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5日凌晨，我接到万里同志病危的消息，第一时间赶到北京医院进入病房，只见他仰卧病床，双目微睁，气息微弱，口鼻都插着管子，已不能说话。看得出，他在竭尽生命之力，和死亡做最后的抗争。
我禁不住悲从中来，老泪盈眶。万家的孩子对我说，胡叔叔，你这种难过心情千万不要显出来，你可以和他说几句话，他可以听得见的。
我强忍悲痛，弯下身子对他说：万里同志，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改革起步于安徽，你在安徽创造了一个奇迹，率先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农村第二次土地革命的先河，"要吃米，找万里"，中国农民会永远记住你。你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大功臣，你无私无畏的改革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你是我永远的楷模和导师。
也许是心灵感应，只见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离开病房不过4个小时，传来噩耗：万里同志逝世。我顿时泪眼蒙胧：又一棵大树，倒了。
在无尽哀痛之中，万里同志的许多往事又历历展现于我的眼前。
请万里狠狠批我一顿
我和万里同志相交、相知于上个世纪80年代。
1980年，我在天津任市长。这是我初次主持一个特大城市政府的全面工作。一上任，就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天津号称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北方最大的商埠重镇和交通要津，也是国家的重要工业基地，历来是繁茂富华之地。然而我走马上任时所见到的情景，几乎无法和这座名城联系起来。
这已经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4个年头了，遭震灾重创的天津依然是满目破烂残败的状况：震残的楼房龇牙咧嘴、歪七扭八地侧立街头；市民自搭自建的临建棚、抗震棚，有塑料布的，苇子片的，油毡的，杂乱无序地塞满全城的大街小巷。据不完全估计，全城约15万居民住在马路上。天津市马路本来就拥挤，加上成千上万的临建棚挤占了马路，更加拥挤不堪。城市的主干道上，公交车、货运车、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和步行的人流混在一起，有如过江之鲫。
乐观幽默的天津市民自嘲地给自己居住的城市总结了"三大怪"，叫作"高楼不住住在外"，"汽车没有自行车快"，"自来水能腌咸菜"。这第一怪就是说有大楼，是危房，不敢住，只能住在马路上；第二怪是说交通堵塞，有人做过统计，公交车一小时跑不了10公里，还不如骑自行车；第三怪是说，天津干旱缺水，一条海河穿城而过，但是城市建设落后，地下排水系统不配套、不健全，排雨管道承担排污功能，成了城区几百万人的尿盆。天旱年头，海河就要关闸，加上海水渗漏，海河又成了几百万人的水碗，水里盐碱重，又苦又咸，市民做饭做汤不用放盐。
一房、一路、一水，三大难题，直接涉及几百万市民的生存，成了市民的切身之苦，老百姓忍耐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三四年了。期待、焦虑、不满，各种情绪已经积攒在人们心头。
1980年秋天，天气已有些凉意。天津大学操场上一大片抗震棚发生了火灾。临建棚连缀在一起，救火车开不进去，风一刮，顷刻间浓烟滚滚，火烧连营。这是天津大学临建棚的第二次火灾。许多人家仅以身免，衣物家具均付之一炬。一把大火点燃了百姓心中的怨愤，大量居民自发地聚集到一起，哭着喊着叫着，点名要见市长。
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闻讯立即赶回天津，直奔火灾现场，当即被义愤的人群所包围。四周怨责声一片：
"家里都烧光了，让我们怎么活？眼看就要入冬了，吃什么，穿什么？"
"我们在这操场上住了两年了，还要让我们住多久？"
"你们政府是干什么吃的？还有没有点良心？还管不管我们死活？"
面对群情激愤的市民，我大声喊道：市民同志们，我是市长胡启立，大家受苦了！你们住在临建棚，几年进不了家，责任在我，你们受了灾，政府一定要管。是我这个市长没当好，政府的工作没做好，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道歉！
望着四周责备的目光，我给市民们深深鞠了一躬，说：请大家推选代表，明天一早到市政府来开会，我们听取大家意见，共同研究怎么解决大家的生活问题。并当众承诺，从现在起，市政府抓紧修房盖房，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大家明年回家过年！
我的真情承诺，无人喝彩。回到市政府，有同志向我提出忠告说，市长，一年之内让市民回家过年，你这个讲话冒了。在你之前几位市长都讲过同样的话，但是没一个兑现的，你现在又讲，没人信了。天津的现状是人均住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地震中又损坏了上千万平方米，缺口太大了。做不到就不如不说，再给老百姓开空头支票，只能失信于民。
这个干部跟我说的是实话。
我脑子一下蒙了。我明白，我面临的困难不仅有住房缺口问题，还有民心问题，还有广大干部的精神状态问题。大家已经缺乏信心了，更没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信心、决心问题不解决，就没精气神，就只能无所作为，最后真可能给全市老百姓一个空头支票。我就这么当这个市长吗？
就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想到了时任常务副总理的万里同志。晚上，我跑到北京向万里请教。见了万里，我把天津的形势向他如实汇报，然后说，我下了决心，要解决15万市民长期住在马路上的问题，请你支持。万里说：工作我支持，要钱我没有。我说，我不跟你要钱，请你到天津去视察一下，上纲上线地发一通火，把天津工作狠狠批一顿，责令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万里说，就这个？我说，就这个。万里说，行，这个忙我能帮。
