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现在知识分子圈中上演的“揪斗反犹主义”的游戏错过了当今最古老的歧视说法的新含义。
那么，谁是反犹主义者？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西方没有人愿意承认他们讨厌犹太人或者犹太性格。但是有些评论家坚持说我们遭遇了明显发展的新现象---新反犹太主义，而且越来越可怕。
为了提供最古老歧视的新证据，他们指出在欧洲出现的针对犹太人的身体和言论攻击的数量在增长，穆斯林世界反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偏见在扩张，还有伪装成政治批评通过反犹主义和对以色列的批评表现出来对犹太人的仇恨和偏见。
最近几个月，新反犹主义辩论转移到了美国。那里，一些批评以色列和以色列政策的人被指控为反犹主义者。以色列批评家随之进行反击，指出反犹主义指控是虚假的，目的在于转移人们对以色列政策尤其是有关巴勒斯坦政策的合理批评。
不幸的是，新反犹主义辩论很容易迷失方向，因为核心常常是人们真正表达的意思，而不是他们实际上说了什么。
《华尔街杂志》（Wall Street Journal）的布莱特·斯蒂芬（Bret Stephens）是其中一个认为许多批评以色列的人背后有反犹主义动机。但是他承认很难有说服力地证明一个人是反犹主义者。他说“现在很少有人站出来直接说出我恨犹太人，因此，发现反犹主义需要雄辩的技巧，敏锐的智慧和道德判断力。”(1)
但是，雄辩的技巧、敏锐的智慧和道德判断力结合起来并不一定就能发现真理。相反，这种方法可能导致人们看到不存在的东西。做出道德评价要求确定一个人的真正意图，这是高度主观性的行为，受到评价者自己的偏见和其他文化和政治假设的影响。如果揪斗反犹主义者的方法制度化，我们肯定最后造成完全根据主观判断认定反犹主义的后果，脱离意图的言论探讨是没有意义的。就像英国已经出现的“非故意的种族主义”，或许我们会碰到根据别人的解释而认定的“非故意的反犹主义”指控。
斯蒂芬对人们的真正意图做出道德评价的呼吁只能鼓励任意处罚的气候，不过他确实强调了当今公众辩论的真正问题所在。我们生活在一个言论被严重约束的世界，人们表达真实想法的欲望实际上受到压制。我们已经习惯于自我审查自己的言论，预先想到可能违反了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言论规范而遭到指责。越来越担心被人家训斥“怎么能这样讲话”逐渐产生了自我审查言论的文化。在当今说人家“老”而不说“上年纪”就可能被指控说话不得体，使用瞎子或者残废就可能引起普遍挞伐的时代，人们确实变得非常谨慎要说什么，该怎么说。
谈到反犹主义问题就更加复杂了。因为纳粹大屠杀，尤其是最近几十年，西方很少人公开表达反犹主义情绪。实际上，在有些欧洲国家发表反犹主义言论是犯法的，即便不是非法的，也有巨大的文化障碍约束人们具有或者表达这种言论。如果考虑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处境，反犹主义公开言论的边缘化甚至犯罪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这或许也可以说是大屠杀事件圣洁化的后果。
最近一些年，大屠杀已经被提升到世俗真理和道德指南的高度。在西方道德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大屠杀越来越多地成为罪恶的独特象征，因而为它赎罪就被看作一种美德。所以有大屠杀纪念日，政府通过这个日子表达主要的价值观，包括文化多元主义，反对欺压，保护和提升自尊等等。大屠杀纪念馆越来越多试图提醒我们失去理性时发生的灾难。大屠杀现在被很多学校拿来作为公民和宗教课程的内容，在针对儿童的种族和道德课本中讨论。
如果说大屠杀已经成为贴在当今西方整个道德世界的世俗的神圣的象征一点都不夸张。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从现在自我审查的流行气候标准来判断，明显的反犹主义言论相对来说非常罕见。大屠杀的象征性也帮助解释了潜藏在当今新反犹主义背后的内涵。
魔鬼从瓶子里跑出来了吗？
那些相信存在新反犹主义的人也害怕大屠杀的道德权威在被破坏。新反犹主义的一个批评家艾文·罗森斐尔德（Alvin Rosenfeld）写到“尽管有多数犹太人认为能够阻止公开表达反犹主义复兴的大屠杀丑闻，魔鬼还是再次从瓶子里跑出来了。”(2)按照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出版的新反犹主义小册子的作者罗森斐尔德的说法，仇恨犹太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非常活跃。他尤其担心西方的反犹主义情绪的蔓延，这样的状况越来越让人怀疑以色列存在的权利问题。
实际上，罗森斐尔德的传单是对美国公共人物和知识分子甚至包括犹太人思想家中间反以色列的批评影响日益增大做出的反应。最近一些年，尤其在过去几年，以色列的政策受到美国众多公众人物的攻击。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对“以色列游说团”引起争议的批评，和前总统吉米·卡特对以色列政策的各种批评都是华盛顿内部疏远犹太人的新情绪的表现。与此同时，很多知识分子如托尼·贾特（Tony Judt）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和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也指责以色列，批评它的政策和在全球事物上的角色。
罗森斐尔德像其他很多合作者一样，认为实际上是当今许多反犹主义的形式和从前企图消灭世界上的犹太人的反犹主义相似，只不过现在不是消灭人，而是企图消灭犹太国家。(3)在一个仍然不允许公开反犹主义的世界，当然有些人可能在抨击以色列言论背后隐藏对犹太人的真实想法。但是否存在反以色列批评家的动机呢？或者是否如《新共和》杂志高级编辑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说的，‘这些指控的意图是举起反犹主义的旗帜警告某些言论，让它们处于辩论之外？(4)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承认魔鬼或许真的从瓶子里跑出来了很重要。大屠杀的圣洁化，该灾难成为指导我们社会的新道德标准已经造成可以预期的玩世不恭的影响，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出现大屠杀意义的争论。想想伊朗总统穆罕默德·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最近资助召开的质疑大屠杀的会议。这不过是最突出的表现，要既破坏大屠杀的意义，这个如此密切地和西方政府的道德目标和视野绑在一起的大屠杀历史事件来打击西方。
