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菲雷迪 著 吴万伟 译
人类思想和行为是如何被不确定性的魔力窒息的。
恐惧在21世纪的意识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我们好像通过恐惧叙述越来越多参与各种议题。你或许看到这个趋势在上个世纪就开始出现并逐渐成型，常常被描述为“焦虑时代”。1 但是在最近几十年，它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明确，因为恐惧的对象清晰显现出来了。
诸如“政治恐惧”“犯罪恐惧”“未来恐惧”等术语的兴起证明了当今恐惧文化的意义。我们中的许多人好像通过描述恐惧而认识到我们的经验。恐惧不单单是和大肆宣扬的灾难威胁比如恐怖分子袭击，全球变暖，艾滋病，或者可能的流感病毒，而是，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还存在日常生活中的“静悄悄的恐惧”。
按照费尔·哈伯德（Phil Hubbard）在2003年的文章“后工业化城市的日常焦虑：多种多样的恐惧和厌恶”，周围的恐惧‘渗透在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内’(2)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用他的“低级恐惧”概念附和了这个说法。(3)最近一些年，恐惧和焦虑的问题已经被提出和各种不同议题联系起来：风险意识的统治地位。(4)城市环境的恐惧(5),犯罪恐惧(6),他人恐惧(7),通过媒体恐惧放大(8),恐惧作为独特的文本(9),恐惧对法律的影响(10),恐惧和政治的关系(11),恐惧作为一种“文化”(12),恐惧是否构成“独特的文化形式”的问题。(13)
恐惧往往和具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本身很少被作为社会学问题来考虑。正如埃里默·汉吉斯（Elemer Hankiss）指出的，恐惧的作用“在社会科学中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他说恐惧获得“哲学，神学和心理分析上的认真的关注，在人类学和心理学上关注就少些，在社会学上关注最少。”(14)恐惧的这种理论化不足可以被看作不断扩张的对于风险的文献。虽然有时候被当作风险的同义词，恐惧被当作当今风险文献的过后思想，注意力集中在风险理论而不是对恐惧本身的探索。实际上，在社会学辩论中，恐惧好像已经成为风险辩论的看不见的同伴。
但是，风险理论家普遍承认恐惧和风险是密切联系起来的。正如狄波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在1999年的书《风险》中说风险“已经成为恐惧，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感情的核心。”(15)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在2002年出版的书《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提出了类似观点，他指出‘对风险的反思现在被吸收进不安全，受害者和恐惧的广泛文化中。”(16)对新工党的经济政策研究一番就会发现这些政策是用“变化，恐惧和风险”的语言写成的。(17)
在最近一些年关于风险的研究中“恐惧”和“风险”在很多情况下是被互换使用的，但是风险的社会学已经成为重要的不断增长的研究领域的地方，对恐惧的理论研究仍然发展缓慢，很不成熟。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或许是对恐惧进行社会学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在他1982年的书《文明过程第二卷：国家形成和文明》（The Civilis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中，埃利亚斯指出恐惧是最重要的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社会结构被传递给个人心理功能上。”他指出“文明的性格”部分是人们的恐惧内在化造成的。这是恐惧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引人注目的重要的观点。(18)不幸的是，埃利亚斯的观点没有结合恐惧的当代经验进行深入挖掘。实际上，当今作家和思想家倾向于使用‘恐惧’这个词作为想当然的概念，根本就不需要解释和阐述。
