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作者为独立人士，不从属任何机构、组织；本文所提及的建议、预测不应视为是任何官方机密的透露，本文观点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是作者关于中国未来发展可能性的研究所得。[附注：本文初稿完成于2003-2004年。近期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如中国与东盟首脑论坛和中国-非洲首脑合作论坛的相继举行、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回暖、俄罗斯对外国移民严加控制，使得本文的一些基本立论得到间接证实。我们发表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各方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相互回应、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
1：概述
1-1：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
中国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应该是：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让周边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扩大互信、形成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具体而言就是：1.克制与美国的利益摩擦、降低美国的敌意，默认美国对世界的主导作用、尽可能不卷入与美国的军事对抗当中，在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与美国的全面合作；2.重视与欧盟的关系，在诸多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保护、资源分配、全球正义等问题）上与欧盟形成良性互动；3.建立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在内的东亚（东北亚-东南亚）联盟，联盟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区域和平”，联盟的运作方式应该仿效欧洲联盟，中国和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应该类似于欧盟中的法国和德国；4.获得经由缅甸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利用非洲的资源优势、政策优惠以及中国的人力、技术和资本，建设中国与非洲各国互利合作的机制；5.在人员交流、资源供求等领域发展与俄罗斯的互利合作关系，与中亚、中东、拉美、澳洲各国建立稳定、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
1-2：战略目标的实现前提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美国战略挤压固然与美国在扩张性价值观主导下试图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本能”有关，但是中国政府近些年所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行为方式、对社会内部和谐与公正的漠视也难逃其咎。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这句话至少包括两个含义。首先，社会的内部凝聚力是国家软实力（即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吸引力）的内在表现，而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物质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共同组成的国家整体实力是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在物质实力虚弱的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被视为国际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原因就在于国家软实力的强大——它既表现为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团结、也表现在当时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对弱势国家和民族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其次，作为软实力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及由价值理念衍生的行为原则涵盖内政、外交各个领域，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原则是对内行为原则的延伸。行为原则的内在统一性使世人难以相信“一个对内采取压迫弱势阶层的政府会善待弱小民族和国家而不会成为参与掠夺和分赃的新殖民主义者”，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和平崛起论”持高度不信任的根源所在。因此，中国政府若希望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不被视为一个新殖民主义者，就应该首先改善国内的状况，使构建和谐-公正社会的理念不仅仅成为一种宣传、而且真正成为一种实践。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
在一个利益角逐的时代，如何使被视为“东方异类”的中国避免沦为共同敌对的“恶霸”式国家、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倾倒物质垃圾和道德污水的对象，是中国领导人必须应对的巨大智力挑战。中国需要反思大国强盛之路的利弊得失，摒弃“通过战争取得强国地位、通过战争维持强国地位”的模式。建立在民族国家自利基础上的强盛是短暂和不稳定的，为了中国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应该提倡以“超越民族对立和阶级对立”、 “尊重个人价值”、“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公正”为主旨的新人本主义价值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建设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型世界秩序。
2：美、欧战略——全球战略的主干
2-1：与美国的关系定位
2-1-1：美国的困境
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造业的空心化正在蚕食美国的经济实力，一旦世界资本流向发生逆转使得美国的虚拟经济难以为继，美国将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扩张的本质与其宣扬的“民主”、“自由”理念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使其失去道义优势，坚持霸权主义使美国正在被视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诸多困境（如环境、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等）的最大障碍；深深的不安全感会驱使失去道义优势的美国越来越借助于军事力量，过度使用军事力量将损害美国的发展后劲。
全球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具有两面性，对美国也不例外：一方面，全球化使丰裕的国际资本、廉价的消费品和优秀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美国；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在驱动着美国本土的资本、技术和工作机会流向能够带来更为丰厚利润的地区。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类似于罗马帝国一样的“贡物吸纳者”：虽然本土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在不断衰落，但是凭借着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美国不断地通过吸纳国际资本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有学者称这一某模式为“信用卡经济”。
支撑信用卡经济模式的基础，表面看来是美国的金融垄断权——主要体现在美元作为世界基础货币的地位、美元被强制性地作为世界石油市场的结算货币，但是在金融垄断权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事实上，类似于罗马帝国借助于军事征讨建立和维持“贡物吸纳”模式，美国的“信用卡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凭借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霸权得以维持。虽然美国的“信用卡经济”在短期内仍然继续凤光，但是其潜在的危机则已然显现：一旦美国强大的军事霸权难以为继，就将直接地影响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一旦美国金融霸主地位不在，美国的“信用卡经济”就将崩溃。因此威胁美国霸主地位的关键是军事实力的衰弱、安全恐慌、和信用破产。
2-1-2：美国可能的转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已经意识到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称霸全球的目标，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进入到需要盟国的多方合作时代。可以预计，为了保障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政府将被迫实施战略转变。“‘有限霸权，间接管理’可能会成为美国国内决策层的共识。‘有限霸权’指的是，美国战略目标必须量力而行，学会节制，美国将主要资源及力量集中于攸关自身利益的关键点上。......‘间接管理’就是美国避免直接干涉或介入冲突，通过‘增强联盟和伙伴关系’，将行动的权力交给自己的战略盟友。美国力求担当一个远离冲突，貌似公正的‘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通过利诱、施压、斡旋和机制安排达到美国的外交目标。......在美国全球战略性收缩的情况下，华盛顿当下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就是要物色和培养好‘管理世界’的战略伙伴。”[储昭根《美国全球战略张弛术:在有限扩张外衣下迂回收缩》]
面对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美国政府正在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与中国建立互利合作的关系、还是采取防患于未然的压制手段？导致美国对中国定位举棋不定的原因虽然有意识形态差异的因素，但是更为主要的是受益于扩张性价值观的霸主对潜在争夺者防范的本能。尽管美国对中国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但是我们认为：一旦美国在中东等问题上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美国将会为了维护其核心利益而试图以承认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为诱饵、换取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追随和支持美国，至少是在全球范围内放弃对美国核心利益和现行制度的挑战。
具体而言，与中国相关的策略转变可能包括：从“遏制为主”转向“利益分担” ，允许（而不是限制）中国在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方面发挥越来越大作用。[附注：我们认为，佐利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论述是这种策略转变的产物。利益相关者的定位可以视为美国政府被迫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试图在现行世界秩序内接纳中国。]美国对中国策略的转变或许会产生这样的远期结果：如果中国政府愿意，中国将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友。[附注：托马斯.巴奈特在《行动蓝图：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让中国领头在亚洲成立类似北约的组织将）“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核问题及东亚的导弹防御问题，为在东亚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军事同盟清除路障。有了军事同盟后，美国不仅可以将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抽调到中东和非洲，也可以同中国在中东和非洲进行军事合作。”]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策略转变既有有利之处——弱化中美之间在短期内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减缓中国由于实行国家现代化而招致美国的敌意；同时也有潜在的弊端——如果中国接受美国的定位，则可能使中国被视为功利的投机主义者和美国的附从、激化中国与全球反美势力的矛盾。我们认为：接受美国的定位（在全球事务中追随和支持美国）不仅损害中国长期的国家利益，而且有损于树立中国在重建“后美国时代”全球秩序过程中的领导者地位。
2-1-3：中国的对美策略
对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如何制定合理、现实的对美策略将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
由于美国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必然会倾其全力维持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并强化在其中的主导作用。美国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目前一强凌天下的地位，并且极力防止任何国家向其现有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会变化，变化的仅仅是贯彻这一原则的手段。
