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论坛”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讲座，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28日太平洋论坛第6期“美国的崛起与现代中国：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中心的考察”，为“未删节版”。主讲嘉宾王立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与谈嘉宾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立诚教授，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
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太平洋论坛与大家交流。今年是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个人非常尊敬汪熙先生，曾在1997年复旦大学召开的中美关系研讨会上见过汪熙先生。我个人的教学和研究也从汪熙先生的论著中获益颇多，特别是他关于早期中美关系的论述。汪熙先生最有影响的论文就是在1979年《世界历史》第三期发表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这篇论文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在这篇论文中，汪熙先生提出要重新考察中美关系，特别是要重新评价“门户开放”政策。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重新回顾这篇论文中的一些观点，仍然会觉得是非常准确和深刻的。在这篇文章中，汪先生这样评价“门户开放”政策：
应该看到“门户开放”政策从本质上说是美国谋求保障和扩大其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策，从来就不像有些美国历史学家宣称的“公正”、“无私”和“利他”，但也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这个政策毕竟宣布于一八九九年，是我国被瓜分之祸迫在眉睫之际。后来在我国历次的民族危机中以及多次的国际会议上，美国又曾反复重申这一政策。由于这个政策也包含着美国与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利益的相对抗的一面，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这一评价在现在已经得到了中美关系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普遍认可。但是大家可以回想，那是在1979年，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并且中美刚刚建交。那个时期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不仅需要卓越的学术眼光，还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汪熙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包括非常尖锐的批评，甚至是指责。当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先生和张振鹍先生撰文反驳汪熙先生的观点，不同意汪先生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评价。后来大概有十几位学者也加入了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讨论，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其中也包括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这篇文章所引发的学术争鸣，活跃了当时的学术气氛，对中国的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汪熙先生为开创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41年后的今天我来做这个讲座，也是为了向汪熙先生表达敬意。另外，今年也是“门户开放”政策提出120周年，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日趋恶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门户开放”政策，我觉得是有特殊意义的。坦率地讲，我对这个题目并没有新的研究，因为这么多年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了美国对外关系史，对中美关系史关注不多，只是因为教学的需要，对“门户开放”政策有一些思考。我想借此机会整理一下我的这些思考，并与大家进行交流，试图从大国崛起的背景下来重新思考一下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现代中国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一个愿景，而成为了一个现实。中国的崛起无疑会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既有格局构成冲击，对相关国家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中国在本世纪初的崛起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和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美国社会、政界和学界都有不同的看法。前些年，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都表示欢迎一个强大的、稳定的、负责任的中国的崛起，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有“欢迎中国崛起”的表态，取而代之的是猜忌，甚至是公开的对抗和敌视。目前美国社会越来越流行的看法是认为中国的崛起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将挑战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大国的崛起肯定会改变国际关系格局，不同时代新兴国家崛起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今天我想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中心，来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对于亚太地区，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崛起究竟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还是有利于中国的安全与利益？当时中国人是如何看待美国崛起的？是否欢迎作为新兴强国的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展的其影响力？
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制造业实力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已经超过或者是接近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的总和。所以那个时期，无论是美国人自己还是国际社会，都认识到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强国，因此美国也试图扩大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向海外投射它的力量。
