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宗教和自由的强烈信仰之所以能够在美国人身上得到统一，关键在于“扩张”二字：美国是扩张性价值观的受益者，强烈的宗教信仰成为美国人坚信“扩张之正义性”的依托，强烈的个人（自由）主义倾向则是激发起扩张潜能的最佳催化剂。类似的场景，我们曾经在15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海外冒险中见识过，而这也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表达的观点。由于宗教信仰和自由信仰的统一建立在“扩张”这一前提条件之上，因此我们可以预言：一旦美国人不再能够从扩张中找到足够的利益激励、或者无法在寻找到有利可图的扩张空间，那么美国人将产生“在宗教信仰与自由信仰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或者坚信宗教信仰而放弃非宗教化的自由信仰、从而沦落为具有原教旨主义情结的宗教国家；或者（如果不是更有可能的话）弱化宗教信仰、从而完成向现代欧洲理念的回归。
一个建立在扩张基础上的国家，一旦从扩张的行动中退缩回去，就会使其核心价值观遭受到质疑，并可能由此激发缺少血缘和共同历史连接的不同族裔之间的内斗。这是当代美国社会面临的根本性困境。这种困境具体表现为：在社会内部存在着如何对待开放与封闭的两难；在国际行动中如何处理正义化身与利益导向的两难。
1：理解美国的关键--宗教与道德优越感
一般认为,“世俗化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人们心理上已经摆脱了宗教影响或束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1.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政府不得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人员的公务活动不得受宗教的影响，政府不得偏袒或迫害任何一种合法的宗教，公务人员不得以公职身份参加宗教活动等等；2.公民的绝对的信仰自由--政府不得干预公民的信仰自由；3.社会生活不受宗教的清规戒律的束缚--比如人们生活追求奢侈豪华、追物质利益等等。”[于歌《美国的本质》]
“从表面上看起来，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确实有以上的特征：尽管有一些宗教团体仍然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甚至对美国国民意识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清教徒思想也有政教合一的倾向，但是在法律和社会制度上，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而且从立国以来就是如此；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设定某种宗教为国教，禁止政府干涉或参与宗教活动，国家公务员无论有怎样的狂热的宗教信仰，都不能以公职身份参加宗教活动、不能以公职身份对某种宗教做出评论，公务员的宗教活动只能以私人身份、并且是在公务时间之外。这体现着政教分离的原则。”[于歌《美国的本质》]
“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以及生活的奢侈和对物质的追求等等，使得一般人们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社会，美国文化的主流是世俗主义、现世享乐主义，真正的宗教信仰在美国已经衰落，基督教在美国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是由来于基督教文明的生活习惯，有些宗教活动，如各种基督教节日的等等甚至在美国已经演化为娱乐。”[于歌《美国的本质》]
“但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被美国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没有看到美国的社会和国家的实质。实际上，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新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上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于歌《美国的本质》]
“美国是一个宗教色彩很浓厚的国家。有三十万个以上基督教教堂、犹太教会堂、清真寺以及其他宗教活动场所。很多社会学家认为，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宗教色彩最浓厚。据1990到1993年的国际性调查，百分之八十二美国人认为自己信仰宗教。”[美国驻华大使馆宣传资料《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皮尤（PEW）调查公司2004年7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全美1.28亿网民中，64%的上网活动与宗教有关，也就是说，有高达8200万的人在网上了解、传播与宗教有关的消息。
