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我离开下雪的老家，赶赴亚洲开发银行。一下子从冬天的长江流域进入了夏天的菲律宾。此行是为了参加了亚行有关联合国千年计划（MDG）亚太地区报告的咨询会。此行虽然仅几天时间，但还是有一些强烈的观感，值得一记。
（一）城市化中的贫困与反贫困
亚行的报告总结了到目前为止亚太地区有哪些方面已经实现MDG，哪些正在正常进行中，哪些估计难以完成。由于近两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报告还特别讨论了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实现MDG的作用。除了圆桌讨论以外，大会安排了八位左右的经济学家作了大会发言，我作为中国经济学家的代表发言，着重讲了城市化与贫困治理的问题，这一点显然在目前的亚行报告中被忽略了。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贫困似乎都是农村的问题，其实，虽然城市的贫困率相对低于农村贫困，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的贫困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化本身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并且有助于缓解农村贫困。同时，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些又恰恰是有利于减少碳排放的服务业，是所谓的“绿色工作”，所以，城市化应该被作为治理贫困的一种政策手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有效的公共政策，城市化进程也可能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城市贫困。
在会上，有学者提出，要给予贫困人口更好的社会保障。这是对的。有位联合国的官员问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更好的社会保障建设需要国际合作，如果没有国际合作，那么，各个国家和他们的企业就会往最差的状态看齐（race to the bottom）。
对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有关中国新的劳动合同法的争论就可以了。虽然这个法已经实施了两年，我仍然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这样的批评，说这个法会增加劳动力成本，从而不利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很多这样的批评就出自经济学家。
一位印度的经济学家问我，在社会保障建设方面需要什么样的国际合作，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要防止国际竞争不利于劳动保护，那么，至少国际社会应该对劳动保护设置最低的要求，而不是像血汗工厂里那样，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工伤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另外，国际社会也可以要求将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覆盖面与经济发展水平挂钩。
城市化伴随着大量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劳动力流动。这些新进入城市的移民相对来说在城市里缺少社会网络，对城市社会、政府和居民缺乏信任。同时，他们说的语言不同，或者带着外来的口音，而这又成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特别是进入服务业工作时的一道障碍。
在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又成为一道额外的制度障碍，使得非本地户籍的劳动力在城市里面临着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缺失。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里，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中国的城市正在形成以户籍身份为标志的社会分割。同时，随着外来人口在城市里相对聚居，这种社会分割又正在空间上被定型。一旦以收入差异为基本特征的居住区分割形成，不同社区之间的教育等公共服务差异就会带来社会持续的不均等，并且使贫困在代际之间“遗传”。这个问题如果不及早地重视，就将给未来的城市治理带来巨大的麻烦。
最后，我们不妨再讨论一个“动钱”还是“动人”的问题。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言，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是，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发展，于是，政府和国际组织总是会采取一些“输血”的方式来帮助落后地区，包括扶贫。这种方式被我称为“动钱”的方式。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方面将教育和基础设施做好，一方面，让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到对他们来说收入更高，工作机会更好的地方去，这实际上是一种“造血”的方式，被我称为“动人”的方式。“动钱”的方式更多依赖财政转移和政府干预，而“动人”的方式更多依赖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增长。
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扶贫而言，根本上还是要靠经济增长，相比而言，政府扶贫政策的效果次要得多。减贫还是要更多地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这条道理对于人类实现联合国千年计划这样的宏伟目标而言，朴素而深刻。
（二）奇瑞和鞋子
说起菲律宾，我估计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大面积的贫民窟。的确，飞机进入菲律宾上空时，远远地就看得到成片的低矮房屋。听说，有的人的“家”其实就是几块铁皮。夏天的菲律宾气温超过40度，但很多人的生活环境没有洁净的水，也没有电。
不过，菲律宾的另一面才是超出我的想象的。我乘开会空闲时间去那儿的大型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里闲逛。我居然觉得，它的城市中心地带就像是香港，它的购物中心甚至比香港的还要大，购物中心里的物价（特别是那些品牌商品）感觉比上海还要贵！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英文。虽然英文和菲律宾语同为官方语言，不过，在公共场合，全是英文，几乎所有人都说英语，让人觉得比香港还要“国际化”。
想想，也不奇怪。菲律宾的收入差距在亚洲是算高的，基尼系数超过0.45。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也超过0.45，但中国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与城乡间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有关，所以，从城市内部的直观感受上来说，就要小得多。
而菲律宾的收入差距却是在马尼拉一个城市就感觉得到的，这有点像印度。另外，不要只看菲律宾人均GDP在1800美元，还要知道，菲律宾人的国民收入有大量是海外汇款，而这部分是不计入GDP的。我查到的数字是，2008年菲律宾的海外汇款总量是170亿美元，这实际上占它整个GDP总量的13%。
我理性地告诉自己，不能被表象迷惑了，大量的菲律宾居民其实收入并不高。换句话说，菲律宾的劳动力是便宜的。亚行同事雇用的住家保姆，一个月的薪水才相当于700元人民币。那么，菲律宾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是不是就应该自己造，甚至出口了？
让我们来讲两个有关中国的现象玩玩吧。在我们住的酒店不远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里，奇瑞车和其他国际品牌一起在卖，其广告语是“有效率的并不是贵的”。一款新的QQ车，最便宜的标价是大约35万比索，相当于5万人民币。你看，中国车就是这样走出国门的，先从低端市场做起，这是对的。
再来说鞋子。说起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概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鞋子了。走马尼拉的大商场里，真是各种国际品牌的鞋子琳琅满目，一问，全是中国产的。马尼拉的劳动力远远比中国便宜，但像鞋子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还是在中国造。把这个现象解释清楚，是一道不错的经济学题目。
我说的这个有关“奇瑞和鞋子”的故事，真希望有心的读者好好琢磨一下。特别是那些认为中国劳动力贵了，所以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人们，我知道你们是善良的，但你们可能是错的。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2期（总第46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