万里迅速来到天津，把天津的市容看了个遍。看着看着，他真的动了气了。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万里讲话，讲着讲着就动了肝火。他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地震都过去好几年了，你们自己住在大楼里，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住在既不挡风、又不避雨的临建棚里，住在大马路上，天津这么大个城市，脏乱差的状况在全国都少见，你们这些年在干什么？就这么为人民服务吗？就这么对老百姓负责吗？你们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
万里当着全体干部的面，指着在主席台坐着的我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提高了嗓门，声色俱厉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把天津市的面貌变一变？你们有没有决心和能力把天津这个状况改一改？如果不行，做不到，你们说一声，我回去向中央报告，先撤换你们，换人！
万里下来，怕我们脸上挂不住，问：我今天火气是不是太大了？过了吧？我连声说，不过，正好！
万里前脚走，我随即召集政府干部开会，说，大家都听见了吧？中央动真的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万里要撤我的职。咱们已没有退路，只能尽全力、下狠心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了，我先撤你们，然后自动下台。当官不为民造福，不如回家卖红薯。
随之，我们把万里批评我们的话原原本本传达给全市干部、群众。这一下，老百姓高兴了，都知道中央不满意，天津挨批了；各级领导干部坐不住了，都知道再不改变天津面貌既对不住广大百姓，也没法向中央交代。原来压在我市长一个人身上的压力，现在变成了全市领导干部共同的压力。我们乘风借势，把压力变成决心和动力。
事情还得靠人来干，靠内行来干。就在向万里求救的同时，1981年，我又找到中组部，要求把当过北京市建委副主任的李瑞环调来天津当副市长。李瑞环一到天津，我就给他交底：当务之急，就是要把十几万市民一年之内全部安置回屋，可是市政府没这么多房源，指望市政府一年拿出这么多房，门儿都没有，你来想辙。
李瑞环脑子快，点子多，他出了个主意：从现在起，全市不管哪个系统、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包括中央驻津单位在内，所有新盖的房子，统统由市政府借用，全部用来优先安置住在马路上的灾民。等政府把房子盖好了，保证如数归还，一平方米都不会少。
"特殊时期，特殊情况，特事特办，为了老百姓，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也没有更高明的办法，一咬牙，在市政府借房文件上签了字。
文件发下去了。虽说是借，那也是政府带强制性的行为，也确实会影响一些部门和单位眼前的现实利益。那时没有哪个单位不缺房，没有哪个单位不想为自己的职工改善居住条件。有的干部对政府借房想不通，可以理解，问题是有些干部私心作怪，利用手中的权力，置群众利益于不顾，甚至公开和群众争利益。就在市政府部署借房方案的当口，有一个区房管局局长得知了消息，抢先布置分房，连夜给头头脑脑、机关干部办入住手续，发钥匙，而这个局几十户住临建棚的职工一间房也没给分。还有个厅级部门，领导成员听说政府要借房，也打了个时间差，偷偷通知机关干部连夜搬家，造成既成事实。这两件事若不加以阻止，不正之风就可能蔓延，整个灾民安置计划就可能泡汤。我急了，立即把最先抢占房子的部门领导一把手叫到市政府，告诉他：万里副总理说了，临建棚年内解决不了就撤我的职，这个话你也听见了，你如果置受灾群众困难于不顾，拒不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干扰了市政府的安置计划，那么，在中央撤我之前，我先撤了你。限你三天之内，怎么搬进去的，怎么搬出来！如果劝你不听，就建议市委开除你的党籍。要房票还是要党票，你自己考虑。
毕竟是共产党的干部，关键时刻还是要听从组织决定。他赶回去，动员机关干部统统从新楼里搬出来，支持市政府安置灾民。有类似情况的单位也都立即收手了。
万里的讲话帮我把全市动员起来。首先，市政府的借房计划得以实现。同时，全市各部门、各单位一改拖拉作风，抓紧抢修地震中受损的房屋。一年之内，马路上的临建棚全部拆光，十几万饱受无家之苦的灾民全部搬进了住宅。春节，市民回到家里包饺子过年。继而，市政府投入资金，以每年300万平方米的速度展开住房建设。
解决水荒，赵紫阳批示：请万里同志定
就在住房问题让我寝食难安的同时，另一个更棘手的难题又提到了我的面前。
从1981年夏天起，华北地区遭到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津遇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水荒。天津市地处9河下梢，其中有8条河水断流；专为天津供水的北大港、团泊洼、于桥等几个大型水库，水位均已降至死水位以下。天津的地下水因抽取过度，已引起地面下沉，不能再抽。于是，海河成了天津市赖以生存的唯一水源。当时天津属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工业品的1/4供出口，3/4调往全国各地，是全国化工原料的主要供应基地。天津工业一旦停产，将殃及全国。
一天，我接到报告：海河水仅存1000万立方米，而维持全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每天至少要180万立方米。就是说，全市几百万人仅剩下一周的淡水了！
山穷水尽了。市委、市政府再次被推到了绝地。我再次感觉到一座大山压到了肩上。事不宜迟。我立即组织人马，到与天津毗邻的河北省寻找水源，最后选中了河北省滦河上游的潘家口水库。但这关系到河北省，天津做不了主，只能找中央。
情急之下，我和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同志直奔北京进了中南海，面见总书记胡耀邦，向他提出引滦济津的构想。胡耀邦听了汇报说，天津市水的问题看来不解决不行了。但是，这么大的事，我一人定不了，你们给党中央、国务院写正式书面报告，集体讨论决定。
