官僚（管治）集团在不受外在制约的条件下能够将政府服务社会的职能异化为服务权势阶层、特别是官僚（管治）集团自身。如果没有官僚（管治）集团之外力量的抑制，管治（政府直接干预社会运作的行政行为）将会在“维护社会利益”的名义下不断自动加码，直到整体经济增长因为过度的管治而失去活力和效率。
不触动传统管治理念的表面化改革造成了市场机制和政府管治的双重扭曲，导致一种集政府垄断与市场垄断相混杂的制度（权势资本主义）的产生。这种扭曲造就了一个“新生”的权势阶层：他们不愿退回计划机制（更准确地说法应该是高度的政府管治）的老路，因为计划体制不能赋予他们将垄断利润据为己有的机会；他们也不喜欢真正的市场机制，因为完善的市场机制将蚕食他们获得垄断收益的空间。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权势阶层不言而喻地拥护集政府垄断与市场垄断相混杂的制度，因为正是这种特别的制度向这个阶层提供着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都无法提供的特别利益。具有垄断优势的权势阶层以政府管治为依托、以行业或地方利益为纽带，借助政府垄断与市场垄断相混杂的制度获取垄断利益。他们既反对新的竞争者、排斥不受他们控制的供给渠道，又通过攫取垄断利润损害公众的福利、从而制约着需求的增长。这些凭借政府管治而自肥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人性的利己本能与政府的高度集权相结合，必然导致官僚（管治）集团在一切有利可图领域内的扩张，然而集权政府管治效率逐层递减的特性又注定了官僚资本的经营不善，解决这个“悖论”的最终途径必然是将官僚资本经营不善的成本以摊派（税收）的方式转嫁给民营企业。于是，通过垄断和摊派这两种方式，官僚资本既侵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又削弱了他们的发展能力。[附注：近几年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政府高度集权导致为了实现政府的短期目标而不惜损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动力”的一个例证。从1998年至2003年，由于财政压力增加，中国政府逐渐加大税收征交力度，导致政府税收增长屡创新高，其增长速度分别是12.8%（1998）、15.3%（1999）、17.8%（2000）、21.5%（2001）、15.3%（2002）和20.3%（2003），远远高出同期经济（GDP或GNP）增长、企业利润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可以预计：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延续，必将产生对民间资本、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损害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当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层面的过度管治表现为政府及其所属机构“超越法律许可权限”，滥用权力提高市场准入条件、排斥与限制市场竞争、采用“行政”手段分割与封锁市场、赋予利益关联企业以垄断性特许权。其具体形式有：以发布规定、通告等形式向外地商品收取各种名目的不合理费用；滥用质量检验手段限制非关联企业进入市场；通过不正当地设置许可证、准销证等行政障碍封锁市场；政府单方面决定市场价格；政府主管部门利用行政权力组织行业龙头企业实行“联营”等等。正是政府在经济层面的过度管治所造就的巨额垄断利润诱惑使得“红顶商人”（“官商结合、亦官亦商”的一种形象称呼）变成中国工商业人士的集体情结；正是由于政府在经济层面的过度管治阻塞了不具有特权优势的普通工商业人士通过公正竞争获取利润的途径、抑制了他们的创业欲望。
“伴随中国的政治体制而生的经济风险也催生了中国企业领导者们的反应——一种所谓的‘企业战略文化’——这种文化鼓励他们只谋求短期利润，地方自治和过度多元化。几乎无一例外地，中国企业特别侧重和中国共产党政府官僚体系中的官员们发展特殊关系，拒绝行业协会和扩大自身同盟，并且摒弃长期性的技术研发和传播。中国企业仍持续依赖引进技术和进口零部件——严重限制了其在技术和贸易方面发挥更大的潜力获取多方利益。”[乔治.吉尔博伊（George J.Gilboy）《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
管治集团的封闭性形成了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的普遍化——这两者（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的普遍化）正在销蚀着政府“对于整体发展和区域经济的整合能力”。行业保护是指：一些集行政管理和生产经营于一体的行政性公司、承担着管理行业任务的大企业集团、以及与中央政府主管部门有着直接利益关联的企业，被中央政府赋予一般企业不可能具有的特许权，在从产品的生产、销售或者原材料的采购方面占据垄断地位并据此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地方保护是指：地方政府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分割为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无力在全国市场中谋取垄断地位的地方企业，凭借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联，在依托地方政府权力壁垒形成的地区性市场内获得垄断地位。
作为计划经济和高度国有化的产物，行业保护曾经广泛存在。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行业垄断也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号下固守着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如电力、能源、通讯、银行、铁路、航空）等领域。垄断性的行业保护不仅没有带来这些行业的健康发展，除了继续原本就存在的恶劣服务、垄断性定价之外，更产生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在环境保护方面、在建立社会公正秩序方面、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已经成为巨大的阻挠力量。
与行业保护相比，地方保护的蔓延则相对较晚。自80年代开始，以“放权让利”为口号，中央政府逐渐把主导经济的权力下放到省市一级，以期通过弱化中央集权实现“激发社会活力”的目标。然而，中央政府的权力自我弱化并没有导致社会活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央政府被弱化了的权力被地方政府所截留。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使得自主权增加的地方政府衍生出地方保护的倾向，中央政府在调节社会福利的失职所导致的地区间贫富差异加大为在“阻止地区利益流失”旗号下的地方保护提供了道义基础，从而造成在高度集权机制下建立起来的全国性统一市场（在高度行业保护之外的其它领域）逐渐被地方政府权力所分割，而形成众多狭小的、零散的、相互敌对的地域性市场。随着地方政府的集权取代中央政府的集权，产品和信息的流通成本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被人为地提高了。在中央政府权力弱化的条件下，这种地方保护长期实施的结果将逐渐瓦解中国作为统一市场的内在优势，最终弱小的地方保护因无法抗拒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外部垄断势力的压迫而分化、并在相互间廉价的拍卖竞赛中彻底丧失经济自主权而沦为跨国公司主导的世界性市场的附庸。
