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两本重要的新书指出了当今政治分析中对公众的怀疑和对未来的恐惧，思想深邃，让人印象深刻。

如今的政治想象力似乎陷入当下的陷阱。

为了说明问题或者证明某个论点，政治分析家偶尔可能追溯历史，但是似乎不愿意把当今现实放在历史上下文中。尤其是自9-11以后，零年（Year Zero）的比喻越来越大地影响我们的世界观，有些分析家不厌其烦地坚持说当今生活处在和过去没有多少联系的“新时代”。与此同时，许多人把未来看作让人陌生的地方，把明天看作让人害怕的地方，人类可能遭遇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的命运。你不管往哪个方向看，对于未来的预测似乎都受到不祥的预感和焦虑的严重影响。

沃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的《欧洲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Europe）是对明显失去了方向，即将成为“世界历史博物馆”的欧洲的墓志铭。戈尔（Al Gore）的《理性的破坏》（The Assault On Reason）提出了针对大众的悲观论调，认为我们显然是政治上的文盲，质疑我们处理时代大问题的能力。尽管戈尔保持对因特网的潜在民主力量的一些希望，他的总体分析显示在未来一段时间，那些不上网的，现实世界的大众将继续成为力量过分强大的媒体的奴隶。

本文评价的两本书都很重要。它们讨论了大西洋两岸当代社会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戈尔担心美国公共领域的削弱是很有道理的，他的书是试图弄清楚这个退步的尝试。拉克尔的哀叹集中在欧洲人广泛存在的文化和政治迷惘的情绪。虽然两位作者都试图处理在某些意义上“新”和独特的问题，但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使用的解释方法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模式。

戈尔在公共参与衰落的考察中辨认出来的主要罪魁祸首是媒体。事实上，他提供了古典“媒体影响”主题的自己习惯的变体。因为被存在无所不能的媒体观点的诱惑，戈尔似乎认为大众缺乏辨别、反思以及在重要问题上自己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拉克尔则陶醉于认识到的无法控制的大量外来移民对欧洲生活方式的强大威胁。因此，他的《欧洲的末日》就像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在21世纪写的后记。

和大众不自然的关系

戈尔的《对理性的破坏》受到自由派思想的强大传统的影响，表现出对民主失败的失望。戈尔重新回顾了启蒙的精英对容易上当受骗的、受到误导的大众持续失望这个经典的主题，并赋予了新的能量。1922年美国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发表了体现精英的民主观点的经典作品《公共舆论》。在政治精英还不必审查他们的语言的时候，李普曼警告说绝对的文盲选民的比例远比评论家怀疑的要高。他说这些政治上的文盲在“思想上是孩子或者野蛮人”，因此成为那些试图操纵别人思维和行为的人的天生猎物。李普曼认为公众，公共舆论不知道他们的最好利益是什么。戈尔与李普曼公开谴责大众民主保持一定距离，“我对李普曼的‘美国人拒绝人类历史的礼物的凄凉’感到厌恶，但是他自己的书重复了思想先辈的家长制的假设。

可能因为个人在投票箱的经验，戈尔对于媒体的“劝说力量”感到担忧。他相信大众媒体的广播，宣传，公共关系的新形式等的综合影响已经把理性从公众世界赶出去了。他担心媒体激发起人们“不是通过逻辑，理性和反思”得出的反应。他说制造赞同已经让民主成为中空的东西，意味着“公众常常被劝说接受或者欢呼实际上危害自己利益的政策。”

他注意万能媒体的反面就是认为大众基本上是被动的、容易上当受骗的傻子。在谈论选民的章节里，戈尔是前后不一的：他有对受教育者大众的理想化的观点，同时也相信人们不加思考地接受传给他们的谎言和宣传。他声称“当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美国人相信萨达姆侯赛因应该为9-11袭击负责”决不是歪曲时，表达的不仅仅是失望，戈尔写到“布什不会让人信服地给增加空气污染的法案贴上“清洁天空倡议”的标签”或者称增加国家森林采伐的法案是“健康森林倡议”，除非他相信公众从来也不知道这些法案实际上做了什么。从这个角度看，公众的无知实际上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基础。按照戈尔的观点，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是电视。他说“一个每天花费4个半小时看电视的人和每天看4个半小时书的人的脑部活动模式是非常不同的”。

李普曼和他的同类思想家相信大众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孩子气的情感控制了他们的思考和行为。这种把公众作为非理性囚徒的观点是建立在公众更容易受到感情而不是理性的支配的信念基础上。《对理性的破坏》通过当今大众心理学家的著作更新和发展了这个观点。戈尔说‘我们常常主要根据感情反应而不是理性地考虑所有选择或者认真选择做出仓促的判断，’毫无疑问，我们确实这么做，但是我们同样能够运用理性。但是那些关心公众受到腐蚀的人最好提出实际上激发人们运用理性的政策，而不是哀叹不知感恩的读者的感情用事。

戈尔迷恋媒体对人们思想模式影响导致了他对美国公众生活削弱的片面和技术性的分析。毫无疑问，媒体在决定政治和社会议题如何被塑造和讨论的过程中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媒体很少能给读者和观众洗脑，或者让他们全盘接受发表的信息。实际上，美国人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选择性地接受相信和接受。这么高比例的美国选民玩世不恭，对政客缺乏信任，怀疑官方宣传的事实本身就说明他们不是媒体的奴隶。尽管戈尔指控布什的恐怖政治影响力，我们应该明白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并不相信政府关于反恐战争和相关事情上的谎言。