另据2002年的统计，美国有84.2％的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1.59亿基督徒构成了美国成年人人口的3/4。虽然在众多的统计中无从得知基督教徒的社会影响力，但是从美国总统在就职仪式上必须手按《圣经》发誓、美国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以牧师主持的祈祷开始等诸多细节中就可以感知基督教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从这一意义上讲，称基督教是美国的主流宗教、美国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之上的国家并不为过。[附注：多元的美国一直有一个唯一的主流族裔和主流文化，即以英格兰清教徒移民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的价值标准和文化（即通常所说的WASP）。]
“我们恐怕很少见到任何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宗教仪式：美国最重要的国家节日──7月4日的独立日和5月26日的阵亡烈士纪念日──都通过宗教仪式来纪念；国会会期中的工作日都从牧师的祈祷开始；美国的各种仪式──婚礼、葬礼或总统的就职典礼──都采用宗教仪式。每当美国遇到民族危机时，美国人都以宗教形式来寻求慰藉和进行宗教祈祷。我们都会清楚地记得，在美国遭受9·11恐怖主义袭击时，布什总统用来结束其慷慨激昂的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上帝保佑美国。’”[周琪《宗教与自由精神并行不悖的美国》]
“美国的货币上至今印有‘我们坚信上帝（IN GOD WE TRUST）’的字样，美国的‘爱国誓词’也说：‘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它所代表的共和国，一个国家，归上帝主宰’。在美国的总统就职仪上，新任美国总统也必须手按《圣经》，向《圣经》宣誓。这些做法，在世俗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已经很少见，可能全世界内也就独美国一份，反映着美国人的强烈的宗教情绪。”[于歌《美国的本质》]
“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在现代仍然保持着这么强烈的宗教性？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每当出现世俗化浪潮时就有强烈的回心力量将其拉回宗教的轨道来？其原因在于，美国这个国家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由一些因为宗教原因而迁移北美大陆的新教徒所创建的宗教国家，这些新教徒建国的目的是在新大陆实践新教理想，在新大陆实现新教的宗教目标。因此，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是建立在新教徒意识形态之上，为新教意识形态所驱动，为实现新教徒意识形态目标的国家，新教的价值观是这个国家产生的动力，也是这个国家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于歌《美国的本质》]美国人至今仍然抱有的“美国是上帝祝福的国度”，“美国人要将世界领向善”的天命思想和使命感，是美国人从殖民的时期开始的先辈传下来的传统，由来于基督教的选民意识和救世主义，由来于清教徒的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识。
美国长期以来被看作是西方国家中最宗教化的国家，“山颠之城”是美利坚民族认同的核心。许多西方学者也早就认为，美国社会与政府的结构及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之上。虽然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但美国作为一个宗教社会的一个最强的认同是，需要公开祈求上帝的保佑。2003年，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德国发表的演讲中指出，美国是宗教启蒙主义进步观深深扎根的国家，宗教的土壤导致形成了美国“领导世界”的使命观。美国现代法学家庞德(Roscoe Pound)指出：“宗教观念在美国法律的形成时期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考虑清教，我们就难以得到美国法制史的完整图画，也就无法理解上个世纪的美国法律。”[庞德《法律史解释》]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在《美国神权：21世纪的极端宗教、石油和债务政治及危险》（American Theocracy，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列举了许多例证，证明：在美国，神学已经代替了正常思维的逻辑，神权政治不再是一种思潮而是已经逐步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和政府行为。
“政教分离”曾经是美国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美国社会的创建者多为基督教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历史渊源、以及需要避免基督教派之间纷争的考虑有关。值得指出的是，严格意义的“政教分离”应该是双向的，即不仅包括“宗教组织不得依赖政府资助以防止损害宗教组织的独立性”，而且也应该包括“主流的宗教价值观不影响政府管治原则的制定与实施”。从后一个标准来判断，美国决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分离”国家，因为即使美国官方文件也承认“‘基督教联盟’这样的右翼组织在美国政治生活中非常活跃、成为影响很大的政治力量”。 [美国驻华大使馆宣传资料《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美国无与伦比的国家力量给了美国人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与基督教传统的结合，赋予了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美国基督教徒们以类似于中世纪“圣战”战士们所具有的、“要将自己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普之于世”的天然使命感和道德优越感。