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中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鉴于中国的日渐强大，美国意识到需要把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亚太地区的决定性力量和维持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合作伙伴、力图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的不信任，又经常把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必须加以防范的对象；一方面，鉴于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互利、互补，需要维持美中关系的总体稳定、谋求现实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由于顾忌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强大冲击（包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争夺），需要采取牵制、约束的办法，防止中国的迅速崛起形成对美国的现实挑战。我们认为，造成美国政府对华策略摇摆不定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决策者们既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需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又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源于对对方战略意图不明了而产生的怀疑、同时也被彼此的价值观差异所放大。
具体而言，造成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首要原因是当下的霸权国家与潜在的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对立。对失去霸权的焦虑、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不信任正在困扰着当代美国的决策精英，从而构成当代美国政府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背景。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明晰美国决策精英的这种心理，通过提升本国行为和政策的透明化和可预测性、清晰地表明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尽可能减少美国政府的疑惑和猜忌。此外，中国政府在与美国的交往过程中不仅应该强调双方交往合作的互补性和互利性，而且在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找加强合作的机会。总结国家交往的一般规律可以发现：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是缓解两个相互竞争国家对立紧张关系的“解药”。因此，在中美关系中至为重要的是如何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找到能够强化彼此利益认同的“对立第三方”。
造成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一个历史短暂的移民国家，美国要依靠其号称“美国理想”“美国梦”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国民的民族认同感。夸大中国的社会弊病、批判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可以突出“美国理想”的正确与优越、增强其民族凝聚力，因此美国的政界和舆论界将继续乐此不疲。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相信“中国将来强大了也绝不称霸”的承诺，这是建立在几千年历史传统之上的思维定势。在自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国家强大与商业贸易、海外殖民、军事扩张、争夺制海（空）权密不可分，因此在欧美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强大与称霸是同义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内政、外交领域真正实施以和谐、公正为核心理念的新人本主义思想，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有助于缓解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心理冲击、改变中国由于美国舆论界的丑化而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形成的负面形象。
我们建议中国政府从如下三个方面制定未来的对美策略。
1.“高筑墙”：全方位发展国家实力、加速发展保护中国核心利益所必需的防御性武器；表明中国核心利益的所在、宣示保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决心和原则——“战争是解决利益争端的最终手段、和平协商优先于战争选择”、“不排除动用战争手段保护核心利益”、“一旦开战、必将竭尽全力”。苏联的瓦解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在彼此对峙的过程中，弱势一方的首先妥协意味着此前所有为对峙所准备的资源的浪费、并由此产生信心丧失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对于处于弱势的一方（如中美关系中的中国）不可轻易言战；但是，一旦进入战争对峙状态、就必须有超过对手的坚强意志支撑下去而不能再主动求和。因此，在不具有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实力之前，中国应该回避与美国的直接（以战争相威胁的）对抗，而采用相对柔性的“接触式摩擦”--即所谓的“斗而不破”。
2.“广积粮”：明确提出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原则、并将其贯彻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从而树立起中国的道义优势；在国际社会全方位地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赢得各国尽可能多的尊重；坚守一个大国所应有的外交原则、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被视为国际社会的投机分子。
3.“缓称王”：采取与美国“化敌为友”的方针，默认美国的“国际盟主”地位，承认美国为维护现行世界秩序、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在对美国敌视中国的企图做出必要的防范和准备的基础上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在经济、科技领域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有条件地支持美国的“虚拟经济”，在不损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和价值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中美合作中的各种摩擦；通过各种途径、各个层次的交往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现实困境（如让美国政府与民众切身感受到中国沉重的人口和环境压力）、自身定位和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期望，促使他们自发地认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帮助中国解决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比遏制中国更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中国民众正确认识美国，合理分析美国各方面的情况，不把美国理想化、不对美国抱有幻想，也不把美国妖魔化、邪恶化，以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眼光观察美国。
只要中国不成为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就会有所顾忌、不会倾全力对付中国，中国就可以在压力的夹缝中得到生存、发展的机会。“若把必要的妥协、暂时的让步在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下等同于‘屈膝投降’，将会招致国家利益更大的损失，并带来更大的屈辱，保持实力与强硬态度之间的合理平衡是外交艺术的核心问题。”[倪乐雄《中美冲突的本源因素及不确定性》]
2-2：与欧洲的关系定位
欧洲相对美国而言处于弱势并且较少具有侵略性。在美国称霸全球的当代，中国与欧洲具有较多的共同利益，积极发展与欧盟的关系是制衡美国的有效武器。欧洲也是美国、日本之外，中国最重要的技术、资金输入国和产品输出市场。扩大中国在欧洲国家的影响、促使欧洲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感受到中国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特别是沉重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寻求这些国家的理解和帮助，是现今对欧洲关系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欧之间没有中美之间那样的安全障碍，并且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行动中，中国与欧盟（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建立起了互相支持和借重的关系，这为未来中国与欧洲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从发展趋势来看，中欧之间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密，双方存在着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欧洲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中国需要欧洲的资金和技术。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在文化、观念、制度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双方在未来的合作中（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
虽然中欧之间在民主和人权等领域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这并不应该成为中国对欧盟持有敌意的理由，而应该加强彼此沟通、并将这种沟通转化为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种促进。由于欧盟在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较为先进的理念，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加强与欧盟的合作。
未来中-欧的关系定位应该是：加强双边政治关系，借助欧洲约束美国的霸权；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加强在人权、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沟通。同时中国政府还应该看到：在不远的将来，欧洲将步日本的后尘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加之9.11事件之后在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穆斯林的不信任感会减缓穆斯林人口的输入速度，这将为中国人口向这些国家的输入创造有利条件。尽管可以预计，这种人口输入的力度对于缓解中国面临的巨大人口压力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随着中国受过良好技能培训的人口在这些国家的比重逐渐上升，必然会带来彼此间更加密切的全方位联系，不仅从对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理解方面，还是在现实问题的倾向性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中国政府应该鼓励受过高等级教育的专业人员积极向这些国家移民，并与移民输入国政府谈判寻找合理分配移民在这些国家所创造财富的方法。
2-3：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关系定位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对于中国来说是两个具有相似特点的国家：首先，由于语言、文化的相通，这两个国家与美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利益关联和人员往来；其次，在价值理念方面与欧洲国家较为接近；第三，部分领域的制造业和科研水平较为先进；第四，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并且都拥有一定规模的华人社区。这四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有别于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定位应该是：注重经济关系、技术交流、人员往来；在人权、环境保护等方面实现合作。
3：东亚（东北亚与东南亚）战略——核心利益的基石
东亚地区是中国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中的地区，同时，中国也有条件在这里争取更多的发挥空间。无论是对地区冲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维护和平与稳定，还是促进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国的作用都不可取代。立足于东亚应该是中国现阶段外交战略的重点。在东亚建立地区多边合作体系（东亚联盟）是大势所趋，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推动东亚联盟的建立。