本文的目的就是考察恐惧在当今时代包含的各种因素，包括恐惧是如何起作用的，如何辨认当今恐惧文化中的主要因素。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在2001年的书《控制文化：当代社会中的犯罪和社会秩序》中谈到犯罪恐惧时说‘我们的恐惧和反感，我们的常识叙述和理解已经确定了文化由文化剧本维持和再生产出来的文化事实。”
文化剧本（cultural scripts）的概念帮助揭示了恐惧的感情。文化剧本传播感情的规则，以及那些感情表达的意义。个人根据环境和自己的性格解释和内在化这些规则，同时总是受到规则的重大影响。正如埃利亚斯指出的，‘激发或者遏制个人的恐惧和焦虑的强度，种类和结构从来不是完全取决于他的本质的’，相反，它们‘总是被决定了的，最终被他与别人的关系的历史和实际结构所决定了的。’(19)
所以恐惧的影响是被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构造的结果。(20)恐惧是由本我，自我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决定的，也受到指导人们如何回应对自身安全的威胁的文化剧本的影响。所以在当今社会要把握恐惧就需要对文化影响进行评估。不是把恐惧作为明确的感情，想当然的概念，我们应该探讨附着在恐惧上的意义，以及控制经历和表达恐惧的方式的规则和风俗习惯。
社会学家需要问如下的问题：在他们考察当今恐惧的时候，‘感情事件的意义可能是什么？(21)感情历史最深刻的研究之一指出我们必须区分‘社会的集体感情标准’和个人的主观感情。(22)当然，个人的感情经历是恐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试图把恐惧作为社会现象来进行理论分析。影响我们管理和表现感情的文化模式也影响经历感情的方式。
比如，经验告诉我们恐惧的强度不是直接与具体威胁的客观本质成比例。厄运，不幸和对个人安全的威胁不能直接产生恐惧。相反，我们对具体情形的反应是通过文化模式的媒介传播的，他们应该如何反应，如何感受。
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在1979年进行的开创性的感情社会学研究中，描述我们应该如何回应“感情规则”的这些非正式的期待。(23)这些感情规则影响行为，它们指导我们应该害怕什么，我们如何害怕它。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人们用已经成为他们日常行为和思想的一部分的感情和行为模式处理危险和与其有关的恐惧。”(24)但是把焦虑的反应改变为恐惧还需要社会；力量的干预，这个社会力量我把它称为“恐惧企业家”（fear entrepreneurs）(25)
正如社会学家戴维·阿什德（David Altheide）提出的“恐惧不是自然发生的，它是社会构造的结果，然后被那些试图从中获益的人操纵。”(26)尽管恐惧的这个社会构造观点倾向于刺激对自身兴趣的作用，在这个程度上恐惧企业家利用恐惧以便获得一些直接的利益。它强调人类机构在制造恐惧方面的作用是对恐惧是天生的或者纯粹心理上的特征的观点的有用的反驳。
因此，恐惧的意义和经历被文化和历史因素不断约束。比如，饥荒的历史恐惧和今天的强大的肥胖恐惧就非常不同。(27)社会曾经把对上帝的恐惧或者对地狱的恐惧的意义和当今对环境污染或者癌症的恐惧非常不同。恐惧并不总是具有负面品质。16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恐惧是实现个人自我和文明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东西。(28)对霍布斯等人来说，恐惧可以被看作对新事物和大变革的相当有道理的反应。对于个人来说，恐惧也不总是被看作负面的感情。正如戴维·帕金（David Parkin）在1986年的文章“对于恐惧的担心”中指出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恐惧的情感还与“尊重”“敬畏”“崇敬”联系在一起。比如“敬畏上帝”在文化上受到称赞和尊重的。相反，当今敬畏上帝的行为在当今流行的文化看来是非常不自然的。
