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王国后，引起琉球士族的反抗，日本不得不实施“旧惯温存”政策。“旧惯温存”政策的实施，使琉球士族愈益分化，无法团结抗日，白党士族与以首里士族为首的中立派支持日本，倾向清朝的黑党士族却日益衰弱，不得不出逃海外，或在中国从事“琉球复国运动”。白党士族虽协助日本管理琉球群岛，却趁日本开放组党之契机，推动“公同会运动”，要求日本同意琉球王族拥有琉球群岛的行政权，可见其政治行动与身份认同的矛盾性。在日本持续同化教育之下，新一代琉球知识分子逐渐“日本化”。尽管如此，宫古岛人头税与杣山管理问题暴露了“旧惯温存”政策的流弊，这些知识分子也切身体会到日本剥削琉球的事实，开始推动“冲绳自由民权运动”，主张废除“旧惯温存”政策，可见其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冲绳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却让琉球民众认识到了“日琉同祖论”的虚假，作为“琉球人”的身份认同得以觉醒，逐渐萌发“琉球民族主义”思想。
关键词：日本 琉球士族 旧惯温存 身份认同 公同会运动 冲绳自由民权运动
琉球王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立国长达五百多年，拥有本土语言、宗教信仰、服饰音乐及生活习俗等，使琉球士族得以发展自我身份认同。琉球士族主要分为首里士族、那霸士族、久米士族，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琉球王国的臣民，但在中日两国的影响下，琉球士族对中日两国均有一定的文化认同，并因他们的教育背景与职务性质的不同，形成多重身份认同。供职于琉球王府的首里士族掌握实权，与琉球王族关系最紧密，对琉球王国认同最强；负责日琉贸易的那霸士族常与日本萨摩藩往来，精通日本语言文字，对日本文化认同感最强，即白党士族；负责中琉朝贡贸易的久米士族本是闽人三十六姓之后代，熟悉儒家经典，对中国文化认同最强，即黑党士族。1879年日本颁布“琉球处分”，非法吞并琉球王国，引起琉球士民激烈抗争，尤其是黑党士族反抗最激烈，不只发起“赞成事件”，还遣人向清朝求援，在中国推动“琉球复国运动”，促使清朝不承认“琉球处分”的合法性，持续与日本交涉琉球归属问题。在当时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实施“旧惯温存”政策，拉拢白党士族，打压黑党士族，以图尽快控制琉球群岛。从“旧惯温存”政策的实施情形，可知该政策不仅是笼络琉球士族的手段，也是压迫琉球士族的工具。该政策在削弱岛内亲华反日势力的同时，也通过与琉球士族合作开发等形式，实现了日本资本家独占琉球各岛的自然资源与廉价人力，使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内殖民地”的目的。
对于日本吞并琉球及之后施行的“旧惯温存”政策，日本学界有较充分的研究，并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转折点，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重点，尤其是出身日本与出身琉球的学者关注的门径不同，对琉球研究也有不同的研究取向。1945年以前的日本学界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刻意强调琉球王国的经济困窘、人民贫困、技术落后，抬高明治维新带给琉球人民的各种“好处”，主张“琉球处分”有“民族统一”与“农民解放”的二重意义。例如，日本出身的学者柳田国男(1875-1962)、鸟居龙藏(1870-1953)主张“日琉同祖论”的合理性，并利用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先入为主地推论日本同化教育是实现日本与琉球民族统一的手段，借以掩盖并正当化日本的侵略行为。琉球出身的学者伊波普猷(1876-1947)、太田朝敷(1865-1938)、真境名安兴(1875-1933)等人处于被日本学者轻视的窘境，自然不敢挑战当时日本学界“日琉同祖论”的主流论述，但他们更关注日本统治琉球的殖民性质与差别待遇，多少触发了琉球民众对自身处境的省思。日本战败后，部分日本学者深刻反省日本帝国主义与战争暴行，指出“旧惯温存”是日本在琉球建立殖民体制的过渡政策，其目的是压制琉球民众的反抗，深化了“琉球学”的研究内涵。