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讨论，大多为两种弊病所困：一为局限于“形而下者”，二为局限于“中国人”自身。因为有这两种弊病的困扰，所以百年来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战，近年来关于继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种种举措，都始终不能开拓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境，赋予中国文化以新的创造力，以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不能享有与中国国力相适应的地位。
所谓局限于“形而下者”，是指总是从技术及工具理性层面看待中国文化，而不能或不愿从“形而上者”的高度论及中国文化，从而造成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或“道学”传统的没落。此种局限有多种表现：其一，消解中国文化中的“天性”、“天意”、“天命”之维，把中国文化界定为纯然的世俗性、功利性文化，从而使其失去“形而上学”的维度，失去神圣的超越性，因而也失去了提振世道人心、提升生命境界的功能；其二，对中国文化中的“道”进行生硬的解释，用所谓“本源”、“规律”、“本体”等概念等消解掉“道”的源发意义，使“道”平板化、现成化地沦为中国哲学的“逻辑范畴”之一，因而使得“体道”、“修道”、“悟道”、“成道”、“卫道”等完全退出了中国人的生活实践；其三，传统的“性善论”湮没不彰，“人性恶”的哲学反而大行其道，于是在“义”、“利”之间，几乎皆以“利”为第一选择，导致全社会几陷入“义”的沦丧之中。
所谓局限于“中国人”自身者，是指总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而不会从普遍的“人”和“世界”的角度探讨问题。此种局限亦有多种表现：其一，总是强调中国的“特色”，而忽视中国之作为天下国家的“共性”，总是强调中国人的“殊相”，而忽视中国人之所以为“人”的“共相”；其二，很少从事“世界史”、“人类史”的研究和写作，很少探讨“人类”的问题，因为现代中国思想认为“人类”是抽象的，“中国人”才是具体的；其三，作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民族，却没有担负起“世界历史”的自觉，总以为自己承担了最大的历史苦难，因而总是以“幽怨”的心态叙述历史，以“崛起者”的姿态谈论现实。
要克服上述两种“弊病”或“局限性”，就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重建中国文化的“形上之维”；二是重建中国文化的“天下之维”。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重建中国文化的“形上之维”，就是要重建中国文化之“道”。而要重建中国文化之“道”，首先须恢复“道”的概念的合法性，以“道”作为学术和思想建构的基础，即不仅以“道”来解释世界、万物、生命和历史，而且以“道”作为政治批评、历史解释和社会批判的根据。为此，必须重建中国的“形而上学”。“形而上者谓之道”，重建中国的“形而上学”亦即重建中国之“道学”，此“道学”之精神须一方面深深地植根于现实生活，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趣入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方东美先生语）。
如何重建“道学”？如果只是以各种近现代哲学对传统思想进行花样翻新的“诠释”，那还不能称之为重建“道学”。从本质上说，重建“道学”意味着让“道”重新成为中国思想的核心，让“道”以“究际通变”（司马迁语）的方式重新进入我们的生活。为此，就须重建“天人之学”和“古今之学”，因为“道”之进展即为“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
重建“天人之学”，就是要推翻近代以来在“天”和“人”之间高高耸立的隔离墙，重新恢复“天”和“人”的自由通达关系，从而使中国人的生命重新获得“天”的“护佑”。重建“古今之学”，就是要打通现代性在“古”和“今”之间构建的壁垒，重新恢复“古”和“今”之间的一气贯通，“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老子语）。而要重建“天人之学”和“古今之学”，就须建立“新经学”，重新疏解儒道经典，充分开显中华经典之哲理新境，在此基础上开展经典教育，在斯文之命的传承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非此，则充其量只有各种以古代文献为材料的“学术研究”或“国故整理”，而无真正“人文化成”之“文化”也。
但是，仅有“形上之维”还难以实现中国文化之复兴，还须重建中国文化的“天下之维”。重建中国文化的“天下之维”，就是通过重建“道学”而重新开辟出一条“天下大化”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使“中国人”重新生成为普遍意义上的“天下之人”。在今日世界危机的处境之中，中国要重新“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就要发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承受天命，担当天下，使中国文化重新走向“无远弗届的天下之道”。
为此，必须反对那种仅仅把中国文化当作一种狭隘的地方性知识的偏见。实际上，中国先哲从不单为“鲁国人”、“晋国人”、“秦国人”乃至“汉朝人”、“宋朝人”等“立言”，而是为“天下之人”“立言”，为“天下大治”而治学，从老子、孔子以来皆是如此。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一向被视为中华文化精神的代表，但这绝不是民族主义的宣示，反而是“天下主义”的精神原则。如果仅仅是为“中国人”“立言”，为“中国人”的利益服务，又如何能令世界万国信服？又如何能令天下人信服？当代中国学者，不能仅仅满足于说“中国人如何如何”，还必须以更大的努力去揭示“世人之所同然”。“中国人”之特性固不应忽视，然而作为学者，首先还是应该透彻认识“人”的共同本质，激发出“人之所同然者”。
此外，所谓“天下之维”还意味着打开文化上的中、外之“隔”，从而在“中国人”和“外邦人”之间建立起相摩相荡、氤氲化醇、“其言曲而中”的对话境界（张祥龙语）。要开启中华的“旧邦新命”，我们就必须以天下之文化为中华之文化，以万国之经典为中华之经典，以寰球之智慧为中华之智慧，让中国成为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这当然不是让我们不加选择地接受各种“现成的”文化，而是让我们以“恒道”的大智慧去通达世间的各种“道”。
“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所主张的，不仅是高蹈的思想创举，而且是具体而微的政治、伦理、教化和艺术活动，是日常生活的操劳和持守。我们所谓的“道”，不仅是哲学思辨，而且是“行道”、“修道”、“悟道”、“弘道”、“卫道”甚至是“殉道”的实践活动。顺天而动，行道天下，当天地之间的所有事物、所有人民皆能沐浴“道”的光辉之日，就是中华文化理想的真正实现之时。
李广良，陕西省礼泉县人，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通英语、日语、梵语、巴利语和藏语等，主要著作有《心识的力量——太虚唯识学思想研究》、《佛法与自由》等。
原载于《团结》2020年第2期