事情进一步复杂化，因为被用来描述恐惧的词汇和短语从文化和历史上是具体的这样一个事实。当今，我们讨论恐惧是某些非具体的，分散的，密切联系在个人的治疗观。在她2005年出版的关于恐惧文化史的研究中，乔安娜·布尔克（Joanna Bourke）指出最近的“把恐惧通过治疗革命转变成焦虑”的重要性。(29)关于“风险”的焦虑，或者感觉到“压力”或者“创伤”或者“脆弱”非常清楚地显示当今的个人化的治疗词汇影响到我们对恐惧的敏感性。
当代恐惧文化
在一场关于文化影响人口的辩论的重要文章中，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指出“人们对于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了多少文化这个问题上差别是很大的。”(30)但是使用文化的行动本身，人们“学习了如何做或者成为某个种类的人。”
斯威德勒指出这个“自我形成”连续呼吁更广泛的文化的象征性资源。她注意到“通过象征经验，人们学会欲望，情绪，思想习惯，和感情，没有人能够按她自己愿望创造出来的。”思想和感情的这些习惯影响个人认识自己经验的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威胁，如何对威胁做出反应。正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指出的，‘羞耻，战争恐惧，敬畏上帝，内疚，惩罚恐惧，丧失社会地位，被他自己感情冲动克服的人的自我恐惧的强度和形式取决于“他的社会的结构和他在这个结构中的命运。”
威胁是通过文化观协调的。今天文化的角色比从前时代更加强大。按照斯德芬妮·格鲁普（Stefanie Grupp）在她的文章“恐惧文本的政治含义”中说，个人恐惧是通过媒体形成的，越来越少是直接经验的结果。‘恐惧越来越少地被亲身经历，越来越多地在扭曲的和抽象的层次上感受到。’她的结论说。她还暗示“一直存在着普遍的从让人恐怖的生活到带有让人恐怖的媒体的生活的转变。”(31)
这个观点得到阿什德的呼应，他说“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推动恐惧文本的主要因素。”(32)即使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好像也抓住了这个趋势。在2001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当被问到“为什么西方媒体这么反人性，本拉登回答说‘因为它给欧洲和美国人的心理灌输恐惧和无助的情感。”法学理论家克里斯托弗·古泽利安（Christopher Guzelian）说恐惧的这个间接方面是当今恐惧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他相信‘美国电子时代’的大部分恐惧是传递给社会的‘风险信息’（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结果。他的结论是‘风险交流，而不是个人经验造成了当今恐惧的一大部分。’(33)
但是，当今恐惧的影响不能被作为媒体力量的直接结果。个别化的真正动力学意味着恐惧被破碎的原子化形式经历。这就是为什么恐惧很少被作为集体的不安全感所经历，这正是从前时代的特征。这种从集体恐惧到个人恐惧的转变被南·埃林（Nan Elin）很好地抓住了，此人在1999年的书《后现代都市化》（Postmodern Urbanism）中说我们当今感受到的恐惧不再是“危险性种类”的恐惧了，而是恐惧已经“回到家里”，变成私人的东西了。(34)恐惧的敏感性被用孤立的方式内在化，比如作为犯罪恐惧，或者非常乏味的对生活总体上的“周围的恐惧”（正如哈伯德描述的）。哈伯德说这是一种恐惧，“要求我们警惕地监督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乏味的琐事，因为即使平凡的行为现在也被看作内在具有风险和危险性很大的事情。”(35)
低层次的恐惧和风险好像泛滥和抓住了人们的想象力。但是恐惧的更加个人化这个发展的真正意义是现在人们感受恐惧的高度个人化的，甚至风俗化的方式。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指出的，后现代性把现代性的恐惧私人化了。‘由于恐惧私人化，不剩下任何希望，人类理性及其在地球上的代表，将让人类被人引导旅行，肯定最后进入一个安全的，让人舒服的避难所。’(36)