3-1：建立东亚联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崛起也不能摆脱这一模式。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20世纪自90年代初以来，地区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扩展，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争相抓住的历史机遇，而东亚地区尚未有大国（包括日本）搭上地区主义的帆船，这对中国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莫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一对矛盾统一到地区主义思考上来，成为中国战略谋划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议题，也隐然成为中国崛起的基础性条件之一。”[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
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国有可能在有限扩张的外衣下实施迂回的全球战略收缩，即将战略的重心转向与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中东地区而弱化相对次要的东亚地区，因此中美之间存在着战略合作的现实可能。我们预计：如果中国不在涉及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对美国发起挑战，美国将不会把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中国；如果中国能够在美国的全球计划框架内给予协助，美国将会在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的主导权方面对中国给予一定的让步，至少不会单方面支持日本。中国能否取得东亚的主导权取决于美国是否准备在此方面退让，中日矛盾、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美在东亚主导权方面的博弈和利益交换。
建立东亚联盟，需要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因此如何确立未来东亚联盟的共同理念和目标是作为东亚联盟核心的国家必须率先解决的问题。实现世界一体化目标有两种路径选择：最理想的路径是通过改造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同步推进一体化进程；更现实的路径是先在小范围内加快一体化进程，形成未来世界共同体的一个紧密核心层，再把其它自愿参加的国家吸收进来。为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导国家，中国首先需要确立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才能够借助于这一舞台逐步接近在全球范围“促进建立民主化的超国家共同体”的目标。
建立东亚联盟的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取得美国的谅解。在不太长远的未来，美国战略扩张势头极有可能由盛而衰，美国面临着由“全面进攻战略” 转向“重点地区进攻与边缘地区维持相结合”的战略。在一个并非美国核心利益所在的地区（东亚）保持对一些重要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不合情理的优势，对于美国来说不仅不必要、而且可能被视为是一种浪费。因此，如果美国能够相信“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对其霸主地位发动挑战”，那么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选择将可能是“维持其影响力而不是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即“试图做一个离岸的平衡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干涉者”。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试图成为未来东亚联盟的核心，就必须与美国达成相互信任的谅解，使美国相信中国的目标是为了东亚地区的稳定、和谐，而不是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中国不会以此为基础挑战美国的霸权。由于未来美国将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在维持现行世界秩序时需要寻求同盟者，因此一个不怀敌意（默认美国霸主地位）和日渐强大的中国将是美国人愿意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对象。如果中国能够取得美国的信任，那么中国将具有取代日本而成为美国在亚洲第一盟友的可能，竭力反对中国主导的东亚联盟将不再是美国必须坚持的选择。
建立东亚联盟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取得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在东亚主导地位的确立不应该建立在军事威胁的基础上，而应该采取和平、渐进、自愿、协商的方式，借助于经济一体化逐步实现政治一体化。一体化要达到的目标绝不应该是“一个民族统治其它民族”的翻版，而是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从而展示“将国家间的公正与和谐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可行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区域一体化形势，我国应坚持积极推进地区合作的战略方针，着手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增强地缘经济的协同效应和塑造能力。参与区域合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思路，而且还扩展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范围和方式，即通过在利益相关地区培育共同利益，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建立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消除隔阂和对立，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利益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准则。”[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开放环境中的国家经济安全”课题组《开放环境中的国家经济安全（总报告）》]
东亚联盟的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又是一个必须尽快着手的进程。双边的经济合作应当成为启动阶段的优先选择，同时以双边经济合作为基础，循序渐进地推动多边政治与安全对话与合作。依据地区一体化的一般理论和其它地区一体化的实践经验，构建地区联盟，首先要求该地区内主要经济体具有较高程度的开放性，其国内经济运行已被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其次要求该地区主要经济体与本地区其它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双边经济联系，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内聚力；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与内聚力越高，越需要有效的合作机制来规范、扩大和深化经贸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制度障碍。
近些年来，东亚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的30%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60%，并开始形成“以中国为平台整合东亚地区制造业”的新格局。东亚各国利用中国雄厚的工业基础、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廉价生产要素，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关系，同时也把各国分散进行的对美、欧贸易逐步转变成经由中国统合进行的对美、欧贸易。这种事实上已经出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为东亚地区政治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中国在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不仅有推动政治一体化的需求、而且有推动政治一体化的能力。
3-2：与日本的关系定位
实现中国与日本的真正和解是实现东亚持久和平的关键、也是建设东亚联盟的基础，其意义不亚于法德和解对于欧洲联盟的影响。中国应该努力化解日本的对抗情绪，共同致力于东亚联盟的建设。
3-2-1：日本的困境
当前日本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由于日本拒绝为侵略历史道歉，因此美国和东亚国家对日本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日本国内至今仍然沿袭的以等级为核心的价值观难以得到其它国家的认同；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冷淡使其正在失去作为东亚经济核心的主导地位；由于少子高龄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封闭和保守造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衰减。
3-2-1-1：造成困境的文化因素
千百年以来，等级化的价值观和恃强凌弱的文化互为耦合成为日本社会生活的核心，即使二次大战之后的“民主化”改造也难以将其彻底改变。此外，海岛民族长期独处的生活环境使日本人塑造出狭隘、主观的一面，二次大战之后生活在美国军事压力下的经历更加强化了日本人“回避现实”和“在自我想象的虚幻当中生活”的态度，从而无法理智地面对外部世界、消除自身固有的偏见。
等级化的价值观、恃强凌弱的文化、狭隘主观的思维和回避现实的态度使得日本在与强国交往时表现为谦卑与恭顺，而在与弱国的交往中表现为“只在乎自己的尊严名誉、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只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无视邻国的正当利益；追求安全的绝对化、不惜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对方不安全之上”。日本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决定了它在与相对弱势的亚洲邻国交往时表现出“鄙视它国、自我陶醉”的民族优越感，并且往往对历史话题反应过激、将受害者的合理诉求视为无理的挑衅。虽然二战之后，美国的纵容和东亚各国的自顾不暇使日本逃避了对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反省与改造，但是历史的疏忽不应该成为日本继续回避“反省与改造文化和价值观”的理由。即使从日本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有反省与改造文化和价值观的必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逃避对文化和价值观的反省与改造”与日本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追根溯源，日本等级化的价值观、恃强凌弱的文化源出于神道文化。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其核心是神道文化，神道文化的本质是一种神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神话中的神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是“超是非、超善恶、超人性”的。二战中，日军嗜杀成性、以杀为美，就是这种神性文化带来的恶果。近些年来，日本政要拿宗教与文化上的理由来为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其立论依据就是这种荒唐的神道文化。日本只有从神道文化、神本主义中彻底走出来，用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才能摆脱神权至上的等级思想、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这也是实现睦邻友好的前提。
人类文明的发展以普遍的权利尊重和人格平等为指向。一个缺乏权利尊重和人格平等意识的国家不可能真诚地尊重其它国家，也无法构建出以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为主旨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可以断言：如果日本继续沿袭等级化的价值观、恃强凌弱的文化，它将永远无法得到其它国家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
3-2-1-2：造成困境的“历史问题”因素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如果高等级的人向低等级的人鞠躬认错，那么以往的一切过失就应该一笔勾销，在这样的情形下再穷追不舍则是粗鲁的“失礼”。日本人的狭隘主观使他们无法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对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其它国家来说，不存在这种心理认同。