如同其他宗教国家的民众一样，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自认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受到上帝的青睐、被上帝赋予了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性。他们常常怀疑那些不幸的、受专制或殖民统治的民族是“劣等”种族，这些民族没有能力获得自由、必须等待美国的拯救。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种种做法难免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产生这样的联想：当美国人说“God bless American”的时候，他的潜台词实际是“我们将在上帝的引领下扩张美国的利益，我们将假借上帝的名义征服其它民族”。
从表面上看来，与严格遵循繁文缛节的天主教不同，美国化的基督教“以一种更轻松和包容的态度对待追随者，让宗教更友善、更适应人的需要”。但是这种宗教存在方式的宽松化并没有改变将宗教与道德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没有改变宗教“惟我独尊”的道德优越感、也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对异教徒的不信任感。
面对越来越多“异教徒”的涌入，以《圣经》为共同价值依托的基督教各派别正在放弃对教义理解方面“屑微”的分歧，以尽可能“包容”的心态组建起“基督教徒的联盟”。当某一种宗教的势力比其对手远为强大时，其人数众多的虔诚信徒们就会要求“宗教领袖应该发挥影响力、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影响决策者”--于是借助于“人手一票”的选举制度使主流宗教进入政治领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必然。
[附注：贝尔（Danniel Bell）认为：美国人得了“精神分裂症”，有两个不同的语系，一个是拜物的、功利的、利己主义的语系，一个是宗教的、利他的社区的语系。与拜物的、功利的、利己主义的语系相比，宗教的、利他的社区的语系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奋斗目标，因此他们在选举中往往表现出超出其占总人口比例的影响力。]
2：行为取向的转变--方向与前景
传统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国内事物的个人主义与国际事务的保守主义的结合。在政治文化层面表现为“两大不信任”：一是对内不信任政府(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主张维护个人自主的传统；二是对外不信任世界，认为国际社会是遵循“丛林规则”的无政府状态，因而相信“实力才能彰显价值”。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对立在美国却有着“完美”的结合，其原因在于：在“征服者”集团内部实行个人主义，以激发起民众“征服的热情和活力”；在对待“被征服者”时采取等级机制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正义性”基础就是圣经所赋予的“上帝子民的道德优越感”。
早期的美国文化虽然根植于近代的欧洲文明，但是短暂的历史使它没有背负欧洲大陆的社会等级制包袱，并且为了避免欧洲大陆各教派之间纷争所酿成的悲剧，来自世界各国（主要是欧洲基督教国家）的早期移民注重培养美国社会的多元化氛围和宽容精神。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近2、30年以来，来自非基督教国家的移民占据了新增人口绝大多数，非基督教人口占美国人口总数的比重持续增长，因此“在同一本《圣经》面前秉持宽容和多元化”的社会政策面临着失去存在前提基础的冲击。“如何面对异教徒”的问题与美国主流（基督教）社会传统的“不信任感”结合在一起，将成为改变美国主流社会行为取向的“内部性”诱因。
现代政治学认为：主流价值观规定着社会管治原则、评价标准、等级秩序与利益分配格局，构成与“硬权力”相辅相成的“软权力”。主流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社会利益分配提供指导原则及评价标准，通过普遍的认同来减轻利益分配不平等所可能引发的对抗。因此，一种主流价值观背后必然对应着一种现实的等级秩序及利益分配格局。
美国人试图将其主流价值观推广成为普世价值观的努力，其本质是试图在全球构建以美国主流社会为最高等级的全球等级制--站在这种居高临下的位置上、美国社会的统治者们可以依据自身需要设计最有利于己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并将美国的国家利益装扮成为普世利益。然而，美国人这种无视其他国家利益和主权、无视各国文化和价值观传统与现实的“霸权行为”，以及美国人处处流露出的权力傲慢与道德优越，不可避免地遭到其它国家民众的拒斥：尽管慑于美国强大的国家实力、这种“拒斥”主要以非直接的和非暴力的方式体现，但是无论在美国的盟国（如加拿大和欧盟诸国）、还是处于更为边远的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拒斥美国霸权主义行为”的情绪存在。当代国际恐怖主义就是对美国霸权主义行为“拒斥”的一种极端形式。面对包括盟国在内的广泛“不合作”，有着对国际社会不信任传统的美国主流社会更加倾向于“单边主义”--无论是单边主义的干涉还是基于同样理由的对外封闭。因此，美国之外的世界对美国霸权主义行为的拒斥将成为改变美国主流社会行为取向的“外部性”诱因。