缘于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当代中国形成了一个成本-收益错位的权力-利益金字塔，在权力-利益金字塔中的每个层级都不得不承受着来自上一层级的成本转嫁和利益攫取、同时也竭力实现对下一层级的成本转嫁和利益攫取。处于权力-利益金字塔底层的弱势者（如证券市场中的股民、土地征用中的农民、国企改革中的职工）成为成本转嫁和利益攫取的最终牺牲对象——身处等级体系底层的弱势者无能力为自己争取到合理的补偿，这是造成当代中国社会公正性困境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社会运行机制监管者（官僚集团）在自身利益驱动下造就的“怪异”结构蕴含着使“政府逐渐丧失引导社会行为和公众意识的能力、整合不同利益诉求和纷争的能力”的弊端。
在“市场化”思想主导下，管治集团逐渐弱化实施利益再分配的职能，但是却不愿意同时放弃用于谋取本集团利益的政治特权。这样的反差造成两个相关联的结果：其一是，政府在利益再分配方面的职能弱化，造成了利益日益向少数人（主要是掌握公共资源的官僚集团及其利益盟友）集中，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削弱政府管治的正当性；其二是，政府管治正当性的削弱与权势阶层对保护其个人财产的政治性要求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权势阶层主使的“暴力化管治替代机构”（即通常所说的“黑社会”）的出现和泛滥。
中国高度集权的管治机制与专业分工日趋精细的现代化运作方式之间的不适应已经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缺乏快速准确的信息反馈系统，没有建立起针对现代复杂和流动情况的信息收集和预警机制，在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保障、环境和资源等资料统计方面仍然依靠速度较慢、误差较多、口径时常变化的部门报表制度；即使是政府也很难获得关于社会状况的翔实、可靠、及时的数据，缺乏基础、准确的信息和数据，很难作出正确的快速反应决策；社会分工导致的知识结构、个体能力和信息获得的不均衡性和局限性，使得政府决策层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全面把握、缺乏长远的国家战略计划，因而短期的利益诱惑常常冲击和扭曲国家长远的利益目标；缺乏对强势政府的有效监督导致官僚（管治）集团的专断，专断的官员在短期利益诱惑下造成的政策摇摆导致大量社会资源的虚掷和空耗。
[附注：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高度集权政府的弊端在于夸大政府的理性和能力，完全忽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将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分配收入、技术创新等重任全部堆到政府的头上，实际上堆到了最高管治者的头上；最高管治者虽然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心、或对个人声誉和私利的考虑，确实有搞好经济的很强意愿，然而由于对经济决策所需要的巨量信息既无法充分获得，而且即使获得也无法迅速、准确地处理，其结果只能是最高管治者“用自己的偏好代替亿万民众的偏好，用自己的积极性代替亿万民众的积极性”。因此，对于一个政府高度集权的国家而言，一旦发生政府“失灵”，其损失之大远远超过由于个体能力与理性有限性而造成的市场“失灵”。在权力与资源完全被政府所掌握的社会里，当政府“失灵”时，民间社会毫无能力和资源纠正政府的错误管治，往往要等灾难性的后果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经济濒于崩溃之时，政府才会无奈地逐渐放弃对资源和权力的垄断。]
由于中国政府运作效率和管治能力低下，使得许多决策未能跟上外部条件的迅速变化而导致荒唐可笑的后果。例如，对外资企业的税收减免征缴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起到过弥补“国家信用缺失、增强外国投资者信心”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20多年发展、国内充斥着大量民间资本的今天，一味地沿袭以往的做法，实际起到的作用是鼓励外国企业扼杀本国企业的发展，这与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相违背。事实上，由于中国政府运作效率和管治能力低下导致的国家利益损失又何止这一件。在知识产权和“幼稚”工业保护、产业升级方式、金融和外汇政策等诸多领域都可见到此类事件。
[附注：据新华网2004年5月19日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4-05/19/content_1479153.htm），中国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上世纪90年代及90年代以前，银行业所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主要来自五方面。大体上来看，大约有30%来自于各级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大约有30%的不良资产主要是为支持国有企业所造成的；另外大约有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执法的行政环境；还有10%左右来自于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包括主动关停并转有些企业；另外大约有20%左右的不良资产，是由于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也包括机制方面的问题。根据该文的观点，直接或间接由政府管治造成的银行业不良资产约占80%。]
2-2：可持续性困境的后果
2-2-1：在经济层面的体现
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困境最直接的表现是产品供给能力（特别是低技术产品供给能力）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的对立。产品结构落后、失衡，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小而散”的状态，各经济管理部门及所属系统自成体系、重复建设、互相封锁，地区之间经济结构趋同化等因素，都加剧了生产能力过剩和产品积压。[附注：据中国经济贸易发展委员会发布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市场供求情况》显示：600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87种，供过于求的商品有513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
