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冷战结束前后，一些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错误预测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学(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学有很大差异，而且也不以预测见长，但仍可以在多个方面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家提升预测的质量，包括：运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关系，重视领导者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时间流动带来的变化，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史学论著中的证据，以及在观察、推理、演绎和计算之外采取叙事、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鉴于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国际关系理论家应该在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和审慎，并时刻准备应对不可预知的事件。
试图预知和管理未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做预测，很多人甚至为此着迷。如罗素所言：“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自然习惯……如果你计划在未来的某一天带你的小孩去野餐，他们就会想确切地知道那天是晴天还是下雨，如果你不能肯定的话，他们就会对你失望。”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对未来的预测依赖于巫师和僧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人类对自然现象的预测能力大大增强，社会科学兴起后，很多社会科学家也把预测社会现象作为自己的职责，甚至试图获得类似自然科学家的那种预测能力。用彼得·埃文斯的话说，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更原始和更普遍的动力”，“预测未来的渴望是社会科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政治学家预测大选的结果，社会学家预测人口的变迁，有“社会科学之王”之称的经济学更是执着于预测，人们希望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未来经济的前景、商品价格的走势和股票的涨落，以便确定自己的投资方向。
很多国际关系学家也热衷于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抛弃传统的历史方法，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如果说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等人开创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预测未来还相当谨慎的话，由肯尼斯·华尔兹提出的新(结构)现实主义则把预测未来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华尔兹自己曾多次对国际关系的演变做出预测。我国秉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著名国际关系学家阎学通教授曾言，“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将不可避免”，而“是否有预测力是检验一门学问是否有科学性的重要标准”，“研究国际关系就是要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以预测结果的对错论英雄”。阎学通还在清华大学建立小组，专门进行预测。
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但国际关系学家的预测记录却不能令人满意。80年代末的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态，但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学家提前预测到这一变化，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正如杰出外交史家约翰·加迪斯所指出的，关于冷战的终结，人们并不要求国际关系学家像物理学家那样做出必然性或决定论式的预测(deterministic prediction)，而只是概率性预测(probabilisticforecast)；也不会要求国际关系学家能够预测到与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相关的所有或大部分趋势，而仅仅是下列诸多事态中的一个：(1)冷战中的某一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大国同时丧失自己的地位；(2)苏联在国内及其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东欧)的力量和权威突然和平地解体；(3)导致苏联权威丧失的趋势，包括计划经济的无效和使用威权手段拯救苏联经济的无用；(4)这些事态发生的大致时间，至少是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期；(5)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大致轮廓，包括德国统一、北约在华约解散后继续存在、原苏联势力范围内或毗邻苏联势力范围的地区族群和宗教矛盾激化，等等。但遗憾的是，以上列举的任何一种事态或趋势，国际关系学家都没有预见到。
国际关系学家预测的失败不仅表现在未能预见到这些趋势，还表现在对未来事态做出了错误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预测。在这方面，冷战时期最为风光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表现最糟。
有新现实主义大师之称的肯尼斯·华尔兹做出两大错误预测：一是两极格局最为稳定，这一格局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冷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他在1979年提出：“通向超级大国俱乐部的阻碍从未像现在这样高，这样多。这一俱乐部仍将长期作为世界上最具排斥性的俱乐部而存在。”到1989年，华尔兹仍然认为，“尽管随着单元层次力量的变化和互动，冷战的内容及其危险性会发生变化，但冷战会持续下去。它深深地根植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两极)结构，只要这一结构存在，冷战就会持久进行下去”。二是预言北约会解体。华尔兹在苏联解体后宣称：“从历史和均势理论我们得知， 赢得胜利的同盟在战争结束的翌日便会解体， 如果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更会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有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后来的事实是：冷战很快结束，苏联突然解体，北约一直存在，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会继续存在下去。
另一位著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预测，如果冷战结束，超级大国的力量将撤出欧洲，多极体系下的欧洲各国将重新陷入安全竞争，德国将寻求核武器，“欧洲出现重大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没有了超级大国的欧洲未来几十年或许不像20世纪前45年那样充满暴力，但极有可能比过去45年更加混乱”。冷战后欧洲形势的演进表明米尔斯海默的预测是错误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仍然留在欧洲，欧洲没有出现多极体系，欧洲大国之间并没有陷入安全竞争，相反却实现了一体化，德国也没有谋求核武器。也就是说，冷战后的欧洲远比冷战时期的欧洲更稳定。
关于冷战后欧洲的局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更准确一些。自由主义者反对米尔斯海默的看法，认为决定国际体系是否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体系的结构，而是组成体系的国家国内政权的性质、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国际制度的发展。自由主义者据此预测欧洲国家的民主化和相互依赖将使欧洲出现较高水平的一体化，领导人和公众会认识到发动战争的代价将远远超出从战争中得到的收益，因此长期困扰欧洲的战争问题将消失，欧洲既不会回到1914年，也不会回到1939年，各国将铸剑为犁，和平相处，冷战后的欧洲乃至所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和平。这一预测与后冷战时代欧洲形势大体是吻合的。