1898年，古巴革命的爆发以及西班牙对古巴的镇压为美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向西班牙宣战。美西战争的结果是美国打败了老牌欧洲帝国西班牙，占领了菲律宾，加入到当时在世界盛行的帝国主义运动中去，成为“帝国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占领菲律宾使美国成为远东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如果没有占领菲律宾，美国的影响不会有这么大。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离中国非常近，离日本也很近，是美国踏上亚洲大陆，特别是进入中国市场的踏脚石。美国当时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例如美国重量级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在1900年曾说：在三年前，如果美国就亚太地区提出任何政策倡议，其他列强不会在乎，只会耸耸肩一笑了之，但是现在，列强再也不能无视美国的存在。在洛奇看来，列强之所以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照会给予积极回应，至少没有公开反对这一政策，就是因为美国已经占领菲律宾，列强“面对的是马尼拉的主人”。
另一方面，美国占领菲律宾后需要保护菲律宾的安全，而菲律宾与美国本土之间又相距甚远，并且在一开始菲律宾人还反抗美国的统治，同时美国国内也有强大的力量反对美国占领和长期统治菲律宾。所以实际上，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对菲律宾是鞭长莫及，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菲律宾一直是美国安全体系中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美西战争期间担任助理海军部长的西奥多·罗斯福曾极力主张美国占领菲律宾，正是他向海军司令杜威下令攻占马尼拉。后来他也意识到美国占领菲律宾是得不偿失的，菲律宾直接面对东亚地区崛起的强国日本的威胁，是美国安全体系中的一个致命弱点，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之踵”。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后的日美交涉中美国做出了两次妥协，即在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和兰辛-石井协定中承认日本由于领土相近而在中国有特殊利益，都是处于维护菲律宾安全的考虑。所以，美国占领菲律宾带来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这使美国成为远东国际体系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菲律宾成为美国安全体系中的一个薄弱点。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美国的崛起与其他帝国的崛起没有什么两样，也试图进行扩张，与欧洲列强一样追求在海外占领殖民地。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美国作为一支新崛起的力量，也有新的地方，是一个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欧洲老牌帝国的“新帝国”，其立国观念、国内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以及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与欧洲帝国和日本是有不少差别的。比如在进行海外扩张时，无论是欧洲列强还是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都比较微弱，但是在美国，围绕着美国是否应该占领和统治菲律宾，美国国内兴起了强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帝国主义者在全美范围内组织了“反帝国主义同盟”，通过集会、发表宣言、请愿和抗议等形式，反对美国兼并菲律宾，反对美国在海外占领殖民地。反帝国主义者提出的理由千差万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认为美国占领菲律宾与美国的立国基础相矛盾。美国的立国基础是自治原则（self-government），即合法的统治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就提出，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者的授权而产生的。而反帝国主义者认为，美国没有获得菲律宾人的同意和授权而对它进行统治，违背了美国的立国原则。这种行为不加制止将威胁到美国的共和与民主体制，一旦发展下去美国将从“共和国”变成“帝国”，走向衰亡，就像历史上罗马共和国变成帝国并最终解体一样。
虽然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最终未能成功阻止美国占领菲律宾，但是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抑制美国继续在海外进行领土扩张的强大力量。此外，由于在镇压菲律宾人反抗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美国精英逐渐意识到，占领海外殖民地、建立“有形帝国”以扩大美国影响力的方式是得不偿失的。美国兼并菲律宾既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高潮，同时也是终点。
由此看出，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力量，反对美国外交效仿欧洲，反对美国外交“欧洲化”，提出美国应该运用美国的力量，根据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来重构国际秩序，取代欧洲的旧秩序。大体上在一战结束前后，威尔逊提出了新的国际秩序理念，其思想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他提出的国际秩序被称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威尔逊谴责欧洲盛行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外交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张通过自由贸易、国际合作和集体安全来维护和平，认为国与国之间应该通过和平竞争共同分享市场而不应诉诸武力追求独占性利益。可以看出，威尔逊试图通过和平竞争的方式扩大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旨在建立一个“无形帝国（informal empire）”，而不是有形帝国。这一点跟老欧洲和新崛起的日本都是不一样的。大体可以说，19世纪末崛起的美国是“新旧参半之强国”或是“亦新亦旧之帝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际社会的新型力量。