戈尔似乎对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的著作比对通过公众辩论而得到的观点有更大的信心。他特别相信专家，连续不断地对比明显客观的专家意见和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观念进行对比。一次又一次，他指控布什拒绝“最好的证据”，不听专家的意见。戈尔说“把最好的科学证据附属于意识形态推动的信念是通过歪曲和压制最好的可能信息控制政策的另一个策略。”但是，专家意见和可靠的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专家意见很少是问题的最终裁决，常常不过是代表了受教育者的观点而已。戈尔正确指出了这个事实有钱人的意见往往比‘其他人的观点更重要。’但是他拥抱专家意见独特和更有价值的观点显示他也接受观点应该分等级的观点。

在戈尔看来，公众的无知是美国政治生活的基础。

实际上，人们可能认为通过吸取专家意见把政策制订专业化的倾向实际上造成了戈尔自己也感到担心的公众领域的退化。毕竟，专家提出的观点很少成为普通民众辩论的话题。随着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被专家提供的“最好建议”来管理，从我们吃什么到如何对付犯罪到气候变化问题，政治辩论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和受到限制。戈尔警告说“当公众在政治过程中只是观看，聆听，没有说话的份儿，整个政治过程就是骗人的。”但是这正是当今提升专家意见的地位后给公众分配的角色。有时候，戈尔意识到在政治和社会讨论中“专家知道得最好”的想法背后隐藏者家长制的意识。他写到：

“许多提倡某项主张的组织，不管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常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已经掌握了真理的特权，不过是要‘教育’别人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对这种态度的反感是美国反智主义传统重新抬头的众多原因之一。

他接着说当人们不被认真对待的时候，不被给予“平等互动的机会”的时候，他们“自然开始抗拒专家知道得最多的假定。”不幸的是，他没有彻底探索这个观点的隐含意义。如果这样做了，将提出戈尔自己的对无意识无知的公众“提高认识”的工程的问题。

从文盲大众到放纵的文化

拉克尔在《欧洲的末日》中表现出来的焦虑不是关于公众的政治无知，而是欧洲精英对于文化的无知。拉克尔相信欧洲曾有段时间面临“存在危机，或者更准确地说，很多的重大危机，其中人口问题是最严峻的危机。”

《欧洲的末日》哀叹欧洲人生育率最近急速下降的文化和政治后果。拉克尔不敢肯定为什么欧洲人失去了生孩子的兴趣，但是他肯定一个不愿意繁衍的社会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像担心欧洲的“人口投降书”的德国社会学家加纳·汉索翰（Gunnar Heinsohn）一样，拉克尔怀疑欧洲大陆的生存问题，他相信欧洲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这不是唯一的问题，《欧洲的末日》实际上主要的内容是空前规模的外来欧洲移民的后果。

拉克尔担心欧洲的本土人口和新移民群体之间出生率的差异。他指出布鲁塞尔的例子，在2004年新生儿中有55%的婴儿的父母是移民。在拉克尔看来更让人担心的是，新移民社区没有意愿和欧洲社会融合。大的移民社区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意愿参与欧洲文化，实际上他们似乎讨厌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价值观。

拉克尔没有搞清楚为什么欧洲人失去了生孩子的兴趣。他认为融合的失败部分是因为移民对融合不感兴趣，也因为他们被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反向的鼓励要建立平行的社区。对于欧洲的衰落，他归咎于鼓励没有计划的移民政策，打击移民进行生产性经济活动的福利制度，拒绝全国统一文化的多元文化主义等政策。在拉克尔看来，毛病主要在于欧洲政府和精英。他只是没有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表现出这种让人困惑的，自我毁灭性的行为方式。

“回忆起来，很难弄明白这些国家的当局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想象不加控制的移民不会带来严重问题吗？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问题将得到解决，移民在有一天将消失或者他们将很好融合同化？”

但是他的书不仅仅是对大规模移民的意料不到的后果的谴责。实际上，他认识到欧洲当今面临的问题不大可能是移民造成的后果。

在某种程度上，他反对“移民融合失败责任在欧洲社会”的观点，一页后就和自己的观点矛盾起来了。他注意到欧洲精英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信仰。“在当权派中间，属于某个国家（或者欧洲）的思想只剩下很少的荣誉感，”他说“这样的社会根本无法为新来者提供任何指导，无论如何，他们肯定获得一种印象流行的法律和规范可以被忽视而不会受到处罚。”在这样的“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气候下，许多新移民对所在国的生活方式无动于衷也就可以理解了。许多人对所在国有一种厌恶，更谈不上愿意与之融合了。移民青年中的有些反欧洲极端主义至少间接地表现出对生活其中的社会的道德丧失的不满。问题显然在欧洲本身，而不在移民。

“我们应该要求社会提供它们代表什么的描述。”

拉克尔的书的好处在于他准备好讨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但是很重要的真理。在欧洲精英隐藏在毫无意义的欧盟言论背后的时刻，我们有必要要求社会告诉人们它实际上代表了什么。欧洲在融合部分新移民时的失败或许是他们根本就不清楚新移民到底应该融合在哪里的结果。那么，怎么办呢？拉克尔对于未来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他的结论呢？欧洲应该进行一些涉及移民社区的灾害控制实践。他似乎听天由命欧洲衰落的必然性，对拉克尔来说，现在尽管有很多问题仍然比无法预测的将来更好些。他最后的观点是“辩论的题目应该是欧洲的哪些传统和价值还值得挽救。”

但是谁是拯救者呢？至少戈尔还有因特网作为他的希望所在。在读了拉克尔的书后，你看到在欧洲的文化荒原上仔细查寻文明遗迹的探索者非常荒凉的、漫无目的、的表情。

译自：“Why political thought is imprisoned in the present” by Frank Furedi

The Assault on Reason, by Al Gore

The Last Days of Europe: Epitaph For An Old Continent, by Walter Laqu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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