但是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预测是错误的。自由主义者支持克林顿政府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主张继续推行对中国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相信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接纳中国进入战后国际体系将使中国朝着美国所希望的(西式)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并接受和认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用克林顿的话说，成为一个“接受自由市场、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我们(美国)一起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这些自由主义者和中国通特别强调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对中国内外政策的制约作用，相信中国会成为西式民主国家以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但实际上，自由主义者的目标落空了，中国并没有走美国期望的道路，而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都基于这一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二战后国际制度将会让中国自由化”，但“事与愿违”，中国“试图塑造一个与我们(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对立的世界，替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推广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并按照对其有利的方式重塑地区秩序”。
华尔兹、米尔斯海默等被公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们的预测落空表明人类的智力和理性是有限度的，人类应该承认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之外，国际关系学家预测失败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性遮蔽了这些学者的视野。按照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的说法，现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后期到1945年间逐渐形成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做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其结果就是损害了知识的完整性，导致每个学科，包括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国际关系学(这里主要指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其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对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重视理论的简约性，而忽视了国际关系现实的复杂性。构建和提出理论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追求，理论的根本特性是简约原则(principle of parsimony)，社会科学界广泛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简单是理论的美德” (simplicity is a theoreticalvirtue) ，或者说，简单的理论更可取。而简单的理论通常是指自变量较少、抽象程度较高、逻辑关系较单纯的理论，其中包含一个自变量的理论是最简单的理论。理论越简单，其能解释的事件就越多，其解释力也就越强，用最少内容解释最多现象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提出，社会科学家追求简约的动力之一是便利原则：“理论越简单越好，因为简单的理论可以使解释工作更容易，事物不应该被不必要地复杂化。”二战后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强调理论的简约，认为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可以区分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然后建立单一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国际关系进行预测。在华尔兹看来，“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概莫能外。……简化使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得到彰显，并揭示出必然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华尔兹还谈及，简化主要通过四种途径进行：(1)分离(isolation)，即考虑少量要素或力量的运动和互动，而将其他事物视为处于稳定状态；(2)提取(abstraction)，即对某些事物置之不理，从而全神贯注于其他事物；(3)归并(aggregation)，即根据理论目的，依照某种标准将某些互不关联的要素归并在一起；(4)理想化(idealization)，即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简化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混乱的趋势中找到一个中心趋势，即便其他原则也起作用，但要从中找出驱动原则，从大量的因素中找出基本要素。
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由结构和单元组成的，单元是主权国家，结构是国家间权力分布的状况。主权国家无论是什么性质，国内实行何种制度，在功能上都是一致的：理性、自私、自助和追求自身安全的最大化。国家只有能力的差别而无功能上的不同，因此研究单元，即从国内因素和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的，具有恒久不变的本质，国家的动机和目的并不重要。国际关系应该专注国际结构的研究，把国际结构作为自主性的存在，也就是自变量，把单元行为也就是主权国家的行为作为因变量，强调结构对单元行为的约束力和塑造力。而结构则是指国家间物质力量分配的状况，其中军事力量最为重要。新现实主义据此认为，均势会自动生成，因为一个国家在看到其他国家实力壮大的时候会自动采取制衡措施，而不管该国的动机如何。该理论对国际关系结构即体系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解释最为深入和透彻，并因此奠定了其较高的学术地位。
但是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因为其无政府状态比国内社会更加复杂，国家行为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绝不仅仅受结构的约束。不仅如此，影响国际关系的各种要素还相互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用加迪斯的话说，除了上帝之外(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没有自变量这种事物，所有变量都依赖其他变量而存在，变量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现实的复杂性与社会科学理论的简约性无疑是矛盾的，当国际关系学家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单化的时候，其预测出现偏差也就难免了。