这一新型力量也为远东国际关系注入了新的原则。我们知道，美国崛起后处理远东国际关系的核心政策就是“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既有“守旧”的一面，也有“创新”的一面，其提出和演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从 1784年“中国皇后”来华到鸦片战争爆发，中美之间只有民间的贸易往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美之间有了官方的关系。费正清形象地将1844-1899年间的美国对华政策称之为“我也来一份”，即“分取杯羹”政策（“me too” policy）。这一时期美国总的说来还是个弱国（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力量较为薄弱），在中国只有通商和传教的利益，美国没有参加使用武力迫使中国打开门户的活动，也无意谋取中国领土。其政策是确保美国能分沾其他列强在中国获得的权益。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总体来说是比较被动的，缺乏独立的对华政策，拉铁摩尔将这一时期美国的表现概括为“搭便车的帝国主义（hitchhiking imperialism）”，以区别于英、法、俄、日等国“积极活跃的帝国主义（active imperialism）”。
到19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其一是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它不再满足于搭英国的便车；其二是中国面临瓜分危机，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出现美国无法继续搭便车、中国大门可能部分向美国关闭（即列强在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商品和投资采取歧视性政策）的危险。所以，在1899年9月6日，时任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美国驻英、法、德、俄、日等国公使发送电报，让美国公使向所驻国分别发出照会。照会提出两个原则：第一，美国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第二，要求列强保障美国在各国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有平等的贸易机会，包括：对各国商品实行统一的关税税率，而且关税由清政府征收，在港口税、铁路运费等方面对各国商品一视同仁，这就是所谓的“在华贸易机会均等”原则。这是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的内容。
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是在1900年，其背景是义和团的兴起并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八国组织“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入侵中国，以解救被围攻的使馆并彻底解决中国的所谓“排外”问题。联军占领北京后将如何“处置”中国？是瓜分中国还是要“保全”中国？这已经成为当时国际舆论热议的问题。在这一形势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7月3日指示美国驻欧洲和日本的使节向所驻国政府提交照会。照会除重申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中的两项原则之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即：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实体。海约翰在指令中这样说道：
值此中国情势危急之际，美国宜在目前情况许可范围内表明其态度。……合众国政府之政策是要寻找一种解决办法，这一办法可以为中国带来持久的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entity），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些权利，并为全世界捍卫与中华帝国所有地区进行平等与公平贸易的原则。
这是以单方面照会的形式提出的对华政策，也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告别了“搭便车”时期，开始是以大国身份提出独立的对华政策，并且要求各国回复美国的照会。各国都做了回复，有的含糊其辞，有的提出条件，但都没有明确反对照会的内容。于是美国政府发表公开声明，称各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原则。
如果说，“门户开放”原则在两次照会还只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那么在1921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门户开放”成为多边国际条约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国际法意义。会上签署的《九国公约》第一条就认可了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国务卿休斯（许士）提出的原则，即所谓的“许士四原则”。该条规定各签约国：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施用各国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安全之举动。
第一条是对“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实体”的发展；第二条要求列强不得干预中国内政，以使中国逐步建立能够维护秩序和稳定的统一政府；第三条是1899年“贸易机会均等”的发展；第四条则强调各国不得利用中国的内乱追求独占性的特殊利益。
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与19世纪在远东（中国）盛行的国际关系原则是有很大差别的。19世纪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原则，武力被视为打开中国门户和瓜分中国领土的合法手段，各国追求在中国的所谓特权和独占性利益，并任意干涉中国内政。《九国公约》实际上是提出大国在中国要和平竞争，放弃以武力宰割中国和追求独占性利益的做法。《九国公约》与华盛顿会上签署的《四国条约》还提出，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大国间应该协商而不应单干。协商固然有利于列强联合对付中国，但同时大国协商也有助于约束在中国企图追求独占性利益的列强，主要是日本。特别是日本希望在中国单干，甚至不惜以武力在华寻求独占性利益，包括领土，大国协商的原则对日本是一个约束。日本方面对是否签署《九国公约》是犹豫的，担心会束缚日本的手脚，但最终是主张与英美协调的力量占了上风，这些日本的所谓自由主义者相信通过发展与英美的贸易，通过和平竞争，日本可以获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源和市场，因此愿意承诺不再以武力追求在华独占性利益。
通过《九国公约》，“门户开放”原则实际上成为一战后远东国际关系新的规范和准则，超越了19世纪欧洲列强建立的帝国主义秩序。美国倡导的这一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弱国的。
“门户开放”政策这当然有对中国不利的地方，因为它承认现状和条约特权。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虽然答应放弃没有条约的依据的在华特权，比如在华的邮局和电台等，但反对立即取消治外法权和关税控制权，只是承诺会就该问题进行调查和协商，渐进放弃这些特权。
大体说来，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中心，20世纪上半期美国对华政策有三大目标：第一大目标是获取中国市场，这是美国商人最在意和孜孜追求的目标。美国占领菲律宾的动力之一就是菲律宾临近中国，可以成为进入中国市场的垫脚石。19世纪末主张向西班牙宣战和兼并菲律宾的“帝国主义者”，无论是西奥多·罗斯福还是马汉、麦金莱、洛奇，都相信中国巨大的市场可以解决美国商品过剩问题，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
