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怡悲剧之后

我们必须扼住健忘的神经，不让记录了“国人的耻辱和罪恶”的2003年6月21日那一天轻易从我们的记忆中溜走。

这一天上演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无业女李桂芳的家中发现“胃完全排空，胃壁萎缩”，头骨和颈骨外露，头发散落在地上，爬满蛆虫的小思怡尸体。一个曾经是活生生的生命、有过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扎着两个羊角辫的三岁小女孩，仰卧在家中卧室门后。她无力的小手曾试图抓开那一扇沉重的求生之门，但由于母亲在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被抓后送戒毒所，由于无视李桂芳跪地哭求安置女儿的察官员的冷漠和渎职，这样一个被遗忘、无助的孤零零小生命就被关锁在停电的家门内，在六月的酷暑中忍受饥饿、干渴、黑暗、孤独、恐惧的折磨、嗜血蚊虫的叮咬，最后在绝望的哭声和永远得不到回应的呼喊中活活饿死。从小思怡的被关到被发现，是整整的十七天！（参阅康晓光 ：《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

就此悲剧，其时刚好也有三岁女儿的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禁不住悲从中来而奋笔疾书：“我一生里从没有过这样耻辱和罪恶深重的感觉。我生存的这个种族让自己的最弱小者，遭遇这样的方式死去。”“她要打开门，这是她唯一的生路。门外有什么？门外就是你和我，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三岁的孩子打不开门，我们在外边装聋作哑。终于，门没有打开，小思怡就死在门后。”“是的，没有人可以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一番调查后，康晓光为李思怡也为他的“仁政”理想， 自费出版了一本黑漆漆封面的册子《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给600多位副部级以上官员各寄了一本。

4年多了，四年之中，在李思怡的死亡之门外面，中国社会又发生了什么？儿童的悲剧减少了吗？

在新拔起的幢幢有保安守卫的高雅小区，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成功”商贾们的小孩在绿草地花间里雀跃玩耍；“贵族学校”门外，“奔驰”“宝马”接送着上学放学的“宝宝”；高档商场内，那些能“点石成金”的“高贵者”也为自己的心肝宝贝买足了“高贵”的食品、衣服和玩具（我无意于挑起“仇富”和族群之间的怨恨，也承认守法商人的钱财来之不易，但某些“高贵者”的转向——主要精力和兴趣已不再用于多圈几个“零头”，开始转向思虑以什么名义来“改革”以使他们那些多到难以处置的金钱能够“合法”浮出水面，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而在幸福“小区”之外的贫民“大区”，绑在背上的孩子正用惊恐的目光看着自己引车小卖的父母被城管赶得东歪西倒；交不起电费而被停电的小店里（电力公司也曾拒绝给李思怡家供电），孩子们点燃蜡烛以便父母能拉长营业时间在夜晚也可多做几单养家糊口的小买卖；汹涌怒江上空，每天上学仍旧依靠一条普通的家用尼龙绳滑溜索（没有任何防护）的孩子们正“飞”过峡谷去上学下学（惊险图景见2007-07-25人民网）……而近时，在山西，竟赫然冒出了一群“被魔鬼哄骗、绑架，而生活在地狱中的”“现代包身童工”！

四年之中，仅在我有限的视野内，有关儿童的悲剧事件还有——

河南及周边山东、山西、安徽等省份，黑血站的“身影”仍然存在，仍有大批不知就里的农民被某些宣传误导，继续从事极其危险的卖血行为。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孤儿越来越多。（见2005年5月2日《财经》杂志刊发的记者调查）

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沙兰河上游山区突降暴雨，形成洪峰引发的泥石流吞没了九十二人，其中有正在上课的八十八位处于花季的小学生。学校建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低洼地区，校领导和老师没被淹死（这使我联想起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那场火灾，323人为“让领导先走”在大火中烧成炭灰，其中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事发前不见他们采取了任何防范措施。 (2005年6月18日金虎论坛)

婴儿出生不到一天打卡介苗后“手脚发凉、呼吸困难、面部发青、嘴唇发紫”，家人却找不到值班医生。护士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要护士再观察观察。婴儿后来经抢救无效死亡，产妇的母亲“不敢告诉女儿，一家人都瞒着她，怕她承受不住打击”。（ 2005年08月03日《现代快报》）

父母带着“意外被簸箕的钢管从肛门插入身体约３０厘米”的孩子，辗转五家医院，都被医院以没有小孩肠镜等理由拒绝接收，最后又返回儿童医院上了手术台，却已回天乏术。小龙圳在“走啊走，乐啊乐”的吟唱中死去。（2007年7月12日南方网）

郴州福康医院因误诊导致一名l岁多的男婴夭折，死者家长将男孩尸体摆放福康医院一楼大厅，向医院要求赔偿，院方叫来一群身分不明人员摆平此事，用铁棍打伤死者亲属及前来帮讨公道的老乡。众多围观者将郴州市中心城区主要街道的国庆北路堵得水泄不通，致使该路段数小时无法通车。（2007年7月21日人民图片网）