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对冷战后形势的预测都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华尔兹之所以会做出北约解体的预测是因为他把国际体系的特性(两极体系)视为决定北约命运的唯一原因，认为大西洋共同体各国的国内制度和共同的认同并不重要，相信在单极体系下北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而没有看到北约的建立和维护并非仅仅由于安全的原因，还有维护大西洋文明、促进欧洲各国安全合作以及应对跨国威胁等诸多考虑，而后者正是北约在苏联解体后仍然长期存在的主要理由。米尔斯海默也坚信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着国际形势的演变，而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军事力量的性质和分布决定的；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两极体系比多极体系更稳定。他据此认为，1945年以来欧洲没有爆发战争是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呈两极状态分布；构成两极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实力大体相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而超级大国从欧洲撤离将使欧洲从两极体系转化为多极体系，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将获得大国地位，苏联(俄国)不再是超级大国但仍然是欧洲大国，这将导致五强体系的出现，这一体系将受到所有多极体系都会面临的问题的困扰，因此更可能陷入不稳定。而且超级大国的撤离会使目前在中欧的庞大核武库不复存在，核武器曾经发挥的稳定欧洲政治的作用也随之丧失。而德国为了避免被英法俄等核大国所讹诈，将会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正是在这一非常简单化的推理基础上，米尔斯海默错误地预测：“如果冷战真的离我们远去，过去45年(欧洲)的稳定在未来数十年将不大可能重现。”
国际关系理论家并非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毫无认识，但是为了便于分析，他们坚信对理论的构建并不建立在让理论贴近现实的基础上，相反是建立在远离现实的基础上。华尔兹强调说：
理论尽管与需要加以解释的世界密切相连，但却独立于真实的世界。……(理论的)解释力是通过“远离现实”而非贴近现实而获得的。(对现实的)描述越完整，解释力就越小，而一个简洁精致的理论最富解释力。后者就像物理学一样极端远离现实的世界。远离现实并不意味着必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更巧妙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
鉴于有学者批评现实主义理论忽视了国家政策和行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沃尔兹辩解说：的确，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省略了。毕竟这是关于国际政治的理论，而非外交政策的理论。如果有谁能够建构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我们都将为之感到欢欣鼓舞。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谁知道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除非有人实现了这一点，否则我们只能接受一个国际政治理论无法构建一个同时包容国际和国家两个层次的理论不等于必须忽视国家层次的因素。无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结构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理论模型多么清晰和透彻(这一点无疑是新现实主义的杰出贡献)，都不能仅仅根据结构这一单一的因素来对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进行预测，这是不言而喻的。
现实主义预测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单一因素出发，仅仅根据国际结构的特性来对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忽视了国家行为对国际结构的塑造、国家特性和领导人个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以及国家间相互依赖加深和世界一体化进程对国家行为的制约。华尔兹之所以错误地认为两极结构和冷战会长期持续下去是因为他忽视了苏联内部的变化，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苏联对外行为的影响以及这一行为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影响；认为北约在冷战后会很快解体是因为仅仅把北约当作地缘政治组织，忽视了北约成员国共同价值观的作用。米尔斯海默对冷战后欧洲形势的预测也是单纯依赖体系的因素，重视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欧洲各国国内政权的民主性质、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对欧洲大国关系的塑造。
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在预测方面的失败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即从该理论擅长解释的单一视角和单一因素进行预测，而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自由主义者在预测中国未来走向方面的失败即源于过于重视经济发展对政治可能带来的影响，仅从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会约束和塑造主权国家行为体这一单一视角来预测中国的对外行为，而忽视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的自主性，特别是中国对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的塑造能力。
怀特海曾说：“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找对最复杂事实的最简单的解释。我们很容易错误地认为既然简单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么事实也是简单的。指导每一位自然哲学家的座右铭应该是寻找简单性，但别相信它。”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把理论的简单性当成了现实的简单性，过于执着于自己构建的理论，仅仅从自己的理论出发进行预测，忽视了理解国际关系的其他维度。
二是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没有看到国际政治的人文特性，忽视了人，特别是决策者个人的自主性和巨大作用。由修昔底德开启，经过马基雅维利、卡尔和摩根索等人发展的经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人性的因素以及从历史中吸取教益。卡尔本人是历史学家，汉斯·摩根索曾任芝加哥大学现代史教授。他们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对因果关系的思考也更加广泛，并不自诩为社会科学家，也不追求科学化和理论化，不把揭示国际政治规律作为其研究的目标。而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化和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倾向，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甚至将其等同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拒绝从人类历史经验中寻求证据和启示。肯尼斯·沃尔兹明确称自己的现实主义思想是国际政治理论，甚至是唯一的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也主要从体系层次来分析国际关系，而忽视国家内部变化和领导人的不同选择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主要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而不是从历史学中汲取灵感和资源。其结果就是忽视了决策过程中人的因素。用亚当·罗伯茨的话说，“他们将重点放在国家和国际体系，贬低决策过程中人的维度。他们更重视抽象的推理和硬事实而不是理解外国语言和文化。他们轻易地忽视了具体独特的个人、情势和时机(所起的作用)”。