例如，金城正笃批判“旧惯温存”政策是用来麻痹琉球民众的工具，他同时也揭示了“日琉同祖论”的虚伪。我部政男认为“旧惯温存”不只是温和的过渡政策，更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环节。山下重一根据《尾崎三良日记》揭示出明治政府、冲绳县厅及琉球士族在“旧惯温存”政策下的合作与对抗。新川明收集琉球耆老们的回忆，强调琉球乡土史的重要性，并分析“旧惯温存”政策对琉球社会的影响。波平恒男与后田多敦认为“旧惯温存”政策削弱了琉球民众的自我认同，并指出“琉球复国运动”是“琉球民族主义”的起点。丰见山和行、高良仓吉、西里喜行、上江洲智克、奥田博子、后藤乾一、泽田洋太郎、小熊英二、平良胜保等均指出“日琉同祖论”是“旧惯温存”的文化策略，用以虚构“民族统一”的假象。
相较于日本学界反复论证“日琉同祖论”的合理性、或避重就轻地探讨“旧惯温存”政策的现代化意义，中国学界则侧重强调中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紧密关系，并指出“琉球处分”的侵略本质，抨击日本“旧惯温存”是殖民政策，否定“日琉同祖论”的理论假设，尤其关注琉球士族在中国发起的“琉球复国运动”，认为这些请愿活动是中琉宗藩关系存续的证据之一，也是现今琉球独立运动的精神纽带之一。可惜的是，中国学界较多关注尚德宏(幸地亲方朝常，1843-1891，琉球国王尚泰之姐夫)、林世功(名城里之子亲云上春傍，1842-1880)等人的请愿活动及其影响，却未能讨论留在琉球各岛的琉球士族如何应对日本统治及其身份认同的变化。换言之，中日两国学界认识到“旧惯温存”政策的重要性，却未能在制度层面去探讨琉球士族接受日本统治的根本原因，也未能从文化角度去分析琉球士族的群体处境及其认同变化，使日本殖民琉球的差别待遇被美化为琉球现代化之契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撰文厘清，破除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谎言。本文讨论对象是琉球士族，乃因当时琉球民众民智未开，生活艰辛，尚未能发展出鲜明的自我认同意识，而琉球士族是琉球王国的政治主体与中坚力量，是引领琉球民众的思想与行动的人。
本文主要探讨琉球士族如何应对日本的“琉球处分”，并观察宫古岛暴动的“赞成事件”，分析日本推行“旧惯温存”政策的必要性与局限性，进而解释日本如何通过“旧惯温存”政策，改变琉球士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间接影响他们的政治行动及其身份认同。根据《琉球见闻录》《冲绳县史》《琉球所属问题关系资料》等资料，可知日本在吞并琉球初期碍于清朝的势力，只能暗中监视、伺机打压黑党士族，并实施“旧惯温存”政策，驱使白党士族，拉拢以首里士族为主的中立派，重新分配琉球士族的权力与资源。在日本军警的逼迫下，琉球群岛的抗日复国势力逐渐衰弱，若干黑党士族被迫出逃中国，从事“琉球复国运动”，而白党士族推动“公同会运动”，强调琉球群岛的自治权，要求日本同意琉球王族拥有琉球群岛的行政权。由此可知，白党士族虽与日本合作，却未必完全认同日本，仍想以自治形式恢复琉球王族的统治，亦能窥见琉球士族自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通过日本同化教育与在琉球实施征兵制度，琉球新一代知识分子逐渐“日本化”，但他们却从“旧惯温存”政策的流弊，发现琉球上层士族独占的特权及日琉两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差别待遇，洞悉了日本视琉球为“内殖民地”的真面目，进而推动“冲绳自由民权运动”，向日本争取平等之权利，无形中强化了他们作为“琉球人”的身份认同，这成为战后“琉球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
一、琉球士族的抗争与“旧惯温存”政策的形成