更重要的是，有些人企图剥夺以色列和大屠杀的道德权威之间的任何联系。批评以色列的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试图把大屠杀的同情权威拿来对付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批评者常常指责以色列政府的表现像纳粹分子。西方一些可敬的媒体现在常常声称以色列正在进行种族清洗，种族屠杀，犯下反人类罪行，所有这些都让人把以色列和纳粹分子相提并论。有些批评家把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和希特勒进行对比。以色列战争罪行中的以色列或者犹太人的共谋关系据说比德国人和纳粹的罪行之间的共谋关系更全面更彻底。有些人还谈到以色列社会的纳粹化，暗示角色的倒转，犹太人成为了他们从前的压迫者21世纪的翻版。
在任何深刻的辩论中，很容易不由自主夸大对手的罪恶，以便占上风，攻击敌人。尤其是在我们的道德文盲时代，非常普遍的情况是谴责敌人简直就是纳粹分子。从这个背景下考虑，把以色列人称为纳粹并不就让你成为隐藏的反犹主义者。相反，它代表了一个卑鄙的修辞策略，要占据大屠杀道德权威的优势。与此同时，犹太主义和纳粹主义的联系好像是一个企图剥夺以色列从和大屠杀的联系中获得的道德权威性。非常有效的是，以色列的批评者来争夺能够赋予拥有大屠杀记忆的人权威地位的大屠杀所有权了。在这个意义上，魔鬼确实从瓶子里跑出来，虽然不是以许多新反犹主义批评家所理解的那种方式。
妖魔化以色列
在自己迷茫也让人困惑的辩论中，很多时候核心集中人们私下的意图是什么。在争夺大屠杀道德权威的情况下，很难获得真实的内容。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通过一个人说的话和做的事而不是我们认为他表达的意思来评判他是对的。对以色列的批评也应该这样来理解。批评以色列，甚至质疑犹太人国家存在的合法性这些行为本身不是反犹主义。就连最激烈抨击以色列的言论也是出于和反犹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的动机。当然很难把美国评论家托尼·贾特的言论描述为反犹主义，因此，可能得出的结论是有些人提出对手是反犹主义者目的是防止以色列遭到合法的批评。
但是，大西洋两岸的以色列辩论中都出现了非常特别的情况。以色列越来越多被描述为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最大威胁。沃尔特和米尔斯海默的文章不仅显示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不仅多多少少绑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它还隐含质疑美国犹太人对美国和美国利益的忠诚度。这些天来，你不需要看很远就能发现一个人坚信美国的犹太人游说团体无所不能的威力。最近几个星期我的分属政治上左右两端的同事都试图说服我要是没有犹太人游说团体，就不可能有伊拉克战争。
这种把美国犹太人游说团体看作能量无限的全球阴谋家的观点来自越来越大的趋势—不只是批评而是妖魔化以色列。以色列被描述为独具一格的恶毒社会，独自面对学术和商业抵制的经常性要求。它常常被描述为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是种族主义最强烈，最野蛮的社会。曾经有段时间左派把以色列看作帝国主义的看门狗，这些天来他们更可能讨论它就是帝国主义。不管妖魔化以色列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它确实表明越来越多的有影响的思想家和积极分子在用双重标准来评价以色列。
由于各种原因，以色列已经背上了西方罪恶的十字架。尤其在欧洲，人们对以色列存在强烈的厌倦意识。“如果没有以色列问题，我们就有机会在中东获得和平”成为有些欧洲官员和作家的异想天开。有些人只是讨厌以色列根据与大屠杀的联系而动不动宣称特殊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有明显的趋势人们用大屠杀的道德力量对付以色列。但是当今西方对以色列的疏远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重新思考把大屠杀变成新的道德象征。这样做的意图是西方越来越拥抱作为纳粹受害者的“好犹太人”，越来越和仍然活着的欺负别人的“坏犹太人”保持距离。
在当今自我审查，道德不确定和争夺大屠杀道德优势的气候下，新反犹主义的魔鬼不大可能很快回到瓶子里去。
原文注释：
(1) Bret Stephens, ‘Anti-anti-Semitism defended’ , Wall Street Journal
(2) Alvin H Rosenfeld, ‘“Progressive\" Jewish Thought and the New Anti-Semitism’, 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 New York, December 2006, p7
(3) Ibid. p8
(4) John B Judis, ‘The New Anti-Semites’, The New Republic
译自：“What’s behind the ‘new anti-Semitism’?” Frank Furedi
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article/2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