概而言之，在“内部性”诱因和“外部性”诱因的双重作用下，美国主流社会的行为取向正在经历着一场转变：这一转变最核心的特征是“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感”--不仅是对其它国家的不信任、也包括对本国“异教徒”的不信任。在这种强烈的不信任感支配下，美国的主流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行为方式：当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的时候，往往采取“激进-蛮横”的手段实施单边主义干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就是这种单边主义干涉的最好例证；当对自己的力量信心不足的时候，则倾向于回归为“拒斥外界”和“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这种孤立主义倾向将迫使美国政府更严格地对外实施贸易保护、对内加强对少数族裔的监管。
[附注：2005年10月，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意调查发现，孤立主义情绪在公众当中有了明显的复活。高达4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国际上应该操心自己的事务，听任其它的国家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一比例比三年前增长了12％，甚至达到了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越战后所未见的高度。最近40年中，也只有1976年（41％）和1995年（41％）的调查结果在孤立主义的路上走得这么远。]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及9-11事件的影响。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的综合国力使美国人普遍有着根深蒂固的安全感和优越感；但是，这一切都随着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倒塌结束了。不论这个事件的真相如何，9-11事件打破了美国人的安全感，使信奉基督教的主流社会切身地感受到“直接面对异教徒攻击”的威胁，进一步强化了对一切“外来者”的不信任感。面对来自“身边异教徒”的攻击，自感脆弱的主流（基督徒们）迫切地渴望从“强大的”政府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安全保证，于是借助于“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的中央集权机制得以进一步壮大、联邦政府的权力管辖范围逐渐覆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9-11事件对美国社会的长远影响表现为：对“外来者”不信任的社会心理促使人们理智地选择 “从开放向封闭”、“从自由向集权”、“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这种一转变就是学者们称为的“大陆化”进程--即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由准海洋国家转化为大陆国家。尽管这一进程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完成，而会采取一种渐进的和不断反复的方式，但是人类社会向等级-集权机制演进的内在机制决定了这一进程的不可逆转性。
建立在无知与偏执之上的自大、在遭受越来越多挑战和抗拒之后产生的恐惧、对未来命运无法预测时的脆弱感，将成为未来改变美国国家政治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力量。狭隘的民族主义势力高涨，以及2004年美国大选所表现的宗教保守力量上升，标志着美国社会正在逐渐弱化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理念，进一步向着内敛、保守、宗教化的方向转变，并有可能在遭受到巨大外部挫折之后重新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当普通美国人对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充满恐惧时，他们总是试图从传统价值观、宗教、权威和民族主义中寻找慰济。然而，这种退归到传统中寻找出路的做法将铸就未来美国的悲剧：企图“退归到传统”的美国人无法理解也不愿意理解其他民族，这对于一个在全球化时代居于领导者地位的民族来说，意味着决策与行动的盲目。
3：开放与封闭之间的两难困境
深受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影响的美国社会在放弃个人（自由）主义过程中必然经历内部的分裂与对立，处于“从开放向封闭”、“从自由向集权”、“从个人本位向集体本位”转变进程中的美国不可避免地陷入 “沿袭传统”与“适应现状”之间的两难困境。如果我们用这样一种视角观察美国--“在向集权-等级制转变过程中依然对个人（自由）主义报有深深的眷恋”，那么当今和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美国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对立就可以得到相对合理的解释。