由于日本与亚洲邻国在历史问题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反差，使得它始终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他们害怕强大之后的邻国（特别是中国）由于在20世纪曾经遭受的苦难而向日本报复。在狭隘主观的思维、回避现实的态度引导下，歪曲历史事实、渲染受害者悲情而不是理性反思、真诚忏悔成为日本掩饰内心恐惧的手段。然而这种透露着虚伪和怯弱的所作所为不仅不能够得到受害国人民的谅解、反而更加激起愤怒的情绪，当这种愤怒的情绪传达回日本时，进一步加深了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恐惧感。即使在对战争持批评态度的日本人中，所秉持的批评理由大多不是认为“征服本身是错的”、而是认为军国主义的方式不可能实现“荣誉”的目的，因此他们倾向于在宪法中摒弃战争、转而采取“经济附庸化”等柔性方式实现他们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都缺乏一个反思人性的运动，因而缺乏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与亚洲各国对历史反思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70年代德国建立在人性反思基础上的历史反思），因此无论是战胜国抑或战败国都试图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解释己方在战争中的正义性，而缺少从“关爱普通个体”（无论是己方或是对方）的角度反思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深受等级-集权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领导人都不敢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指责对方的价值观偏差，因为他们深谙本国的弊端、惮悸在指责对方的同时引爆本国的雷区。由于放弃了人本主义这一评判标准，因此无法从超越民族狭隘性的层面反思历史。由于无法“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达成共识”，东亚各国无法像西欧各国那样在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平台上构建永久和平的大厦。
拘泥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是造成当今东亚各国互不信任的根源，在狭隘民族主义引导下的各执一词正在使日本与其亚洲邻国步入互持敌意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是作为“始作俑者”的日本用真诚和理性的方式、站在“关爱生命”的人本主义层面上，与亚洲邻国共同对“真实的”历史给予深刻的反思，而不应该由于恐惧报复而歪曲历史事实、为过去的错误行为狡辩。同时，作为处于实力上升期的中国也应该克制狭隘的复仇情绪，站在追求人类社会公正、和谐的层面上宽恕日本曾经犯下的罪行。
3-2-2：日本的国家定位
我们认为：面临少子高龄化困扰的日本在未来实行扩张性政策的可能性甚微。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未来日本的国策将更多是出于“守住既得利益”的考虑。价值观中占支配地位的等级思想和功利思想使日本在国际关系中一贯采取“崇拜强者、鄙视弱者”、“与强者为伍”的外交战略。造成当今中日关系不顺畅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还不够强大，日本还不服气中国”。但是随着未来中国的实力明显超过日本，“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亨廷顿语）。
3-2-2-1：情感因素对日本国家定位的影响
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的缘故，日本的文化中存在着阴郁、忧伤、自恋的情结，以及掩藏在自傲之下的极度不自信。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日本对中国一直怀有复杂的情绪：既羡慕中国的繁荣、富庶，并由此而产生出仰视强国、求知若渴的恭敬，又由于自愧弗如而酝酿出强烈的忌妒心理。在19世纪中叶之后，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步履蹒跚、渐趋虚弱，日本产生出取而代之的冲动并逐级上升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然而，随着近20几年来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日本人心中固有的不安全感、恐惧感被强化。我们认为，恐惧感（担心中国的复仇）、不安全感（担心日本在亚洲被边缘化）、历史优越感（日本不承认被中国打败）和（面对中国崛起时的）失落感是促使日本领导人选择“依附美国、遏制中国”作为其国家战略的情感因素。作为“依附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身难以赢得东亚各国信任、又不愿意中国成为东亚主导者的日本在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秉持着消极的态度，成为建立东亚联盟的主要障碍之一。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持消极态度的结果是，日本无法像德国那样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强大的建设性作用并分享由此带来的巨大利益。
此外，日本作为“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反差，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几十年里面对美国的颐指气使，使得日本各界强烈感受到无从发泄的屈辱。为了化解这种积郁甚久的屈辱、唤起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日本的政治家们试图利用以神道教为话语背景的传统文化资源。然而这种用意在对日本持有强烈不信任感的东亚邻国看来隐含着向“神国”和“神之子”意识回归的危险，历史的记忆使得这些东亚邻国产生出“日本是否试图复苏军国主义”的疑惑。
日本为争取政治大国的地位，在2000年前后曾提出了扩张对它国影响力的“软实力”战略。事实上，经过战后60年的和平发展，日本在经济上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在科技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无论是“日本奇迹”的经验、还是公司经营的模式，至今仍然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所效仿。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上，日本与东亚各国形成了深厚的依存关系，结成了密不可分的产业网络和流通网络。然而，近几年来，受历史问题和情感因素左右而采取依附美国的战略正在使日本曾经拥有的“软实力”优势逐渐消逝。如果日本继续维持过于依赖美国的战略，不能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邻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日本将会由于国内产业升级受阻而难以摆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危机；如果日本过分追随美国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在政治、军事领域采取防范甚至敌视中国的政策，日本本土的安全成本和安全风险势必增大；如果日本继续以高人一等的“优越”心态蔑视东亚邻国，日本的国际环境将会继续恶化，最终的结果将是被东亚各国所孤立而真正成为自外于亚洲的“孤儿”。
3-2-2-2：利益因素对日本国家定位的影响
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关于未来走向的路线分歧，即自由派倾向与保守派倾向之争。前者以“民生国家”为目标，对外主张国际协调主义；后者以“普通国家”（即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目标，对外主张在世界做美国的战略伙伴、在地区争取主导权。从利益考虑的角度，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日本应该放弃单方面依附于美国的战略，积极地融入到东亚一体化的建设进程中。但是从情感因素的角度，日本不仅难以放弃曾经拥有的（对东亚各国的）优越感、而且深怀“担心报复”的恐惧感。利益考虑与情感因素两者之间的对立，使得日本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困境。
根据我们的推测，未来的日本外交政策面临着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沿袭过去几十年的老路，采取继续依附美国的策略，在东亚地区确立“美主日从”的架构。但是这种选择不仅遭到以中国为首的众多国家的反对，而且已经导致日本在经济、政治领域陷入困境。第二种选择是实行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的外交政策，冲淡中、美的影响，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一体化机制。实施这种选择的难处在于当今的日本除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之外，缺乏对东亚各国具有感召力的价值理念，加之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屡屡失言”，使得东亚各国对日本难以产生信任感。第三种选择是正视中国的崛起，在历史问题上与东亚各国取得共识和谅解，在此基础上，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同创建“东亚联盟”。这一选择要求日本对其价值理念进行深刻反省和彻底改造。尽管已有日本学者呼吁日本政府重新确定日本的国家地位、正视日本的国家实力、放弃“依附美国、与中国争夺亚洲主导权”的策略，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日本社会至今尚未产生出反省和改造的内在动力，因此这个“第三种选择”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少数学者的呼吁。[附注：例如近藤大介在其近作《日本，应与中国结盟！》预测：随着中国在亚洲影响的提升，日本在亚洲无法与中国长期保持均衡。故其建议，“日本须实施对华战略方针转换”——只有与中国结盟才真正符合日本利益。]
虽然日本的政治家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东亚的影响力“正将日本置于中美夹缝中”并使日本面临着“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威胁，为了防止这一趋势的继续发展而主张“放弃在大国制定的框架内执行外向协调型外交战略、走注重国家利益的现实的内向型外交道路”，试图通过政策、法律制度及产业分工体系的“日本化”重建东亚秩序，但是由于日本缺乏对历史问题的真诚反思和源于对东亚各国的历史优越感而表现出的种种歧视行为，使得日本这种“摆脱依附性”的主张被东亚各国视为日本狭隘民族主义复兴的征兆。因此，可以预计：在尝试“摆脱依附”的努力遭受挫折之后，由历史经验和文化所塑造的惯性将驱使着日本回归到“在依附美国的前提下扩大日本在亚洲事务的发言权”的老路。
当今日本政府奉行的外交理念依然是强权政治思想：国际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各个国家按照其国家实力的大小、强弱、贫富分别处于这一等级结构的不同层次和位置上；小国、弱国、贫国只能在大国、强国、富国控制和左右的国际秩序下生存；当今的国际社会依然按照“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丛林原则”存在和运行。此外，日本外交思想中还有一个沿袭已久的“傍霸主”的理念，认为日本只有与强者为伍、向弱者索取才能维护和扩展自己的国家利益、使国家由弱变强。无论是20世纪初期的“英日同盟”、20世纪30年代与法西斯德国结成“轴心”、还是战后“日美同盟”的建立与巩固，都是这一外交理念的体现，也是近代日本“暴富”的秘诀所在。
这一理念在中日关系中的反映就是：日本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一直以征服和主宰的心态对待中国，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开始、直到冷战之后的时代，日本的对华策略都是建立在“弱化和分裂中国”的理念之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虽然日本采取不同的手段对付中国，但是其主导理念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日本把近些年迅速发展的中国视为其最大的安全威胁和竞争对手。强化美日同盟、制造中国威胁论、恢复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诉求、暗中支持台湾分裂势力、在钓鱼岛和东海石油开发问题上制造摩擦、争夺俄罗斯远东能源、排挤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试图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等等举措都是这种理念引导下的行动实施。
3-2-2-3：人口因素对日本国家定位的影响
影响未来日本国家定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的人口问题：日本的少子高龄化将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造成重大和持久的影响，所造成的结果既有经济方面的——如劳工短缺、国内消费能力下降、侵蚀国家的税基、退休金制度不胜负荷，也有政治方面的——未来的日本由于青壮年所占比重降低、人口平均年龄增加而可能更趋于保守而不是扩张。因此，有学者断言：“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逐渐上升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日本的国际经济地位逐渐下滑的世纪”。[田中景《日本经济--过去、现状、未来》]
日本政府在2006年12月1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关于2005年度少子化现状及对策的少子化社会白皮书，对日本人口将加速减少提出警告。白皮书指出，2005年，日本出现战后首次总人口比上年减少的状况，这表明日本已进入人口减少社会。白皮书警告说，今后人口减少速度还会加快。根据日本总务省2006年10月31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截至2005年10月1日，日本的总人口约为1.28亿，比2004年10月推算的人口减少2.2万。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仅为7%，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0.1%。如果该趋势继续蔓延，日本人口将在2027年降为1.2亿人，2040年降至1.1亿人以下，2100年缩减至4500万人。[附注：有关数据来源于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14年1月推計』。]
