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相关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内源发展项目社会评估的一些重要案例，讨论了“以文化引导发展”的理念和实践问题，认为新的发展观念的贯彻实施必须有相应的操作方法上的保障。而为世界银行所倡导的如项目前做好评估、注重当地人的发展自主权和文化传统、制定特殊政策以增强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等方法就很值得借鉴。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解决传统“复制”“发展”理论在第三世界发展实践中所引发的诸多复杂社会、经济问题，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等组织不仅适时提出、建构起“发展即文化，文化即发展”的新观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实施了一系列内源或内生性发展项目。本文拟结合笔者已完成的一些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内源发展项目社会评估案例，讨论“以文化引导发展”的相关问题，以期有益于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及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维持。

一、以文化引导发展的“内源”性解读

“以文化引导发展”的核心在于强调发展的“内源”性或内生、自生性。经过三十多年来发展理论的持续探索及实践经验总结，其含义也不断得以丰富和完善，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层面。

1.人是发展的目的和动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发展下定义为“发展就是转化成为文化的科学（技术、经济、环境等等，总之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实际上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内源发展”。[1](P17) 它指“在形式上，发展应该是从内部产生的；在目的上，发展应该是为人服务的。”[1](P2) 从而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重物不重人的发展模式，强调以人为中心。[2] 由于发展是以人、人的能力和人的创造性为中心，因此社会—文化因素被认为既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发展的最终结果。

2.发展的“地方”介入

在反思传统发展模式及实施发展项目的过程中，世界银行等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一步提出了参与式发展理论，这使得内源式发展更具有操作性。其理论核心是“赋权”，即对参与和决策发展援助的活动全过程的权力进行再分配，简言之，就是增加当地人，以及穷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强调的是对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尊重，对基本人权的保障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基于此，参与式发展理念和实践被总结为民本主义的参与式，它宣称“地方”是发展介入的核心，发展代理者应由指令性的外来专家向擅长于地方知识的专家和能人转变，同时通过促使发展对象参与发展项目的每个阶段来实现“上”、“下”权力关系的平衡。[3] 这种发展的“地方”介入理念，在理论界被看作是对发展观的地方或传统主义、女权主义式的解构。[4]

3.文化作为资本的发展

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的行动和探索相照应，发展理论界也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舒尔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布迪厄80年代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等。前者突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开发的决定性作用，而后者通过文化资本存在的三种（具体的、客观的和体制的）形式，分别从个体文化资本、文化产品、文化体制三个方面肯定了文化对个体、企业、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所具有的意义。[5](P1～12)

“文化资本”理论被引入后，一些学者根据中国西部实际，进一步提出了“民族文化资本化”说。认为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充分发挥本民族的文化的积极作用，创立一条适合本民族发展的道路，是当代的民族发展过程中所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6](P51) 其直接表现为文化产品的开发和利用，是文化场域中的权利在经济场域中的价值实现，是将直观的、具体的种种文化事项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到多民族文化经济广泛交融的过程中，去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更进一步则是指通过这些表层的努力去参与隐藏于经济运行活动之下的规则的制定与修改，从而使民族文化能够将过去重新再现，又能够使过去在现在中进行新的创造，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利。[7](P64) 这也就表明，借助民族文化资本化运营，能够将发展与文化相协调。

4.文化作为产业的发展

“文化经济论”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正在逐渐走向“文化经济”时代，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已成定势，文化将在未来经济结构升级中起核心作用。“文化经济”其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其以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等文化产业为链条，实质是人本经济，旨在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8] 新的发展观念在世界银行等组织策动的发展项目中得到了有效贯彻，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项目实施前所做的一系列评估工作，如项目影响的环境评估、社会评估、移民评估等。其中社会评估的目标是从项目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分析其利弊得失，使项目得以整体优化，保证其顺利实施，并实现项目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优化。由于项目的实施及效益最终通过目标群体体现出来，因此参与式社会评估的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方式将当地人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让他们对项目发生兴趣和感想，并谈出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从而促进当地人进行调查和分析，分享调查和分析的结果，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其明确要求“必须尊重地方的习惯和风俗，并将所要实行的项目尽可能地与当地的需求和文化习俗结合起来。同时，在项目评估中，应尽可能地利用和保护地方文化，以维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地方特色。”[9](P62)

2000年以来，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受世界银行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较好地完成了多个相关中国西部、中部民族地区或乡村社区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估任务，内容涉及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协调发展等多个领域，现选择西部民族地区内源发展的重要案例作以介析。限于篇幅，每个项目只介绍概况及部分实施建议。