如果我们在观察美国社会时，不仅将目光对准精英阶层、同时也考虑到大众阶层的情感和政治影响力，不仅分析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较量、同时也计入宗教和道德力量的影响，那么对美国社会即将（准确地说应该是“正在”）发生的转向便会有一个大致的推测：被9-11事件强化的不信任感不仅反映在美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上，而且正在美国国内广泛地延伸；美国社会“普遍不信任感”的日益加深，将极大地激化本已尖锐的国内不同宗教群体和族裔之间的矛盾，从而蚕食着现代社会运作的基础--社会信任制度、并引发社会认同危机，进而可能造成社会的分裂和经济的停滞。
国家认同是每个现代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坐标”。更重要的是，“国家认同”直接影响国家内部的社会和谐以及该国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一个国家认同相对弱的社会(往往是多民族的社会)极可能是一个族群关系紧张的社会。
与罗马帝国相似，由于在自然性认同（如血缘、历史）方面缺乏足够的资源，因此美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各种形式的扩张”基础上--丰富的生存资源和对外扩张时的内部一致性成为国家认同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但是，这种以扩张为主旨的认同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美国人的国家认同来源于对外扩张行动的成功，因此一旦对自然界和其它社会的扩张行动遭遇到重大挫折，其国家认同将随之面临颠覆性的挑战、并将严重打击美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优越感--这是越南战争的失败在美国产生如此强烈震撼的社会心理根源。
9-11事件后，在美国主流社会内部本已存在的“对异教徒”不信任感被强化，而这种不信任感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对潮水般涌入的“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对这些不断涌入的“新移民”是否接受美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怀疑、以及对未来美国社会的影响，正在成为美国主流社会关注的焦点。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新著《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正是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的学者对国家认同的担忧。
根据亨廷顿的观察，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传统的国家认同正陷入一场认同危机之中。这种认同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发达国家内部的民族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大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所造成的，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些新移民未能被“同化”，相反他们保持了原来的文化和民族认同，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亚国家认同”(Sub- national Identities)--即在同一个社会里、除了主流的国家认同外还存在着少数族裔的族群认同；“认同危机”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全球化--即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精英阶层的国家认同感大大降低，由于这些精英在职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都深受全球化的影响，因此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被逐渐淡化，在这些精英群体中，一种新的“全球认同”（超国家认同，Super- national Identities）正在慢慢取代传统的国家认同。“亚国家认同”的出现引起美国主流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的冲突，“超国家认同”则将导致美国社会中精英分子和普通大众(主要是白人“草根”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
2004年的美国大选反映的“政治分裂”正是美国“国家认同”出现危机的征兆。首先，这种“分裂”反映了政党的对立：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变得越红，支持民主党的“蓝州”变得越蓝，而且两者之间的地域差别也更加明显。其次，这种“分裂”反映了“宗教美国”和“世俗美国”的对立：从地域看，共和党赢得了基督教信仰深厚的中南部“圣经地带”，而民主党支配了新移民众多并向“后基督教”世俗社会演化的东西海岸和东北部“旧美国”；从选民构成看，每星期至少去一次教堂的选民有60％支持布什，而从不上教堂的选民中64％支持克里。第三，这种“分裂” 反映了“城市美国”与“郊外美国”的对立：支持民主党的蓝色美国主要是高度都市化地区，而支持共和党的红色美国则集中于郊外和乡村；所有各州内部的选票分布地图上，红蓝之分基本也取决于城市和郊外选区。第四，这种“分裂”反映了“移民美国（美国少数族裔）”和“本土美国”（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对立：克里获得了白人之外所有族群中的多数（包括近9成的黑人选票），而布什赢得了白人选票的57％。