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学位)论文写作中，选题居于核心的地位，能否提出好的选题从根本上决定着史学(学位)论文写作的成败。在一些高校，经常发生博士生由于迟迟不能确定选题或中途变换选题而延期毕业的情况，大量的论文由于选题不当而沦为平庸之作，罕有选题不好而写出高水平论文的例子。那么，历史研究者如何提出好的选题?在这里，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至关重要，选题的好坏取决于研究者能否就研究对象提出一个或一组“有意义的问题”。
一、什么是有意义的问题？
学术研究是以问题为引领的，一个好的历史作品要提出、回答和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significant problem）。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提问题的能力是根本性的，新问题的提出是学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正如法国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所言，“真正的空白不是还未有人书写其历史的漏网之鱼，而是历史学家还未做出解答的问题。当问题被更新了，空白有时候不用填就消失了。”不同学者、不同时代对同一历史现象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因此历史研究和书写没有止境，史学也才能常新。
那么，在历史研究中，什么是“有意义的问题”呢?这里强调“有意义”是指该问题对理解过去有价值，并通过收集史料可以回答。有的问题，如“拿破仑的个头有多高”“秦始皇的胡子有多长”，虽然也很有趣，而且还没有答案，但这类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拿破仑的身高有多少、秦始皇的胡子长几许对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无助于促进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而且也难以找到史料来证明。一般来说，有意义的问题有三个标准:
第一、“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阐释性的(interpretative或explanatory)和分析性(analytical)的，而不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阐释性”是指对历史现象的成因和意义进行解释;“分析性”是把主题、观点或概念分解为若干个方面或范畴(category)来阐释;而“描述性”是指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任何史学论文都需要对历史过程进行描述，但这种描述应该是辅助性的，是为作者的阐释和分析服务的，史学论文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否则就成了始末记，研究者变成了说书人。比如，在考察冷战兴起的历史时，仅仅叙述从凯南的“长电报”到NSC68号文件的演变，即美苏矛盾加深和遏制政策出台的过程，那就没有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而如果通过比较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试图阐释“为什么美苏之间在二战时期能够进行有效合作，而战争结束后不到两年就走向对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国的对抗未能避免”，则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正是冷战史研究中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如果能更进一步，在探究冷战为什么会发生时把冷战的根源分解成国际体系、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决策者个性等多个范畴来进行分析，就更有价值的了。
第二、“有意义的问题”关注的是不同历史现象或进程之间的联系，特别是现象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现象(事件、过程、人物、政策等)的来龙去脉。这种联系既可以是因果关系，也可以是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比如在讨论赫尔辛基会议后的人权史时，如果仅仅描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人权活动家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就没有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来，而如果把这些活动与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联系起来，探究人权议程、跨国非政府组织与冷战终结之间的关联性，则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民族主义思潮与一战之间有何关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如何导致世界秩序的瓦解和二战的爆发、美国领导人的更替(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任总统)是否加剧美苏的猜忌并导致美苏对抗和冷战兴起等都属于这类问题。高明的研究者能在表面看来毫无关联的历史现象之间找到关联性，这需要研究者有很强的洞察力。比如，在探究美西战争根源时，伊利诺伊大学历史系克里斯廷·霍根森教授发现，到19世纪末，由于美国内战时期那代人的逝去和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政治，那个时代的美国政治领导人非常担心阳刚之气丧失和男性主宰地位动摇，这种忧虑深刻地塑造了当时美国社会关于战争与帝国的辩论，刺激了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和征服菲律宾，因此，美西战争和美菲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场为维护男性气概和男权地位的战争。作者独到的性别视角使其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性别焦虑与美西战争联系起来，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背后发现历史的因果关系，实现了学术创新，也深化了对美西战争起源的理解。