中国政府需要对日本的少子高龄化问题和日本政府的应对措施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少子老龄化的趋势一旦长期成立而且日本政府无有效措施加以改变，那么这将意味着人口负增长的日本将逐渐失去扩张的野心和足够的人力资源，也意味着日本最终需要通过人口的输入缓解老龄化问题。因此，对于处在人口与资源尖锐对立之中的中国来说，从长期看日本将不再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反而是中国在解决诸多社会问题方面的一个合作伙伴。中国政府需要在利用民间势力加强对日本价值观和文化深刻剖析和抨击的同时，冷却对抗的烈度，以期为未来的长期合作构建相互信任的基础。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需要清楚地意识到：对日本价值观和文化的抨击是为了降低未来中日合作时日本的要价和中方的成本、提高中国人在合作中的地位，而不是激化双方的对立情绪。
3-2-2-4：美国因素对日本国家定位的影响
美国因素对日本国家定位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与利用、日本对美国的依附。
在美国人看来，通过和日本结盟让日本听命于美国是美国防范日本相当隐蔽却行之有效的方式，同时也可以借助于日本的力量牵制中国。在目前以美、欧为主导的世界格局中，日本与中国都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尽管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实体，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在美国眼中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或许在美国人看来，当今的日本仅具有两点使用价值--为美国维持其霸权提供财政支持、作为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力量。因此冷战之后，美国实施的东亚战略是“让亚洲人打亚洲人”：挑起中日争端、使两国处于“鹬蚌相争”之中，在中日“两败俱伤”之后，美国坐收“渔翁之利”。
在日本人看来，由于其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为全球之最，特别是世界石油资源大都处于美国战略影响之下，因此日本只能仰美国鼻息。对美国的称霸行动提供大量金钱支持、在遏制中国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是日本讨好美国的为数不多的手段。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曾一度想“回到亚洲”，一些日本政客也发出过“对美国说不”的声音，但是大多数日本政客还是认为“亚洲对日本很重要，但不能与美国相比”。对美国过度依附、唯“美”是从的思维使得日本政界普遍认为：美国是最大的靠山，只要有了美国的支持就什麽都不怕了。因此，在美、日对华战略未发生根本转变之前，中日关系取决于中美关系：只要美国仍然保持对日本的有效控制，日本将会采取继续依附于美国的策略；只要日本采取继续依附于美国的策略，中日之间的关系就会继续处于“相互视为竞争对手”的状态。
然而，随着未来美国的战略转移，中、日、美的现行关系格局必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和美国需要中国在诸多全球性事务中的合作，不排除“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主要盟友”的可能。中国的迅速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实力的相对增长和日本实力的相对衰弱，加之日本受人口少子高龄化的影响，如果中国能够与美国达成谅解而主导东亚，日本将处于战略防御态势并失去与中国抗衡的勇气。因此决定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是美国的态度——即美国选择日本还是中国作为其在东亚的首要战略伙伴？
3-2-3：中国对日本的策略与手段
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由于中国崛起而导致的“中日两国地位互换”问题、如何缓解两国的潜在利益冲突、如何化解由于历史观的分歧而导致的情感对立。
3-2-3-1：中国对日本的策略原则
如果中国将“在未来30-50年之内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首要战略伙伴”确定为国家战略目标，那么日本而不是美国将成为中国在短期内的最主要竞争对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对日本的策略应该是：在第一阶段（即在日本承认中国作为东亚主导国家之前），中国应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消除双方的敌意和不信任感，使中国从美国的潜在敌对国变成潜在同盟国、降低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体系中的重要性；在第二阶段（即在日本承认中国作为东亚主导国家之后），中国应该与日本开展积极的合作，使日本成为东亚联盟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
3-2-3-2：政府手段之一——政治引导
如果说中国在中美之间博弈的过程中居于被动地位的话，那么中国在与日本的交往中则居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在对日关系上，中国政府的观念需要有较大的突破。首先，中国政府应该明示国家定位、发展目标，提出一套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并将其贯彻到国家的政策之中。其次，中日两国领导人应该鼓励各自的民众对历史、文化和价值观进行深刻反思，借助于人本主义价值观确立反省标准，超越狭隘民族利益和历史偏见，共同将两国的社会价值观引领到全球化时代的人本主义思想高度。[附注：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面临着如下的困境：由于受制于“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而不敢揭示日本神道教的“非人性”本质；由于自身人权纪录的污点而放弃了对日本等级制度的抨击。摆脱困境的出路是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真正建立和贯彻以和谐、公正为核心的“后现代”价值观。这两点既是中国缓解国内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实现外交战略的基石。]第三，中国政府应该主动寻找促使双方长期合作的利益目标（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共享、生产领域的技术合作、为解决老龄化的人员流动都是可能的合作领域），强化中日两国间的全方位关联。[附注：经济合作与政治和解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深入广泛的经济合作前景需要以两国在政治领域的相互信任为前提；另一方面，深入广泛的经济合作有助于加强双方的利益关联，为化解政治困局提供相互信任的基础。]第四，在日本对历史、文化和价值观进行深刻反思之后，中国政府应该支持日本成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鼓励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
3-2-3-3：政府手段之二——经济合作
顺应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不仅有利于诸如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且也有助于日本这样的先发国家继续保持繁荣。由于在经济领域，中日两国各自拥有不同的优势（如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人口、具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日本拥有多年发展所累积的资金及技术优势、适宜发展技术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中日两国具有“发挥各自优势、发展不同产业、构筑优势互补的分工体制、互相弥补对方不足”的合作前景。这种合作不仅可以使面对少子高龄化困扰的日本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通过“夕阳产业向海外转移”和“积极培养国内新兴产业”并举的战略重新获得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日本通过向中国输出节能技术、帮助解决中国在工业生产中“资源利用效率低”和“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可以有效缓解两国在资源需求方面的矛盾。
3-2-3-4：政府手段之三——军事钳制
中国政府不应该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产生过度的戒备心理。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理由固然包括“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资源争夺”考虑，但是另外的理由则包括“对中国的战略意图不明瞭”、“对未来可能遭受报复的担心与恐惧”。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逐渐老龄化的国家必然产生趋于保守、恐惧风险、安于现状、阻止冒险的社会心态。因此，尽管近年来日本的军费开支增长较快，但是少子高龄化的困扰、富裕国家守成的心态、缺少迂回纵深的劣势使得未来的日本更可能成为一个处于战略防守而不是战略进攻态势的国家。因此军事钳制只能是为了实现政治引导、经济合作而不可缺少的辅助手段，绝不应该成为解决中日情感对立的必然选择。
诚然，由于日本采取“依附美国、钳制中国”的策略，加之中日双方对历史问题各执一词而引发两国民众情感对立，因此不能排除中日两国关系“在未来趋于恶化”的可能。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政府应该清晰地表明中国的原则立场、战略目标、心理底线、和可能实施的军事措施。中国政府的清晰宣示将会向日本决策层提供必要的警示，从而促使双方更理性地分析冲突的利弊得失、进而采取避免更大规模冲突的对策。美苏冷战之所以无疾而终，就在于双方的决策层较好地理解了对方的战略意图和军事实力，从而在冲突升级趋势出现之前能够及时地自我节制。
对中国政府来说，有必要将如下的信息清楚地传递给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中国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更为和谐、公正的世界秩序，并促进人类社会通过合作解决所面对的困境；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将改善13亿人口的生存状况，也将致力于改变不平等的世界现实，因而中国的发展具有正义性而不应该被任何势力所阻挡；任何对中国的打击都将招致中国最猛烈的报复。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冲突中，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一方会更顾忌冲突所造成的损害。毋庸讳言，少子高龄化的困扰、富裕国家守成的心态、缺少战略纵深的劣势将使日本对冲突的心理承受能力弱于中国。尽管中国的综合军事实力尚不如日本，但是核武器所带来的毁灭性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如果中日之间发生无法避免的大规模冲突，中国的最佳选择应该是：直接升级为大规模的、毁灭性核战争。在实施核打击前，中国政府应该向日本明示其潜在的危险，但是不需要采取逐步升级的方式、特别是应该避免常规战争以保证核打击的突然性和有效性。
[附注：相对而言，日本国土面积狭小、缺乏纵深，而且人口密集（1亿2千多万人口中的90%集中在各个城市、其中约50%的人口集中在东京、大阪等十个大城市及周边地区，仅东京城市圈就集中了日本25%的人口），重要的政府机构、大学和科研机关、大部分工业生产基地和经济金融机构、以及主要的外贸港口高度集中，因此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更加无法承受核战争的打击。即使日本拥有制造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能力，也会由于脆弱而密集的国土布局而缺乏进行核战争的潜力。由于核战争给缺乏纵深的日本带来的损失显然会大于给其它具有纵深优势的核大国带来的损失，因此在双方核力量近似的情况下，日本核力量的威慑能力将会明显弱于对方。反之，在一场常规战争中，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科技实力等优势则能够获得比较充分的发挥。]
3-2-3-5：民间手段之一——反思历史
强化作为受害者的形象在本质上是一种试图逃避真诚反省和忏悔的狡黠，这是中日两国政府和民众在对待历史问题时的共同心理误区。中日两国的民间组织应该就历史问题展开开诚布公的讨论，不仅就历史事实本身的准确性、更重要的是如何在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原则指导下解释和理解历史等问题上展开对话。邀请中立国家的历史学家参与讨论不失为一种缓解双方对立的有效方法，因为超越狭隘民族情感的第三方的介入有助于纠正中日双方各自的歧见、缓解由于偏见而产生的对立。在反思历史问题时，拥有道义优势的中国应该具有宽广的胸怀、正确的价值观，应该率先克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应该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持有理性的态度，承认其中包含有追求民族自尊的合理性，同时对日本民族主义历史观的狭隘之处给予公正、理性但是清晰、有力的批判，同时也需要对自身的民族主义历史观给予深刻反思。
3-2-3-6：民间手段之二——人员交往
一方面日本的少子高龄化产生了对移民的大量需求（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推算，在今后的50年间，为了维持国民经济的发展，日本每年需要60万移民），另一方面面临人口压力和失业困扰的中国具有向外输送劳动力的巨大动力，因此在人员交往方面，中日两国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虽然中日两国在人员交往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相对于两国各自的潜力而言，在这方面的合作尚不如人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单一民族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封闭和排外心态。
如果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组织能够共同营造出和谐互助的氛围、如果日本民众能够真正确立人格平等的价值观、如果中国民众能够克服狭隘民族主义的偏激，那么中日两国就有可能实现全面的互利合作。在一个中日两国相互尊重与合作的时代，中国的青壮年前往日本工作、日本的老年人在中国颐养天年将不会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3-2-4：琉球群岛问题