现时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产品供给过剩现象与发达国家在高收入、高消费情况下出现的商品相对过剩有着本质的不同。消费需求不足与收入分布不公有着直接关系。虽然全国居民的储蓄额已突破11万亿元大关（2003年数据），但是并未转化成为有效的消费需求，因为这11万亿金融资产大多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而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却由于社会财富分配机制的失衡而难以提升。[附注：中国国家统计局1998年8月对15万户的调查表明，80%的存款集中在20%的高收入和中等收入者手中。（上述数据摘自华迎放《解决城市贫困问题要标本兼治》，《经济要参》2002年第72期）。考虑到自1998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进一步增大的趋势，我们认为，金融资产应该更加集中于少数高收入者手中。] 经济增长的收益并没有被社会多数成员所共享，而是被权力垄断者（官僚集团）及其利益盟友（资本集团）所组成的权势阶层所侵吞。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准确判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产品供给过剩、消费需求不足是造成长时间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通货紧缩并非简单的货币现象，而是社会资源配置失衡的结果和表现。追究中国通货紧缩产生的根源，首先是由于具有社会福利保障功能的国有企业破产和城市住房、就业、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制度的改革，使得城镇低收入居民收入预期降低、支出预期增强，因而强化了“抑制消费、增加储蓄”的社会倾向。以“减员增效”为口号，将职工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的短期效益，但是从长期的效果来看，在社会缺乏有效的收入二次分配条件下，这些措施只能进一步加剧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进一步激化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其次，由于9亿人口的农民缺乏强劲的购买力，使得4亿人口的城市无法通过扩展农村市场为过剩的生产能力寻找到出路。农民的需求不足源于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分裂，是社会资源与分配机制过度向城市倾斜的结果。收入分配的倾斜使得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其消费能力不及全国的四成。一方面是生产能力和闲置资本的“过剩”，另一方面是企业经营困难、底层民众生活贫困化，这样一种对比强烈的场景所提供的信息远非“需求不足”四个字所能够涵盖。它是中国经济发展遭遇到可持续性困境的最直接、生动的表现。
面对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矛盾，中国政府不是试图解决激化矛盾的制度原因（社会资源与分配机制失衡、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的对立、权势阶层垄断社会资源），而是习惯性地强化政治权力对经济运作的引导，企图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激发起一轮消费狂潮。[附注：“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袁剑《全球化的大国迷路》）]于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城市建设（基础交通建设和各类房地产开发）、汽车和钢铁等行业的生产项目都被积极推进，一度被关闭的“五小”企业死灰复燃，以电子信息、软件开发、新材料、生物医药为代表的“高新”项目遍地开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直接地推动了被婉转地表达为“经济过热”现象的出现，多年祈盼的“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的场景终于在某些行业再现。然而短期的需求旺盛并不能掩盖隐藏“经济过热”现象背后的政府财政投入低效运作和国有资本严重流失，更无法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建设不具有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的现实。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权力稳定高于一切”的原则堵塞了政府通过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缓解社会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的困境，于是面对政绩考核要求的官员们只能通过加大资本投入的方式刻意营造出局部性需求旺盛、经济繁荣的假象。从社会经济平稳运转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在事实上进一步加大生产能力的供给、激化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需求不足矛盾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缘木求鱼。这种基于个体理性而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行为，大概只有在被权力垄断机制扭曲了的中国社会里才能够被演绎得如此如火如荼。
[附注：2002年之后，面对“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刺激经济增长”措施的失效，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人为控制（收紧土地批租权力、放松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政策）使房地产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生长点”。但是，人为吹涨的房地产泡沫不可能缓解由于社会资源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公正性困境，反而由于在土地使用权与国有银行贷款等方面的倾斜政策而使贫穷人口被排斥在新一轮国有资本的瓜分过程之外、从而进一步激化贫富对立。在社会资源被过度消耗（其最终表现将是惊人的国有银行坏账）之后，在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商心满意足地攫取了巨额财富之后，留给中国民众的将是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长时期的经济停滞。]
在生产能力过剩、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压力下，本土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依靠国际市场。但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劳动密集型、低档粗加工型产品占7成以上。即使在高科技领域，情况也不容乐观。对2002年高技术产品出口统计的研究表明：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方式主要以加工形式为主，来料加工型产品所占的比重为89.6%、并呈逐年上升趋势；高技术产业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许多高技术产品的关键技术或零部件依赖于进口，高技术产业总体上表现出技术密集度较低的特征；高技术产业同其他产业关联效应较差，难以实现透过高技术产业提升和改造传统产业。这种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发展滞后的现状使得中国产品在剧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面临着日益尖锐的考验。