第三，“有意义的问题”要超越“常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探究历史现象和过程背后的深层动力，而不简单的史实重建或对历史的经验性解释。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提供历史的细节，当然细节很重要，它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带来愉悦感，但更重要的是揭示深层次的动力———那些在历史过程中长期起作用、会重复出现的因素。任何历史现象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context)下发生的，是诸多因素“碰巧”(contingency)汇聚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具有特殊性，因此现象和细节是不会重复的，没有两种历史现象是完全一样的。重复发生的是深层次的动力和长期起作用的力量，发现和阐释这种力量是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比如，研究一战的起源不能仅仅在经验层面关注军备竞赛、同盟政治(alliance politics)和“七月危机”，还必须探究那个时期在欧洲各国涌动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带来的力量真空和均势体系的变化。在考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时，如果把30年代国际形势的混乱和二战的爆发与那个时期国际权势的转移和国际体系的变迁联系起来，则触及历史演进的深层次动力。
研究生在讨论自己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通常会讲自己要研究某个问题(如政策、战略、事件、危机、战争、条约、人物、团体、制度)，这里的“问题”实际上指的是“题材”(topic)，即研究对象，而不是本文所说的“有意义的问题(question)”。在确定研究对象后，还必须就研究对象提出一个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前人没有回答或回答得不好)来，只有完成了这一步，才可以说论文选题工作完成了。也就是说，题材不等于问题，论文选题是题材和问题的结合，选题工作的关键是就研究对象提出一个或一组有意义的问题来。例如，研究美国联邦初期的教育，如果仅仅选择某个教育家，探讨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或关注教育体制的建立和教科书的编撰，还仅仅是确定了研究对象，这是不够的。如果研究者能透过教育家的活动和教科书的编撰探究教育活动在美国早期的国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特别是培育共和主义和爱国主义中的作用，则提出了有意义的问题。北大历史系一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选题是美国第二政党体制的起源，作者没有简单去描述从第一政党体制到第二政党体制演变的过程和原因，而是探究纽约州的政党政治与全国性政党政治变迁之间的关系，论文要解决的问题是:纽约州的政党组织形式和政党文化如何影响到全国性的政党组建，并进而促进了全国性的第二政党体制的建立?这一有意义的问题为美国早期政党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另一位博士生的论文试图研究20世纪中期的人权问题，这仅仅是确定了论文的研究对象，其选题工作并未完成，因为作者不能单纯地叙述国际关系中的人权议题是如何被提出来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如何产生的，还必须就20世纪中期的人权史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来。这位同学最后确定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权思想在18世纪晚期诞生后沉寂了一个多世纪，而偏偏在20世纪40年代，而不是在之前或之后，又被重新提起，并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甚至建立了国际人权(保障)标准，实现了人权的“国际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联邦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扮演了什么角色?到了这一步，其选题工作才算完成。还有一位博士生，其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应，由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几乎没有关注，作者如果能清晰地梳理美国媒体是如何报道义和团、传教士怎样描述义和团以及美国政府为什么出兵并占领北京等史实，无疑是有学术价值的。但如果作者的研究停留于此，其价值是有限的。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更进一步，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美国舆论、公众和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应与那个时期美国的帝国主义思潮之间是什么关系，反映出美国社会存在着怎样的“帝国文化”(imperial culture)?作者把美国对义和团运动的反应置于19世纪末美利坚帝国兴起与构建的背景中考察，剖析了“帝国文化”的四个方面:美国纯真的自我形象、大国荣誉思想、文明战胜野蛮的话语、家长观念。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极大地提升了该论文的质量。
二、如何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很多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学习中常有提不出问题的苦恼，大量的论文只是通过材料的爬梳和解读，把事件的始末或政策的过程描述清楚了，而未能通过提出和解决问题来提供“洞见”(insight)。那么，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如何能提出有意义的好问题来?史学研究如何才能实现创新?根据笔者个人的经验，可以通过以下四个途径实现这一目标。
第一个途径是了解学术史。通过梳理学术史可以从四个方面找到有意义的问题，实现学术创新:一是发现前人没有关注的新问题;二是对前人研究进行深化;三是对前人研究进行补充;四是挑战前人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
学术的进步和史学流派的演进往往是从发现和研究新问题开始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视野的变化会带动大量新问题和新题材的出现。比如，随着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史的兴起，过去被史家忽视的底层社会的经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历史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和跨国史的兴起导致了大量新题材的涌现: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国际体育、移民和难民、国际人权、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跨国传播等，研究这些新题材和新问题就是重要的学术创新。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意识形态和“人心之争”在冷战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冷战时期的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心理战等题材被学者们发现，考察“文化冷战”成为冷战史研究的新趋向。