第二个目标是要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刚才谈到，无论是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还是《九国公约》，都包含这一点。美国之所以要将其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目标，除了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无法通过占领中国领土获益外（具体原因前文已有提及，实际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1899年瓜分危机时都有驻华外交官提出美国应该在中国东南沿海割占一块土地或获取某个港口作为海军基地，但都遭到美国国务院的否决），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中国的“完整”是获取中国市场的前提，如果中国被肢解或者被独占，中国的大门可能对美国关闭。第二是安全和战略的考虑，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涉及到远东国际力量的平衡，如果一个强国在独占中国后成为亚洲大陆的霸权国家，菲律宾的安全就无从保障。事实也证明，日本占领中国东部后，菲律宾的安全就岌岌可危。
第三个目标促进中国的“文明化”和现代化并进而扶植中国。这一目标在“门户开放”政策的文本中并不存在，主要是体现在美国一些人士的行动和抱负中，特别是传教士群体对这一目标最为热衷。从1830年开始，传教士陆续来华，高峰期在华传教士大概有六七千人。他们来华除了要让中国人皈依基督外，还试图传播对中国“基督教化”有利的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促进中国所谓的“文明化”和现代化。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是自近代以来处于衰败之中，遭受欧洲列强和日本的欺侮，而美国是个新兴国家，如果这一古老的国家能够在美国的帮助和扶持之下，建设成现代化的国家，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极为荣耀的事情，那也就实现了美国所谓的国家使命。这是一种朴素的支持和帮助弱小国家的心态，反映了传教士身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当然这种心态是居高临下的，对中国人的尊严是一种伤害。而传教士的心态和观念又对美国普通民众产生影响。此外，扶植中国在一些政治家看来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为只要中国处于贫弱和内乱的状态，东亚的稳定就无从谈起，中国 邻国如俄国和日本就会从中国的内乱中渔利，从而损害美国的利益。换言之，在美国一些政治家看来，正是中国的贫弱和动荡“引诱”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扩张，所以中国的稳定、繁荣和强大可以打消日本的念头，从而有助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正是传教士的理想主义和政治家的战略考量共同促进美国决策者在一些历史时期将促进中国“文明化”和现代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威尔逊总统对中华民国的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二战后期努力扶植中国成为大国的努力都反映了这一目标。
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是，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政策和行动与中国的国家安全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毋庸否认，美国是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享有条约特权的列强之一，我们过去称美国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这种说法可能有些简单化，但大体上也是符合史实的。有些条约权利，现在看来属于国家之间正常的关系，比如贸易和投资的权利、外国人在中国旅行、居住和购置土地的权利。但有些条约权利则是不平等的“特权”，比如领事裁判权和关税协定权，五四运动之后反帝爱国运动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两项特权。除此之外，美国在中国驻有军队（北平和天津），美国军舰享有在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自由航行权。这些所谓的“条约权利”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不过，美国在20世纪初就承诺不会永久地享有这些特权，将视中国国内的改革情况逐渐放弃这些特权。美国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的司法制度落后、野蛮，中国政府不能够有效保护在华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所以治外法权不能够立即废除。而中国长期以来中国没有统一的政府，如果放弃外国对中国关税的控制，会使地方势力获得关税，从而加剧中国的割据与内乱。这些当然都是借口。在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压力之下，美国根据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原则，于1925年启动了法权调查，到1931年已经接近达成取消治外法权的协议。后来由于“9·18事变”，谈判被迫搁置，一直到1943年中美新约签订，美国放弃了在华治外法权。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问题之条约》，美国放弃对中国关税的控制，中国获得了关税自主权。
不过，美国的崛起总体上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是有利的。从清末开始，中国多个政府的决策者都试图利用美国力量来促进中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远东政策也有助于中国抵制日本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一些美国领导人也愿意帮助中国。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初美国的“金元外交。塔夫脱政府试图运用资本的力量扩大在远东的影响力，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试图修建一条与中东路平行的锦瑷铁路。而当时的清政府则采取“以夷制夷”的战略，试图引入美国的资本来抵制俄国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渗透，防止沙俄和日本独占东北，支持该计划。这一计划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也反映出两国利益的一致之处，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力量的介入实际上有利于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安全的。