按照琉球王府主导编辑的系谱规定，具有系谱的是士族，没有系谱的是百姓。作为琉球王国的文官，琉球士族与琉球王府结成从属关系。琉球士族按阶级高低、教育背景及职务性质之差异，分为首里士族、那霸士族、久米士族。三者在血缘认同上皆属琉球，但在中日两国文化的影响下，那霸士族的文化认同倾向“日本化”，久米士族的文化认同倾向“中国化”，首里士族以琉球文化为主，兼采中日文化之优长。1875年7月14日，日本明治政府禁止琉球向中国遣使进贡，并要求琉球国王尚泰(1843-1901)觐见明治天皇(1852-1912)。尚泰不愿束手就擒，立即派向德宏等19名琉球士族秘密前往福州，向清朝陈奏日本阻贡之事。此时，琉球士族按照其政治主张，分为亲清的黑党、亲日的白党及中立派。黑党多为久米士族，以毛允良(龟川亲方盛武，1808-1880)为首，主张依靠中国，对抗日本，必须延续中琉宗藩关系；白党多为那霸士族，以向有恒(宜湾朝保，1823-1876)、向嘉勋(内间亲云上朝直)、翁逢源(伊舍堂亲云上盛英)为首，主张依靠日本，对抗意图不轨的欧美列强；中立派多属首里士族，以向居谦(浦添亲方朝昭，1825-1883)为首，主张维持现况，确保琉球王室的利益。清朝虽要求日本交涉琉球问题，但日本直接派遣松田道之等强占琉球群岛。1879年3月，日本宣布废琉球改设冲绳县，命令琉球国王尚泰迁出首里王宫，移交琉球版籍与王府文书，并出动警察、军队驻防琉球各岛要地，避免琉球士族反抗或逃往中国陈情。4月4日，黑党士族不愿服从日本命令，曾想以中城御殿为中心，召集琉球各岛士族，共同反抗日本军警。为避免琉球各岛士族群起反抗，日本采取了分化瓦解手段，任命前三司官向居谦为冲绳县厅的顾问，笼络首里士族，使其不支援黑党士族，并授权白党士族协助冲绳县厅接管琉球各间切，辅助日本军警快速控制琉球各岛。
以往琉球王国的地方管理制度，即是在琉球各地设置“间切”，“间切”辖有数量不一的“村”组织。由于琉球王国多为离岛，管理不易，所以设置“藏元”，不设“村”。统辖“藏元”的最高长官为“头”，由琉球王府派任，而“座”与“方”分别负责赋税征收与行政管理。此时，琉球王府拒绝移交册籍，准备发起抗日行动，不但遣人向福州馆的向德宏、林世功、蔡大鼎(伊计亲云上汝霖，1823-？)、毛精长(国头亲云上盛乘)等人报告日本吞并琉球的消息，请他们向清朝上书请愿，并要求琉球各岛琉球士族签下血誓书，宣示自己不服从冲绳县厅的命令，也拒绝担任冲绳县厅派下的官职，采取不合作态度，更拒绝交出琉球王国时期的户籍与赋税文书，使冲绳县厅无法掌握琉球群岛的户口、赋税、劳役等情况。尤其是黑党士族领袖毛允良、向龙光(津嘉山亲方朝助)等人，常与向有德(浦添按司朝忠)、向文治(名护按司朝忠)、金培义(泽岻亲方安本)等人私下策划抗日活动，还与在中国的向德宏等人互通消息，暗中推动“琉球复国运动”。
为了控制琉球各岛的秩序、完成政权转移，冲绳县令锅岛直彬(1844-1915)罢免琉球各岛的“头”，只沿用“头”以下的役人，并设置警察本署与审判所，由日本军警派驻琉球各岛的警察分署，琉球时期的“在番所”也改为“警察派出所”，收缴琉球各岛储存的武器弹药，更颁发日本铸造的冲绳县厅新印，回收琉球时期的各级官印。但原琉球官员并未理会冲绳县厅的命令，仍命令琉球各岛的“头”继续工作，造成两套领导班子的权力重叠，而琉球士族也发起许多抗议活动，要求琉球各岛人民签下血誓书，用性命宣誓自己不愿接受日本的统治。对此，锅岛直彬命令日本军警大规模逮捕一百多名琉球官员，严刑拷打，导致哭声震天、闻者落泪。这次逮捕反抗者的牵连范围甚广，包括琉球王府、本岛各间切、离岛各藏元的役人们，主张抗日复国的琉球士族元气大伤，不敢再公开反抗日本军警，只能偷袭日本军警与那些背叛血誓书的白党士族们。例如，1879年7月“赞成事件”不但是琉球士族内部肃清的行动，也是琉球士族反抗日本统治的具体行动，其规模之大、牵连之广、围剿之难，让日本不得不改变强硬策略，转而笼络琉球士族，遂有“旧惯温存”政策之实施。
“赞成事件”发生在宫古岛。该岛是宫古列岛的最大岛，距离琉球本岛约290公里。锅岛直彬罢免宫古岛的“头”时，宫古岛役人们已接到琉球王府的命令，并签下血誓书，承诺不执行日本命令，违反誓约者将被斩首示众、以死赔罪，家人也会被逐出村落。当时作为下地村士族的下地仁屋利社虽签署了血誓书，但迫于生计，出尔反尔，担任了宫古岛警察派出所的译员兼杂役人。宫古岛上层士族默许了此事，但宫古岛的下层士族与岛民们却深以为耻，遂将下地仁屋利社的父母与弟弟驱逐出村，流放到伊良部岛。根据血誓书的约定，岛民们本想杀死下地仁屋利社，但担心遭日本军警的报复，只敢私下嘲讽下地仁屋利社。派驻宫古岛的日本警察知晓此事后，命令宫古岛“藏元”交出凶手，不过他们只是口头训诫这些凶手，避免扩大冲突。未料，下地仁屋利社不堪忍受金城松之妻的嘲讽，勃然大怒，竟拉着金城太太的头发，将其扭送派出所。金城松深感耻辱，发动宫古岛士族西里、仲里、东仲宗根等人履行血誓书，杀死违约者，下里村士族奥平昌纲也率领约1200名岛民，包围派出所，要求交出下地仁屋利社。岛民们冲入藏匿下地仁屋利社的派出所后，将其乱拳殴死，并弃尸洞窟。冲绳警察部警视园田安贤听到消息后，率3名警部与45名巡查全副武装奔赴宫古岛，因无法全部抓捕闹事者，只好妥善安葬下地仁屋利社，将其供奉在那霸的寺庙，安抚那些为日本工作的琉球役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谣传日本将派军队复仇、登岛屠杀，琉球人心惶惶，许多琉球士族准备出逃中国，琉球民众也害怕被牵连，赶紧带着食物躲入山里避难。为了平息事端，宫古岛的上层士族真荣平亲云上自杀谢罪，而园田逮捕13名嫌疑犯，判以一至五年徒刑，草草了事。