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内源发展实证案例

1.新疆与甘肃的畜牧业综合发展项目

本项目是世界银行贷款，由中国农业部组织，在新疆和甘肃实施。从1998年开始进行项目识别，到2004年实施，前期评估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项目开始是准备在西部四省开展细毛羊项目，目标是通过培育细毛羊以国产羊毛替代进口羊毛。但经过2000年第一次参与式社会评估后，基层反馈的意见比较多，因此便把细毛羊项目改为羊项目，包括细毛羊和肉羊。2001年又对项目进行了第二次社会评估，基层的意见还是较多，认为西部的环境差异很大，有的地方适合养牛，包括肉牛和奶牛，而有的地方适合养马等等，强制性发展羊未必可行。根据基层的意见和专家们的讨论，最后把项目改名为“畜牧业综合发展项目”，即把畜牧业与市场建设、环境保护联系起来综合发展。现以新疆项目区为例。

新疆社会评估区为麦盖提县、拜城县、昌吉市、霍城县、塔城、福海县等6 县市，基本上反映了新疆民族人口构成、生态环境和畜牧业生产地区的特征。相关建议如下：

（1）项目设计的以细毛羊为主的发展计划应该扩展到细毛羊、 肉羊和牛（乳肉兼用），同时要重视项目区存在的具有良好经济效益和环境适应性的传统牲畜品种的改良和发展。

（2）改善人力资源。 需要在组织和实施各种培训项目方面重视项目区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发展的内容。培训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目前应该特别注意向项目区基层干部和农牧民免费或廉价提供有关项目知识的小册子（主要是维吾尔文字、哈萨克文、蒙古文以及汉文）；请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教授；县电视台多组织一些通俗易懂的科普宣传节目等等。需要注意，技术培训应该根据各农户饲养牲畜的实际情况，吸收一定数量的妇女参加；由于目前正值壮年、身为户主的农民看不懂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新文字印刷读物，培训时进行宣讲、讨论就显得更为重要。

（3）建议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把广泛的改善以家庭为主的饲养模式与建立以村为单位的项目示范区、家庭示范户结合起来，并且通过示范村和示范户提供项目在不同的畜牧业地区、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不同的族群中实施的经验。

（4）项目区农牧民普遍对贷款要求很迫切，但由于每个人家庭发展基础、 需求以及能力的不同，使他们对贷款的年限有不同的期望。在项目允许的贷款期限内，应该鼓励、乃至建立灵活的机制使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贷款年限，收回贷款及利息后，还可以转贷给别的农户，增加资金的周转次数，以扶持更多的人。

（5）在村委会和县项目办的帮助下， 由农牧民自己组织起诸如“项目管理小组”、“项目服务小组”、“项目实施监督小组”等项目进行管理、实施的农牧民组织，作为政府管理的另外一个监督机构。

（6）贷款资金应主要由项目办进行管理， 并建立起包括政府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机制，避免挪用资金，滥用资金（如物资采购中的不合当地实际）等行为的发生。

2.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

2002年6月， 世界银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决定初步实施“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即对云南、四川、广西、宁夏、甘肃等5 个西部省区投入总额为一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扶持发展基础教育。这一项目也得到中国教育部的支持。项目预计覆盖5个省、98个县，涉及人数377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740多万，占19.6％，其中人口较多的有回族（190万）、壮族（202万）、彝族（90万）。项目评估选择了四川省康定县的藏族、布拖县的彝族，云南省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的拉祜族、佤族、布朗族，维西县的傈僳族、藏族，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哈尼族、彝族，罗平县的布依族，广西南丹县的水族、苗族，宁夏西吉县的回族，甘肃玛曲县的藏族等20个乡镇、30多个村落进行调查，时间为2003年2～3月。相关建议如下：

（1）项目点各类学校分布要平衡，应把集中办学的寄宿制学校与分散的教学点相结合。

（2）校舍建设本土化特色化。就地取材，节约成本， 借鉴民族风格建筑的合理成分。校舍设计时，考虑社区中心的功能，方便群众集会。吸收当地的劳动力参加学校建设。

（3）学校的全面规划。建设寄宿制学校的时候，考虑利用现有的条件， 筹划建立学生参与的勤工俭学基地如小型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坊等，以解决学生的生活费。现有的很多寄宿制学校有食堂，建议考虑建立牲畜圈，聘请本民族合适的人选当食堂师傅，既做饭又养牲畜，养的牲畜做师傅的工资。