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找到前人研究较为薄弱的问题和领域，通过对这些问题和领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实现学术创新。一些老问题由于受档案解密进度的限制和研究者学养的局限，未能得到充分而全面的研究，或者由于新档案的发现和学术视野的变化需要重新审视，这样的问题就可以作为自己的论文选题。比如，冷战起源问题在冷战兴起后不久就有人研究，但那时候没有档案资料，只能依赖公开出版物和当事人的回忆。随着冷战的终结，美苏双方大量档案资料解密，学者们可以使用更加丰富的材料、从更广阔的视野、运用有利的“后见之明”(hindsight)重新研究和阐释这个问题。实际上，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冷战史新研究”的很多成果，如约翰·加迪斯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如迈克尔·霍根对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研究，都是对以前研究的深化。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由于卡特时期外交档案的解密也得到了丰富，学者们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更全面和精细地探究中美两国寻求关系正常化的动因。
另外，还可以对既有的研究进行补充。前人的研究通常是从某个角度对历史现象的考察，很难囊括所有的视角或历史现象的所有侧面，所以不可能穷尽和终结对某个问题的研究，而不过是对该问题的阶段性研究报告，后人可以提供补充性解释。在美国外交史领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美西战争起源的研究。美西战争的起源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得到史学界的持续关注，提出了很多解释: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将美西战争的根源归结为美国的经济扩张和对海外市场的追求;地缘政治学的解释认为美国是为了获取海外军事基地、扩大海权;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把美西战争视为19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的心理焦虑和精神危机刺激的结果;文化的解释则致力于探究美西战争背后的思想根源，包括帝国主义思潮、新“天定命运”论、种族优越感、家长观念和性别焦虑等。而哈佛大学的厄内斯特·梅教授则引入跨国和国际的视野，认为美国之所以发动美西战争，是因为受到欧洲追求海外殖民地、建立帝国的“国际时尚”的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拥有海外殖民地、“教化”弱小国家被认为是大国的标志，成为大国的“标配”，是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票”。当时美国已经崛起为强国，渴望得到欧洲列强的承认，成为大国俱乐部的一员。正是在这种“国际时尚”的影响下，美国决定兼并菲律宾。厄内斯特·梅的这一研究不是要推翻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补充，为美西战争起源的解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前文提到的克里斯廷·霍根森的研究也属于补充性解释。
直接挑战成说，推翻既有研究本身也是重要的学术创新。这方面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美国史学界有趋新求变的传统，一种解释被提出后，少则10年，多则20年就会有学者提出新观点，推翻此前的解释，以至于关于几乎所有美国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都会出现从正统派(orthodox school，得到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最初的解释)到修正派(revisionist school)、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 school)和新综合(new synthesis)的学术史演进模式。大家较为熟悉的是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实际上，关于一战、二战起源的研究都出现了类似的学术史的演进。挑战成说需要研究者去找寻既有解释中内在的逻辑矛盾、论据与论点之间的不一致以及与论点相反或相悖的史实。
第二个途径是现实关怀，即在过去和现实之间建立关联性，以此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看法。历史学家不是古董迷，要关注现实，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可以促使我们在历史中发现新问题，有关当今的知识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我们理解过去。托克维尔撰写《论美国的民主》就是基于作者对法国现实的关切:为什么法国没有像美国那样在革命后迅速建立了稳固的民主制度，而是经历了多次的革命和长期的动荡?于是，他去美国考察，成就了一部经久不衰的名著。保罗·肯尼迪写出名著《大国的兴衰》，并提出“帝国的过度扩张”是历史上大国衰落的根本原因这一命题，无疑与他当时对越战导致美国衰落的关切有关。当前，中国领导人倡导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试图避免让两国关系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和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一战前的英德关系，思考英国和美国之间“霸权转移”的过程。一般来说，对历史的熟悉有助于把握和处理现实问题，了解过去是理解现在的重要途径。这一说法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对当前事务的洞察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重建过去。