约翰·基恩（John Keane）让人们注意到恐惧私人化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当今越来越明显的倾向要把个人的恐惧转变成公共的恐惧。恐惧私人化鼓励对于自我的内化倾向。根据一项有趣的研究，当公众人物被采访关于他们面对的个人风险时，他们倾向于表达“危机，恐惧和焦虑作为自我产生的，个人问题，‘个人传记’的产品。”(37)
恐惧本身作为问题
关于当代风险意识的公众辩论的经常性问题是当今社会是否比从前更可怕了。有些人相信当今的“恐惧严重性和本质”和过去的不同，因为“恐惧看来似乎无处不在”。(38)对于犯罪恐惧的研究主张日常生活中的恐惧一直在增加。在南·埃林看来:‘恐惧因素当然在增加，体现在上锁的汽车，防盗门和安全系统的增加，所有年龄层和收入团体的门户和安全社区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公共场所加强巡逻，更不要提新闻媒体传递的无休止的危险报道。”(39)
但是，恐惧数量和强度的增加是很难测量的，因为恐惧的意义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正如安德鲁·托德（Andrew Tudor）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简单引证流传在我们文化中恐惧的广泛程度是不够的。’(40)托德说我们必须记住‘恐惧概念的后现代特征是独特的，如果和其他时期和其他社会对比的话。’认识当代恐惧的社会文化本质的起点是强调恐惧的本质和意义而不是其数量和程度。
恐惧常常被说成是当代社会的确定性文化心态。但是恐惧通过发布健康警告，风险管理，媒体故事等机构化不应该被解释为恐惧数量增加的证据。或许是，或许不是。我们也不能根据现在的证据得出结论人们比从前感受恐惧更强烈了。当今恐惧的重要角色只是说明它充当了我们用以解释不同经验的框架。
当代文化的恐惧显著地位也显示恐惧本身作为问题的。最近一些年，尤其是作为风险理论的结果，恐惧已经变成客体化。阿兰·亨特（Alan Hunt）指出‘风险文本把焦虑变成客观主义问题’(41)结果，恐惧越来越被看作自动的自发的问题，因此，恐惧变成超越具体指代内容的文本，被用来作为普遍的倾向。(42)
当代恐惧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它好像有个独立的存在。在这方面，它和1940年和1950年讨论和理解社会焦虑的方式相似。(43)但是当时的焦虑被看作弥漫在社会上的看不见的情绪，而当今的恐惧好像存在一个客观的形式，清楚地作为社会问题辨认出来。恐惧本身，而不是我们感到恐惧的事情成为我们时代的独特问题。
从前，社会是把恐惧和清楚认定的威胁联系在一起：恐惧死亡，恐惧某个具体的敌人，恐惧饥饿等。威胁被定义为恐惧的对象。问题不是恐惧的感情，而是我们感到恐惧的东西：死亡，疾病或者饥饿。今天，许多人认为恐惧这个感情本身就是威胁了。考虑一下恐惧犯罪的辩论吧。现在的恐惧犯罪被看作严重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和犯罪的真实行为区分开来的。正如加兰注意到的“犯罪恐惧已经被看作问题本身，和实际犯罪和惩处非常不同的。特殊的政策已经被开发出来旨在降低恐惧程度，而不是减少犯罪。’(44)实际上，犯罪恐惧好像被认为是比犯罪本身更广泛的问题。(45)
非常不清楚的是当统计数字指出犯罪恐惧增长或者减少时到底测量了什么。正如克里斯·哈勒（Chris Hale）建议的，被测量的东西好像不是犯罪恐惧而是别的东西，或许被称为“现代生活的不安全感”或者“生活质量”或者“混乱的感觉”或者“都市不安”等准确。(46)
但是，这个试图量化文化心态的过程意味着犯罪恐惧变得客观化，因而获得自身的力量。其客观化可能变成“生活事实”，这个能帮助恐惧反应合法化，如果不是鼓励恐惧的话。
当今，公共焦虑和关心被往往当作能够影响人们的健康和幸福生活的物质因素来讨论。当代医疗文化的许多人声称压力和恐惧可能增加心脏病，癌症和慢性肺病的风险。(47)在英国，通过手机进行的所谓健康影响的调查结论现在被认为是回应当代健康恐惧的模式，尤其是那些与环境健康有关的恐惧。移动电话独立专家小组（The Independent Expert Group on Mobile Phones(IEGMP)“领先公共焦虑”结论是移动电话不对健康造成可知的健康威胁，但是认为焦虑被激起仅仅通过移动电话的存在本身，需要认真对待，因为公众恐惧本身可能危害健康。(48)