第五，这种“分裂”可以看作是“海洋美国”与“内陆美国”的分化--东西两海岸的蓝色反衬了美国内陆的大片红色。第六，这种“分裂”包含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精英美国”和“大众美国”的对立：在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中布什领先克里5个百分点，而克里在大学学位以上选民中领先2个百分点、在有研究生学位的选民中克里领先布什竟达12个百分点；通常有高学历的选民与世界其它地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更关注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而那些生活在中南部各州的选民不仅有着较为虔诚的信仰、相对较低的受教育程度、而且更愿意关注本社区的而不是大洋彼岸的事物。
如果说“分裂”是当今美国社会的基调，那么这种分裂不仅仅源于宗教的信仰和族裔的差别，严重的贫富分化正在成为继宗教信仰和族裔差别之后成为第三股分裂力量。《纽约时报》2005年所作的一次调查发现：若把美国社会分成从高到低的五个阶层，在三十年前，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美国人成年後跳不出其父母的阶层，而三十年後的现在，走不出父母所处阶层的美国人增加到百分之四十。换言之，美国穷人比三十年前更难在社会阶梯上向上爬。2004年的经济统计数据表明：即使在美国经济增长的2004年，美国的穷人仍然增加了一百一十万，总数达到三千七百万，贫穷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点七。联合国更在《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美国的国内及国外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称新奥尔良飓风让美国日渐扩大的种族及地区经济差异完全暴露在世人面前，“伟大的美国梦想”成了不折不扣的噩梦。
尽管财富不均现象的隐性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物质产品价格的大幅度降低使得贫富间的对立得到缓解，但是这种建立在对其它国家剥削和“全球等级制”基础上的财富不均现象的隐性化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衰退，原本在经济繁荣时期潜伏着的各种社会紧张关系都将表面化、并将实施寻找发作的机会。
沿着这一思路推测美国的未来，将会看到三种可能：其一是，通过对扩张性价值观的深刻反思，在遏制扩张欲望的基础上重建国家认同，这种可能性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必须遭受到足够沉重的挫折、从而开启理性反思的进程；其二是，美国的主流社会将战争的失败错误地归结为意志力不足，从而激发起对集权化的推崇和对占人口少数的有色人种（特别是有着非主流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和东亚黄种人）的仇恨，这是一个对扩张性价值观不加反思的社会面对失败的惯常应对手法，而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则是基于人性自利的“人类社会逐渐强化等级与集权机制”的历史趋势；其三是，美国国内个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主流宗教信仰者与非主流宗教信仰者、白人与有色人种、有更多国际化背景的人群与较为纯粹美国背景的人群之间长期的对峙--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美国总统大选已经清晰展示的这种内在对峙将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构成沉重的打击，如果这种对峙被外在势力有效利用，不排除最终发生诸如社会分裂的极端情况。
越来越多的迹象展示了美国社会内部潜在的分裂诱因：美国社会的种种内部矛盾，如宗教纷争、贫富分化、种族对立都可能成为导致未来美国社会对立和分裂的醋印？梢栽ぜ疲何蠢疵拦?缁岬姆至呀?亲诮绦叛觥⒆逡岵畋稹⑵陡环只?馊?闪α烤澜帷Ⅰ詈系墓餐?峁?＠?妹拦??诘淖迦憾粤⒁酝呓馄涔?胰贤?窍魅趺拦?匀ǖ挠行?淦鳎?魏我桓雒拦?痹诘亩允侄疾豢赡芎雎哉庖坏恪⒏?换岱牌??按偈姑拦??壤┱拧弊魑?渲卮笳铰匝≡竦目赡苎≡瘛Ｍ呓庖桓龀缟欣┱诺陌匀ㄊ墙?⒐??⒑托车娜死喙餐?宓那疤峄?。?诱飧鼋嵌壤唇玻?匀ǖ耐呓舛杂谖蠢慈死嗌缁崂此滴闯⒉皇且桓觥案Ｒ簟薄?
我们认为：美国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美国社会内部。作为现实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1世纪前半叶）将不太可能遭遇到来自其它国家的颠覆性挑战。但是以宗教和意识形态为支撑的政治性非政府组织，从事毒品、人口和军火贩卖的跨国“地下”经济组织将可能成为未来美国政府最主要的敌人。这些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已经跨越了国界的限制而渗透进美国社会内部，并会采取任何非常规的手段破坏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面对这种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却无法确认的对手，美国政府将不得不花费高昂的社会监管成本；社会普遍存在的不信任感将弱化作为现代社会运作基石的社会信用与合作制度，从而严重阻碍美国国家能力的提升和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认同。
