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是对事实经验的概括，也是分析解决问题的工具。概念构建是知识生产活动。知识生产者能否生产概念，生产什么概念，怎样生产概念，受问题的牵引，也是思维活动的产物。“规定即否定”的思维命题，反映了概念构建的主体性；“共在中此在”的思维命题，反映了概念构建的共享性。

概念构建是人作为认识主体独立思考的产物。人的主体性是在对事物进行自我规定性认识中形成的。主体性的确立有一个由客体到主体的转变过程。中国作为社会科学的后起者，在相当长时间，生产概念是难以想象的奢望。“言必称希腊”，不言自明。根本原因是缺乏主体性。从个人经历看，改革开放前的学习主要是“背语录”，作为客体被“语录”所规定，尚无主体意识。改革开放初期，学习英语的教材是“follow me”（跟我学）。我属于“学”的客体，被所学的“我”所规定。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化实践，中国人开始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命题。政治家愈来愈多的通过创造概念引领社会，成为概念构建的重要主体，如“新质生产力”。社会科学除了对外来的和领导人的概念进行阐释以外，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看法、说法、提法，并形成了一些原创性概念。

从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概念构建的历程看，在思维活动方面表现为突出的“规定即否定”的特点。“规定即否定”是哲学家斯宾诺莎提出的重要思维命题，指当我们规定一种事物的特质的同时是对其他事物的否定。确定“A”的同时意味着不是“B”。“规定即否定”是一种主体性的确立，是基于认识主体的规定。

“规定即否定”作为一种主体性的思维活动有一个从感觉、直觉到自觉的过程。在中国，社会主义由一种理念变为现实，人们最初只是通过感觉触摸到社会主义，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后来社会主义实践与理想有差距，人们以否定性的直觉，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有了独立自主的自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自我规定的同时，便是对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否定。

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直觉性的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当时还不是否定式。20多年后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主体的自觉，以中国式现代化否定西方式现代化，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否定西方式民主。

“规定即否定”的概念构建与思维活动的主体性确立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认识主体的确立，就无法发现事物的内在特质，通过概念加以规定。没有概念构建，人的思维活动的主体性也难以表现出来。人的主体性正是通过标识性概念加以表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界和学界提出许多标识性概念，反映了人的主体性的活跃，进入“主体性觉醒”的年代。

“规定即否定”反映了人的主体性，但也会出现各个主体的不兼容性。“规定即否定”的思维本身便存在排他性。为了规定必须否定。“A”不是“B”，“A”只是“A”。但“A”与“B”是否有共同属性呢？如果仅仅限于各自的主体性，人们便会处于认识“孤岛”之中，造成“主体性孤独”。

为了将认识“孤岛”联结起来，需要超越“规定即否定”的思维，通过“共在中此在”的思维，构建具有共享性的概念。

“共在”与“此在”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指他人与我存在于同一世界。“此在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同时就是相互共存，更确切的说：‘共在’。”“A”不是“B”，但“A”与“B”同在一个世界，并通过一定关系相联结。我们借用这一命题，目的是通过构建具有共享性的概念，解决认识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

概念的功能具有多重性。一是解释，先有实后有名，是对事实和经验的概括。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康德）。二是分析，先有名后有实，是对事实和经验的引导，是独立于事实和经验之上的知识(康德），具有理想类型（韦伯）或理念性。“规定即否定”的命题主要是基于事实和经验，通过事实和经验获得对事物的规定和特殊性。“共在中此在”的命题主要是基于独立于事实和经验之上的知识，通过这一知识获得事物的共在和普遍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提出了中国特色、中国式等一系列具有中国性的概念和命题，确立中国的主体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我国还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在于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是相互依赖的世界历史。全球化加速了不同国家的相互联系，又强化了不同国家的主体性和差异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事实，更是一种愿景，通过这理想类型的概念引导国际社会的构建紧密关系而不是紧张关系。

通过“共在中此在”的命题，可以搭建一个以顶层概念为统领的概念体系。基本前提：

概念是知识的基本单元。若干知识单元构成知识系统。任何知识系统都是有边界的和相对独立的。如社会科学可以分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和内容，构成独立的知识单元系统。人们正是通过一个个有限的知识单元系统认识世界。

以顶层概念为统领的概念体系，指在特定的知识系统中的概念分为三个层次，并各有其功能：

顶层概念是一定的概念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概念，是抽象程度最高的关系性概念，具有一般性、共识性、普遍性、包容性。它来自于问题、议题、价值的普遍性，属于从各种“此在”中抽象出来的“共在”。如在有关现代化的知识系统中，现代化是一个顶层概念。顶层概念的特点是关系性。通过这一概念将“A”和“B”联结起来。如商品体现交换关系。物品是各个实体，但不等于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属于商品。“A”和“B”的“此在”因为交换而“共在”。

中层概念是在顶层概念之下由事物实体产生的实体性概念，具有个别性、价值性、特殊性、排他性。“规定即否定”。“A”不是“B”。如现代化的中国式、西方式。它来自于解决普遍性问题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具有普遍性，加以“社会主义”的限定词而获得特殊性。

底层概念是由事物的底层逻辑产生的机制性概念，它是在分析个别性、价值性、特殊性、排他性如何产生的机理过程中产生的概念，主要探讨因果关系。如现代化的中国式、西方式是如何形成的？人们会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研究。

以顶层概念为统领的概念体系是基于问题研究的需要人为构建的，主要用于分析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机制。目标是使不同历史、文化和经验背景的人能够相互理解并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从而形成一个有明确含义和边界的知识共同体。

顶层概念体系是知识之桥，它有助于将受限于各自经验和知识“孤岛”上的人们联结为一个具有共识性的知识共同体。通过这一概念体系，将具体的特殊的事实和经验带入到抽象的普遍性的知识体系中，改变“主体性孤独”。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政治学部部长，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