第三个途径是培育跨学科的素养。跨学科的知识对我们发现选题，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大有助益。冷战史研究中后修正派的代表人物约翰·加迪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对冷战起源的创造性解释就是一个范例。在此之前，关于冷战起源的解释已经有“正统派”和“修正派”，前者谴责苏联的扩张和意识形态导致美苏无法继续合作，后者指责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为冷战的兴起负责。而在加迪斯看来，关于冷战起源的探究不能局限于道德的谴责，还应该看到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特性对美苏行为的制约和塑造。二战后出现严格的两极体系，在两极体系下，难以摆脱的“安全困境”使美苏两国各自的防御性行为被对方视为进攻和扩张性行为，其结果是相互误解、猜忌和敌视不断加深，进而导致对抗的螺旋式上升，使冷战不可避免。这一解释借助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安全困境”(securitydilemma)，超出了经验和常识的范围，触及到国际社会的本质和国际体系的特性，推进了关于冷战起源的理解。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的取向，大量使用跨学科的方法:运用后殖民研究的概念(如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探究美国干涉第三世界的思想根源、用福柯的理论研究知识生产与西方(对东方的)权力之间的关系、从性别的视角分析美国海外驻军与所在国当地居民的互动、借用“同盟困境”理论考察美韩关系、美日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演变，等等。跨学科的概念和理论非常有助于超越经验层面和常规智慧提出深刻的问题。比如孔飞力的政治学素养帮助他在《叫魂》一书中不是简单地去描述乾隆时期遍及大半个中国的妖术恐惧和各级官员如何在皇帝的严令下追捕“妖人”，而是试图分析和阐释在这一过程中最高统治者和官僚机构的关系(官僚机构如何试图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如何通过常规制度和非常规手段对官僚进行控制)，并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清代的君主制是官僚君主制，即皇帝与官僚的共治，而不是专制君主制。实际上，没有政治学关于如何控制官僚的研究，孔飞力就不可能提出如此深刻的问题，并得出超越前人的结论。
第四个途径是多读深思，要对前人成果进行批判性阅读，而不是轻易认同前人的结论。关于美国革命的起源，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史学界大体上已经有共识，认为是英国的高压政策损害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导致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哈佛大学教授伯纳德·贝林却没有简单地接受这个观点。他通过考察英国议会向殖民地人民征税的税率发现，殖民地人民承受的负担其实远远低于英国本土，殖民地人民享有的自由也超过了英国人的自由。那么，殖民地人民为什么还要造反，追求独立?他利用前人很少使用的革命者的宣传品作为基本史料进一步深入研究，提出了“阴谋假说”，认为革命者反抗英国主要不是因为英国的政策真的严重损害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而是由于革命者认为英国有一个阴谋，这个阴谋一旦实施，殖民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就会被剥夺殆尽。也就是说，主要是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而不是现实的损害促使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这就是批判性的阅读。批判性阅读的另一种方式是探究既有结论与经验事实是否一致。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在科学史上，既有范式的危机是因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该范式无法解释的现象和证据，需要新的范式对这些新的现象和证据做出解释。史学研究也与此类似，如果在学习和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与既有结论不一致的史实或现象，就说明既有的解释出了问题，需要有新的解释。陈兼教授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研究就是这种批判性阅读的范例。关于中国1950年10月出兵朝鲜的传统解释认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出兵是中国领导人面对美军逼近鸭绿江威胁中国国家安全而做出的被动反应。但陈兼教授发现，实际上在美军仁川登陆之前中国就已经决定要派兵入朝，同时毛泽东还多次谈到要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达到多重目标:保持中国革命的内在动力，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改造中国国家与社会、巩固新政权，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声望与影响。这些与既有解释相悖的史实使他在传统解释之外提出新的解释:中国出兵朝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选择，而非对美国威胁的被动反应。这一解释为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出兵朝鲜的根源提供了新的视角，引起较大的反响。
三、硕、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原则
首先，选题大小要适中，不能太大。选题太大，在有限的时间(博士学习年限一般为3—4年)无法完成，太小则学术价值又不易挖掘出来。当然，选题的大小是相对的，这与学术潮流和学术观念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其次，选题不能过难，自己要能驾驭。“过难”是指涉及太多理论问题和知识领域，超出研究生的思维能力。研究生的学养毕竟有限，不能把资深学者才能驾驭的问题让研究生来研究。再次，要“以小见大”，即题材要小一点，资料搜集比较容易，在有限的时间可以完成;同时又要有宏大的视野，从小问题中阐发出大的意义来，把小问题和更宏大的历史进程和更有意义的大问题联系起来。最后，选题要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进行后续研究的可能性。学术研究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很多博士生毕业后还会继续学术研究，选择一个有拓展空间的选题无疑更有利于作者长远的学术发展。
历史研究既离不开精湛的技艺，又需要深厚的学养。技艺包括叙事的技巧、文字表达的能力和史料考辨的功夫，而学养则涉及到各种理论修养、跨学科知识、思维能力、眼光和见识。“提问”的能力主要依赖于学养，学养越深厚，越能在别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于常见的史料中发现新意义，对老问题提出新解释，从而写出优秀的史学论文来。
本文为作者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国际关系史研究生论坛的讲座稿。原文收录于徐蓝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第1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