园田的调查显示，这13名嫌疑犯不只有宫古岛的下层士族，还有首里的下层士族，他还在宫古岛“藏元”搜出宫古岛役人与全岛岛民签名的30道血誓书。冲绳县厅担心一旦彻底追查血誓书，会刺激宫古岛民群起反抗，于是选择了快速结案。这一事件让日本方面注意到琉球士族反抗的力量仍然很大，决定实施“旧惯温存”政策。冲绳县厅免除了琉球王府对萨摩岛津氏的欠债5万元，豁免琉球农民未缴纳的租税3万石；并继续维持琉球王国时期的土地制度、租税制度及地方制度；保护琉球士族的特权，更优待琉球王族与首里士族，保留琉球国王尚泰的私有土地财产，给有俸禄的首里上层士族颁发公债证书，救济无俸禄的首里下层士族，借以笼络人心。尤其是日本保留了“人头税”的恶法，继续剥削琉球农民，而琉球士族却享有免税特权，还能领取禄金，维持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日本实施“旧惯温存”政策的目的：一方面是压榨琉球农民，使其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让日本有利可图；另一方面是笼络琉球士族，保留其经济特权，减少琉球士族的反抗，避免中日两国冲突升级的可能性。从结果来看，冲绳县厅施行“旧惯温存”政策相当有效，减缓了政权交替带来的冲击，但因在税制与地方制度上采取特别制度，保留了琉球士族的特权，使琉球群岛没有县议会或村议会，无法与日本本土同步改革，沦为了日本的“内殖民地”。
二、“旧惯温存”政策压制下的黑党士族
在白党士族的劝说下，尚泰接受“琉球处分”，也同意接受日本华族爵位，借以保全琉球王族的荣华富贵。尚泰的贪生怕死，让黑党士族相当失望，决定靠自己守护家国，于是派人秘密前往中国，向清朝求援，并串联各村町、各间切、各岛黑党士族拒绝日本的任命，还让琉球士民签订血誓书，拒绝与日本合作，引发“赞成事件”那样的抗日活动。正因为有黑党士族的反抗，日本决定实施“旧惯温存”政策，拉拢中立派的首里士族，并派密探侦缉黑党士族的动向，伺机逮捕。为了打压黑党士族的力量，日本单方面贬称这些潜赴中国求援、从事“琉球复国运动”的黑党士族为“脱清人”，剥夺其政治权利与经济待遇。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从事“琉球复国运动”的琉球士族未必全是黑党士族，也有白党士族识破日本野心后，转而成为亲华抗日者。例如，向德宏原本是白党士族的骨干成员，但因日本软禁琉球王族之举，不再相信日本，转而认同中国。
琉球各岛星罗棋布，舟楫往来不绝，日本军警人数有限，只能勉强控制那霸港，无法顾及宫古岛、八重山、久米岛、久高岛等离岛港口。根据1878年制定的《海外旅券规则》，冲绳县厅要求出海者必须持有日本颁发的旅券，也要求日本军警加强巡逻琉球各岛港口，防止有人偷渡出海，但因查缉困难，仍无法阻止黑党士族前往中国请愿。因此，日本内务省援引琉球王国旧法令《琉球科律》，并特别制定《甲第二五号》《甲第一七号》《甲第一五号》及《集会条例》等法令，剥夺这些在中国从事“琉球复国运动”的黑党士族之禄金与入仕资格，给予经济制裁与政治打压。事实上，《琉球科律》的惩处条文暧昧，没有明确处罚标准，但因中日两国仍在交涉“琉球分岛改约案”，让日本投鼠忌器，不敢严惩这些黑党士族及其亲属，于是在1879年至1885年期间日本以“旧惯温存”政策的名义，用琉球王国旧法令惩处黑党士族，并派出日本间谍，潜伏在中国福州、天津、北京等地，监视“琉球复国运动”的情形，避免刺激清朝出兵，也防止欧美列强出面干预琉球归属问题。