由于生产能力的持续增加和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导致严重的财政、金融困难；低效率的政府投入、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和巨大的社会福利保障资金缺口随时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克鲁格曼（Paul Krugman）通过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调查发现（《亚洲奇迹的神话》）：所谓“亚洲奇迹”，只不过是建立在高储蓄、高投资而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经济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建立在消耗大量资源、资金、人力的基础之上，因而不可能持续。而今天的中国仍然在重复着这样的“奇迹”。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高投入（或称过度投入），表现为对资本投资的过度需求；二是低产出，包括产出过少及大量无效产出或称无效供给。两者的最终结果都表现为对资源的浪费。黄亚生（Huang Yasheng）和韩泰云（Tarun Khanna）在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现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中国每投入40美元挣7美元，而印度则每投入24美元挣6美元。这个比较揭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很多钱都浪费了，尤其是国内资本的利用率太低，中国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黄亚生（Huang Yasheng）、韩泰云（Tarun Khanna）《印度能否赶超中国？》]
中国经济在低效益条件下能够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三个条件：民众的高储蓄率、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政府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治。民众对未来不稳定预期的社会心理强化了储蓄欲望，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使得存款人几乎没有其它的选择途径，政府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治阻止了储蓄自由汇出国境、寻找更好投资机会的渠道。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地具备了低效益经济获得高速增长所需要的所有必要条件。
然而这些条件在（自2004年起的）未来5-10年内将发生变化。首先，高储蓄率很可能在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而下降。1950年-1960年间出生的大量中国人行将步入退休年龄，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未来工作人口对退休人口的供养比率大幅度下降。由于中国社会性的养老金体系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困扰，所以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储蓄的下降和更多用于开支的提款。其次，中国人节俭的传统正在发生变化，在享乐主义（追求物欲享受的扩张性价值观）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倾向于消费更多、储蓄更少，并且正在学会用借来的钱消费。此外，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中国承诺在2007年以后准许国外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经营本币业务而不受限制，从而使得政府对资本项目下严格的外汇管治机制面临挑战。中国政府对银行和外汇的管治、中国社会高储蓄率的传统和国有银行的高额呆帐，一方面使中国民众沉迷于纸面的富贵，另一方面减缓了政府的财政压力。然而，这些维持中国经济在低效益条件下长期、高速增长的条件在未来几年之内的可能变化将会对中国经济的运转机制产生巨大冲击，如果中国政府和民众不能够及时适应情况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将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未来中国的经济危机将极可能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中国的企业大多是高负债经营，负债率平均在70%以上，绝大部分负债是金融机构贷款。这些贷款的来路不规范、使用无顾忌、归还无着落，致使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逐年累加，银行回收无望的贷款占资产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7%。[附注：关于该数据，研究者之间有着较大争议。2003年标准普尔估计中国银行系统的坏账大概为518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0%。2006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估计中国金融系统的坏账高达9000亿美元。尽管该事务所随后迫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压力而称之为“事实性错误”，但是这并不能够打消对中国金融系统坏账的担忧。]为了弥补银行的坏帐损失，政府财政每年要从并不宽裕的收入中挤出300亿-400亿元来冲销，由此增加了财政的风险。[附注：2004年之后，中国政府为了确保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能够顺利上市，而直接动用国家外汇储备作为银行准备金。]银行坏帐、加上如果不能继续取得银行贷款而会破产的公司所损失的权利价值，相当于中国经济要经历几年的负增长。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以很高的代价从未来借来的，中国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