英国杰出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在20世纪中期曾这样批评那些重视所谓普遍规律、忽视人的作用的历史学家：他们把历史过程的单一的实在分裂成两个分离的东西，一个决定者和一个被决定者、抽象的规律和单纯的事实、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他们把普遍当作一种虚假的特殊，它被假设为由于其自己而存在并且为了其自己而存在；然而在那种孤立状态中，他们却仍然设想它在决定着特殊事件的进程。普遍这样被从时间的过程中孤立出来之后便不在那个过程中起作用了，而只是对那个进程在起作用。时间过程是一种消极的东西，是被一种无时间的、对它在起作用的外来力量所塑造的。因为这种力量在一切时间里都精确地是以同样的方式在起作用，所以有关它现在如何起作用的知识，也就是有关它未来如何起作用的知识；而且如果我们了解它在任何一个时间是如何决定事件流程的，我们也就从而了解它在任何其他时间是如何决定它的，因此之故我们便能够预告未来。
其结果就是导致一种观念，认为人的目的对历史进程是不起作用的，决定历史进程的是神性或规律。科林伍德这段话虽然批评的是中世纪的神学历史观，但对号称以追求普遍性和客观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也同样适用。
实际上，不同文化下的个人对相同或相似的国际环境会做出不同的反应，甚至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决策者对相似的国际环境也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面对相同国际环境做出的截然不同的抉择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归根结底，国际关系的重大决定由人做出并由人来实施，会受到人的情感、偏好、成见、眼光和抱负的影响。也就是说，决策者的个性会塑造国家的政策并因此塑造国际政治，领导人的勇气、决心、信仰、想象力实际上非常重要，甚至可能超越国际结构的制约。而“当不同的个人发挥最大作用的时候，预测往往也是最困难的”。
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国际事态离开个人的作用是无法解释的，它主要并非国际结构和国家力量的产物，而是与历史人物的抉择有关。冷战结束过程中，正是包括戈尔巴乔夫、里根、撒切尔夫人、教皇保罗二世等一代领导者塑造了事态。“这是这样的一个时代：领导人通过他们对事物存在方式的挑战、凭借激发观众追随他们的能力——通过在冷战剧场的成功——对抗、抵消并战胜了长期以来使冷战持久延续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被认为会长期稳定存在的两极格局和被物质性力量所固化的现状，以及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在这一过程中，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作用最大。苏联的实力仍很强大，国际政治的两极结构仍然存在，但冷战并没有持续下去，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他那一代苏联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表讲话，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本国的意识形态必须被置于决定性的优先地位。1989年12月3日，戈尔巴乔夫与老布什在马耳他峰会上宣布结束冷战。此时苏联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害，苏联还没有解体，两极格局仍然存在，欧洲均势也没有受到根本破坏，但戈尔巴乔夫已经决定要超越两极格局对苏联行动的制约，结束冷战。在后来东欧国家纷纷脱离苏联控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使用武力镇压，认为武力不应该被用来阻挠一个民族的自由选择。当苏联濒于解体的时候，他也没有选择使用庞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苏联体制。而戈尔巴乔夫等人之所以这样选择，则源于西方文化的长期影响和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世界观及其对苏联体制的认识。不理解戈尔巴乔夫的个性，就无法理解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终结。
显然，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的进程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存在尖锐的冲突，这一进程体现的不是国际关系结构的作用，而是决策者个人的力量。
第三是过于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忽视了偶然性(contingency)的作用，没有看到国际政治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积累和连续的过程，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在一个前后相继的时间过程中多种因素在具体情境下同时出现、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即“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历史事件并非事先注定或不可避免的，而是多种因素汇聚在一起带来的结果，离开任何一个因素，事件都可能不会发生。真实发生的历史也并非像后来人所叙述的故事情节那样是极有条理地展开的，实际上，历史过程是杂乱无章的，历史人物所面对的情势是混沌不清的，其做出的选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如果历史人物做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这意味着个人的活动会影响和改变历史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疑有很大的必然性，德国力量崛起引发的英德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战前形成的两大同盟体系、欧洲各国内部的民族主义高涨以及德国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决定了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高。但根据约瑟夫·奈的分析，如果没有萨拉热窝暗杀这一偶然事件，一战很可能不会发生。萨拉热窝事件后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前提是相信一旦爆发战争，德国不会陷入两线作战，因为在1914年俄国至少需要用近20天时间才能把军队运送到德国东线，而20天的时间足以让德国在西线击败法国。可是如果持续到1916年还没有发生类似萨拉热窝事件的那种触发大战的危机，那么一战很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到1916年俄国很可能利用法国的资金已经完成东部铁路的建设，可以迅速运送军队到东线，德国发现自己没有时间实施先西线后东线作战后，会非常谨慎和克制，不会像1914年那样给奥匈帝国开空头支票。不仅如此，到1916年英国的国内政治也会发生变化，难以做出对德宣战的决策。因此，一战的爆发与萨拉热窝暗杀这一偶然事件有很大关系，没有这一事件，可能就没有一战。
而1954年的台海危机没有升级到中美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有偶然因素的作用。根据张少书和何迪的研究，由于当时中美两国相互隔绝，在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以及中国政府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误以为中国正在策划进攻金门并最终攻占台湾，决定以武力保卫台湾，并于1955年3月制定了一个秘密计划，其内容是台湾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美国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封锁以及在台湾部署核武器以阻止大陆的进攻，必要时可以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派遣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ArthurRedford)和助理国务卿沃尔特·饶伯森(WalterRobertson)赴台说服蒋介石接受该计划，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可以想象，如果蒋介石选择接受该计划，中美之间很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核战争。在两位作者看来，是偶然性因素和好运气而不是双方成功的战略和政策避免了中美大战的爆发。