根据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情报，日本制作了《脱清人明细表》，还搜集黑党士族秘密集会与私收贡税的证据，试图逮捕这些抗日者。此时恰巧发生“赞成事件”，引发宫古岛骚动，让日本不得不担心捕抓黑党士族的连锁反应，可能让中立派的首里士族加入抗日活动，于是命令冲绳县厅一面执行“旧惯温存”政策，延续琉球士族的经济特权，一面暗中监视黑党士族的抗日活动，伺机逮捕。冲绳县厅欲惩戒的目标人物是黑党士族领袖毛允良，但因日本仍与清朝交涉“琉球分岛改约案”，遂不敢逮捕毛允良，避免琉球动乱，或引发中国出兵。正当“琉球分岛改约案”即将议定时，滞留中国的琉球官员林世功自杀死谏，感动了清朝官民，中国国内主战舆论大起，使清朝中止“琉球分岛改约案”的交涉，不承认日本占有琉球群岛。这使日本相当苦恼，其占领行为始终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欲趁机解决琉球归属问题。黑党士族领袖向龙光也注意中法战争带来的契机，希望促成清政府出兵干涉琉球问题，于是鼓动毛允良的嫡孙毛有庆(龟川里之子亲云上盛栋)偷偷搭船前往福州，向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左宗棠(1812-1885)请愿。1884年11月，毛有庆返回首里，在中城御殿纠集黑党士族，传递“琉球复国运动”的消息，并声称清朝将出兵琉球，让黑党士族们欣喜若狂，再次坚定了抗日信念，引起首里一带的骚动。为了找出毛有庆，日本军警立即逮捕毛允良一家人，逼问毛有庆行踪与潜入中国的原因，毛允良不堪拷掠，竟同意退隐、不再过问政事。毛允良的归顺，让冲绳县厅得以大肆逮捕黑党士族，并逮捕毛有庆，对其严刑拷打，毛有庆不幸伤重逝世。日本认为，毛有庆带回的消息真伪难辨，却引发琉球各岛的骚动，于是命令冲绳县厅加强控制琉球各岛的港口，封锁相关消息，并派出密探暗中监视黑党士族的行动，避免他们阻碍“琉球分岛改约案”。为了安抚黑党士族，日本刻意安排尚泰回岛探亲，劝说向龙光、小津波朝睦、神山庸荣等人放弃“琉球复国运动”。这让向龙光等人相当失望，准备另立新王。向龙光等人假意答应尚泰的要求，却在1885年3月潜行中国，并假借尚泰的名义，在中国招揽从事“琉球复国运动”的志士。
中法战争结束后，日本多次颁发禁令，阻止琉球人前往中国，并加强稽查黑党士族的抗日活动，迫使黑党士族津嘉山朝功、高良龟、小波藏安章、津嘉山朝克、平田继荣、津嘉山牛、仲村渠太良纷纷出逃中国。这些黑党士族以福州琉球馆为据点，集结流散在中国国内的琉球志士们，成为“琉球复国运动”的核心力量。梳理黑党士族的政治主张，可知他们的主张有些微差异，但其共同点都是想寻求中国协助，脱离日本的控制。根据神山庸忠的讯问书，可知这些旅居中国的琉球士族约47人，分散在福州、北京、天津三地，从事请愿活动。他们被日本剥夺士族身份，丧失配享禄金与出仕当官的资格，失去了原来的收入，还因贿赂清朝官员代呈请愿书，花费巨资，生活困苦。最终，他们中有些人水土不服，埋骨异乡；也有些人不愿接受日本统治，留在福州结婚生子、落地生根；还有些人见“琉球复国运动”前景黯淡，偷偷潜回家乡，却无法入仕，只能开私塾授业维生，延续儒家文化的火苗。此外，许多琉球士族不愿接受日本的统治，选择移民夏威夷、菲律宾等地定居，开垦荒地或从事渔业，并将琉球文化保留下来，成为当地文化的特色之一。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原本沉寂多年的黑党士族又活跃起来。在向志礼(义村按司朝明)的安排下，旅居中国的黑党士族在寺庙聚集，祈求中国战胜日本，声势浩大；而琉球各岛也流传着清朝将派出黄色舰队攻打那霸的传言，许多日本商民躲入山里避难，一时间风声鹤唳。冲绳县厅立即提高警戒，出身大和的日本商民也打算偷袭黑党士族的大本营久米村，一举铲除黑党士族的势力，避免他们向中国通风报信、里应外合。可惜的是，日军在辽东半岛的陆战大胜，直逼山海关，清朝元气大伤，只好议和，无法再要求日本交涉“琉球分岛改约案”，日本非法吞并琉球遂成定局。甲午战后，清朝更为衰弱，黑党士族含恨接受“琉球复国运动”很难成功的现实，而日本管理琉球群岛的重点也转向国防军事，试图将琉球群岛打造为日本“帝国之南门”，得以窥伺中国。
三、“旧惯温存”政策的废除与“琉球人”自我身份认同的觉醒
1881年，冲绳县令上杉茂宪(1844-1919)巡视琉球各岛时，看到琉球农民饥饿穷困的惨状，遂建议日本改革“旧惯温存”政策，废除琉球士族的特权，减轻农民负担，并针对琉球儿童施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加强日本同化教育。为了评估上杉的建议，日本派出参事官议官补尾崎三良(1842-1918)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琉球各岛后，尾崎指出琉球王国时期的土地制、贡税法、阶级划分都是不合理的恶法，让琉球农民生活贫苦，但考虑到黑党士族仍在反抗日本，遂主张日本仍应维持琉球士族的特权，继续施行“旧惯温存”政策，否则日本将得不偿失。在尾崎考察之后，日本政府罢免了上杉茂宪，决定仍沿用琉球旧制管理琉球士民，笼络琉球士族。但同时也开始大力设立会话讲习所、师范学院、中小学校等机构，开展同化教育，强调“天皇制”与“日琉同祖论”，创造日本人与琉球人为同一民族的幻想，甚至倡导征兵义务，鼓吹帝国主义思想，让琉球儿童无形中接受日本统治，培养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