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正在迅速积累起来，然而在短期内重新激发出大规模、有利可图的消费需求的可能性却很微小；面对逐渐增加的工作不安全感、未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未来高风险的预期，越来越多的民众理性地选择增加储蓄[附注：这里所指的广义储蓄并非仅指银行存款，也包括能够增强未来抗风险能力的各种手段。]而不是现时消费；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抑制了多数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扩张和对外贸易。这些因素的积聚和耦合使得社会运行的系统风险加大，一旦某一环节失去控制，其产生的后果将会迅速放大并传递到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从而引发未来全面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附注：今天（2006年）日益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正在成为未来全面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先导。房地产泡沫是政府纵容的结果，其实质是政府企图将通货膨胀的压力限止在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防止对制造业、特别是对出口加工业造成过大的冲击（瓦解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政府的财政赤字、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的巨额亏损迫使中央银行过度增发货币、陈旧的财富观迫使大量外贸盈余滞留在国内、财富分配失衡迫使大量剩余资本堆积在投资领域而无法转化为消费能力，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迫使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抬升房地产价格缓解巨大的资本过剩压力和全面的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作为政府政策纵容的产物，房地产泡沫是否崩溃不完全取决于居民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房地产泡沫利弊的衡量、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够继续容忍房地产商直接地和间接地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支持。可以说，政府的意愿和政府尚可支配的财富资源的多寡决定着未来房地产泡沫的持续时间。未来引爆房地产泡沫崩溃的导火索可能有如下几个：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导致居民存款大量涌入外资银行；国外投资环境改善导致投资资本流向改变；出口增长停滞导致国内经济萧条，使大量贷款购房者无力还款。其中最为可能、影响也最为严重的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导致居民存款大量涌入外资银行，造成国有银行存贷款差额失控。如果中央银行介入则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反之则是国有银行的倒闭并产生连锁反应。相比较而言，“中央银行介入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远比“国有银行倒闭导致社会混乱”更能够为中国政府所接受。但是恶性通货膨胀可能并非灾难的全部，在通货膨胀之后而来的极可能是经济停滞、失业剧增。在一个政府管治目标异化的社会里，承受损失的比率将会与权力中心的距离呈高度的正相关，最终承受者仍将是广大的社会中下层。]
2-2-2：在社会层面的体现
“英国剑桥大学Patha Dasgupta教授的研究表明：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财富增长十分缓慢，仅仅是做到了略快于人口增长而已。而根据联合国制定的HDI(人类发展指数，据说它与GNP相比更能反映人的价值)来衡量，中国的状况却是在下降！”[高辉清《中国经济增长需要自己的健康脊梁》]造成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在于经济的增长主要通过投入更多的资源来维持而不是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和效率的提高，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等级化的社会制度和被其异化了的社会“发展”目标——社会的发展目标不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个体享受到增加的福利，而是为了少数人占有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
拉鲁什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天真的人们以为漂亮的办公楼和宾馆构成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大部分是浪费，把可用于生产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宝贵资源耗费了，而这一切与中国境内外房地产市场及其它金融市场虚拟资本的增长密切相关。这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增长不平衡在短期内可能为经济表面上的繁荣所掩盖，但是当金融部门的‘纸上利润’超出实物产出的增长时，则金融危机就以‘智利奇迹’或‘墨西哥奇迹’的骤然终结方式表现出来。”[林顿.拉鲁什（Lyndon LaRouche）《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
当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应该对这种以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自然资源、绝对牺牲本国、相对损害他国穷人利益为代价取悦本国和他国富人的发展模式所造成的危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对这种行为不加节制，最终不仅遭到来自国内下层的反抗，还将遭到来自众多国家代表下层利益的政治团体的指责，以及最终来自大自然的惩罚。[附注：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Martin Walker）曾经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
中国政府和民众应该认识到以资源投入为驱动力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终将走到尽头。在不远的未来，中国社会将会在“突然间”尴尬地发现：除非技术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例如能源或资源利用技术出现重大突破）或者社会发展目标发生根本改变，否则中国经济将遭遇到难以为继的可持续性困境；遭遇到可持续性困境的中国经济将在整体上既无能力完成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转化，又无能力维持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最终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在劳动力密集型的道路上踯躅——经济发展不得不长期依托“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我们的一个大胆猜想是：中国的权势阶层由于意识到悲观的社会发展前景，因此已经放弃了维系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努力。现实的巨大压力和难以克服的困境驱使他们以短视、狭隘、利己的方式关心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惜将社会利益置于对立的一方。恐惧未来的社会潜意识促使中国包括权势阶层在内的富裕集体如痴如狂地追求对财富（无论是黄金还是美元）的疯狂占有，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中国政府在对外出口方面采取极端化措施的诱因。在对此行为做出道义评判之前，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有政府的保护，美国人有人权的保护，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国老百姓除钱之外没有别的可以保护自己和家庭的东西。”中国人对财富越来越强烈的占有欲是残酷生存环境造就出来的结果。