琉球群岛问题反映了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剥夺琉球人民自主权力的霸道。从历史关系来看，琉球是一个与中国和日本都有着密切交往的政治实体，琉球人在种族、文化和语言等方面同日本人和中国人都有很大的区别。
据历史记载，琉球与中国的大规模交流始于明朝。1372年（明朝洪武五年）琉球按司察度入贡、受册封为中山王、改流求国号为琉球，自此以后，琉球王国一直使用中国朝代的年号、奉行中国正朔。1393年琉球国派人到北京国子监学习，此后继续不断。在1879年（清光绪五年）日本强行“废球置县”之前，琉球王国的官方文书、与英法荷订立的外交条约、正史等都是用汉文书写，其国都首里城的宫殿不是坐北朝南、而是面向西方，表示其归慕中国之意。琉球国王需要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才能获得合法地位，若未及册封则只能权宜“署国”而不敢称王。中国皇帝屡屡赏赐匾额和财物，曾经颁旨称“琉球国世守臣节，忠荩可嘉”。
琉球与中国断绝往来是由于日本的强行侵占：1871年，日本单方面宣布琉球王国为日本“内藩”，破坏了自1372年起中国对琉球的宗主国地位；1875年，日本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朝进贡；1879年3月30日，日本采取强迫手段“废琉置县”、将琉球国改为冲绳县，并流放了琉球国王。当时的琉球国王曾秘密派员赴北京求援，清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作为琉球的宗主国，清政府虽然腐败软弱、无力出兵，但却从未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吞并。1879年6月12日（光绪五年四月廿三），李鸿章在天津会晤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及其随员扬格（J.R.Young）、美国驻华副领事毕德格（W.N.Pethick），李鸿章要求格兰特就琉球问题进行调停。在格兰特的建议下，日本提出让琉球国王在南山复国。清朝咨询琉球国王意见，琉球国王认为：南山土地贫瘠，无法生存。清政府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1880年4月4日，李鸿章会见竹添进一并出示了琉球三分方案，即包括琉球本岛在内的中部各岛归还琉球、恢复琉球王国，将宫古及八重山以南各岛划归中国，将包括奄美大岛在内的五岛划归日本。所提建议后来没有达成共识。自此之后，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未就琉球问题签署过任何文件，最终琉球问题被搁置下来。此后历届中国政府也都没有与日本签署过有关琉球的条约。
作为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美、英三国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以及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明确要求日本必须放弃“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日本接受敦促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意味着接受放弃“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的要求。从日本侵占琉球群岛的方式来看，“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理所应当地包括琉球群岛。事实上，琉球群岛在战后被美军“托管”，也证明了日本失去对琉球群岛的控制权。1970年美国依据未被中国政府承认的《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在排除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主持召开的对日和会以及在和会上通过的《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私自将琉球群岛的“施政权”转给日本，使日本再度窃据琉球群岛。尽管如此，美国政府也自知理亏，因此宣称转移的是“施政权”，从而回避了主权问题。日本对琉球群岛的重新占领是美国政府私相授受的结果，无论是依据历史承继性、国际法普遍遵循的自主原则还是二战后联合国的托管协议，日本都不具有获得琉球群岛主权的正当性。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占领侵害了琉球人民的自主权力，因此国际社会有义务帮助琉球人民争取被剥夺的自主权力。
3-3：与台湾的关系定位
我们认为，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争执之所以引人注目和难以化解，其根源在于美国和日本试图阻止中国大陆扩展对台湾的影响力，并进而利用台湾作为牵制中国的力量。随着美国的战略转向“有限霸权”，加之干涉台湾可能会导致美国面临核战争威胁，因此美国对台湾问题的重视程度将会减弱，甚至有可能放弃利用台湾牵制中国的策略。[附注：托马斯.巴奈特在《行动蓝图：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一书中表达了这种转变的意向：如果美国因小失大，为了台湾而同中国开战，将对世界“核心”造成巨大的震荡，因此“美国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台湾。如果‘台独’分子一意孤行，执意同大陆挑起战端，就让他们自己去承担后果，不要将美国牵扯进去。”]如果美国战略转向和中美争执弱化成为现实，台湾问题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将不再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而只是如何加快两岸合作和一体化的技术问题。
只要中国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同时能够有效控制日本对台湾的影响，随着美国战略的转向，台湾将难以改变依附中国的命运。在东亚经济一体化日渐深入的当代，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正在变成“在世界各国面前树立中国威望”的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的对台政策正在转向“强化经济联系、淡化政治统一、抛弃意识形态分歧”的方向。台湾只要在未来不触动中国政府“树立威望”的底线（如避免在“台湾独立”问题上刺激中国、不与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结成军事同盟），相信中国政府会允许台湾长期保持“经济依附、政治独立”的格局。
我们推测，在中国政府看来，台湾问题是癣疥之患：默然视之必然会遗患无穷，过于关注又会影响中国的全球战略。中国政府的合理选择将会是采用务实灵活的策略、将“密切台湾与中国的事实关联”作为近期的行动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既可以使用经济手段（如强化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的联系）、也可使用军事威慑（如为台湾的“独立”、“自主”划定底线），同时会更加积极地采取非军事性控制手段。
我们认为，如果台湾承诺“在两岸对台湾地位取得共识之前不宣布台湾独立”，中国政府应该在实际上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为了推动两岸交往的深化，中国政府可以默认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存在的事实，为了满足台湾民众的利益诉求而赋予台湾一定的国际交往空间（如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准政府国际组织），采取各种理性的手段争取台湾民众（特别是精英阶层）出自情感和利益考虑的认同。如果政治谈判在短期内难以开展，则应该重点开展经济文化交往，尽快解决三通问题、避免双重征税问题、台湾对大陆开放劳务市场问题、双方给予对方公民及法人国民待遇问题、文字统一问题。
如果台湾和大陆的领导人都能够从“为民众谋求利益”的角度理智地对待彼此的分歧、排除某些势力“邀洋自重”的心态，那么两岸统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只会是“和平协商”，因为大陆与台湾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关联、社会交往决定了两者之间合作优于对抗的发展前景。如果不考虑美国和日本的介入，大陆与台湾之间军事实力和战争资源的显著差异决定了台湾不具有抗拒大陆军事占领的能力。
化解大陆与台湾在政治上对立的一个可选择方案是：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建立独立的区域自治权力机构，同时将外交和军事权力、以及协调不同区域自治体利益纠纷的权力让渡给中央政府，实现区域自治基础上的联邦化；为了回避中华民国（第一共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共和）之间的名分之争，各区域自治体共同归属于中华联邦共和国（第三共和）的名下。
当前，台湾的主要困境是由于“民主价值观的普及滞后于民主制度的实施”而导致族群对立，司法的不独立和不公正加深了族群对立的程度。“台独”问题只是族群对立这一问题在台湾这一特定地区的一种表达。即使台湾真的能够独立，族群对立问题依然会以其它的方式困扰台湾社会。民主化固然有诸多好处，但是民主化最终异变成为“以族群划界、相互攻击”的民粹化对抗，则是台湾人的真正悲哀。这是未普及民主价值观（“人人平等”、“尊重个体权力”）之前匆忙实施民主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结果。如果台湾民众不能够放弃族群对立、相互攻击的恶习，台湾未来的前景必然是“自我边缘化”。
3-4：与朝、韩的关系定位
从长期来看，中国应该把“获得韩国对中国主导东亚联盟的认同”作为处理朝、韩关系的主要目标，为此应该对由韩国主导的朝鲜半岛统一进程提供尽可能的帮助。这其中的原因是：首先，朝鲜和韩国的民众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因此朝鲜半岛的最终统一是无可阻挡的潮流，顺应这一潮流、并提供尽可能的帮助是中国政府务实的选择；其次，由于朝鲜的经济趋于崩溃，因此即使朝鲜愿意依附于中国、对中国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而且中国能够从这种依附关系中获得的现实收益并不显著，尤其在中国能够与日本和解、与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之后，对中国来说，朝鲜将失去战略价值。但是，在韩国对东亚联盟未表现出应有的诚意之前，维护朝鲜的独立、“通过维护朝鲜的独立制约韩国、日本”，可能更有利于中国保持在与韩国交往时的主动性。
从短期来看，中国应该采取的行动包括：在朝鲜问题上积极推进朝韩双边谈判，利用美国目前无暇顾及朝鲜半岛问题的时机，适时发挥推进作用；在获得“外国驻军将撤出统一的朝鲜半岛”的承诺基础上，鼓励以韩国为主导的朝鲜统一；严防中朝边界出现大规模的难民潮，对已进入中国境内的朝鲜难民交由韩国处理；积极推进与韩国（或统一的朝鲜）的联盟关系，用中韩关系的提升促进中日关系的和解，使韩国成为构建东亚联盟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
对于近年来在韩国愈演愈烈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冷处理”的态度：首先，由于韩国在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关系中）的相对弱势地位，因此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不太会导致对外扩张的行动，而更可能停留在“国内义愤”的阶段，中国政府无需过分担忧韩国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影响；其次，应该通过两国民间（特别是学术界）对历史问题的理性探讨平抑两国民众的情绪对峙。
3-5：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定位
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东南亚应该定位为“重要的政治盟友、稳定的经济伙伴和资源供给地、产业资本的主要输出目的地之一”。东南亚拥有丰富的石油、橡胶和其它矿产资源，以及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最重要的是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在世界经济链条上处在中国的后方。由于东南亚各国没有自己完整的制造业体系、缺少自主的知识产权，因此在东南亚，中国尚不先进的制造业和科技企业能够赚取到高额的附加利润。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企业要实行“走出国门”的转变，东南亚将是首选之地。此外，东南亚国家的农业生产潜力相当大，可以作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粮食储备的重要来源。
从短期来看，中国应该维持东南亚各国作为亚太地区中间力量和大国关系平衡者的作用，避免其在战略上倒向美国，以维护中国周边的和平与稳定。依照目前的形势，东南亚各国之间固有的矛盾、本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插足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此，中国政府应该采取两个层面的应对之举：首先，在全球层面上，对于美国关注的重点问题（如以“反恐”名义开展的与穆斯林的战争、反毒品战争、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等问题）与美国展开积极合作、换取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利益需求的默认，因为对于美国来说东南亚的主要作用是牵制中国、因而属于边缘利益地区，而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属于核心利益地区，因此在中美之间存在着为了确保各自的核心利益而放弃边缘利益的可能性；其次，在区域层次上，中国政府应该有效地利用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民间的传统密切关系，积极发展民间的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努力通过非政府层面的交往缓解东南亚各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戒备心理，尤其在涉及东南亚多个国家利益的南沙问题上宜保持低姿态，为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创造有利条件。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度开放产生的“溢出”效应密切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贸关系，使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敌意大大降低，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相应扩大，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在东南亚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关联，除了中国政府确立的在未来10年内完成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目标之外，中国政府还应该积极鼓励民间的经济交往、鼓励中国的企业家到东南亚投资。