在“旧惯温存”政策下，琉球各岛仍采用“间切制度”，让白党士族能担任代理人，协助冲绳县厅进行管理。但随着日本官员不断调入琉球各岛，白党士族逐渐失去实权，再加上琉球新一代知识分子也逐渐成长起来，可以取代白党士族的代理人地位，使白党士族不得不寻求自救之道。其间能看到白党士族与冲绳县厅的关系颇为微妙，呈现合作中有对抗、对抗中有合作的矛盾性。1889年日本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后，日本民众获得了参政权，但琉球民众没有参政权，让白党士族看到机会，将日琉两地的差别待遇诉诸日本本岛的新闻媒体，一时舆论大哗。在舆论压力下，日本只好同意琉球民众拥有组党集会的参政权，并考虑“旧惯温存”政策的存废问题，将日琉两地体制同一化。因此，白党士族联合琉球王族尚寅(宜野湾王子朝广，尚泰次子，1866-1905)组成“公同会”，再以“公同会”的名义，向日本提出“琉球自治”的请愿书，希望琉球王族能世袭冲绳县令，由白党士族管理各岛内政。
“公同会运动”表面上是琉球民众争取琉球自治的自由民权运动，但从公同会只允许士族身份者加入之事，可知“公同会运动”实际上是琉球王族与白党士族伺机恢复权力的抗争，不能视作琉球民众自发的自由民权运动。日本不可能同意“公同会运动”的自治诉求，也不可能推翻日本同化琉球士民的政策方针，但琉球王族尚寅仍不死心，收集了73322名琉球士族与琉球各岛役人的签名，制作琉球自治请愿书，并授意《琉球新报》记者太田朝敷(1865-1938，白党士族骨干成员，首里士族出身)撰写文章，为“公同会运动”宣传造势。对此，日本为避免直接冲突，并未采取强硬手段，而是运用舆论工具，通过《鹿儿岛新闻》《大阪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严厉批判尚寅等人发起的“公同会运动”只是披着自由民权的外衣，掩护白党士族想维持特权的私欲，根本不是为了争取琉球民众的权益。在日本官民的口诛笔伐下，“公同会运动”很快沉寂，白党士族欲夺回行政权的希望落空，只能采取更隐蔽的方法，维持白党士族的地位及影响力，如设立冲绳银行和开辟桃原农园等，间接推进了琉球农业的发展。然而，通过“公同会运动”引发的舆论战，彻底揭露了琉球群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不同于日本本岛的事实，而由日本本岛移居琉球各岛工作的日本商人、警察、教师们同样不满“旧惯温存”政策，认为冲绳县厅没必要保护琉球士族的特权，并主张琉球群岛不是特殊之地，应与日本本岛同一制度。在琉球岛内外的压力下，冲绳县厅不得不开始思索如何重整琉球各岛管理层的问题，并尝试调整“旧惯温存”政策。
正当冲绳县厅准备调整“旧惯温存”政策时，宫古岛“人头税”问题却引发了士族的动乱。宫古岛“人头税”问题起因于琉球王国时期的税制混乱，难以数字化管理，尤其是宫古、八重山两岛，不但征收15岁至50岁男女的“人头税”，还要以实物与货币并存的形式缴纳地租，让宫古岛农民不堪重负。在日本移民中村十作(1867-1943)、首里士族城间正安等人的努力下，冲绳县令奈良原繁(1834-1918)准备进行地租改革，于是命令宫古岛役所所长吉村贞觉调查“名子”“御荫米”“吏员名单”的情形。未料，“人头税”的收取涉及宫古岛士族的经济利益，遭到宫古岛士族强烈反对，甚至派人阻碍吉村贞觉的调查工作。无奈之下，中村十作带着福里村代表与保良村代表前往东京，向日本国会与内务省控诉“旧惯温存”政策的不合理之处，还请同乡友人《读卖新闻》记者增田义一撰写“人头税”相关报道，向日本11家报刊揭露宫古岛农民的惨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此时已倾向调整“旧惯温存”政策的日本内务省，命令琉球出身的谢花升(1865-1908)暗中调查琉球地租与杣山开垦的贪腐问题，揭露“旧惯温存”政策的弊端。