在一百多年以前，托克维尔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旧制度与大革命》]根据他的观察，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其后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James C. Davis等人）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称之为“倒J”假设。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在传统社会里，经济的内敛化与等级观念-集权机制相吻合，它们共同构成以长期压制民众活力为特征的社会稳态化的基础；然而，扩张性价值观以激发个体活力为基础，扩张型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对“自由”、“平等”、“公正”的追求，充分活跃的新兴社会力量寻求进一步扩张利益的企图与保护既得利益者的传统政府管治机制必然发生内在的冲突，如果官僚（管治）集团不能够及时对此予以协调和缓解而坐失采取渐进式变革的时机，那么依托暴力的变革（即所谓的“革命”）就成为最终唯一的选择。[附注：如果依托暴力的变革是中国不可避免的宿命，那么我们企盼在这种变革来临之前，中国社会能够完成人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从而使未来的变革能够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在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指导下开展，而不再是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的“朝代更替”的轮回。]
未来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挑战要比发达国家复杂得多、艰巨得多。人口、资源、环境困境犹如重重枷锁禁锢着中国通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把可持续发展列为一项战略任务，但是在“巨大压力使得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唯一选择”的今天，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任务如何实现？现实的条件能够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多大的空间？面对眼前的非理性繁荣，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推断：“允许指数式增长持续时间越久，保持最后稳定状态的可能性越小。”[梅都斯（Dennis L.Meadows）《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
3：对近几年中国经济现象的解读
当前（2005年）中国社会现在正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外资涌入催生的经济泡沫化、政府外汇激增、房地产价格飙升、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等，是近几年中国经济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
在进行系统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指出中国经济运作的影响因素，他们包括：作为经济运作背景的自然条件、中国的劳动者（以下简称“劳动者”）、中国的资本集团（以下简称“资本集团”）、中国的政府（以下简称“政府”）、外国政府、跨国投资者（它们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富裕阶层）。其次，需要引入三个常识性概念：从生产者角度讲，产品的最终价格由原材料价格（成本）、劳动力价格（工资）、资本集团利润和政府税收组成；政府对经济拥有的强有力干预能力导致中国的经济运作机制呈现“伪市场化”，即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本集团利润不仅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政治的核心是确定社会利益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
如果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与近些年的出口产品情况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20多年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了巨大的提升。从20多年前以原材料和农产品出口为主到今天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变化标志着劳动者平均技术能力的提高。在正常的市场机制条件下，劳动力平均技术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劳动力价格（工资）的相应增长。但是，包括政府统计数据在内的大量资料揭示了这样的现实：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中低技术层次劳动力价格）在近十年内并没有随着劳动者平均技术能力的提高而同步提高，甚至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停滞。我们认为：造成能力提高与价格停滞两者之间背离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劳动人口（尤其是中低技术层次劳动人口）供给严重过剩、政府经济目标扭曲造成政策的倾向性。“劳动人口严重过剩”是任何一个对中国社会现状有所了解的观察者都不会否认的事实，正是这种“在岗的”和“待岗的”劳动者之间为就业机会而展开的竞争严重地制约了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中国政府的政策倾向性则进一步阻止而不是鼓励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的稍后部分详细论述）。以上为我们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第一个事实认定。