加迪斯批评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对现实的理解是典型的“化约主义”(reductionism，一译“还原主义”)。化约主义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加以理解，主张用最少的变量解释最多的事物，并致力于通过发现长期趋势和建立模型来对未来进行预测。化约主义思维方式创造了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 “标准社会科学模式”，即“把人类行为归结为一两个基本的‘原因’，而没有认识到人的行动经常出于多种复杂原因的一整套解释”。这种解释倾向于把事物视为“静止的”，“忽视了人的行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为，都可能随着时间变化发生变化”；同时，这种解释“未能意识到，面对相似的形势，不同的文化——更不用说不同的个人——反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此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现代化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这样的理论。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常规社会科学学科都“以自然科学为模型”，以探求普遍规律、追求普遍性知识为宗旨，但是，“无论怎样真诚地追求普遍性，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普遍性的期待从来没有真正地实现过……有些更为极端的批评者甚至提出，普遍性乃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建立在这种普遍性基础上的“对于预见性的期待”自然也是无法实现的。
而这种标准或常规的社会科学学科之所以采取化约主义的方法，强调理论的简约、稳定和普遍适用性，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未来进行预测。如果在其理论中添加多重变量，承认不同变量之间的复杂互动，考虑时光流逝可能带来的变化以及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并兼顾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领导人的不同个性，那么预测就会变得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但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和国际关系是异常复杂的，不同文化和不同个人面对挑战时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国际局势的演进和重大事态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过去曾经出现的某些模式不一定必然会延续到未来，因此单凭简约的理论是无法进准确预测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国际关系学不是所谓的硬科学，也不应该成为硬科学，而是有着很强的人文特性。国际关系研究应该从人文学中获取滋养，以弥补学科自身的缺陷。
在各种人文学中，关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无疑是历史学，特别是历史学分支中的外交(国际关系)史。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理论)无疑有很大区别，这些区别反映了作为一种人文学的历史学和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之间的学科差异。
第一，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都研究国际关系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再现和解释过去，并从历史中汲取教益，再现和解释过去本身就是历史学的目标。这一目标也决定了历史学家重建过去的主要方式是叙事，通过叙事对过去进行描述和解释。而国际关系理论家研究历史则是为了寻找证据以构建和提出理论或修正既有理论，而非为过去提供更好的解释。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对理论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在国际关系理论家看来，理论本身就是目的，历史事实的选取和历史过程的描述是为论证理论服务的；而在历史学家眼中，理论本身并不是目的，理论只是帮助其解释历史，特别是因果关系的工具，从属于历史解释，是为历史叙事服务的。用杰克·列维(Jack S．Levy)的话说，“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一个学科是理论性的，另一个学科不是理论性的，而在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理论。政治学家构建和检验理论，而历史学家使用理论或一系列理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组织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解释”。好的历史解释需要理论的深化，而好的理论需要历史经验事实的证明。从叙述方法上，历史学将理论嵌于叙事之中，并不把描述和解释截然分开，通常是先提出问题，然后运用史实和理论工具对该问题进行解释；而国际关系学将叙事嵌于理论之中，通常是先提出理论，然后通过史实描述来证明该理论。
第二，历史学家致力于关注和解释历史上发生的具体事件，研究目标是描述、解释和理解单个事件，尽管也会进行比较并承认不同事件之间会有相似性，但不认为存在完全相同的事件。而国际关系理论家对解释单个具体事件缺乏兴趣，热衷于解释一类事件，把单个事件作为某类事件中的个例来加以研究，从中寻找导致此类事件发生的共同因素，其研究目的不是为单个事件的发生提供深入和全面解释，而是寻找适用于一类事件的普遍模式。如果说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政治学家感兴趣的则是普遍的革命的影响；历史学家研究一战的根源，政治学家关注的则是战争的普遍根源；历史学家探究罗马帝国兴衰的原因，政治学家则探究帝国兴衰的普遍规律。国际关系理论家对事件的研究往往脱离语境，把历史事件视为独立的、普遍现象中的个案加以研究，并对普遍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概括、归纳、抽象和理论化(generalization)。而历史学家反对把历史事件剥离出其得以发生的历史语境孤立地加以研究，也反对将历史事件作为验证某一理论的个案加以对待。历史学家虽然也进行概括和归纳的工作，但会认识到所做的归纳有时空限度，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无法保证就某个历史时期进行的归纳在其他时期还会有效。用科林伍德的话说，历史学家所做的归纳“只不过是以一般的方式描述它在其中得以被创立的那个历史时代所具有的某些特征而已”，历史学家认识到任何历史事实“都服从着或快或慢的不可避免的变化”，因此并不试图“发现永恒不变的人性规律”，不会“把某一特定时代的暂时状况误认为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状况”。质言之，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个别和特殊的现象，其任务是进行个体的描述(idiographic approach)；而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是一般现象和普遍的通则，其目标是寻找规律(nomotheticapproach)。
第三，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因果关系时更青睐简约性而不是复杂性，重视解释的精确严密(rigor)而不是丰富复杂(richness)，喜欢归纳出具有最大解释力的原因，提出单一因果解释。比如关于冷战，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美苏对抗主要归结为国际结构的因素，即两极体系，认为这一解释最简明、最精确。相反，历史学家反对把历史事件的发生归结为某一单个因素，认为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重的，需要列举多重原因，进行清单式的解释。知名的国际关系史家保罗·施罗德指出，历史学家对“原因”的理解比社会科学家更加丰富，凡是能够推动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都可以纳入到原因之列，在种类上几乎难以计数，在影响和后果上不可预测，包括直觉、学识、社会化过程、习俗、习惯、理性信念、非理性的信仰、情感、冲动、榜样、需求、劝导以及他人的影响等。在思考和解释冷战起源时会关注美苏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差异、国内政治影响以及领导人个性等多重因素。历史学家还发现，在探究因果关系时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同变量之间常常是互动的；事件的发生源于各种因素临时交汇，在某时刻同时出现并相互影响，是机缘和偶然性的结果。如果说国际关系学家的思维方式是化约主义的，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整体主义的(holistic)。