谢花升是琉球农民之子，家境贫寒，没钱读书，但受惠于上杉茂宪的同化教育政策，得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成为新一代的琉球知识分子。求学期间，谢花升加入勇进社(后改名为冲绳学生会)，向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1847-1901)、幸德秋水(1871-1911)等人学习政治理论，参与日本本岛的自由民权运动，直接观察日本社会的现状及其变化。日本非常重视谢花升这批琉球公费生，试图将他们培养成预备干部，所以谢花升取得学位后，很快成为日本内务省任命的农业技师，甚至还作为日本同化教育的样板人物，获得明治天皇的接见。谢花升回乡任职后，负责指导琉球各岛的农业改良工作，前途一片光明，但因“人头税”与杣山开发的调查工作，侵犯了琉球士族的既得利益，令许多人相当嫉恨。杣山指的是琉球王府独占的官有山林，严禁琉球农民进入。冲绳县令奈良原繁命令“杣山官有化”，以增加财政收入。作为农业技师的谢花升反对“杣山官有化”，指出这样只有利于冲绳县厅与首里上层士族，建议“杣山共有化”，让琉球士民都能共享林业利益，并拒绝了29组首里上层士族对杣山的开垦申请，使奈良原繁与首里上层士族对其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同样接受日本同化教育、出身首里士族的太田朝敷，明知道“杣山官有化”的结果是弊大于利，无益于琉球农民，但为了保护首里士族的共同利益，遂利用自己是《琉球新报》的记者身份，污蔑谢花升挟私报复，并批评谢花升嫉妒首里士族的身份地位，才会刻意阻碍首里士族开发杣山。
事实上，在“旧惯温存”政策的外衣下，掩盖的不仅是“杣山官有化”的阴暗面，也隐藏了奈良原繁与首里士族之间输送利益的贪腐问题，甚至让人忽略了日本官员及东京制糖业者等资本家以权谋利，通过暗中与首里士族合作，掌握琉球各岛的自然资源与农业利益的问题。被迫去职的谢花升，仍努力争取琉球农民的权益，不但与当山久三、安里元荣、赤岭银太郎、大田长庆、渡口龟助(生卒不详，曾任澎湖丸一等运转士)等人组成“冲绳俱乐部”，推进“冲绳自由民权运动”，同时创办《冲绳时论》，批评“旧惯温存”政策的各种弊政，要求日本废除该政策，减轻琉球农民的纳税压力。为了维护冲绳县厅的权威，奈良原繁强行解散“冲绳俱乐部”，还派人袭击谢花升，导致其精神崩溃，贫病交迫，病重而死。“冲绳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但日本政府也已意识到“旧惯温存”政策的局限性，在1903年废除该政策，并收回冲绳县令的权力，仿照日本本岛的行政制度，将琉球群岛改制为二区五郡制，完成了日琉两地的制度同一化。谢花升不畏强权的精神及其自由民权理念，启发了许多琉球新知识分子，使他们注意到日琉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及其差别待遇，开始强调琉球人与日本人平等，觉醒了“琉球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并促成了重视琉球各岛的固有文化，关注琉球群岛本土语言、文学、历史、民俗等的“琉球学”的出现，形成战后“琉球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以新一代琉球知识分子谢花升的遭遇为例，可知日本本以为同化教育能抹去琉球士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使其“日本化”，但谢花升却在争取琉球民众权益的过程中，不但意识到日琉两地的差别待遇，也发现了日本社会歧视琉球人的现实。而“冲绳自由民权运动”传播的自由意志与民权思想，让琉球民众意识到自身被歧视的制度性原因，也认识到向日本官民争取平等权益的重要性，遂能看破所谓的“日琉同祖论”只是一套让“琉球人”忘记了自己是谁的宣传工具而已。
结语
身份认同(Identity)属于主观意识，分为个人身份认同与族群认同，而族群认同又以血缘关系、文化根源、历史传承、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为主要识别标志。在不同时代、不同事件背景下，个人身份认同或族群认同会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所以认同问题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在中日两国政治文化的长期影响下，琉球士族对中日两国的文化认同是多变的、流动的、共时性的。琉球士族主要分为首里士族、那霸士族、久米士族，他们效忠琉球王国，在政治上认同琉球王室，但自1875年日本阻贡后，琉球士族很快分为亲日的白党士族、亲华的黑党士族及中立派。白党士族以那霸士族为主体，黑党士族以久米士族为主体，人数最多的首里士族属中立派。