四川省工商局今年二季度组织了对市场上的果冻食品的质量专项抽查，结果显示，38个批次果冻中，居然只有1个批次检测合格，37个批次均属于不合格商品，本次抽查的不合格率高达97.37％。 抽查表明，四川市场的果冻食品状况堪忧，很多儿童果冻存在超标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厂家为了减少白砂糖的加入量，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盲目加大了甜蜜素、糖精钠等的使用量，还有的防腐剂苯甲酸钠超标。专家表示，过量的添加剂会产生毒性”。（2007年7月10日《华西都市报》）

4年过去，楼房和物价在拔高，道德和世风在下滑，不变的是劳动部门、工会组织、基层派出所等监管部门那种致李思怡于死地的冷漠。

问责600多位副部级官员

近600多位副部级以上官员读过康晓光送来的书，他们全都无动于衷吗？我不相信。我宁愿相信他们的多数都动了恻隐之心，一些人甚至会落下伤心的泪水。我相信他们面对按巨大惯性运行的旧体制，即便位居高位也有“高处不胜寒”的无力感。高官也是人，也是父母，也有亲子之情。我知道，他们的冷漠源于现存制度的冷漠，但我不能就此原谅这些高官的“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胡作非为”。因为我也清楚，愈是文明的政治，就愈是对当权者苛求、防范和警惕——要不你不掌权过你平民的轻松自在的小日子，你要掌权就必须接受责问、监督和苛求，就必须勇于去排忧解难鞠躬尽瘁。道理极简单，因为是纳税人的税钱供给你“副部级以上待遇”，委托你以手中的大权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不盯紧这些居高位握大权的高官，不时时追问他们是否履行与权力相应的责任，就意味着漠视纳税人的权利，意味着默许民间惨剧的持续上演，就意味着对受害者犯罪。

笑蜀先生在评论“山西奴工事件”时说：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基层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我们有权利质疑当地官员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在这个问题上，完全适用举证倒置，如果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不能以确切的证据，证明自己与当地全部的奴役罪行毫无干系，那么我们就有权利宣布他们有罪，即便法律不这样宣布，我们也有权利在道义上这样宣布，我们就有权利，把当地基层政府、把当地官员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让他们的子孙千秋万代地为他们蒙羞！道理很简单，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没有公权力的配合，是完全无法设想的。

其实，何止是 “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 我们还有权利质疑主管部门的部长官员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没有他们在“高处”的冷漠和不作为，“当地基层政府以及当地官员” 怎敢熟视无睹“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的奴工产业链”？

中国有过几场“审计风暴”，中国在问责能平常成制度之前是否也可以先刮几阵“问责强风”（尽管我知道“暴风聚雨”是极权社会的常态绝非社稷民生之福）？而且就是从高官问起！纳税人应该追问由税钱供养的各级官员如何施政，是否渎职。“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竟能发生如此另人发指的事情！为什么一个村支书的儿子，雇用几个打手，就胆敢剥夺32个人的人生自由？是谁给了他这样的胆子？劳动部门为何长期不给予查处？还有当地公安机关，这些黑砖窑已明显涉嫌犯罪，为何一直不予打击？ 为什么直到现在，地方政府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甚至连发放最基本的补偿，都找不到受害人在哪里？” 谁应该来回答这些“为什么”，谁应该为这一惊天的丑闻引咎辞职？

也是康晓光先生，试图以他设计的所谓“仁政蓝图”来遏制恶和悲剧的发生——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一点人味，三岁的李思怡会活活饿死吗？我不寄希望于‘朱门没有酒肉臭’，只能寄希望于‘路上没有冻死骨’。你可以有你的利益，甚至你可以丧心病狂地掠夺，但是你要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你要让大众最最基本的权利得到保证。所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特别强调，必须拒绝强盗社会，走向人道社会。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才提出‘仁政’。什么叫‘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仁’就是那种爱人之心。什么叫‘仁政’？说白了，仁政就是仁者行政。孟子说得最简单，也最透彻，那就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就是说，为政者你要有点恻隐之心。”可悲的是，康晓光先生所能见到的是，部长们的“恻隐之心”（可能有些还真是泪流满面）并未阻止上述桩桩惨案的发生。冷酷的现实证明，李思怡的死和“黑窑童工”的生不如死，不在于部长们没有“不忍人之心”，而在于他们没有置身于对其有足够压力和监督的体制。“仁政”可以是良制的部分构成，但光有“仁政”是不够的。“黑窑童工”彰显“仁政”是靠不住的，“仁政蓝图”只是一张中看不中用的画饼。基于乞求的“仁政蓝图”设计无力掐住野蛮的罪恶从而也无力保守住“仁”与“义”。

放生民间组织方能减免“惊动中央”