一出中南海，我和陈伟达同志就在北京驻地给中央、国务院写报告。报告除了陈述天津水荒的严峻形势及解决水问题的迫切性，还要求中央批准引滦济津并将工程任务下达给天津，由天津市对该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负全责。因来不及回天津开常委会，就派人将报告星夜带回天津，挨个登门征求常委意见，于当夜送回北京。
时隔一天，以天津市委、市政府名义的请示报告送到了总书记的案头。总书记胡耀邦在报告上批示：这是件大事，要一抓到底，决不可误事。同一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同一份报告上批示：请万里同志定。
拿着总书记、总理的批示，我和陈伟达同志直奔万里办公室，当面请他拍板。万里对天津缺水的情况有所了解，当他知道全市淡水仅够7天用量时，也着急了。他当即表示：天津市几百万人民生活的用水一定要保证，宁可多花点钱，也要让人民喝上好一点的水。引滦济津工程非上不可了。为了争取时间，避免扯皮，由你们负全责，这个办法好。把全部权力给你们，全部责任也给你们，你们一定要抓好，要对中央负责。总书记、总理要我定，那我看就这样定了。
万里当过城建部部长，对基建工程是行家。针对引滦入津工程工期紧、项目多、战线长的情况，他批准可以在施工中合理交叉，以缩短工期；但他同时强调：一要保质量，二要加快速度，三要尽量节约，要在此前提下加快速度，节省开支。
我当场向万里立下军令状：当年动工，3年通水，一定给中央一份满意答案。
大的方案定下来之后，围绕引水工程线路的选择问题，天津市和水利部、河北省发生了分歧。水利部和河北省主张走北线，开明渠，经过唐山再到天津，这样可以让唐山、天津和沿途都受益。但这个方案一是线路长，投资大；二是沿途截水，天津、唐山两个城市均不能保。天津市主张，取水源至天津的最近线路，即走南线，有些地方要挖暗渠，使之成为天津的供水专线，一次性从根本上解决天津市工业和生活用水问题。因为涉及不同利益，双方分歧很大。无奈之下，我们又去找万里。万里同志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着眼大局，权衡利弊，深思熟虑，协调各方，最后拍板说：按天津的方案办。
中南海的决策，水利部、河北省的支持，万里同志亲自过问、指导，引滦济津工程迅速启动。为了尽快结束天津市700万人民喝咸水、喝苦水的历史，全市党、政、军民万众一心，投入引滦入津工程。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在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的领导下顺利实现全线贯通，天津市从此结束了断水之虞。
那几年，万里同志经常到天津，问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全市人民都知道万里副总理关心天津。老实说，我这个市长要是没万里支持和帮助，天津一房一水的难题解决不了。即使中央不罢免，百姓不罢免，我也没有脸再当这个市长，自己也得把自己给撤了。
我有了困难就想到找万里
1982年我奉调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到任之后就陆续拜访老一代革命家和主要领导同志，听取他们的教诲及对中办工作的要求。他们各自给了真诚的勉励和告诫……只有万里同志对我的要求跟别人不同。
那天我到了万里办公室。那时，万里还称我小胡，后来才叫我名字。
万里问："小胡，你打牌吗？"
我回答："不打。"
"你下棋吗？"
答："不下。"
"你打球吗？"
答："不打。"
"那你都干什么？"
"我上班啊，工作啊！"
"你这个人没文化"，万里说，"我告诉你，你这样不行的，中央工作很累，像你这样，不用几年准把你拖垮。我教你一招吧，保证你健康、精力充沛地为党工作20年。"我一时听不太明白万里要教我什么招数。
"从现在起，你跟我去打球。你去不去？"
一听说让我打球，我当场表态："我去，我去。"
万里当场拿出一副新网球拍子递到我手里："我到时叫着你，说清楚，不许请假。"从那时起，我就跟着万里在业务时间学打网球，这一打就是20多年。正是20多年不间断地体育锻炼，让我尝到了甜头，二三十年来东奔西跑，加班熬夜，所幸始终保持着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精力坚持工作，没有因身体原因拖累工作。说起来真得感谢万里同志。
都说中央工作无小事。我刚到中央工作时，因缺乏经验，处理一些问题常感到左右为难。每当碰到棘手的问题，我总是习惯性地找万里。当时全国人大一位老同志提出，要在大会堂西侧修建全国人大办公楼，给中央打了专项报告。我看了报告，心里想，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的首都，又是国家门面的天安门广场上，不能见缝插针地都盖成办公楼，总得给老百姓留一个文化娱乐的地方吧。于是就把这份报告压下了。为了慎重稳妥起见，我向耀邦口头报告了人大这份报告的事。耀邦的意见是，全国人大已经有了办公场所，没有必要再盖大楼；二者，不能把中央国家机关都建在天安门广场；再说，中央也拿不出这笔钱来。听了耀邦的意见，我就没将人大的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
没几天，有人私下告诉我，你闯大祸了，捅大娄子了。
原来，全国人大那位老同志迟迟没见批复，就追问报告压在谁那儿了。人说是压胡启立那儿了。老同志火了：谁是胡启立？他是干什么的，敢压我的报告？我得知了消息，颇为紧张，既不能说是我的意见，也不能说是耀邦的意见，还不能当面向老人解释。怎么办呢？只好又去找万里想辙。万里说，你容我想想。过了两天，万里说，有了，我让他们查档案了，周总理生前有指示，大会堂西边那块地留作将来建一个国家级的歌剧院用。周总理的指示把我救了。我让人把这话传给全国人大。于是没人再追问。这才给今天的国家大剧院留了块地。
十二大之后，我和万里同志同在政治局、书记处，一起议事谋政，深为他的那种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和敢做敢当的政治勇气所激励，所鼓舞。