第二个例子民国初年的“二十一条”谈判，相关的史实大家应该很熟悉。日本趁列强陷入欧战无暇东顾之际，提出了几欲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在谈判过程中，日本威胁中方代表不得向报界或者其他国家泄露消息。当然中国方面并没有屈从日本的威胁，每次谈判结束后，顾维钧秘密会见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商讨对策，芮恩施建议顾维钧将消息向外界透露。相关消息被英美报刊披露后引发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对日本构成很大的压力，美国政府也反对日本的要求。正是在国际舆论和美国等国的压力之下，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的部分要求，特别是对中国主权损害最为严重的第五条。中日签订协定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同时向日本和中国发出照会，明确表示不承认中日两国已经达成或即将达成的任何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妨碍中国政治和领土之完整、破坏“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和协议。美国政府后来解释说，美国知道这一照会无法阻止日本强迫中国接受其要求，但该照会为以后在条件成熟时讨论这一问题预留了法理依据。在华盛顿会议上，也是在美国的劝说、协调甚至一定程度的压力之下，日本同意会议期间单独与中国进行谈判，解决了巴黎和会遗留的山东问题。山东问题的解决，当然有助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了“不承认主义”，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能认可任何情势的合法性，也无意承认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之间缔结的可能损害美国或其在华侨民条约权利的任何条约或协定，包括涉及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这一有关中国的国际政策在内的条约和协定，也无意承认因违背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1928年8月27日《巴黎公约》的条款和义务所导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这是美国政府又一次援引了“门户开放”原则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也再一次说明“门户开放”政策中“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实际上是美国反对日本武力侵华的条约或者国际法的依据，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从“9·18事变”到1938年，美国一直引用《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反对日本侵华。当时的历史史实也表明，日本非常担心各国会依照《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反对日本的侵华行动。所以一直到1938年11月，日本在公开场合一直表示不会破坏《九国公约》，并且宣称是中国破坏了《九国公约》，因为中国的反日运动损害了日本在中国享有的条约权利。日本还诡辩称，中日之间的冲突是东亚两个国家的地方性冲突，与《九国公约》的原则并不违背。
1938年11月18日，时任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向美国发送照会，明确表示东亚情势业已发生变化，过去处理东亚关系的原则不在适应新的形势，日本将不再受《九国公约》及其有关文件的约束。这是对“门户开放”原则的公开蔑视，日本从此走上了废弃《九国公约》、脱离华盛顿体系、构建所谓“东亚新秩序”的不归路。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1938年12月，中美签署《桐油借款协定》，这是抗战初期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第一笔借款，2500万美元的数额虽然不多，但是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也标志着美国的远东政策的重大转变。后来，美国废除《美日商约》，允许美国退役空军前往中国支持中国抗战，并对日本实行贸易禁运。1941年的8月，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在接下来的美日谈判过程中，美国明确提出日美和解、美国恢复石油供应和取消对日贸易禁运的前提条件是日本从中国撤军。国务卿赫尔在11月提出了强硬的《赫尔备忘录》，不仅要求日本从中国大陆撤军，而且要求日本取消对所谓“满洲国”和汪伪政府的承认。这个强硬的态度当然是日本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
关于太平洋战争时期中美结盟，这段历史大家都很熟悉，我不再赘述。太平洋战争后期中、美、英三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在宣言酝酿过程中，是美国说服了英国，甚至是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把日本占据的中国领土，特别是满洲、台湾和澎湖归还给中国。英国最初的态度是坚持三国宣言只应写明日本放弃以前占领的中国领土，而无需明确这些领土的未来归属。正是在美国的说服和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的坚持之下，英国最后同意宣言写明将把这些领土归还给中国。《开罗宣言》的这一内容成为台湾属于中国的最重要国际法理依据。
接下来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美国与中国的“文明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总体上来说，美国在20世纪上半期的政策和行动有助于中国的“文明化”和现代化。这一“文明化”当然是打引号的，是充斥着“文明等级”观念和歧视色彩的说法，其蕴含的含义是把中国视为“野蛮”或“半文明”的国家，需要欧洲文明的滋养和教化。传教士也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到中国，除了传播福音外，也要传播西方文明。这文明种等级观念无疑对中国的歧视，视中国人不能接受的。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美国人在所谓“文明化”旗号下开展的一些具体活动，特别是对现代性的传播，是有助于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
大家都很熟悉传教士的活动，包括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各种各样的活动，将西学、现代性的若干元素传入中国，并且在中国从事了大量的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关于美国在华投资，特别是大企业的投资，台湾吴翎君教授有专门的研究，并在前几年出版了《美国大企业与近代中国的国际化》一书。当时的美国在华投资涉及到各个领域，如水利、桥梁、港口、无线电、电力和石油化工等。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一直认为美国在华投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是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剥削和掠夺的表现。但是在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应该能够以比较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近代以来美国在华投资。众所周知，过去40多年外国资本化，包括美国在华投资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在近代，美国资本也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近代美国在华企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也促进了工业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因而提高了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工业能力，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