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第二个事实认定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发展外向型经济”一直是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基本导向。这种导向的缘起，一方面是鉴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也是基于缓解沉重就业压力的考虑。这种导向决定了中国政府对国外技术、资金、市场的渴望，也决定了（更准确地说是“源于”）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能力的不信任感——这是历届中国政府对增加政府控制的外汇储备有着强烈“偏好”的根源所在。正是政府“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导向导致了以“最大化占有国外市场、最大化增加政府外汇储备”为优先目标的一些列政策倾斜，如对外资企业的优惠税率、对出口产品的补贴（税收返还）都是政策倾斜的具体体现。
经济目标的转向本质上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参与中国经济运作的各个主体在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中分别得到了如下的结果：为了确保中国产品能够凭借“廉价”的优势（这其中透露出中国缺少垄断性技术的尴尬）占据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品市场，中国的政府与资本集团不惜联手压制国内的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前者造成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的挥霍性使用，后者造成了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停滞和由此引起的内需不振；中国的资本集团和政府则分别借助于资本优势和权力垄断，在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得到大量的利润、税收和外汇储备——资本集团、官僚集团利益所得的激增与劳动力价格长期停滞之间的反差在宏观上表现为贫富差距加大；此外，国外的消费者得以长期享有中国政府的贸易补贴。以上是基于生产者本位所作的概略分析。
如果用外国投资者本位的视角进行分析，则可以窥见真实景象的另一个侧面。中国政府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具体地说是为了保证本国产品的廉价出口和吸引国外资本的流入，不惜长期人为地高估外币、低估本币（人民币）。在国外的投资者看来，由于外币（如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存在着汇率扭曲，“将外币转换为人民币并投资于中国市场、从而在中国作为资本集团享有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别是本世纪初的全球信息（IT）产业泡沫崩溃和9-11事件的发生，使得大量国际游资对美国的经济前景作出悲观预测，在此背景下，将资本转向中国就更具有吸引力了——这是前几年中国遽然跃升为“全球最大资本流入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部分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融资本与早先进入中国的产业资本不同，一方面逐利的本能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在中国长期驻留，另一方面它们通常缺乏实际的产业运作能力，于是大量进入中国的流动性资本涌向房地产（尤其是国外资本集团较为熟悉的以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注重流动性的金融资本通常以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为主要投资对象，其次是以土地资源为依托的房地产市场、以矿产资源为依托的采掘业。由于在中国，政府限制国外资本对中国的资源类企业进行收购，加之极高的“代理人风险”使得国外资本不愿涉足中国的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因此，房地产市场成为几乎唯一的投资对象。涉足于房地产的国外资本集团充分利用了中国人“重安居”的集体心理偏好，采用“坐庄对倒”的手法将房地产价格迅速拉升、并造成“涨势将长期持续的幻像”。国内投机性资本的参与为房地产价格飙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地方政府的短视和私欲则使其成为制造房地产泡沫的最得力的吹鼓手。于是在国外资本集团、国内投机者和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鼓噪下，懵懂的中国民众不幸地成为“搏傻游戏”中的“最后一棒承接者”。依照我们的估计，大约在2004年的后半年，也就是在房地产泡沫被急剧吹胀的时期，除了少量起“掩护”作用的国外资本之外，大部分的国外资本已经从上海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全身而退了。对于以逐利为本能的投机者来说，他们像老练的猎人寻找猎物一样在中国寻找着下一个牟取暴利的机会——这些机会也许隐藏于在上一波房地产泡沫中滞后的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中，也许隐藏在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中。[附注：2006年之前的房地产泡沫和2006年之后的股市泡沫在本质上都源于全球资本的流动性泛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驻留在中国境内的资本”与“受到中国政府监管的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大量驻留在中国境内的国外资本并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管，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监管能力不足造成“地下经济”的泛滥。在中国存在大量国外资本的证据并不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监管报告，而是间接性地来自“近几年中国政府外汇储备激增”这一事实。因为不直接出口创汇的政府为了增加政府持有的外汇，必然需要发行与增加的政府外汇储备（按政府汇率计算）等值的人民币用以购买外汇（即外汇占款促使基础货币发放增长），这些人民币在相当程度上被转移到了售出外汇的国外资本集团手中。另一个值得说明的是：“国外资本”并不等同于欧美投资者的资本，那些掌握在日本人、阿拉伯人、台湾人、香港人的资本，以及能够自由跨越国界的中国资本也都属于本文所指的国外资本。
被外贸与财政的双赤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巨额军费等财政问题困扰的美国政府急需大量资本的涌入以填补亏空。将驻留在中国的大量投机资本引入到美国，对美国政府来说，不失为解决本国财政困境的一条途径。于是，为了使驻留在中国的投机资本产生离开中国的意愿，也基于美国国内其它政治因素的考虑，以美国政府为首的外国势力开始拿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做文章，试图压迫中国政府做出“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决定。