人们对于健康的焦虑总是潜在地变成主要的问题。医学社会学家费尔·斯特朗（Phil Strong）写了关于“怀疑的传染性”可能造成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49)但是，只是到了最近恐惧才被作为疾病的自动原因来讨论。
当我们见证了恐惧的自动化后，问题就变成了不仅仅是什么造成了恐惧，而是恐惧的潜在消极后果是什么了。这可以导致集中在管理恐惧感情的策略上，为了抵消它们的破坏性影响，而不是集中在问题的根源上。如果人们担心他们的健康处于危险中，那么这个恐惧常常被看作实际上对健康造成风险。(50)美国和英国的法律制度已经把这个恐惧观点内在化了，法院在朝着赔偿人们恐惧感情损失的方向走，即使在没有看得见的实际威胁的时候。正如古泽利安注意到的，在过去“惊吓”也就是对具体事件的反应，得到赔偿，但是现在恐惧某些可怕的事情可能发生也被看作要求赔偿的理由。(51)
恐惧自动化与风险作为独立变量的观点有关。当今的风险交流被这样的观点告诉了，“恐惧本身是风险，必须成为制订风险管理政策的一部分。”(52)恐惧转变成为风险伴随着把风险转变为负面经验。诸如“良好的风险”或者“值得冒的风险”引人注目地在当今辩论中缺席。风险甚至没有被当作中性的东西，相反总是和期待人们感到恐惧的负面后果联系起来。
通过风险管理，恐惧被制度化，恐惧反应被进一步鼓励，和文化上的认可。
自由漂流和恐惧的原始特征
帕金抓住了当今恐惧的变幻无常。他说恐惧的概念发生了转变，从‘包含尊敬’到‘原始的恐惧’。他描述前者是‘制度化控制的恐惧’，而‘原始的恐惧’具有自由漂流和无法预测的特点。(53)布尔克声称这个朝向更加‘模糊不清的焦虑状态’是因为看得见的威胁减少为早期时代战争带来的身体存在。(54)但是，正如我前文所说，恐惧私人化可能是当今恐惧这么随意性和流动性的原因。
在当今社会，恐惧是难以预测的，自由流动的。它是容易消失的，常常因为不固定，没有附着在任何具体的威胁上面。所以，恐惧当今可以自由地从一个问题转移到另外一个问题，中间没有任何随机的逻辑上的联系。当2002年6月南方浸礼会领袖杰里文斯（Reverend Jerry Vines）宣布穆罕默德是‘魔鬼缠身的恋童癖患者’，真主安拉带领穆斯林进入恐怖主义，他不过是利用了恐惧叙述的自由流动特征。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抓住了当今文化中的两大恐惧因素：恋童癖和恐怖主义。(55)把恋童癖和恐怖主义随意联系起来就同时放大了两者的让人恐惧程度。同样的，不断宣称这个那个飓风，水灾或者其他自然灾害是全球变暖的症状，影响人们的感受和对这些事件的恐惧。
当今恐惧有自由漂浮的动力学。它可以附着在各种各样的事件和现象上。想象一下恐怖主义的恐惧。自从9-11之后，这个恐惧就不断扩大几乎涵盖了现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司必须重新考虑风险的定义，认真对待一年前科幻作家想象的场景的可能性’，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说。(56)9-11过后的5年里，从前被认为非常正常的危险已经变成了与恐怖分子活动有关的特别威胁。所以我们不再担心核电站造成的日常的危险，我们还担心它被恐怖分子用来作为对付我们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人生越来越多的领域被看作恐怖分子的目标的事实，建筑物，电站，经济等，与恐怖分子增长的能力没有多少关系，相反，它反映了关于恐惧和恐怖活动的相互竞争耸人听闻的势头。
今天的自由漂浮的恐惧被对于变化和不确定性感到紧张的文化所维持，这个文化不断预测最糟糕的可能后果。这种我和其他人称之为“恐惧文化”倾向于把人类经验和行为看作对我们的安全造成潜在风险的事情。因此，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经验都被改变成为需要管理的风险。加兰写到“风险的上升”，也就是风险文本和风险文献的爆炸性增长。他注意到这些文献之间的联系除了“风险”这个字外没有别的任何东西。(57)