3-6：与缅甸的特殊关系
缅甸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在于：通过缅甸，中国可以获得在印度洋的出海口。在印度洋确保出海口，可以极大地拓展中国在战略上的回旋余地、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得到过证明。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尽速利用缅甸被国际社会（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全面制裁的时机，扩大对缅甸政府、反对派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加速修建能够被中国控制的铁路、高速公路、输油管线和港口，迅速扩大对缅甸的投资、在印度洋沿岸建立自由贸易区，加快与缅甸在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交流。在扩大对缅甸的影响力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充分尊重缅甸人民的自主权利，利用利益、情感和道义建立起与缅甸各族人民的密切联系，使中缅合作成为中国与弱小国家互利合作的典范。
4：非洲与俄罗斯战略——积极进取的方向
所谓非洲战略（南下战略）是与非洲各国开展广泛的互利合作。所谓俄罗斯战略（北上战略）是与俄罗斯（特别是远东地区）在人员交往、资源供求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实施北上战略与南下战略的主体应该是受到政府支持的民间组织，其特点应该是以经济（商贸与投资）往来为前导、带动大规模的人员交往，探索在沿海港口区租赁土地、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
4-1：与非洲的关系定位
与非洲的关系定位：由于非洲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加之缺乏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缺乏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排外情绪，因此较之欧美发达国家，撒哈拉以南的广大非洲更应该成为中国企业优先考虑的积极进取方向。
4-1-1：非洲的困境
缺乏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是当前非洲各国普遍面临的经济性困境。非洲有8亿多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2%，但经济总量却不到世界的2%，贸易额仅占世界总贸易额的1.5%，每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及世界总量的1%。在联合国公布的全球49个最不发达国家中，有34个在非洲。[附注：以上均为2003年以前的数据。]
造成非洲经济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其一是非洲作为初级原料提供者的定位。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前的三四百年时间里，非洲就曾经作为初级原料的提供者参与了重商主义时期的全球经济，成为世界市场中的一个次要、边缘角色。此后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统治进一步加剧和巩固了非洲的这一定位。20世纪60年代之后，尽管众多非洲国家相继获得政治独立，但是除南非以外的其它非洲国家在经济上仍然受制于各欧洲宗主国。由于未能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大多数非洲各国的经济不得不继续过度依靠原料开采和出口，加之采掘业大多受各大跨国公司控制，因此非洲各国缺少原料市场的定价权，世界原料市场的任何波动都会对非洲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其二是经济结构调整计划（SAPS）的负面影响。SAPS主要采取的是减少文教、卫生等社会服务开支，贬值货币、取消财政补贴等经济自由化的手段。但是十多年的实践证明，SAPS并不成功，它带给非洲的是经济的停滞和贫困的蔓延。在SAPS实施的整个80年代，非洲的GDP下降了42.5%，因此被称为“失去的10年”。总体来看，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非洲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它弱化了非洲作为全球资源基地的地位，加剧了非洲的边缘化。这种边缘化反过来又加剧了非洲内部对有限资源的争夺，甚至爆发冲突和战争。
由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普遍缺乏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加之当权者把政治权力当成掠夺资源的手段，因此造成内乱不断。这是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政治性困境。与亚洲各国不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非洲新兴国家基本上不是“重建”而是“新建”——先宣布建国、而后利用政府人为的力量来推进民族一体化进程。如何将分割破碎的众多传统村社和群体逐渐聚合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富于凝聚力的新型国民文化体系、使各新生国家由沙聚之邦演进为内聚向心之国，从而在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府管理机构的有效性方面走向完善、成熟、稳定，仍然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当代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具体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的政治性困境首先表现为部族矛盾。非洲大陆部族众多，总数大约有2000多个，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几个或十几个，有的多达数百个（如前扎伊尔的部族为254个）部族。由于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传统大家庭式的村社生产关系始终没有打破，加之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是多族体而非单一民族国家、拥有多元性的语言和文化，部族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非洲国家的政党和政治派别大多建立在部族基础之上，部族意识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一党制时期，非洲国家的部族矛盾只是被强力压制，而形成这一矛盾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深层次原因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因此，当90年代初多党民主风潮吹来时，久被压抑的矛盾犹如沉睡多年的火山再次喷发。所不同的是，冷战后多党民主化时期的非洲部族因素较之以往与政党、政权和国家等政治因素更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加鲜明的部族政治表现形态。
其次，非洲各国的政治性困境还反映在上层管治机构与底层社会的脱节。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统治非洲的几十年中，非洲大陆大多数地区仍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经济和完整的传统文化，这使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西方的影响。即使在今天，欧洲文明的影响仍然主要集中在城市和社会上层人士中。在撒哈拉以南的广大非洲乡村，至今仍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未发生较大的变化。广大乡村的极不发达提供了在乡村层次上对欧洲文明的天然抵抗，在那里并没有承认中央政府权威和地位的习惯。由生活在城市、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们组成的中央政府缺乏与广大乡村的密切联系，独裁体制又使其失去现代意义的民意支持，因此在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里，中央政府的权威较为虚弱，如果中央政府的执政者对部族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矛盾、甚至发生动乱和内战。
第三，非洲各国的政治性困境还反映为边界争端。非洲各国的边界大多是在殖民主义时代由欧洲殖民主义者根据各自国家的实力和利益强行划分的产物。这种边界划分未考虑到非洲民族和地域的实际情况，因而埋下了非洲各国边界冲突的祸根。自60年代非洲各国相继独立以来，非洲国家间因边界争端爆发的武装冲突多达十几起。目前，在非洲53个国家中，约有30多个国家仍存在着边界领土争端。
艾滋病的传播导致大量青壮年死亡，是当前非洲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性困境。截止到2000年底，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共有253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或患上了艾滋病，在全世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成人中非洲占了70%；自艾滋病爆发以来，全世界死于艾滋病的人约有2700万，其中3/4来自非洲；在全世界因艾滋病而沦为孤儿的人当中，约有12l0万人在非洲；在16个艾滋病情况最为严重的国家中，成人（15岁～49岁）的感染率都超过了10%。南部非洲的情况最为触目惊心，那里几乎集中了世界上感染艾滋病最为严重的所有国家，其中博茨瓦纳和南非两个国家的成人感染率分别达到了35．8%和19．9%。南非成为世界上感染艾滋病人数最多的国家，达到420万人。津巴布韦、赞比亚、莱索托、马拉维、纳米比亚、斯威士兰、莫桑比克等国家的感染率都超过了10%。东部非洲的严重状况仅次于南部非洲，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布隆迪等国的艾滋病感染率都达到了两位数。中部非洲以中非共和国最为严重，感染率达到15%。由于艾滋病的影响，感染病毒的主要劳动力死亡，很多非洲国家越来越难以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世界卫生组织在名为《改变中的历史》的报告中指出：非洲撒哈拉以南一些国家的艾滋病疫情如果不能受到控制，可能面临经济崩溃。
4-1-2：中国与非洲合作的前景
尽管非洲各国面临着上述困境，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些困境不仅不应该成为阻止中国与非洲合作的障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进中国与非洲合作的作用：缺乏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有利于接纳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缺乏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有利于降低经济合作的政策壁垒；大量青壮年死亡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为中国提供了转移劳动人口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中国除了利用非洲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之成为中国的资源供给方和产成品出口地之外，也应该积极拓广中非经济合作的领域、深化中非经济合作的程度，利用非洲的资源优势和政策优惠，使非洲进一步成为中国产业资本的输出地、劳动人口的迁徙地。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求生存靠欧美、求发展去非洲”应该逐渐成为一种共识。
中国产业资本进入非洲，不仅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发展，而且也将有助于推动非洲各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工业化、提升经济结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民众生活。如果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最终出口地的中国企业能够在政局稳定、政策优惠、成本低廉的非洲国家投资设厂，不仅可以利用欧美发达国家对非洲各国提供的贸易优惠条件、从而避开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而且可以增加非洲对发达国家的产成品出口、改变单纯依靠矿产品资源出口的不利现状。如果中国农民能够租赁这些国家的土地，将会改变非洲农业耕作技术水平较低（一些农产品的单产只及世界平均产量的1/2）、畜牧业处于粗放经营的状况，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和畜牧业的产出能力，缓解非洲国家面临的饥荒威胁。
4-1-3：中国与非洲合作的保障措施
非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资源进口，更是中国长期发展的战略基地。为此，中国政府需要在社会、文化领域采取措施，以确保中国与非洲合作的长期稳定。这些措施包括：中国在与非洲（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中应该吸取欧洲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日本扩张主义者在亚洲所犯过的错误——无视当地民众的利益，中国政府应该鼓励进入非洲的中国企业和劳务人员积极学习和适应非洲的文化、尊重非洲人的习俗，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内与非洲人民保持友好交往；继续保持自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无偿援助非洲的传统，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救济、通过提供非营利性基建项目援助、通过向优秀青年提供培训机会、通过派遣医护人员提供医疗服务，使中国与非洲的友谊长期维持。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应该成为“和谐理论”的实践舞台和成果典范，成为中国积累国家软实力（道义优势）的过程。
