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对人的救援，不是替代，即不是救世主似的救援。它只告诉你，菩萨在你心中，天堂地狱在你心中，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包括最丰富的资源和最强大的力量都在你内心之中。这一点，对于作家的终极启发是，文学的魅力，最后是作家生命中内在的魅力。魅力在内不在外。作家靠身体（性）、靠口腔（耍贫嘴）、靠关系、靠集团等外在手段获得名声都是暂时的，而所谓策略、技巧等也往往只是幻相。
禅宗告诉作家魅力在于人自身之后，又给作家提供一种进入文学状态的精神中介，我们不妨把它称为“禅性”。宋代的文论家严羽把禅学思想引入文论，写了著名的《沧浪诗话》，把禅学概念“顿悟”、“妙悟”化为文学思想，给了作家很大的帮助。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散文与悟道》，认为每篇散文都应有所悟才好，有所悟就有文眼，就有思想，就有灵魂。但是悟性不等于禅性。
禅性的概念内涵大于悟性，它包含悟性这种学智慧，但主要指一种审美状态。具体点说，禅性就是用审美方式面对世界、面对人生，面对写作。作家如果有禅性，就会把生命、生活审美化，和世俗的功名、功利拉开距离。过去我在探讨文学主体性时，曾说文学主体性实际上是文学超越性，即作家要超越现实主体身份而化为审美主体，可是，如何实现这种超越呢?我想了很久，最终我认识到，必须要有一种禅性，一种面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态度。西方美学中所说的“日神精神”，正是这种态度。也就是说，中国的禅性与希腊的阿波罗精神相通。当世界的精神发生沉沦现象，当人们都被欲望所牵制以至欲望压倒文学初衷的时候，作家保持一点禅性，把心灵继续指向美，是非常要紧的。我觉得，未来能体现华文文学的光辉的，一定是一些有禅性的作家，而不是欲望燃烧、甚么都要、甚么都放不下的作家。
作家艺术家既不能为功名利禄活着，也不能为某种概念、某种主义活着，拒绝这两种活法便有禅性。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是中国过去所倡导的所谓“雷锋精神”、“螺丝钉精神”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视人的生命存在，更无视人的审美要求。高行健力倡“没有主义”，正是他最清楚地看到，如果作家活在“概念”、“主义”之中，或活在某种政策理念中，事实上就蔑视、糟蹋自己的生命，甚至丧失审美的可能与文学的可能。被概念占据的生命一定是苍白乏味的。作家在创造作品时，也追求精神内涵。没有精神维度的作品是肤浅的。但是，文学作品中的精神，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与生命细节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细节。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伟大，就是他写出许多动人的精神细节，乔尹斯笔下的心理细节，许多是精神细节。精神细节是和概念连在一起还是和生命连在一起，这是文学与非文学的重大区别。许多高喊“主义”、玩弄大概念的文学工作者，他们追求的并非文学，而是欲望。禅的一个特点是对语言的警惕。高行健声言他“只对语言负责”，就是对语言囚牢与和语言变质的警惕。尽管禅宗走向述而不作的极端，但是他们对概念采取一种警惕的态度，却可以给作家以启迪。活泼、精彩的活的灵魂，不可被功利所纠缠，也不可被概念所牵制。具有禅性的作家，一定是低调的。他们有生命的激情，但这种激情是内在的，冷静的，而不是高调的、嚣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