第四，历史学将历史变迁视为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之外因素造成的。历史学家虽然也承认人类的生活受到外部的、非人类因素的制约、限制、塑造和驱动(特别是环境史的研究更是强调物质性环境的巨大作用)，但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还是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历史，认为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标的人活动的结果。因此，历史学家重视人的行动，特别是决策者和领导人在其权力范围内做出的决定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例如，国际关系史家在解释二战起源时重视的是希特勒本人的个性和抱负，而不是国际体系等环境因素的作用。而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自由制度主义都强调国际政治环境而不是领导人的目标对国家行为的塑造。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强调个人行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的作用，贬低决策者个人的作用，认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以决策者个人的动机、目标和愿望为转移，甚至经常产生与领导人愿望相反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即使所有国家都渴望和平，但战争也会到来；即使所有国家都追求扩张性的目标，但是国际结构的制约和均势的逻辑也会使战争得以避免。国际关系学家常举的例子是一战：没有大国想要战争，但战争还是到来了，发挥作用的不是欧洲诸国领导人的愿望而是战前形成的国际体系和环境。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有如此显著的不同，那么，历史学家(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家)对未来的预测是否更准确一些呢？
如前文所述，历史学不认为存在超越时空界限的普遍规律，强调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偶然性、因果关系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以及历史人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决定了历史思维( historical thinking)与预测是相矛盾的，历史学本质上是无法成为预测的科学的，因为预测通常必须以承认存在普遍的规律为前提，并以某一理论为基础，否则就成了猜想。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也确实不把预测未来作为其工作，认为史学的功能是鉴古知今，即通过理解过去来理解现在，而不是预测未来。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称，“历史学家从不宣称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研究美国革命史的大家戈登·伍德也认为，“不像试图培养管理未来的信心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历史学通常教给我们的是对我们有目的地操纵和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保持怀疑”。科林伍德更是明言：“历史学家的本职是要知道过去，而不是知道未来；而且只要历史学家声称能够预先确定未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知道他们的基本历史概念出了某些毛病。”
当然，历史学可以通过理解过去为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提供启示，正如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所言：历史虽然不会重复自己，但却有韵律。著名外交史家韩德和史蒂夫·莱文也曾言：“现在不是过去的简单复制，但是历史类比可以提供理解和应对当前挑战的崭新途径。”因此不断有历史学家禁不住探究未来的诱惑，进行大胆的预测。
受美苏缓和，特别是两国首脑达成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协议的影响，冷战史家约翰·加迪斯于1987年11月在《大西洋月刊》刊文，对美苏关系和冷战的前景进行了展望。他就冷战是否会结束以及结束的方式提出三项预测：一是虽然冷战已经持续了40年，以至于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美苏首脑雷克雅未克会晤表明，“冷战本身在某一天会结束，我们中的一些人会活着看到一个新的国际体系的出现”。他甚至大胆地预言，冷战可能很快结束，就像北极地区光线经常欺骗人们的眼睛那样，表面看起来很遥远的目标在很多情况就近在咫尺。第二，当冷战真的结束的时候，不会是一方的彻底胜利而另一方的无条件投降，也就是说不会是二战的重演。其原因在于美苏都有核武器，这使一方不可能将自己的意志绝对强加给另一方；而且，像19世纪那样一个帝国控制广袤领土的时代也过去了，美国和苏联完全控制其邻国都遭遇了困难，更不用说控制对方。第三，冷战的终结不会导致所有国际对抗的终结，也不会导致现存于美苏之间的所有对抗的终结，这样或那样的国际冲突将像冷战前数千年那样会继续存在。加迪斯的第一和第三个预测是准确的，第二个预测基本上是错误的。
关于可能是什么力量导致冷战终结以及冷战终结的方式，加迪斯认为，鉴于核战争的毁灭性以及广岛长崎之后核武器没有再被使用过，美苏通过打一场核战争终结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历史上大国对抗的终结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第三方力量的崛起导致原来两大国对抗和平结束，就像里根在1985年日内瓦峰会上说的，如果火星人来到了地球，那么美国人和苏联人将很快解决彼此的分歧共同对付火星人。19世纪末德国的崛起曾导致英国和俄国这两个长期相互敌视的国家实现了和解。加迪斯认为，未来出现能够在军事上挑战美苏两国的第三方力量的可能性不大，更具可能性的是衡量和评估一国实力的标准发生变化，即更加强调经济、技术和文化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日本和中国可能会超越苏联成为第三种力量。二是对抗中的一方力量衰竭(exhaustion)，而另一方仍然保持旺盛的力量和活力。历史上西班牙面对法国和英国崛起时的力量衰竭，以及19世纪后期中日对抗时日本崛起和中国衰落都是这种方式的典型。不过，由于一方衰落而导致的对抗终结并不总是采取和平的方式，“衰落的现实，或者甚至衰落的表象会引诱走向衰落的国家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来扭转衰落的趋势”，日本偷袭珍珠港就可以被视为美日太平洋海军对抗中处于下风的日本试图扭转衰落趋势的例子。预测是苏联还是美国会衰落还为时过早，但美苏之中有一个迟早会走向衰落，美苏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管理这种不对称的衰落以避免因绝望(desperation)而引发战争。这一预测有一半是对的，一半是错的，加迪斯准确地预测到一方的衰落，但苏联的衰落并没有导致战争。
加迪斯认为冷战的结束更有希望采取第三种方式：由冷战参与者观念的变化带来对抗的结束。一是对使用武力的态度的改变，美苏双方都不追求对对方直接使用武力，而主要通过支持代理人和展示姿态、做出威胁以及制造声势等不具毁灭性的手段来吓唬对方。二是制度变革(民主化)可能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加迪斯引用政治学家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的民主和平论，以及日本与联邦德国战后因民主化而不再好战的例子，尝试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民主制度扩展到苏联，冷战是否会结束？但他不敢肯定，也没有展开论证。
加迪斯预测观念变化会导致冷战结束是准确的，但是他未能进一步明确预测苏联阵营的民主化在终结冷战过程中的作用，也未能指出苏联领导人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对自身体制看法的改变(失效过时)会导致冷战的结束。加迪斯后来也后悔自己未能大胆往前走一步，失去了成为伟大预言家的机会。
关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加迪斯预测，美苏在德国和朝鲜统一、美苏军队撤出中欧、解散北约和华约等问题上会有艰难的谈判。这一预测基本上是错误的，苏联承认自己的失败，听任德国统一，华约也迅速解体。加迪斯事后给自己预测打的分数是C＋。与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等人相比，加迪斯的预测无疑更准确，特别是他较为准确地预见到冷战会以和平的方式结束，而且很可能会很快结束。