4-2：与俄罗斯的关系定位
就中短期来看，中俄两国共同受到美国霸权的压制，因此具有强烈的合作倾向，而且技术交流和资源供求也为双方的合作拓展了空间。但是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由于俄罗斯根深蒂固的封闭性极可能封杀中俄进一步互利合作的空间。俄罗斯沿袭已久的帝国情结可能会促使它借助于资源垄断优势而重新谋求霸权。
4-2-1：俄罗斯的困境
作为一个拥有最大陆域面积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俄罗斯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力匮乏。一份题为《俄罗斯人口危机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解决之道》的报告显示：俄罗斯人口在1992年至2004年期间减少了1040万，2005年前10个月减幅已超过60万人。报告预测，如果俄罗斯人口继续保持目前减幅，那么到2025年俄罗斯的人口总数将减少至1.139亿，到2050年俄罗斯的人口总数将减少至大约一亿。这种占地广阔却缺少足够人口的困境对俄罗斯的社会产生着巨大影响。
劳动力短缺不仅在短期内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从长期来看，将导致俄罗斯经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近几年，自然资源（特别是原油、天然气和矿产品）出口收入已占据俄罗斯外贸总收入的2/3，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占据了俄罗斯GDP的1/4，因此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变成“石油国家”（petro-state）——即一个经济结构和经济中心高度依赖油气产业的国家。可以预言，随着对自然资源出口的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匮乏的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荷兰病”（Dutch Disease）的困扰。
[附注：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W. M. Corden和J. P. Neary在1982年提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长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但是这时对制造业产品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同类制成品来满足，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由于对不可贸易部门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因此在一段时间之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荷兰病的中短期影响表现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出现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的局面，制造业领域的原有人力资源或者大规模向优势行业及其相关行业转移、或者外流到其它国家。荷兰病的长期影响是：一旦制造业衰落，国家能力的基础将被破坏，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组织变革、以及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这是对人力资源质量要求较低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所无法提供的。荷兰病模型揭示了人口较少的资源大国在本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所可能遭遇到的障碍。]
劳动力短缺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由于俄罗斯辽阔的国土来自18、19世纪的武力掠夺，因此人口（特别是主流民族）短缺的加剧以及前苏联崩溃造成的国力衰退使得俄罗斯人产生出对保卫国家利益的焦虑。过于广阔的疆域和逐渐减少的人口、日渐衰弱的国力、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之复杂的民族和宗教构成是引发俄罗斯分裂的潜在因素。2004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称，10年后俄罗斯将可能分裂成6至8个国家，其中远离俄罗斯经济核心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脱离俄罗斯联邦的可能性最大。对此忧心忡忡的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认为：俄罗斯必须加紧建设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基础设施使其能同欧州地区看齐，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当地居民的出生率。他说，“应该发展俄罗斯的亚洲部份也就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这不仅仅是因为当地资源丰富，更因为当地居民的空心化正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不需要任何战争这片地区就可以脱离俄罗斯。”
人口短缺正在造成俄罗斯人对未来的焦虑，而这种焦虑被孤立主义情结的传统、前苏联崩溃所造成的愤怒、以及美国对俄罗斯钳制和敌视（其证据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东欧的扩张）等因素所强化。具体而言，俄罗斯人对未来的焦虑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俄罗斯人担心人口减少不仅导致劳动力大量短缺、最终拖累俄罗斯经济的发展，而且“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俄罗斯将面临无人守卫的境地”；另一方面，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人强烈地感受到美国以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为目的的“弧形攻势”的巨大压力，面对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许多俄罗斯人担心优越的利益保障受到损害、主体文化受到侵蚀。这种焦虑正在俄罗斯人当中酝酿出“对外部世界不信任和排斥”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外交领域表现为孤立主义、在内政领域表现为狭隘民族主义。在孤立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限制和规范外国人在境内工作”、“以停止石油-天然气供应胁迫其它国家”正在成为克里姆林宫用来向别国施加压力的工具。“驱逐外国侨民”、“停止向邻国供应石油-天然气”事件的发生，不仅损害俄罗斯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强化其它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感，而且将影响俄罗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进一步加深与外部世界的对立和内在的孤独感。
在一个全球性资源短缺来临的时代，世界各国需要俄罗斯能够公正地分享其广饶的资源（如制定合理的资源出口价格、接受外国移民填补劳动市场的空缺）。否则，一个狭隘、孤立、对外排斥的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遭受分割与肢解的威胁。
4-2-2：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基础与前景
作为人口大国和资源进口大国的中国，与俄罗斯在现阶段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主要体现在资源供需和劳动力交换两方面。在与俄罗斯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的原则包括：弱化政府作用、鼓励民间交往；放弃政治争端、鼓励经济合作；鼓励双边合作、减少多边交往。在移民问题上应该采取的策略包括：经济与政治分开、民间与政府分开，鼓励中国移民接受俄罗斯文化、融入俄罗斯社会。同时中国政府应该积极游说俄罗斯的决策者，使其对中国的困境给予理解、努力消除俄罗斯对接受中国移民的怀疑和顾虑。在资源供需方面，应该采取“明确市场化为主”的策略，鼓励中国企业通过市场渠道与俄罗斯企业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关系。
4-2-3：对可能出现之困难的对策
如果俄罗斯国内的孤立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得不到制约，将极可能导致中俄之间合作的中断或者瓦解，中俄两国将会在移民、领土、资源问题上发生严重争执。面对出现这种不利前景的可能性，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寻求双方在经济基础、地缘政治、价值观念、以及致力于未来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方面的共识，与此同时，也应该准备好应变的手段。具体来说，就是在承认“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在“符合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层面上重新考虑国家主权的相对性。
领土主权从来就不具有历史绝对性而只是近代的产物。如果19世纪美国人能够通过“购买”方式扩大疆域，那么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不能如此照搬？中国政府需要从美国人取得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的经验中找寻灵感与智慧。我们认为：在改变主权归属的同时平等对待原住民，并不违反人本主义的价值理念；在一个现实主义主宰国际关系的时代，这样的做法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人口匮乏、资源丰富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必将成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大国进行利益博弈的舞台。我们预计，在与俄罗斯关系方面，未来中国可能面对如下几种情况：最优的情况是“和谐理念”在远东开发过程中得到贯彻，从而达成借助于俄罗斯的资源（矿产与土地）、中国的劳动力、日本的技术、美国的资本而实现各方的合作互利；次优的情况是中俄合作能够顺利展开，双方在资源开发、市场分享、人员交往方面顺利展开；次差的情况是俄罗斯的排外情绪主导国家政策，迫使美国、日本、中国几方势力联合起来弱化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控制；最差的情况是俄罗斯与美国、欧洲达成利益共识，俄罗斯在“戒备中国”的心理主导下弃置中国的利益于不顾。未来远东地区的利益博弈将是对中国政府智慧的巨大挑战。
5：中亚、南亚、拉丁美洲、中东战略——有选择的互助关系
5-1：与南亚各国的关系定位
对于中国来说，南亚的重点是处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其中中国对印度的关系定位决定着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由于中印两国具有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相似的地位、以及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着相似的问题，尽管中印两国会在一些领域相互合作，但是在总体上中国与印度将会是长期的竞争对手。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定位应该是：争取双方和谐共处、相互理解、平等竞争、积极发展经济合作关系；但是需要防止印度对中国全球战略的破坏，在必要时可选择积极的遏制战略（如利用中国相对优良廉价的工业制成品和较为先进的民用技术打入印度市场、使印度对中国的民用产品形成惯性依赖、从而遏制其国内生产能力的提高；挤占印度优势产业在国际上的空间、销蚀其优势；发挥巴基斯坦对印度的牵制作用；适时利用印度社会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如种族分离、地区差异、宗教对立、贫富分化、等级歧视、政府管治软化）。
5-2：与中东各国（含撒哈拉以北各国）的关系定位
中国不应该过多染指中东的内部事务，这是由于中东事务的复杂性和美国将中东定位为其核心利益区的现实决定的。但是，这一定位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消极对待中东事务。由于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偏袒（如在以巴问题上）和失误（如在伊拉克问题上），因此美国在中东将会遭遇到长期的挑战。对此，中国应该在默认美国主导的现实前提下，倡导“和谐公正”的价值理念以区别于美国具有扩张性、功利性、强制性色彩的“现实主义”外交，加强中国“和谐”外交的感召力。同时，中国政府应该注重与中东地区各国发展双边的经贸往来、积极地利用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和消费市场。
5-3：与中亚（包括蒙古）各国的关系定位
资源供给、农业生产和反恐合作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合作的基础。在双边交往中，应该努力摒弃美国、俄罗斯的影响。
5-4：与拉美各国的关系定位
拉美各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以及不可忽视的市场空间、与美国的密切联系是中国与拉美各国实现经济互利合作的基础。中国政府除了继续开展资源进口、商品出口之外，还应该鼓励中国的企业进入拉美，积极利用拉美的资源优势和地理优势。
2005年4月完成初稿写作
2007年2月完成第一次修改
2007年6月完成第二次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