风险把本来没有联系的经验结合在一起的事实本身突出说明了当今人们情绪的不稳定。恐惧，像风险一样，已经成为想当然的概念，甚至是一种表达困惑和疑问的文化矫情。对于法国社会理论家弗朗索瓦·艾华德（Francois Ewald）来说，让人恐惧的和预防性的文化的兴起获得了“因果关系的危机”的加强和支持，对待行为和影响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的感受。艾华德说预防行为制度化“鼓励人们考虑最坏的假设（被认为是严重的和无可挽回的后果）在任何正式的决定中）”这种通过恐惧的棱镜看待不确定性的趋势，因而预测最糟糕的可能后果的情况可以被理解为“因果关系的危机”。
库特·瑞兹勒（Kurt Riezler）在研究恐惧心理的初期尝试中，类似地注意到因果关系的观念对于人们对威胁做出反映的方式上的影响。“以前被认为是想当然的，现在被认为受到威胁了”就是瑞兹勒描述‘起因被不可救药地纠缠住的情景。’(58)
因果关系的问题与人们试图解释不幸灾难的方式有关。诸如“是否因为上帝？”“还是因为自然？”“还是人类自身错误？”等问题对于我们如何理解灾难，如何对付灾难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因果关系的困惑容易造成猜想，流言和相互猜忌。结果，事件常常表现出难以理解的色彩，好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脆弱性的新身份
涂尔干（Durkheim）早就说过“我们恐惧谁，恐惧什么，我们如何表达我们的恐惧，如何采取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59)
今天，恐惧自动化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自我的身份有重要的含义。我们成为没有具体内容的威胁的对象的想法产生了普遍“处于风险之中”的概念。这个“处于风险之中”的类别的出现割裂了个人行为和危险可能性之间的传统联系。(60)“处于风险中”不再仅仅是你遭遇危险的可能性，而且是关于你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处于风险中”已经成为个人的固定属性，就像你的手脚的尺寸一样。政府官员常常把整群的人归结为处于风险中的一类人。
处于风险中的概念鼓励了我们称之为“让人恐惧的主观性”的出现。按照尤尔里奇·贝克(Ulrich Beck)的说法，‘风险社会发起的运动表现在“我害怕”这句话上。因此贝克说‘焦虑的共同性取代了需要的共同性’,在此过程中，恐惧成为影响和形成我们身份认同的东西。
处于风险中显然给予个人消极的和缺乏独立性的角色。越来越多的，有人被确定为处于风险中就被看作永远处于脆弱性的状态。这告诉我们如何看待我们面临的威胁。作为比喻，脆弱性表达了社会缺乏对付变化，做出选择或者克服困难所需要的感情和心理资源。
‘脆弱性’现在被看作多数人的自然状态。作为标签，它被用来描述社会中的整个全体。官员和社区团体现在常常使用最近创造的概念‘脆弱团体’。脆弱团体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心理学上最痛苦的人或者经济上拮据的少数民族。相反，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或那个方面被看作脆弱的人。最著名的是儿童，显然被看作脆弱的人。“脆弱儿童”概念的研究发现在多数文献里，这个概念被看作儿童时代‘相对来说不言自明的共存关系，根本不需要正式的说明’，‘儿童被看作脆弱的个人，不管是从生理上还是不成熟的其他方面来看都是如此。’而且，这种脆弱状态被作为内在本质来描述。它是“被认为个人的基本属性，儿童身份和人格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中辨认出来，或者通过他们的外貌看出来。”(61)
不是只有儿童被定义为脆弱的群体。女人，老人，少数民族，残疾人，穷人等都是如此。实际上，如果把专家和政策制订者确定的脆弱群体全部加起来，就构成全体人口中的100%了。
脆弱性意识深深扎根于当今的人们心里，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相对来说它是最近才出现的概念。‘脆弱团体’首次使用是在1980年代，一项研究发现把儿童的问题通过脆弱性的比喻来框架的趋势首次出现在80年代，但是实际上在90年代才真正兴起。(62)研究成果的作者调查了主要的参考文献数据库BIDS,发现在1986年到1998年超过800篇文章是关于脆弱性和儿童之间关系的。作者说‘尽管这个阶段的前4年每年脆弱性和儿童关系的文章不足10篇，但是从90年代以后，都有大幅度增长每年超过150篇。’他们相信这个数字低估了采用脆弱性讨论儿童问题的趋势，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关于这个话题的非学术界的文献。