另外一个方面是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大家对于幼童留美和庚款留学的史实应该都非常熟悉，无需我细谈。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留美学生做出的贡献非常巨大，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仍在发挥作用。我们的“两弹一星”元勋、最初的两院院士，有大量是民国时期留美归国的留学生。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特别是技术援助，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多。我的一位学生在若干年前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考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的技术援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派遣了大量技术专家来华，涉及到农业、工业、无线电、医疗、建筑、生物等各个领域，这些外国来华专家在华无疑提升了中国的技术水平，推动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此外，美国还为战时中国培训了近千名技术人员。至于民间的中美技术交流应该也有很多，只是这方面的史实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美国的崛起及其在20世纪前期对东亚事务的参与也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美国在1928年率先放弃对中国关税的控制权，1943年取消在华治外法权以及废除《排华法》都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在二战后期真正地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战后，中国甚至成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谓“四强”之一，也就是联合国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这一成就当然要归功于中国在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但同时也与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国际战略有关，特别是与罗斯福总统对中国的扶持分不开的。
罗斯福之所以不惜冒得罪英国和苏联的风险极力扶植中国成为大国，主要基于以下三重考虑：第一，美国希望中国在战后成为美国忠实的盟友。按照罗斯福设想，战后通过大国合作特别是美苏合作来实现和平，同时也要对苏联进行防范，而中国是东亚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通过扶持中国可以使中国成为美国在战后忠实的盟友，成为牵制苏联的中重要力量。第二，罗斯福预测，战后欧洲殖民帝国会逐渐解体，亚洲将会兴起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可以成为战后亚洲的稳定力量，影响战后亚洲反殖民主义运动朝着温和与非革命的方向发展。第三，使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巩固战后国际秩序合法性的需要（这是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兹·马尼拉的观点）。在罗斯福看来，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没有中国的话，那么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就会被视为白种人的秩序（其他常任理事国都是白种人），合法性不足，而亲美的中国作为有色人种国家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可以极大地加强这一组织的普遍性和合法性。无论出于何种考虑，美国的这一政策无疑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地位甚至可能是国民政府乃至蒋介石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总的说来对中国是有利的。这无疑与美国的国家特性和对外行为方式有关，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在日本崛起、中国积贫积弱且遭受列强（特别是日本）欺凌的形势下加入远东的国际政治角逐的，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有高度重合之处，同时支持和扶植中国又不会危害到美国自身。简言之，利益的汇合是现代中美“友谊”的基础。
那么，以“门户开放”为中心的对华政策，对于美国自己来说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们回顾史实不难发现美国的对华政策其实是失败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市场长期以来只是一个“神话”，并没有变成现实。我刚才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获得中国庞大的市场，美国商人游说美国政府要出台“门户开放”政策，保持整个中国向美国开放。但是事实上，美国对华的出口总额是非常少的。其原因在于中国积贫积弱，民众没有购买力，而且中国长期处于内乱和动荡不安中，加之后来日本侵华，所以无论是美国在华投资，还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份额其实都是很小的。这里有一组数据，在1937年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那一年，美国对华的出口仅仅是4970万美元，也就是不到5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在整个美国对外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小。而同期美国对日出口是2.88亿美元。可以看出，美国对日出口是美国对华出口的近6倍，所以中国市场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个迷思或是神话，并没有变成现实。抗战结束后，美国和中国签订了新的中美商约，美国认为它终于拥有了中国巨大的市场，但是很快中国爆发了内战，国民政府倒台。从50年代开始，中国几乎向美国全面地关闭了门户，完全失去了中国市场。
第二，美国试图通过“门户开放”政策构建远东地区的均势来维护菲律宾的安全，这个目标也没能体现。美国“门户开放”原则，特别是其中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事实上激怒了日本，并逐渐成为日美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我并不是说美国不应该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我只是在谈事实。很多美国学者和美国政治家批评美国在处理与东亚关系时过于偏向中国，其结果就是激怒日本。在20年代日本就将美国视作假想敌，当然日美对抗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采取“亲华”的政策，但不管怎么说，门户开放政策，特别是美国反对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结果就是美日关系的急剧恶化，最终导致美日战争不可避免。