通过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国家强盛的基础是宽容和开放，使一个国家变得衰弱的诱因则是社会的封闭和不宽容。就美国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的强盛受益于它比其它国家更广泛地接纳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并给这些勤奋的移民们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说：公正的社会制度、宽容的社会价值观、乐观积极的心态是美国强盛的制度基础、也是传统美国精神的精髓。但是，今天对外界普遍持有怀疑态度的美国人似乎正在把促使昨天美国盛的这些优良制度逐一丢弃。如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今天的美国将会步入1000年前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内敛化进程——这种“内敛化”在当代的表现是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
4：正义化身与利益导向之间的两难困境
“每一个信上帝的人，都应该去爱人，爱所有人，他的行动应该体现出上帝的荣耀，应该实现上帝的旨意，所以，帮助其他国家的人去实现自由民主，是相信上帝的人使命和义务（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干涉主义）。”这种思维，其实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民主以及天命意识和使命感的完整内容，是美国国民的共识，也就是它的主流意识形态。
理解当代美国的国家政策必须从解读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开始。被称作新保守主义“教父”(God Father)的斯特劳斯认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将‘道德优越’引入到本质上是利益之争的现实政治之中，从而使自认为‘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的道德卫士们在自我幻化的境界中获得‘神授的道德支撑’”的“理想主义”取代现实主义的结果是，围绕着利益争斗的妥协由于面临着“道德非正义”的阻拦而难以实现，其结果必然是偏激代替宽容、决战代替妥协。
在实用主义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出现新保守主义的“理想型”异化，暗合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末世情结和救世主情结，因此广泛的宗教基础为美国国家政策从现实（实用）主义向理想主义的转向提供了“顺应民心”的心理依据——“由于我们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他们是不自由、独裁的国家，我们对他们的一切不人道行为都具有神圣性。”
[附注：李弗顿（Robert Jay Lifton）认为（李弗顿《超级大国综合症：美国与世界的启示录式冲突》）：布什政府的狂热与恐怖组织的极端思想之间有着某种类似的“启示录式的症状”。比如，他们都有着简单的非好即坏的世界观、都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恐怖分子深信他们有必要消灭异教徒以挽救这个世界、而布什政府也同样认为自己有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这个世界的使命。]
两千年以来，基督教的基本处世之道是将对手视为撒旦的化身或者门徒，注定要受到上帝永恒的诅咒。这个信念支持了历代圣徒坦然殉教的态度，也使基督教徒往往不择手段地对付异端。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相互讨伐，以及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皆因“真诚地”相信“我是独一上帝、独一真理的代言人，对立的他者必然是异端”的“非此即彼、势不两立”逻辑。
[附注：千百年来，传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在向人们灌输道德、正义的同时，也塑造了“正义”与“邪恶”对立的两分法，并试图将这种“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外化。在人们熟知、并仍在津津乐道地灌输给下一代的“英雄拯救美人”的故事中，就包含着这样的企图：赋予完美的英雄以绝对的“正义”，给令人厌恶的对手带上被刻意丑化的“邪恶”面具，而可怜的民众就像遭受恶魔迫害的“美人”，无助、凄惨地等待着“英雄”的出现。然而，完美的“正义”幻像并不能掩盖真实生活中“英雄”拯救“美人”的目的。熟悉了现代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的人们，自然会探究“英雄”拯救“美人”背后的真实企图。其实，在一个“丛林规则”占主导的时代，“强占美人的恶霸”与“拯救美人的英雄”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他们的目标都指向“对美人的占有”。但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在于它不仅占有了美人，还打败了（也许是被人为刻意塑造出来的）恶霸！并且在打败恶霸的同时，树立起了“道德优势”（或者称为“江湖威望”），为下一次“拯救美人”行动的顺利实施打好铺垫。这就是“软实力”的威力。]