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邓小平作为主帅，坐镇中帐；胡耀邦、赵紫阳联手布局，彼此呼应；万里则横刀策马，冲锋陷阵，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在农村改革上自不必说，在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大力支持下，他亲自主持连续制定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走出乌托邦式的制度藩篱；揖别"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荒诞邪说，让中国农业重获创造的生机；让8亿农民挣脱"一大二公"的桎梏，告别饥饿和贫困。正是由于农村改革，使中国"三农"豁然开一新局面，且为后来的城市经济改革乃至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经验。
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万里以极大的热情予以促进和推动。
1984年春节期间，我跟随他到天津、山东做关于城市改革的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从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从农村改革后对办商业、外贸、交通、运输业的内在需求，感受到因部门分割、条条专政而造成的巨大障碍，深刻认识到城市改革的紧迫性。一路上，他一边不断鼓励各地同志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勇于突破旧的条条框框，探索新的路子，一边思考着城市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6月，书记处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文件初稿，万里在会上结合这次调研中的思考说：如果说农村改革的经验是活、勤、富，我们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是3个字：死、懒、穷。死，就是体制僵化，管得过死。死在哪儿呢？死在我们曲解马克思主义，曲解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搞建设，全盘照抄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加上我们自己的供给制，形成了一个僵化体制，人、财、物、产、供、销，高度集中统一。公有制，铁饭碗，平均主义，大锅饭，这种体制，扼杀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把企业管死了，把人管懒了，造成越管越死、越管越懒、越管越穷的恶性循环。城市管死了，又限制、阻碍了农村的"活"。上面有那么多衙门，一个衙门一个戳，一个衙门一道关，缺了哪个也办不成事。企业成了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一点活力也没有。城市改革，最关键就是改变这个体制。社会主义就是要体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体现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生活，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当时，有人说改革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万里旗帜鲜明地提出：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万里给我压担子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于是中央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成立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赵紫阳挂帅，日常工作由万里主持。领导小组下设立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国家科委主要负责人牵头，组织调研并提出初步方案。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文件，书记处会议上确定由万里主持。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包括万里、习仲勋一些老同志，为了锻炼我们新进中央年轻一点的同志，总是把我们往前推，给我们压担子。所以万里当时就说，我主持，可以，让启立负责。我理解，万里让我负责，就是让我当个项目经理，用意在于让我了解中国的教育问题，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
在万里指导下，我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先后到4个省进行专题调研，考察了几十所大中小学，开了近百个座谈会，有逾千人参与座谈、讨论，为教育改革出谋划策。在此基础上，按万里同志意见，给中央写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报告阐述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建立和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的目标。报告提出，要改革高校管理体制，改变完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由国家包分配的制度，使高校增强适应社会需要的动力和活力，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基础教育，在全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报告送上去之后，政治局常委们都很重视，陈云、李先念看过后在报告上画了圈，没提具体意见。赵紫阳批示：所提改革的精神和原则都同意。同一天，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报告送给邓小平，小平批示：很赞成。
