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从缅甸到中国到奥地利，为什么西方观察家总是在寻找人类堕落的迹象？

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认为缅甸和其他东方政府已经被认定犯下了新罪行：拒绝西方专家的帮助。

最近，我发现很难认真对待西方媒体对于国际事件的报道。这些报道通常总是受到心胸狭窄的欲望的驱使总想发现“他们”也存在问题，他们中比我们更糟糕。似乎迫不急待地对道德上低一等的群体的失败指手画脚，对别人的灾难表现出幸灾乐祸的冲动。在得知中国本周发生严重地震的消息几分钟后，我们就被告知黑心的承包商建造的豆腐渣工程，这些人只关心如何从国家的经济奇迹中捞好处根本不考虑建筑物的抗震性能。

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事件给予媒体实践自己梦想的自由，谨慎地编造发生在那里的黑暗故事。直到不久前，媒体对于苦难和色情的热衷还局限在非洲以及少量“失败国家”。在美国，达尔富尔已经成为寻找神圣战争的娱乐业备受关注的事件（cause célèbre）。大西洋这边的英国，津巴布韦已经成为《黑暗的心》在二十一世纪再现的理想场所。只不过，这次在康拉德（Conrad）小说中的象牙商人和半人半神的白人英雄库尔兹（Kurtz）手里拿着麦克风，对着电视观众说“必须采取行动。”

可是今天你不需要当上非洲贫穷国家八十多岁的独裁者就可以成为罪恶新道德剧本的主角。最近连在文化上和英国非常亲近的国家也成了道德谴责的对象。关于强奸女儿的约瑟夫·弗里茨（Josef Fritzl）令人发指的罪行的报道和评论很快成为奥地利人精神缺陷的探讨。评论家们不是把他的恶行看作骇人听闻的犯罪，而是竭力挖掘奥地利的过去试图发现民族的劣根性。不久，有关奥地利纳粹历史的恶毒暗示开始浮上台面。有人把这个人的邪恶行为当作证据用来说明穿着棕色衬衫的魔鬼生活在奥地利国家的上流社会郊区。（请参阅布兰德·奥尼尔（Brendan O’Neill）的“你们街上有约瑟夫·弗里茨吗？”）

棕色衬衫？近年在奥地利呆过一段时间的人肯定会怀疑他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毕竟，对外开放的奥地利是非常体面和文明的地方。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那里的犯罪率很低，游客感到非常安全，当地人善良、热情，非常友好，国民教育程度高，年轻人行为得体。但是这个现实在不断在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寻找人类堕落和腐败的道德经营者看来完全成为另外的景象。

如果连奥地利都成为道德迷失的象征，那么像中国，更不要说缅甸这样的地方还能有什么希望吗？文明世界对于缅甸人道主义危机做出的反应根本就没有一点人道主义色彩。西方政府和西方媒体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把缅甸描绘成自己道德的对立面。缅甸政府被刻画成冷酷无情的魔鬼，对于纳尔吉斯热带风暴（Nargis）给缅甸社会造成的严重后果无动于衷。

几乎难以察觉到的是，缅甸政府的恶行和无能已经被描述成像犯下大屠杀罪行一样不可饶恕的罪恶。《时代周刊》杂志的世界版编辑罗迈施·拉特内萨（Romesh Ratnesar）指出缅甸的死亡人数可能达到了“达尔富尔屠杀中死亡的平民的总人数”。这种从纳尔吉斯热带风暴给缅甸人带来的灾难一下子上升到非洲屠杀的随意性概念跳跃充分说明充斥西方媒体的严重的道德无知。媒体似乎成为拼命寻找神圣战争的十字军战士。实际上，一再提到可怕的词汇“屠杀”本身就是神圣战争的刺激。在缅甸，拉特内萨关心的是“世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允许以解除人道主义灾难的名义进行强制性干预”，他在文章最后用不耐烦的口气说“我们还没有找到什么时候能给战争一个理由”。（1）在这个非真实的戏院中，给战争一个机会竟然成为表现世界主义者美德的行为。

“给予战争一个机会”的幻觉已经激发西方各地神圣战争道德经营者的想象力。大量的评论家叫嚣，指责为什么西方不愿意使用强制和武力手段从政府手中抢救缅甸。一个美国评论家问到“志愿同盟”到底怎么了？如果政权更迭对于伊拉克是好的，为什么就不能用于缅甸呢？

不让专家进入的罪恶

人人都知道，缅甸政府在实施严厉的独裁统治方面决不是独一无二的。推行把狭隘的自我利益放在民众利益之上的政策也决非缅甸政府所独有。缅甸政府或许对于受灾地区民众的痛苦无动于衷，但是在危机或者战争期间许多其他政府也是如此。实际上，面对灾难表现出的束手无策和笨拙无能，缅甸政府和其他政府非常相似。正如有些批评家指出的，美国政府对于卡特里纳飓风的迟钝反应让它对于其他国家灾害处理上的说三道四没有多大权威。

缅甸政府的主要罪行似乎是拒绝让外国专家前往救助。像缅甸这样的国家试图负责救援和灾害援助似乎根本就是无法让人接受的。电视上对于缅甸救援人员徒手传递急救物资的报道被用来强调这些人无法应对紧急状况。他们没有卡车和直升机，更重要的是，他们竟然不需要西方的人道主义救援人员。这些新闻的画外音表达了无助的政府还拒绝外来专家救助的愤怒。

缅甸政府或许特别遮遮掩掩，甚至有点偏执狂，但是它在拒绝外国专家接手灾难管理方面决不是独一无二的。2004年海啸发生后，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政府非常不情愿地让西方救援组织进入受灾区域。印度政府也怀疑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救援组织的角色。当然，中国政府刚刚说虽然很愿意接受外国援助，但不想让国际救援专家进入自己的领土。这样的反应在有些人看来似乎不可理喻，但是它并不是罕见的。许多国家仍然非常严肃地看待主权问题，认为外国专家是对本国社会完整的威胁。不管是对还是错，缅甸政府算计让西方专家进入的要求可能是第一步，接下来就可能实施外部势力领导下的颠覆政权。

一直被忽略的一点是尽管缅甸政府有所谓“非理性的”和“偏执狂”的行为，它一开始很乐意接受来自中国、日本、泰国、新加坡、老挝、孟加拉国等的援助。值得注意的还有在灾难问题上，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专家的作用。在很多受灾地区，灾民是被当地人救出来的。等到第一批救援人员和专家达到的时候，大部分能够幸存的人实际上已经被当地人混乱不堪的努力中拯救出来了。在缅甸也一样，当地居民在帮助灾民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减轻苦难他们现在所需要的是物质援助而不是人道主义专家团。他们当然不需要纯粹出于道德动机的干扰，这样只会阻碍他们生存和灾后恢复的工作。

很少以明确形式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给战争一个机会来做什么？”它暗示的唯一答案是“某些东西”。虽然中国常常成为自由派精英攻击的目标，但中国人毕竟在缅甸、津巴布韦、和苏丹灾难中都非常积极，谁知道呢，或许在奥地利也如此。在推动神圣战争方面很少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动机。我们并非在进行真诚的神圣战争，不过是犹豫不决地尝试通过廉价地神圣化我们的专业知识技能来确立道德权威地位而已。

译自：“Crusaders in search of a crusade” by Frank Fur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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