加迪斯是通过将现实与历史进行类比而非依据某一科学理论和规律来进行预测的。历史类比(historicalanalogy or parallel)是历史学家最主要的预测手段，即把过去的模式投射到未来，认为未来会与过去相似，通过想象、比较和推理来预测未来，相信导致历史上出现某种事态的因素和环境再次出现时，就有可能发生相同或相似的事态。加迪斯曾言：
历史学家从来不像政治学家那样经常和自信地宣传具有预测未来的能力。他们的主要关怀是理解过去，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理解现在。如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向未来的方向发出一点点光芒，那就更好了。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从仔细的叙述和深思熟虑的类比——而不是过分尊重过时的科学方法——得到的洞见甚至可以照亮遥远的未来。
这种基于类比基础上的预测不乏成功的例子，特别是具有超凡想象力和洞察力的历史学家往往能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战略家的乔治·凯南就是这样的人物。他在冷战初期就准确地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在1947年7月发表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中，凯南这样说道：
苏联政权的未来并不像长于自欺的俄国人向克里姆林宫那班人描绘的那么安全可靠。苏联领导人本身能保住政权，这一点已为他们所证明。至于他们能否和平而轻易地把政权转交给他人，则还有待于证实。与此同时，他们的统治造成的苦难以及国际生活的变化无常已经让该政权所赖以建立的这个伟大民族的精力和希望遭到严重损伤。令人好奇的是，今天苏联政权的意识形态影响在俄罗斯境外，也就是其警察势力鞭长莫及的地方最为强烈。这一现象使人们想到托马斯·曼在他创作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使用的比喻。鉴于人类制度通常都是在内部已经腐败透顶的时候展现出其最耀眼的光芒，曼把处于极盛时期的布登勃洛克家族比作一颗星星，它实际上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光芒却把这世界照得通亮。谁又能担保，克里姆林宫仍在投向西方世界各国心怀不满的人身上的那束强光，不就是实际上正在陨落的星座的余晖呢？这一点无从得到证实，也无法加以否定。可是，苏联政权也正如其想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样，身上带有衰亡的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发出的芽正在长大。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依作者之见可能性还很大。
凯南在1951年4月发表的《美国与俄国的未来》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
倘若有其他选择呈现在俄国人民面前，即在这星球的其他地方存在一种高雅的、充满希望的和有意义的文明，那么，总有一天——或迟或早，采取渐进方式或其他方式——这个让一个伟大民族倒退了几十年并且像阴云一般压制这个民族对文明的一切向往的可怕权力体制，将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凯南甚至预测苏联政权的倒台很可能是源于苏联体制自身的“逐步腐蚀”，“而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争取自由的暴力行动”，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支持这一进程”，而不是“阻碍这一进程”。
凯南承认自己并不是依靠客观的标准，也没有这样或那样的证据，而是依靠“看法”(opinion)、“判断”(judgment)和“信念”(faith)。苏联未来的变化或许会受到可能存在的“政治发展规律”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会受到俄罗斯“国民性格” (nationalcharacter)和“在人类事件形成过程中起巨大作用的偶然事件的影响”。这其实就是对人性和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凯南进一步分析称：
任何一个以人性的邪恶和弱点为基础的制度都不可能是真正稳固的。这种制度指望依靠人的堕落来维持，就像一个抢劫者那样是靠人的惶恐焦虑、仇恨本性、容易犯错和易受心理操控来生存的。这种制度只能反映创立它的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挫折和苦难，显示那些因软弱或愚蠢而沦为其工具的人的冷酷无情。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对历史学家预测未来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他认为史学训练的核心是“想象力”，“想象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环境下人是怎样的”，史学研究过程就是“积极想象”(active imagination)的过程，因此，在想象未来方面，历史学家比在其他学科接受训练的人“处于更强有力的位置”。
但是，历史学家的预测也常常失败，前文提及的加迪斯对冷战的预测就有很多没有实现。就学科特性而言，历史学家预测失败是因为未来不论与过去有多么相似，都不会是过去的简单复制，人类不可能完全回到过去的情境中，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也就是说，历史并非静止不动而是不断变化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未来不一定发生，过去存在的趋向也并非必然转化为未来的结果，如果我们仅仅采用类比的方式来思考和预测未来，实际上是把历史看作是静止不动的，这样的预测不可能完全准确。加迪斯承认自己犯了这样的错误，即“求助的是历史的静态版本”，“设想未来会与过去一样”，把过去的模式投射到了现在和未来。应该说，绝大多数史学家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因此并不以预测未来作为其职责。
长期以来，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相互隔离，甚至相互之间抱有成见。学者们担心过度引入其他学科的方法会稀释本学科的特性，降低自己学科的价值，甚至引发学科危机。其实，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的一大潮流就是打破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学术创新往往也发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拒绝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固守自身学科的藩篱反而会阻碍学术的进步。外交史家和国际关系学家应该相互借鉴，“历史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给历史学家；理论也太重要了，不能完全交给(国际关系)理论家”。
国际关系理论对结构和体系因素的重视可以丰富外交史家的视角和解释范式，帮助历史学家提出宏大的问题，构建更深刻和更有说服力的判断和解释，特别是其对长时段国际关系趋势和规律的归纳与总结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发现仅仅研究单个独特事件无法发现的重复性模式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简言之，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历史学家避免“幼稚的经验论”(naive empiricism)。笔者曾撰文讨论外交史研究应如何借鉴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内的跨学科方法，在此不再赘述。
而在大多数国际关系学家眼中，历史学的价值仅仅在于为理论家们构建宏大理论提供证据，史学家扮演的不过是森林砍伐工的角色，其作用是为理论建筑工地输送建筑材料。对历史学作用的这种理解无疑是狭隘的，实际上，无论从思维方式、预测手段还是研究技能方面，历史学(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都可以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甚至提升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质量。史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助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帮助国际关系学家运用整体主义而非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政治。这包括：认识到人类事务和国际政治的混沌性和复杂性，相信不同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承认不同部分之间的互动会形成一个体系，而体系的特性并非由部分之和来决定的；拒绝把整体分解成若干部分加以理解，从整体上而不是排除性地用单一因素来解释事物的变化。这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国际关系理论家意识到，没有哪种国际现象的出现仅仅因为某一种或两种因素，在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解和预测时应该将多种因素考虑进去，而不是过度追求简约和清晰。