关于这一点，在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决策层包括美国外交界也有分歧。有一些美国的外交官反对美国政府所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特别是反对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原则。他们认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完整是不现实的，美国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政策忽略了远东国际关系中的力量现实，其结果必然是激怒日本。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曾任美国远东司司长和驻华公使的马慕瑞（John MacMurray），他在1935年写了一篇备忘录，他说如果我们（美国）继续奉行我们现在的方针，要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其结果很可能是同日本发生一场战争。马慕瑞称，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即使美国完全达到了目的，也就是打败了日本，其结果也不过是让俄国人坐收渔人之利。他还提出，“如果我们从日本手中‘挽救’中国，中国人会受之无愧地认为，我们不应由于他们的感激而要求任何权利。别的民族也不会体察我们这种感情，他们也不会感谢我们，更不会相信我们无私的意图，反而会在我们履行我们所承担的责任时极力设法加以抵制”。
乔治·凯南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发表演讲，讨论现代美国外交，特别是对远东的政策。他的演讲内容后来结集出版，书名为《美国外交》。在演讲中，乔治·凯南非常赞扬马慕瑞的观点，猛烈地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认为这一政策完全忽略了国际关系的力量和权力原则，是天真和幼稚的，其结果就是中日之间爆发了战争。乔治·凯南认为，美国看似实现了目标，打败了日本，获得了整个中国市场，并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国向美国关上了大门，美国的力量被完全清除出中国，而苏联主导了中国。在凯南看来，恰当的美国远东政策应该是在远东构建均势，让俄国（苏联）和日本相互牵制，而不是把日本赶出中国。
我们当然不会同意凯南对美国远东政策的批评，凯南的远东政策设想对中国是不公平的，也是有害的。但从他作为美国人的视角来看，对美国远东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彻底“失去”了中国，这一政策是得不偿失的。这也是事实。
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在华利益和影响力被全面清除。1949年8月，毛泽东主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表明美国对华政策的全面失败，这也是毛泽东本人的话。司徒雷登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他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还代表着美国从近代以来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司徒雷登黯然离开中国，表明美国在华影响力的终结。所从美国人的视角看，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最后，我想与大家谈一下美国对华政策的遗产，这个遗产现在还有没有作用？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中有一种“sentimentalism”，有人译为“情感主义”，我将其称之为“感情用事”。美国对华关系确实与美国对其他国家，包括对欧洲的关系，有很大的差别。美国能够理性、冷静地评估与欧洲的关系，长期以来对欧洲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但是美国却不能够冷静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这其中充满了情感的色彩。可以说，美国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经常是“感情用事”。很多美国学者批评称，美国的东亚政策不是基于理性，不是基于对美国利益的冷静算计，而是充满感情，这种基于情感而不是基于利益而制定的政策是幼稚的，因此给美国带来灾难。最尖锐的批评者是乔治·凯南，他在1950年芝加哥大学的演讲中指出：
回顾以往半个世纪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个现象 之所以发生，无疑同我们本身的情感引起的复杂心理状态有关系。我们会看出我们对这个地区的政策和我们对欧洲的政策之间有显著的区别。我们会看出我们对东方的态度缺乏自制，而我们对欧洲大陆事务的态度长期以来是比较克制的。我们发现我们更倾向于卷入东方的事务，而不是倾向于把它们看作对我们并不重要的东西而避开他们。……毫无疑问，我们同远东各国人民的关系一直带有某种倾向于中国人的感情色彩——这种感情在中国人看来是失礼的，它同盲目的急躁情绪一样对我们之间关系的长远利益是没有帮助的。
我大体上同意凯南的判断，即美国的远东政策带有“倾向于中国人的感情色彩”。那么，为什么美国对华关系充满了情感色彩，经常“感情用事”？这其中原因很多，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传教士的作用。从19世纪晚期到民国时期，传教士长期居住在中国，高峰的时候大约有6000多人，每年有数百名传教士回国述职、旅行，并在美国各地发表巡回演讲，介绍中国的情况，号召美国民众为在华传教事业捐款。这些演讲的基调就是中国多灾多难，受到欧洲列强和日本欺凌，这一古老的文明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需要美国去帮助，甚至“拯救”。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说：“在我们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个城镇的人民不为在华传教团体征集资金和衣物，不为那些在遥远的、危险的异国他乡的上帝的葡萄园中辛勤劳作的人们担忧，不听传教士鼓舞人心的演讲。”正是传教士的活动将中国的命运与美国的普通民众的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
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13年，全美的基督教教会在同一天为中华民国和中国的共和事业祈祷，这是非常罕见的，也反映出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情感。马建标教授《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转变探源》专门讲到过这一事件，在我2000年出版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也提到这一事件。