客观地说，人民币升值有其合理的内在因素：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决定了在劳动力国内价格（工资）被人为抑制条件下、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提高。汇率问题的提出，无论其初衷如何，都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检讨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的机会。根据我们的观点，如果中国政府真正能够 “以人为本”，就应该从考虑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角度出发，依托国内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加大货币发行量，将这些增发的货币投入到环境整治、公共福利（如社会救助、基础教育、低收入家庭的医疗与住房补贴）等领域，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忽视环境保护、忽视社会公正”的弊端，并由此带动国内需求的增长、缓解对外向型经济的过度依赖。此外，在金融政策上应该实行一些转变：通过加大人民币发行力度、实行变相通胀，一方面将所得资金用于国家建设、另一方面挤走国际游资；拒绝资本市场开放、拒绝虚拟经济运作机制、加速购买国外资源，避免可能发生的美元急速贬值和国际金融市场崩溃。但是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向面临着现实的阻碍：如果政府大力增发货币、并将这些货币投放到环保和公共领域，必然意味着权势阶层拥有的货币资产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因而必然遭受到对政府政策的制定有着极大影响力的权势阶层的强烈反对。“资本对权力赎买”的泛化，使得中国政府正在舍弃本来能够导向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选择、而在汇率问题上（也可以说在社会利益分配问题上）选择了偏向于资本集团的“人民币升值” ，由此体现了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政府政策的倾向性偏袒。
“人民币升值”的选择有利于资本集团的原因在于：汇率只有对那些与国外市场发生联系的资金产生效应；本币升值意味着国内的资本集团能够以较之以往更少的成本在国外从事投资与消费；对于那些只能在国内谋生的劳工阶层来说，本币升值不仅没有增加财富的正向效应、反而由于本币升值所造成的资本外流和以外币结算的出口产品价格提升而产生失业的威胁。可以不客气地说：在抑制劳动力价格（工资）条件下实施人民币升值，是中国政府送给资本集团（不仅包括本国的资本拥有者、也包括滞留在中国的国外资本拥有者）的一份厚礼。当然，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应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但是面对国内（由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组成的）权势阶层和外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和能力都大可值得怀疑。考虑到中国面临着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公正性困境，因此我们将可以断言：如果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政府迫于压力而放任人民币大幅升值，那么其结果将是中国政府以“买办化的”方式加速瓦解其管治的正当性基础。
近几年中国经济所出现的“畸形”现象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指导原则密切相关。当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经济指导原则，其价值观基础是自由（个人）主义的一种形态——边沁（Jeremy Betham）的早期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对于在此后的自由主义一系列发展——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到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晚期功利主义、进而到杜威的实用主义、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更为晚近的社群主义，“御用的”经济学家们却为了工具性的便利（如便于数学化推导）和所谓的“价值中立”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种价值观方面的滞后使得当代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滞后于时代发展的“教条主义”的典型。
中国的“伪市场机制”使得当今的中国经济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策略取向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于利益分配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关于公共权力与社会利益分配的博弈。就其实质而言，政治的本质是“借助于权力实施利益分配”的过程、政治制度就是一种利益分配的体系，正因为如此，实现社会“公正”（即“公共领域的正义”）才成为一个极端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天不变革，社会不公就一天不能解决。不解决造成社会分化的制度因素，试图依靠权势阶层的“良心发现”和“道德自律”寻求社会公正无疑是自欺欺人。脱离利益而谈论政治问题，只能导致在“道德泛化” 掩盖之下的虚假伪装。
[附注：以下文字是针对2007年上半年的中国股市狂升的一些思考。首先应该认清当前的形势——这是政府、国内资本和跨国资本之间的三方博弈，说夸张点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战争。中国政府一旦失败，将会面临类似于30年代的大萧条。因此，现在的关键是政府必须有危机意识，必须在战略上设定目标。否则不仅会导致战（技）术层面的混乱（现在已经出现），而且坐失取胜时机。窃以为，中国政府在战略层面上应该明确两个目标。首先是缓解国内财富分配不公，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与此目标相关的具体措施应该包括：全部国有股转变为流动股，权利划归社会保险基金，用于福利开支和转移支付；建立中央政府统一控制的国家土地收益（出让）基金，依托该基金建造出租房（只租不售），重建土地出让市场和房屋出租市场，平抑房价；尽快开征资产增值税，强化现行税收执行力度。其次加大购买国外资源的力度，缓解国内资源紧张矛盾。与此目标相关的具体措施应该包括：建立外汇投资基金，其做法可参见挪威国家石油基金（只用于在国外的投资，不得进入国内）；鼓励国内民间资本从事海外投资，特别是购买国外资源类产品、在国外建立产品的深加工基地。与上述目标相配套的措施还应该包括：加强对国有银行贷款以及上述几个基金的监管（这是个政治问题、也必须借助于政治手段）；尽快放弃汇率（注意是“汇率”而不是“外汇流通”）管制（坚持汇率管制意味着政府对跨境流动资本的监管失控）；加快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造（尽快完成全部国有股上市工作，向市场转移风险，否则国有银行的隐形呆账会在未来几年把政府压垮）；强化股票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加大惩罚力度，不干预股票市场运行方向。应对流动性泛滥的正确做法不是控制和消除它，而是利用泛滥的资本为政府的战略目标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