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王国后，引起琉球士族激烈反抗，尤其是黑党士族，鼓动琉球各岛士族签订血誓书，不与日本合作，引发“赞成事件”，并筹划“琉球复国运动”，反复向清朝请愿，使日本不得不实施“旧惯温存”政策。“旧惯温存”政策的实施，导致琉球士族进一步分化，无法团结抗日。白党士族与以首里士族为首的中立派支持日本；支持清朝的黑党士族失去特权，实力日益衰弱，不得不出逃海外，或在中国从事“琉球复国运动”，其爱国情操令人感佩。遗憾的是，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朝更为衰弱，“琉球复国运动”也难以为继。反观白党士族选择与日本合作，协助冲绳县厅管理琉球各岛，但随着日本本岛不断调入官员，又培植新一代琉球知识分子，担任冲绳县厅的役人，使白党士族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代理人，逐渐被边缘化。为维持特权，白党士族抓住日本允许组党的机会，与琉球王族合作，推动“公同会运动”，请愿由琉球王族世袭冲绳县令，琉球各岛享有自治权。日本不可能同意琉球自治，于是发动新闻媒体的舆论力量，批评“公同会运动”不是琉球民众自发争取权益的政治活动，只是琉球王族的复辟之举。“公同会运动”失败后，白党士族通过设立银行、创办新式报刊、发展现代化农业等方式，维持自身在琉球社会的地位及其影响力。白党士族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反映了其在政治行动与身份认同上的矛盾性。
1880年以后，日本推行同化教育，宣传“日琉同祖论”，刻意培植琉球新一代知识分子，使琉球士族原有的文化认同逐渐被日本刻意建构的族群认同替代。通过日本同化教育与征兵制的实施，新一代琉球知识分子逐渐“日本化”，但宫古岛“人头税”与杣山管理等问题，让这些人不但发现“旧惯温存”政策的各种弊病，也注意到琉球士族的特权与日本剥削琉球各岛的事实。新一代琉球知识分子谢花升的遭遇，展现了其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谢花升虽接受同化教育，自我身份认同“日本化”，但在争取琉球民众权益的过程中，意识到日琉两地的差别待遇，发现了琉球人被歧视与被双重剥削的制度性原因，开始推动“冲绳自由民权运动”，主张废除“旧惯温存”政策，呼吁琉球人与日本人地位平等，不应受到差别待遇。“冲绳自由民权运动”虽然失败，却让琉球民众认识到“日琉同祖论”的虚假，作为“琉球人”的身份认同也得以觉醒，逐渐萌发了“琉球民族主义”的思想。
为了缓和琉球岛内外不满“旧惯温存”政策的舆论压力，日本在1903年废除该政策，又陆续废除了“人头税”、夫役及林地租税，减轻琉球农民的赋税压力。但同时，日本委任首里上层士族开发琉球各岛的官有山林，士族禄金政策也保留到1909年才废除，使琉球士族能自谋生路，从事商业活动，或融入冲绳县厅的管理阶层，继续与日本合作。不幸的是，“旧惯温存”政策废除后，琉球民众仍未摆脱双重剥削的困境，也无法翻身做主人，反而是日本资本家很快通过与琉球士族合作开发琉球各岛，取代了琉球士族的特殊地位，侵占了琉球各岛的自然资源与农业利益，使琉球群岛沦为日本的“内殖民地”。在严酷的剥削下，琉球青年们被迫离家，在日本本岛打工糊口，却遭到日本社会普遍歧视，他们精神痛苦，开始进一步怀疑“日琉同祖论”的合理性。此时，谢花升不惧强权的抗争精神与“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种子慢慢生根发芽，启发了琉球青年们的自由意志，使他们认识到“日琉同祖论”仅是宣传工具。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琉球民众的迫害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冲绳战的惨烈，让琉球民众对“琉球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再次被强化，逐渐形成战后“琉球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与“琉球独立”的政治理想基础。
本文作者尤淑君，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4年第2期。注释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