传教士这种日积月累的投入，将对中国命运的关注，注入到美国民众的情感中去，与其它因素一起（包括美国政府的宣传），塑造和培育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特殊情感。杜威对此有过一番评论，他将这种情感称之为“家长式”或者“恩人”的心态。他认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特殊情感，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庇护的感情，像父母那样试图培养中国，把中国引导到应该走的道路上，对中国进行家长式的监护和仁慈的庇护。这种“家长式”的居高临下对我们中国人当然难以接受，甚至是一种冒犯，但在美国人心中却是一种真实的情感。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二战时期极力扶植中国就与这种对中国的情感有密切的关系。艾奇逊在其回忆录中就谈到，丘吉尔会见罗斯福时，就惊讶于罗斯福对中国人的特殊情感。在艾奇逊看来，正是美国在华传教运动为罗斯福对华政策注入了强烈的感情，罗斯福总统相信中国在美国的帮助和庇护下，将从废墟中上升到大国地位，并为战后亚洲的稳定发展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这种情感造就了一种在美国社会非常流行的印象和认识，就是美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帮助和扶植中国，而中国人愿意接受美国的帮助和指导并深表感激，因此中美两国有着长期特殊的友谊。这种认识当然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神话，我称之为“中美关系神话”。但很多美国人对此却深信不疑。艾奇逊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有非常明确地表达，他说：
美国人民与政府对中国的关切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上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尽管两国相距遥远，在背景上存在广泛差异，把中国和美国隔开，但把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宗教上、慈善事业上以及文化上的纽带一直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非常强烈。这种友谊是可以用许多年来美国的种种善行加以证明的。
这种神话的流传满足了美国人的心理需要，但对中美关系却带来负面的后果。正如杜威所言，美国人对中国的这样心态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并没有像自身引以为自豪的那样，真正积极地去做多少实事帮助中国，但是美国人却像父母那样，希望得到中国人的感激。如果得不到感激，就很容易变成愤怒和厌恶，并很快会指责中国忘恩负义。后来事态的发展被杜威不幸所言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起运动清算美国在华影响，谴责近代以来美国的侵略，而且中美还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快从同情和“恩护”变成愤怒和厌恶。一位自30-40年代曾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国左翼记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50年代中期曾在美国采访了很多的人，1958年出版了一本书《我们心灵上的印痕：美国的中国和印度形象》。他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极其众多的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保护者和恩人,是中国人的救星、教师、治愈其痛苦的医生、保护者,看作是热情而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灵、肉体和不朽的灵魂承担着责任,美国政府则承担着保护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责任。他们就是这样看待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教堂里进行描述、在历史书中记述它,也是这样在所有的教室里告诉孩子们。这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共享的经历,他们几代美国人把一分、10分和20分的硬币放入募捐的盘子里,为中国人捐献救济金,他们的税款凑成数十亿美元的巨大数目,用于救济和支持处于和平与战争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在所有这一切之后,中国人大规模地、坚决地拒绝了美国的帮助、希望、渴望和告诫。他们采取了敌视美国人和反对美国利益的路线。其结果是他们把美国人从那扇美国人曾经如此漫长和如此英勇地竭力保持其开放的门户中逐出了中国。在做这些事情时,中国人……恩将仇报。
正是这一态度变化为美国政府在50-60年代对中国的遏制、孤立和封锁提供了民意基础。
不过美国人对中国的那种特殊情感并没有因中美对抗而完全消失，在很多人身上，这种情感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吉米·卡特总统大力推动中美建交，除了战略利益考量外，也与他对中国的情感有一定关系。卡特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在青岛短期居住过，从小受到对华传教士的影响，其对中国的兴趣就是在童年时代被传教士点燃的。他回忆说：“我被教导应该把中国人视为朋友，他们迫切需要医院、食品、学校。而我们在中国工作的浸礼会同胞被认为是精英人物，在我们眼中，他们比在外国工作的其他人要高尚得多。”
这种特殊情感还在费正清、鲍大可、斯卡拉皮诺等老中国通身上得到延续。他们仍然抱有中国落后贫弱需要美国帮助的心态。这种心态影响到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和认识以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建议与主张，促使他们在中美对抗时期呼吁改善中美关系。
自近代以来，美国人一直抱有改造中国的梦想，虽多次破灭，但“初心”不该。这一极具韧性的“改造中国”之梦就是基于19世纪以来长期累计的对中国的情感和中美关系神话。直到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仍不顾众多国会议员的反对，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试图通过与中国的全面“接触”(engagement)来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特别是政治取向。
美国对华政策遗产的最后一点，就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美国情结。中国很多知识分子一直不是把美国看成是一个遥远的异国他乡或者一个普通的国家，而是对美国寄予了很多的希望，虽然不断地失望。他们希望能够借助美国的帮助或者以美国为样板，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这种心态最早可以追溯到徐继畬在《瀛寰志略》中对乔治·华盛顿的赞扬。1943年7月4日，《华西日报》记者唐徵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民主颂——献给美国独立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唐徵对美国民主和中美两国在患难中建立的友谊大加赞扬，并希望中国在建设现代化过程中得到美国的帮助。
美国对华政策留下的遗产，现在还存在吗？我的观察是，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这份遗产正在消耗殆尽，特别是美国可能不会再抱有要扶植中国、通过美国力量改造中国的幻想。这一趋势从新一代中国通就可以看出，新一代的中国通几乎没有正清和斯卡拉皮诺等老一代那样对中国的特殊情感，他们是在中国逐渐崛起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不仅不再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相反，已经成为强国，并正在挑战美国的利益和地位，是美国必须加以对付和防范的对象。最近特朗普政府的多位高官发表讲话提出通过接触改变中国的战略已经彻底失败，美国必须改弦易辙，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和对手。而中国日益增强的自信和高昂的民族主义以及美国民主的劣质化和世界范围的“民主衰退”也使美国的“灯塔”形象大为暗淡，中国人的“美国情结”似乎也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