2003年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虽然被其它国家斥为“谋取石油霸权”的战争，但是推动美国人投入到这场战争中的不仅仅是石油大亨们对中东石油的垂涎、也包含着美国普通民众“向愚昧和残暴的异教徒统治者开战、将美国美好的民主制度‘福音’传遍全球”的使命感。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现在被称为“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事件看起来更像是美国全球“福音”战略计划的一个部分，因此将其视为美国全球战略计划中的“中东战役”组成部分或许更为恰当。
在道德优越感的支撑下，美国人试图让全世界享用“民主制度”的硕果，但是这种巨大的热情却遭到挫折。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遭遇到来自被“邪恶势力裹挟和蒙蔽”的穆斯林的抵抗应该在美国人的意料之中，尽管对抵抗的力度估计不足；遭遇到来自中国、俄罗斯的冷遇也不奇怪，因为这两个与美国价值理念差异巨大的国家将是“福音”战略计划的潜在攻击目标；遭遇到来自欧洲盟友的反对则的确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然而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体现着当代美国与当代欧洲之间越来越大的价值理念分歧--20世纪的惨痛历史教训让当代的欧洲人越来越看清“道德优越感”深处隐藏着的等级、专制基因。
试图在全球扩张的美国政府为了减少其扩张的道义成本、平息本国民众的反对、弱化世界其他国家民众的抵抗而刻意编制了一个道德面具：美国的扩张以输出民主与自由为己任，因而具有崇高的道义。然而这种过高的道德定位与美国现实的利益诉求之间存在着难以掩盖和弥合的落差，这种落差导致的最终结果将是：沉重的道德面具使得美国政府无法高效率地对潜在的抵抗者实施严酷的打击，因为所有的打击都必须掩盖在虚伪的“道义”面纱之下；与此同时，对民主的宣扬虽然在战争初期减少了抵抗，但是美国真实战略意图的逐渐暴露将使美国的“道德优越”光环逐渐消失，被美国虚假宣传所欺骗的被占领国家民众在认清美国政府“拯救者”的道德定位与“功利”的利益诉求之间的落差之后，必然逐渐产生对其虚伪行为的厌恶和反抗；“拯救者”的道德定位与“功利”的利益诉求之间的落差决定了美国政府最终的无奈抉择--或者放弃道德优越的伪装、或者放弃利益攫取的诉求。
被过度夸大的民主神话将成为试图借助于“民主”旗号将自己装扮成“正义之师”的美国政府和军队在战争期间背负的沉重心理包袱，因为一个以帮助他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正义之师”不可能对隐藏在民间的抵抗运动实施预防性的和毁灭性的打击以瓦解抵抗运动的信心，不可能赤裸裸地将被占领国的财富无条件地用于本国军费开支。除非美国政府和军队放弃对民主神话的宣传而转为实施严格的军事管制和残酷镇压、或者放弃将被占领国作为其附庸的真实战略目标，否则真实目标与表面宣传之间的背离将导致美国的最终失败。
美国的“中东战役”（即所谓的“反恐战争”）正在使其陷入到人员和资源的巨大消耗中：类似于伊拉克战争的军事行动不再是打一场漂亮的“震撼战”后就能立刻抽身的“威慑表演”，而是一个既昂贵、费时又费事的“征服过程”。就短期来看，由于美国在海外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其扩张行为没有遭到沉重打击之前，美国将会采取对“反美”联盟实施分化瓦解的积极策略；就长期而言，如果遭受进一步的沉重打击，“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倾向则可能成为未来较长时间内美国的思想主流。历史也许将证明：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从战略扩张走向战略收缩的转折点。
无论美国选择什么样的策略，从短期来看，都将造成未来世界的不安与动荡：如果美国为了战略扩张而采取“对敌对势力分化瓦解”的策略，那么这将意味着新“合纵连横”时代的重演，诸多的历史典籍应该能够让我们重温这样的时代所特有的氛围；如果由于孤立主义在美国占上风而导致美国政府转向战略收缩，考虑到当今全球化对美国的倚重、特别是美国在现行世界秩序中所起的主导和维护作用，美国战略收缩所产生的“权力真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新旧秩序交接时所特有的、缺乏强权维持的混乱时期。
如果能够换一种思路来观察美国的大选，则不难由此窥见当今世界的一个巨大悖论：一批对整个世界拥有如此巨大影响力量的人物（美国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由一个国家对外部世界“无知”的民众选举出来。这种由少数人（美国公民）决定多数人（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命运的机制被赋予“民主”的旗号，实在是对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巨大嘲讽——因为任何形式的“由少数人决定多数人命运”的机制都是集权专制的体现，它都具有从根本上颠覆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功效”。当意识到当今的世界权力格局是由美国这一“国家政府”在行使“统治世界”的职能时，如果还有人为拥有美国这样的“仁慈霸主”而庆幸、为美国可能的衰退所引发的混乱忧心，那么这些人的确需要扪心自问：奴性是否已经侵入进他们的基因、从而彻底摧毁了他们的自主意识和能力？从人类发展的长期效果来看，美国的霸权衰落和战略收缩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重建新型世界秩序的机遇——如何重建美国霸权衰落之后的世界秩序是各个国家所必需面对的新型挑战。
2005年3月6日 完成初稿写作
2007年3月18日 完成第一次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