“如果没有惊动中央领导，这件丑闻还要有多久才会被揭发披露？”这是“山西奴工事件”引发的另一重要追问。

从地方到中央政府，在公民社会与国家权力中心之间，需要有大量的非政府民间组织来解决丛生的社会问题。道理如此简单——政府不是“千手佛”，政府之手无法全方位伸到任何隐蔽的地方，哪怕是最极权的政府。这几天我常常想，如果中国也如我居住的澳大利亚有“澳洲公开家庭”、“基督教儿童基金-澳洲”、“国际儿童保护-澳洲”、“游戏和娱乐协会维多利亚”、“救救孩子澳洲”、“喜欢小孩：澳洲儿童Inc”、“公平与创新中心幼儿”这样的大大小小非政府组织（NGO）在协助政府工作，李思怡死亡之门就会被撞破，李思怡门外的童工黑奴就不可能“那样大规模地，长时间地维持”。我刚到澳洲时寄居一华人家，主人骂哭了小孩，邻居一个电话，不到十几分钟，保护小孩组织的人员就敲门要求检查该小孩是否皮肉有伤。正是由于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关联儿童的组织机构，澳大利亚的儿童连皮毛都得到重视，更不用谈他们生命的守护。

而我国目前的情形是，13亿国民登记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官方色彩浓重的半政府组织）仅是3亿人口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的1／5，其中鲜有活跃的保护儿童组织的活动见诸报端。一部落伍过时的《社团管理条例》还在堵塞着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管道，民政、国安等部门对民间组织机构的过度敏感，也捆绑着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致使“党和政府”难以摆脱包揽一切的惯性轨道，背负着本可以在一些公域“不作为”、把部分政府责能交由民间组织来履行从而可能减轻的沉重负担。

以往的极权控制减弱之后，“全能政府”的角色位置随之改变。随着政府之手的略有收缩，一些恶势力会在某些“权力真空”地带膨胀。这个时候，除了必须尽快进行国家治理新的制度安排，就是需要大力扶持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可惜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非政府组织的阙如，无数罪恶在政府视野之外（有些甚至是在改革的名义下）悄然行进，直到偶然“惊动了中央”，才有部分恶行得到阻止。

我在大陆一儿童医院的所见所思

六月，我回大陆探亲期间，带患肠道炎细菌感染儿子到汕头市妇女儿童医院看病。（网上搜索，该院是粤东地区首家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先后被评为“爱婴医院”和“省文明医院”，是目前汕头市规模最大的集医疗、妇幼保健和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妇幼保健中心。）在门诊室，二位医生各陷于两群焦急病童家人的重围。室外只有靠墙两排凳子，近百位抱着患病小孩的父母或亲人大都在室内外站着干等和干着急。一个小孩在地上拉了尿，眼见就要被乱脚踩踏，我赶紧去找了一条脏布将之盖上。望着埋在人头堆里的大夫，我对太太说：“如果你是这医生，你能几十年如一日对病人好吗？我自己坦白，要我，每天只想早点回家。”三个小时后，终于轮到我们见医生。领了验血验便单到化验室，又见到二十多位父母围在化验室窗口，屋里头仅有一位化验员在验血样，另外几位工作人员在一角落里聊着什么。一个多小时后，据拿到的验血单，确定小孩得住院，赶紧办了手续。从小孩到达医院到得到护理，足六个小时。

在澳洲，我们去问诊或办理其他事务，多是先从机器取了票号，然后与其他人一样静静坐在一排排椅子上等候号灯亮。每逢等候的人数增多，几乎各服务部门都会临时调派增加人手，加速服务以免客人久等。

我在此谈及这小事是要指明中国许多能做而未做的事其实是给“国情论”给耽搁了。大面积普及安装候票机（据说上海等一些城市已开始安装）方便看病办事者，类似的这种程序作业吾国现在做不到吗？否，是吾国人观念上“习惯成自然”，制度上“自然成习惯”从而成全了一种“治理惰性”。这种程序作业与国情无关，国力也完全能承担，做不出或不愿做是我们的卫生局长、部长们没有遭遇足够的压力逼出他们能做，必须做！不是“资金不足”而是压力不足，不是“制度失灵”，而是落伍的制度本来就不可行，也不是国情使然，而是我们太迁就“国情”，我们的官员太喜欢、太善于强调国情，总以“国情论”来搪塞推御他们应负而不愿负的责任！

是的，医院是新落成的，设备是现代的，众多医生和护士的工作也是辛苦和认真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也为中国的现代化积累了必需的器皿物件，但“现代化”建筑和设施必须“配套”有现代国家治理的观念和制度，才能成全出现代文明的“公共管理与服务”。

盲诗人、音乐家周云蓬一曲撕心裂肺的《中国孩子》的民谣正在大陆直捣人心，一句“爸爸妈妈都是怯懦的人”唱出了我们对孩子的亏欠，也撕破了“我们的祖国像花园，花园里的花朵多鲜艳”的虚幻图景。

儿童妇女能否得到有力的保护，既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也是丈量一个政府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尺。看来，只有到了中国人能以手中的选票去抓住控制公权力的缰绳，执掌权柄者才会被逼尽心尽责去“救救孩子”，去遏制和减少时常发生在“李思怡门外”那些伤害儿童妇女的罪恶。

2007/7/29于悉尼

作者系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