对于报纸数据库（LexisNexis）的调查证明了学术研究的研究成果。它显示‘脆弱团体’是新近创造的术语。《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显示这个词汇在1980年代首次使用，在1973年到1979年期间该报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脆弱团体的术语。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国。在1980年代中期前，‘脆弱团体’的说法很少使用。它被广泛使用是在1985年到1987年。
更有意义的是，1980年代末期‘脆弱的’开始被用来指人的内在身份。脆弱性不再被看作来自具体事件中的东西，比如贫穷，而是被看作个人的内在品质。这个转变被新出现的“脆弱者”抓住了。人们在很多问题上是脆弱的这个想法转变成使用“脆弱者”这个名词体现了当今时代使用v-word增长所表现出来的无助感和脆弱性意识。脆弱性成为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具体威胁的关系的描述。
脆弱性作为身份的出现与前文谈到的首次出现在1980年代的恐惧客观化有关。突出的威胁和风险意识是“被作为意料之外的脆弱性的折磨来经历的，”艾华德说。他的说法“脆弱这个术语是新创造出来的”对认识当前恐惧身份非常重要。从这点往后，恐惧不再是感情，也成为身份构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国际劳工联盟的一个报告非常好地抓住了这点，它警告“工作车间的恐惧”。报告的作者之一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说“除非工作车间的恐惧被彻底改变，否则脆弱的人将变得更加脆弱。”(63)这里我们看到即使工会的支持者自我意识到地把其成员描述为“脆弱者”。
通过脆弱性的概念，恐惧意识开始被看作存在的正常状态。人们主观性的这个泄气地位的反面是外在力量对个人自我的威胁的鼓气。在当今的公共辩论中，个人的所谓脆弱性和无力感与我们面对的挑战的可怕威力形成强烈的反差。通过不断夸大人类面临的风险，污染，全球变暖，灾难性流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各种健康威胁，甚至个人选择的局限性好像都被当今不确定性所无情控制了。
脆弱性的身份是恐惧自动化的反面。
结论
从社会学上正确理解恐惧要求对这个感情通过当今文化世界观传播的方式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必须处理不仅是恐惧的感情，以及引起恐惧反应的威胁，而且是造成让人恐惧的主题的因果关系危机。正如前文所说，21世纪恐惧文化越来越被作为本身的力量而正常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恐惧成为人们用来认识世界和对世界做出反应的工具。
这个观点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就职演说中的名言“除了恐惧本身什么都不足惧”实在有天壤之别。罗斯福尽力向公众保证把恐惧的影响降低到最小是可能的，必要的。他对未来有个积极向上的展望，一个自信的社会将把恐惧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今天，政治家们更可能劝告公众对什么事到要恐惧，包括恐惧本身。
原文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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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the ‘culture of fear’ itself”by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3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