二是促使国际关系理论家重视人的作用，特别是决策者和领导人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国际关系的演进归根结底是领导人对国际环境做出反应的结果，而具有不同个性、信仰、价值观和抱负的领导人对环境的反应是不同的，在重要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也是不一样的，一些杰出的领导人甚至可以塑造和改变国际环境。换言之，领导者不会听任结构和体系力量的摆布，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结果而非不可抗拒的结构性力量的产物。而个人都是在特定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成长的，重视个人的作用必然要求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成为地区和国别研究的专家。
三是通过历史主义或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方法促使国际关系学家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时间流逝带来的变化，划定理论所适用的条件和环境，从而避免提出过于笼统和宏大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家有必要认识到，国际事件的发生是特定情境下诸种力量“巧遇”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巧遇”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因此任何理论或假说都是有时空限度的，并不存在对所有时期和地方都普遍适用的理论。这种方法可以让国际关系学家在构建理论并根据理论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从而提高其预测的质量。
四是有助于国际关系学家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历史证据。在历史学家眼中，史实本身充满争议，不同的史学流派和路径对历史有不同解释，历史学家的观点并非是所谓的硬事实(hard fact)，而可能只是提出者的一家之言，国际关系学家不能把某一历史学家的结论视为无可争议的历史证据，而应对其进行辨析。这就需要国际关系学家在使用历史学论著时熟悉史学史，了解每种观点提出的历史背景，在不同学派相互冲突的观点中进行判断和取舍。此外，二手史学著作中有时可能并不包含政治学家检验其理论假设所需要的证据，国际关系学家不得不亲自进行一手的档案研究，这也需要国际关系学家向历史学家学习收集和辨析档案材料的技巧以及解读档案文献的方法。
最后，历史学还可以丰富国际关系学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方法，即在观察、推理、演绎和计算之外，采取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用约翰·加迪斯的话说，优秀的国际关系学家应该像优秀的小说家和优秀的历史学家那样，“在试图预测未来时尽可能使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工具，不仅包括理论、观察和严密的计算，还包括叙述、类比、悖论、反讽、直觉和想象”。
国际关系学家在预测冷战进程方面的失败已经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深刻反思，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的复兴和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realism)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新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研究正经历深刻的历史学转向，“向历史学习”的潮流正在提升国际关系研究的品质。与冷战结束前相比，国际关系研究的面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重视历史分析和多层面的综合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共识。
简言之，历史学家与国际关系学家应该相互欣赏，而不是相互拒斥，在尊重学科差异的同时，努力跨越各自的学科边界，克服学科局限，从而更准确、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都是建立在我们已有知识之上的，而已知是有限的，未知是无限的，因此总是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从而导致我们的预测破产。杰出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言：
不妨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存、部分地相互独立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根”。
实际上，国际关系要比我们的日常生活复杂得多，在国际关系中没有能够预测未来的章鱼保罗，更没有艾萨克·阿西莫夫小说《基地》中的那位数学家哈里·谢顿，能以97%的概率预测基地未来300年发生的事情。因此，无论是国际关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应该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预测未来方面保持谦逊和审慎。实际上，历史上真正做出准确预测的例子少之又少，相反预测失败的例子却不胜枚举。乔治·华盛顿对独立战争的预测、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对拿破仑战争的预测都失败了。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任何著作预见到。
风险管理理论家、纽约大学教授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曾这样嘲讽人类预测国际关系前景的能力：
我们表现得好像我们能预测历史事件，甚至更糟的是我们表现得好像能够改变历史进程。我们对30年后的社会保障赤字和石油价格进行预测，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连明年夏天的赤字和石油价格情况都预测不了。我们在预测政治和经济事件上所积累的错误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每次看这些历史记录时不得不掐一下自己以确定不是在做梦。令人吃惊的不是我们的预测错误之大，而是我们对此毫无意识。
在塔勒布看来，未来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实际上无处不在，有人预测对了主要不是因为有多聪明，而是因为运气好。正如一句广为流行的俗语所言，“我们可以预测任何事情，但未来除外”(we can predict anything, exceptthe future)。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更加证明了国际形势的不可预测性。从这个意义上，罗素把人类预测未来的习惯称为一种“智力恶习”(intellectualvice)。
汉斯·摩根索在其194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曾这样告诫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们：
国际政治学者必须吸取且应永志不忘的首要教训就是，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不可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和准确的预测。……了解了决定国家间政治的力量，了解了国家间政治关系发生作用的方式，就会明白国际政治事实的含糊不清。……鉴于国际政治的事实会不断发生变化，对于那些试图根据对过去的了解和当前的迹象来预测未来的人来说，世界事务总是充满意想不到的东西。
国际关系理论家有必要牢记摩根索的告诫，一方面尽可能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的方法，提高理解和预测复杂国际形势的能力，在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和审慎，另一方面还要有黑天鹅思维，时刻准备应对国际关系中不可预知事件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