（4）在项目设计中，制定针对特困地区学生的方案。首先， 方案不单要解决学杂费，同时解决学生的住宿、文具、生活补助等。建议助学基金的发放以村为单位，通过群众家长民主评议、公开监督确定享受助学基金的学生名额和人数，直接发放到受援助学生的手中。其次，建立乡村两级教育促进会，以挖掘本民族文化传统中重视教育的内容，制定出相应的村规民约，以提高儿童入学率。

（5）民族地区课程设置。首先，加入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一课， 以学习优美的民歌和民间文艺为主。其次，建议在村完小和乡镇中小学的5、6年级和初中开设职业教育培训课程，内容包括适合农村实际的农业技术，如种植、养殖、缝纫、兽医等实用技术。

（6）针对双语的政策。在使用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 从当地教师和本民族的学者、大学生中组织志愿者，编写一套汉语与民族语言会话的简单实用课本，编一些双语互通的歌谣、顺口溜，方便学生诵读。部分偏远地区的汉语课本，要在国家统编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实际进行一定的改编。建议挑选懂双语的教师到民族地区任教，对现有的教师进行双语培训。

（7）针对女童的政策。首先，建议在重男轻女现象严重的民族地区， 拨出专款用于资助女童。具体措施：1～3年级阶段，对家庭困难的男、女童减免学杂费，每个村资助1～2名优秀女童到县民族小学、民族中学读书，对从教学点到完小就读4～6年级的女童给予减免学杂费。升到初中的女童给予学杂费和生活费的补助。其次，加大力度招聘和鼓励女教师到村学校任教，在特殊的民族地区如回族地区，考虑到民族习惯，对女童的教育要制定特殊的学习内容和配备合适的性别教师，来促进女童的入学率。再次，加强性知识和性教育，提倡晚婚晚育观念。

（8）在甘肃藏区，因为男童是重要劳动力，入学率低， 要考虑针对男童的优惠政策，即对男童的学杂费进行减免。在极端贫困的项目村，设立专项资金进行全面扶持。

3.西藏参与式现代化发展项目

项目受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资助。目标是了解藏族农牧民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参与现代化的意识、形式及成果，调查于2002年7～8月进行，以旅游开发区周围的村庄和大型建设项目周围的村庄（“一江两河农业综合开发”工程覆盖的村庄）为主要调查对象，包括拉萨市城关区八廓居委会、拉萨彩泉福利特殊学校、林芝地区鲁朗镇扎西岗村、八一镇公众村、错高乡结巴村、工布江达巴河镇错居村、当雄县纳木湖乡、昌都岗托镇矮美村、昌都柴维乡翁达岗村、日喀则地区桑珠孜饭店、丹增饭店和位于“一江两河农业综合开发”区的日喀则江当乡嘎桑村、定日县扎西宗乡扎西宗村（“潘德巴”项目）、江孜县帕贵新移民村等调查点。在提高藏族群众参与现代化发展方面，相关建议如下：

（1）政府应转变观念，从项目的初步确定、论证到最后的决策、实施，不能只由各级政府和专家说了算，要善于倾听当地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2）政府对群众的参与要有信心，有耐心，尤其是要做好充分的宣传、发动、培训工作，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接受过程。比如参与旅游业对群众来说，是个新鲜事物，以前没有接触过。这就要求政府应该与当地群众一起做好规划，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走环保——高质——高效——灵活的旅游开发之路。

（3）增强社会性别意识，针对妇女的发展有意识地开展、扶持一些项目， 提高妇女参与能力。如提高妇女的文化和技能水平，增加女童上学率，有组织地对妇女进行服务、手工艺等技能的培训等。

三、西部内源发展案例的启示

目前，西部内源发展项目正处在实施阶段，我们很难通过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来评判项目效果或做出更为深刻的反思。不过，这些社会评估个案也将启发人们，如何将“以文化引导发展”的理念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落实。

1.建立和完善当地人参与发展的机制

当地人积极、主动地参与是内源发展的基本内核。其具体做法就是“赋权”，把当地人的参与热情调动起来，并谈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做出计划和采取相应的行动。事实也是如此。案例中所引的许多建议都是评估小组在吸取当地人看法的基础上提出的，如贷款资金的管理、发放，技术培训的方式、内容，民族地区的课程设置等等。