大的原则、精神定下来了，我们就动手起草文件，经过八易其稿，书记处和文件领导小组反复讨论，最终在书记处会上定稿。
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在这次大会上，万里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他强调了教育改革的紧迫性，指出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地位，宣布全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地方；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招生分配制度，改革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会上，邓小平做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他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招。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小平还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万里和小平的讲话把会议推向了高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正式颁发。会后，教育改革迅速呈现空前强劲的态势。
这次教改文件从调研、酝酿、讨论到最后形成，是一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对于如何依据中国国情，遵循事物规律，适应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做出宏观决策，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是一次全面的学习和锻炼。在这个过程中，我从老一代革命家特别是万里同志身上学习了许多极为宝贵的东西。
万里不赞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
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万里同志既高屋建瓴、旗帜鲜明，又细致缜密、冷静睿智，任凭风吹浪打，脚下有定力，胸中有正气。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有的同志"运动细胞"活跃，搞阶级斗争有瘾，借这个口号随意延伸扩大，迁延到经济领域和群众日常生活领域，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运动。当时万里第一个站出来说，农村不搞清理精神污染。后来，方毅提出科技部门不搞，赵紫阳提出经济领域不搞。胡耀邦赞同、支持他们的意见，这才把一场文革式的运动遏制住。
在讨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过程中，围绕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产生了不同意见。万里明确表示，不赞成这个提法。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公开说，我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问题，一是封建主义的遗毒，一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无产阶级没什么自由化，资产阶级也没什么自由化。他还认为，对全人类创造的共同文明成果要敢于学习和借鉴。他对那种凡是一提到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就斥之为资产阶级的观点颇不以为然。一次，他在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把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都拱手送给了资产阶级，我们共产党人还剩下什么？就剩下批判啦，斗争啦，专政啦，这怎么能行！
万里对民主法制建设也有高度认识和实践自觉。早在1980年，他就鲜明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他说，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1986年，万里又率先提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他指出，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端，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常委会委员长。他更加专注地致力于民主法制建设。在他任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和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法律法规，为推进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我一生中，无论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到中央工作，万里同志都曾给过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他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敢做敢当的精神品质，使我深受启发和教育。
万里同志是我终生的良师益友。他永远活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