为了求得当地人的最大参与，世界银行等参与式发展理念的倡导者们创立了访谈类、分析类、排序类、展示类、记录类、图示类、会议类和角色扮演与直接观察8大类工具，并制定了严格的“自下而上”的工作程序。因此， 要真正做到以文化引导发展，也必须建立和完善当地人参与发展的机制。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着力：一是学习、运用世界银行等组织在“参与式发展”社会评估项目中的工作经验，借以有效地克服发展中脱离当地实际，劳而无功或半途而废等不良现象，使当地人能够真正从项目中受益；二是提高当地人的参与能力，即让当地人有能力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有资本、有能力借助发展干预来谋求发展。也就是说，向当地人“赋权”，让他们必须真正能够行使这些权力，这对于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讲更为迫切。

2.关于民族文化的资本化

笔者认为民族文化资本化应做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是在发展中如何体现出民族文化，这也恰恰是人们最为忽略的地方。从西部案例如“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中的校舍建立、学校规划、教材编写、双语教学等建议中可以看出，评估建议非常重视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借以保持发展的持续性和科学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会脱离当地的实际，将会使发展劳而无功，甚至劳民伤财。其次才是民族文化的产业化问题，即体现出文化的经济效益。

民族文化的资本化将有助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也是个文化的“活化”过程。但在实施中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树立文化认同观念。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前提条件，其意“指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理解与沟通，彼此依赖和尊重。”[10] 西部民族地区文化丰富多彩，这有利于旅游、教育、工艺、娱乐等文化产业的培育。但由于涉及几十个民族，因而如果没有文化的沟通与认同，势必在文化产业化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民族纠纷，从而影响到发展本身及文化保护。二是合理利用、开发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西部民族文化资源的丰富多彩，有着无穷无尽的宝藏。在我们的调查实例中，如西藏的旅游资源中，最关键的资源是人文旅游资源，最具吸引力的也是丰富的民族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当地已意识到这种潜在的资源优势，并在不同程度地发掘、利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西部地区许多民族的文化生态极为脆弱，民族旅游在给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当地以宗教、哲学、道德、民族心理、传统习俗为主要要素而构成的文化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因此，必须对民族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同时，适当加以引导，使当地人把其熟悉的民族文化资源进行适当发掘，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真正使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从贫困中走出。

3.特殊的发展政策

以文化引导发展的实质在于发展要以人为中心，但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各异，那如何才能做到“以人为中心”？这就需要制定特殊的发展政策，以尽可能切合不同人群的实际。从西部案例的建议部分来看，特殊的发展政策至少应涵盖以下四类群体：

一是特困群体。从发展学的角度，特困群体指的是物质生活困难，发展能力脆弱的群体。在发展干预中，如果缺少相应的特殊政策，这类群体就会因无力承担发展所带来的“负担”而失去发展兴趣。如给受益人贷款，假如利息过高或还贷时限较短，那些特困农牧民户就会拒绝。再如教育扶持，如果只解决学杂费，而不解决生活费，特困生的入学率也难以提高。为此，我们在项目社会评估报告中便提出“延长还款年限，减免利息”、“解决学生的住宿、文具、生活补助”等建议，以提高特困群体的发展能力，增强他们对项目的兴趣，并吸引他们到项目中来。

二是少数民族群体。针对项目区的少数民族制定出相关建议是世界银行社会评估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其原则是拟实施的项目要尽可能地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如“畜牧业综合发展项目”中相关农牧民培训等建议，“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中的校舍建设本土化、课程设置中加入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一课、双语教学等建议就是依据这一原则做出的，这些建议都使得发展项目更切合少数民族的实际。

三是妇女或女童。之所以要对妇女或女童做出特殊的发展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男女之间性别差异而导致发展思路的不同、妇女的弱势地位而更少发展机会和权力、重男轻女思想使女童更少上学机会等，事实也证明，特殊的政策能够有效保证妇女或女童的发展权力，从而提高了她们的发展能力。

四是特殊群体。这类群体往往由于其人数少或在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殊性质而被忽略，这反过来强化了其发展的“边缘”地位，这就须制定特殊政策以增强其发展的主体意识。如“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发展项目”评估报告中所提出的相关甘肃藏区男童的优惠政策，在回族地区对女童的教育要制定特殊的学习内容和配备合适的性别教师等建议，都将有利于提升这些地区的儿童入学率。

总之，通过以上西部内源发展案例对发展新思维的解读可以看出，新的发展观念的贯彻实施必须有相应的操作方法上的保障，为世界银行所倡导的如项目前做好评估、注重当地人的发展自主权和文化传统、制定特殊政策增强弱势群体的发展能力等方法，很值得借鉴，这一点在时下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工程中显得尤为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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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南宁)2006年第5期 第29-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